第章陛下你可不能学杨广

    这商人平时跑浙江到福建路线,因为福建田少,缺粮,经常把这边的粮卖到福建。

    现在三十万石粮只要七折,当然高兴啊。

    他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些人偷朝廷的,等扬州火烧粮仓的事发生,才知道是大事不妙。

    但商人钱都赚了,粮也卖掉了,自然也不敢吭声,反正有官员在前面顶着。

    此事参与人极多,还有大量脚力,车夫,共分五个晚上,搬了五次才搬空。

    整个运粮时间用了两个月,每隔一段时间来搬一次。

    每人每晚得到二贯钱。

    因为参与的人多,导致事后想来举报的人很多,但朝廷只奖励了第一个来的船员。

    这船员得到五百贯外,另按粮价一半,奖励了二十万贯,奖励当天,朝廷组织马车上街,让其站在马车上,马车后面拉着二十万贯钱和会子,一路游街,给整个扬州看看,沿途还敲锣打鼓,震惊扬州城,接着又陆续去了各县,全部游街一边。

    这船员也相当郁闷,但没办地,朝廷要求的,而且允许他蒙着脸,所以他也不是很怕,就是事后,要赶紧带着钱跑路。

    另六户人家中有五户陆续被抓,其中有户人家很聪明,也没和其他人说自己去哪,带着家人远走高飞,分到了一万贯钱,朝廷一直没有抓到他。

    事后朝廷支出四十万贯,船员二十万贯,钱保山二十万贯,但一点也没损失,还有血赚。

    虽然卖出的粮食是找不回来,但相关官员常文才等被满门抄斩,查没家产,朝廷大概在这些人身上回血几万贯。

    然后是负责收粮的商人家,被满门抄斩,只有举报他的亲戚船员活下来。

    他当时极不服气,但全勇问他,为什么你知道是朝廷被偷粮,不第一时间举报?如果是你举报,就是你立功,商人无言以对。

    朝廷在这商人家里查抄得到十数条大船,田产,豪宅等,约值五十万贯。

    这样就回血了五十多万贯,还赚了十几多万贯。

    参与的部份重要人员都是被全家砍了,钱保山因举报有功,还官升一级,从原本户房主事的吏员,晋升当地县尉,从吏变成了官。

    但他还是在广陵县当官,当地官场的人相当鄙视他。

    先贪默,接着举报亲戚和上官,一下暴富不说,还当了官。

    但钱保山洋洋得意,那又如何,老子现在有钱又是官。

    这件事让大宋天下官员都知道一个道理,以后千万不要犯错,如果犯了错,记得第一时间举报,做第一个举报的,肯定血赚。

    另有参与运粮的大量脚力和马夫,每人收到的钱全退了出来,仗责十下,算是轻饶。

    扬州案破了没多久,官方消息还没传到广东,广州粮仓案就有人主动举报了。

    朝廷又是杀了一批相关人员。

    这两件案子这么一破,大宋上下估计以后没人敢这么干了。

    要么有通天的本事,一个人卖粮,凡带上两个人干这事,都得担心对方反手一个举报。

    朝廷在这件事后,六户百姓中有一户一直没抓到,赵与芮这时开始准备身份牌的推广,以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必须要到两地衙门都报备,凭路引才行。

    现阶段做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管控人员还是必须的。

    全勇对钱保山也极为不满,此人先贪后举报,连亲人也没放过,但升官发财,简直不配为人。

    皇帝赵与芮好声劝他:“就得这样,让所有人看到人心的险恶,让其他想人贪的人不敢去试人心,老朱仅靠杀人是治不了贪的。”

    “必须要挑动百姓斗百姓,让他们自相残杀,没有什么贪污是治不住的。”

    全勇不知道老朱是谁,但皇帝说的话,肯定有道理,这以后大宋可就看不到有什么粮仓被烧和被盗的事,没人敢再试了。

    当然,这次全勇在外面呆了大半年,也查出很多问题。

    比如损耗,还有以旧代新。

    像明朝时,各地官粮运到京师的都是名正言顺的损耗,“因人为和霉变,运输自用等都算”,故当时地方官员持盖有印章的空白帐本到京师再据实数填写帐目,老朱认为先印而后书是欺君罔上,这就是明朝有名的空印案,老朱一怒之下,前后杀了上万官员,几乎把明初的官员杀空了。

    但这么杀也是没用,明朝后期运粮,还没出京师就少了一大半,路上损耗更是打底以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计。

    所以说这历代皇朝大小官员干这种事很得心应手的。

    现在大宋朝运粮当然也有损耗。

    朝廷有时拨粮,假设从临安拔到温州,运粮二十万石,以三十条船计,每船按大小分派船员脚力。

    通常每人每天是一百文钱,加两斤粮。

    然后路程有顺风逆风,临安到温州最慢以十五天计。

    这个损耗原本是固定的。

    你有一百个船员,每天消耗多少粮,都是固定的。

    而且每次出发前,朝廷会给每条船给予部份肉菜,都是固定的消耗。

    但就这样,有地方弄出了霉变,意外落水等各种事故。

    然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必须是最慢的天数。

    比如临安到温州实际可能开了五天就到了,他非得按最慢的开到十五天。

    于是在元贞元年十二月,朝廷又出新政,进行了改制。

    假设从临安到温州,以后运粮二十万石,离岸是二十万,到岸也是二十万石,一石都不能少,霉变,落水,都是运输人员的问题,运输承包给民间商人。

    朝廷运上船前,承包商人也在现场查验,做好防水和防霉工作,除非翻船,肯定不会落水。

    承包商有把握就接,没把握就不接。

    朝廷每万石按路程,给三百贯到七百贯不同的工钱。

    此时按粮价,七百贯也就五百多石,相当于损耗百分之五最高。

    即朝廷给商人钱,商人帮忙运,运不好是赔钱的。

    但运的好,可以赚钱。

    宋朝最大的运粮船可以装万石,是北宋神宗时期出来的第一艘‘万石船’,之后到南宋和元朝,基本最高是八千九千石,低的是一两千石。

    宁波“天一阁”藏书《海道经》记载,元朝“延以来,合造海船,大者八九千石粮,小者二千石。”

    但这类大船毕竟少,赵与芮的大宋在内江上主要还是以一两千石为主,海上可以达到三千石甚至五千石。

    后期明朝主要是五百到一千石,但明朝的一石比宋朝要重,清朝时运粮多用平底沙船或浙江蛋船、三不象船,大的可载粮二、三千石。

    各朝粮船大小各有不同,但都会计算损耗。

    现在赵与芮不这么干,老子不给你算损耗,给你运二十万石出京,到了地方还得是二十万石。

    这样商人们就要计算能不能赚钱,会不会亏本,才决定可不可以干。

    商人们用两千石船运一下,大概只需要十五个船员,一万石即六十个船员。

    五天内的路是三百贯。

    每个船员每天一百文,五天支出才三十贯。加上伙食费约四十贯。

    然后重头是脚力费,这六十个船员搬货下货,一万石平均每人要搬两趟,三百多袋,按大宋现在收费,每袋是十文钱,加上装填辛苦费,大概要支出一百二十贯。

    商人整个付出约一百六十贯,每运一万石粮,能赚一百多贯。

    所以有些商人就可以考虑干这种事。

    另外在超过一个月的行程中,朝廷还会和商人另外商量补贴,总之赵与芮这边的损耗保证,不管有多远,都在百分之十以下。

    他们的海船现在运到海叁威那边,绕过高丽行程超两个月,运二十万石粮,付出的费用都不会超过两万石粮价,并且只支付钱银,到了海叁威还是二十万石粮。

    而且这样承包之后,商人也有监督作用。

    商人在临安接粮二十万石,是要签字画押的,你要像明朝一样,刚从仓库出来,到码头就变成十万石了,商人们不接啊。

    这种运到其他地方,是要被砍头的,少了十万石,还不查抄他满门。

    漕运在历朝都是官办,赵与芮在进入元贞二年时,改为民间承包运输,朝廷省心省钱,又省粮。

    同时,为保障商人利益,保证让他们能安心干这行,朝廷从商人中选出愿意专门经营这行的,和他们签定合同。

    十年起签,上不设限,你家要是愿意,一百年干这个都行。

    只要你不通敌判国,不造反作乱,朝廷不能随意更改商人。

    这样有商人就愿意买五十条船,或三十条船专门干这件事。

    别说一百年,起码赵与芮在位几十年,你们家可以一直干下去。

    不然有人买了十条船,才干一两年,朝廷把你换了,那就损失惨重,船卖出去就得折价。

    这些为朝廷专门做事的商人,后面就被封为皇商,朝廷会给予各种优待,各种照顾,以鼓励商人们主动帮朝廷做事。

    朝廷种种条例出来之后,愿意承包的商人非常之多,还得报名争取。

    其实运一万石才赚一百多贯,利润相当之低,能运一万石粮的船运其他货物,赚的可远远不止一百多贯,这种活大多数海商都不会干。() ()

    但因为帮朝廷运粮有各种其他优待,朝廷还承诺可以承接其他工程,包括一些非军事建筑工程,都开始向商人们承包,还有朝廷特卖的商品也向商人们开放,这么多优待之下,为朝廷运粮成为一件美差事,哪怕这件事上贴钱,其他方面也能赚回来。

    进入元贞二年,赵与芮召集工部官员,考虑黄河治理的事。

    黄河的治理在历史上都是一大问题,南宋历史上是真没办法,那会经常打仗,蒙金宋不亦乐乎,谁都没功夫管到黄河。

    靠近黄河的两淮流域,原本是宋朝粮田最多最好的地区之一,结果因黄河没什么治理,到处都是问题,损失了大量的优质粮田。

    元贞二年新年过完没多久,工部尚书徐元带着一群工部官员来到选德殿。

    这些官员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观察黄河,寻找治理方向和手段,也做了很多功课,今天正式向皇帝来汇报。

    工部官员陈戴向皇帝汇报,黄河治理从春秋战国开始以巩堤为主,而在之前,都是以疏导为主,到汉朝时,黄河缺堤很多,主要原因是当时主河道的发育和治理不当产生的。

    汉武帝元当三年,黄河在瓠子口决堤,洪水遍及十六郡,武帝派了十万民工去堵,没有成功,洪水泛滥了二十多年。

    一直到元封二年,过了二十多年后,汉武帝不服,下定决心再次搞定他。

    这次他动员了数万军队去干这事,还亲自到现场,又令所有官员和军将也身先士卒,咦,这次终于搞定了。

    赵与芮听到这里,不由笑了。

    国人都是如此,干什么事,都得领导先上才行是吧?

    汉武帝第一次只派了几个官员,带着十万民夫上阵,耗费无算,结果无功。

    第二次派了大量官员,让官员先上,居然成了。

    他立刻打断陈戴:“汉武帝这招可以学下。”

    “凡治理黄河,相关官员,当地官员全得上,治理不好,都不要回家。”

    “治理的好,就算功绩。”

    工部众官员苦笑,但不得不认为,皇帝这招,或许有用。

    陈戴接着又道,后面到东汉永平十二年,朝廷派王景治理黄河,这人非常擅长水利,这次发卒几十万,这个卒可能也是当兵的意思,也可能是百姓的意思,但根据汉武帝的经验,搞不好动员的还是当兵的。

    这次干的挺好的,他们先修系统的黄河大堤,又弄了新河道,还整治了汴渠渠道,新建了汴渠水门。使“河汴分流”,收到防洪、航运和稳定河道的效益。新河自今濮阳市与故道分离,经范县、东阿、滨海,至利津入海。这条河道一直维持到北宋仁宗景佑元年,近千年无重大改道。

    这次修理维持了上千年,可见古人的智慧和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只要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就行。

    但进入他们大宋之后运气就不好了,宋朝是黄河灾害大发生的年代,远远超过前朝。

    当时由于京师开封就在黄河下流,北宋其实也挺重视的,但重视也没有用,黄河灾害发生太多。

    北宋庆历八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改道北流,经内黄、大名、静海,至天津入海,称“北流”。嘉佑七年,黄河又在大名第五埽决口。

    大宋朝被弄的焦头烂额,到处修补,再后期到北宋灭亡,这事就不好干了。

    金国和南宋都顾不到黄河,到金国灭亡时,这么多年时间,黄河下游长期没有一条固定的河道。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经常一发大水,河道就变了。

    这之后一直要到元顺帝时期,元朝才开始整治黄河,这已经又是一百多年后的事了。

    按陈戴所说,两宋治理黄河都集中在北宋,主要有三次,但全部失败了。

    这三位皇帝分别是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三位皇帝都想干一件事,就是让黄河改道,然后全部失败。

    干的最差的就是宋神宗,但这个锅吧,要让王安石来背,因为是王安石主持的。

    赵与芮听到这里,马上打断陈戴:“王安石懂水利建设?”

    众工部官员面面相觑,也不敢说什么。

    皇帝常说,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王安石你懂个齐八毛水利。

    王安石弄了个曹村缺堤出来,后果相当严重,不仅让曹村溃堤,还淹没了大约三千万亩的良田,使得曾经非常繁荣的淮河地区瞬间就变成了“死城”。

    赵与芮听的都要跳起来。

    他到处查没粮田,想抄没三千万亩田有多难?王安石大神随便一下就淹了三千万亩。

    但后面宋哲宗表示我不服,我肯定干的好,比前面的皇帝都英明。

    结果又是失败。

    后世还有学者说北宋之所以灭亡,治理黄河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治理不力,让附近大片区域,受到沉重的灾难,使很多百姓也流离失所,严重消弱了北宋的国力。

    说到这里,陈戴等有几个官员小心翼翼看了眼赵与芮,大概他们的意思是,现在大宋国势相当好,陛下你要不要再等等?陛下你可不能学杨广?

    皇帝赵与芮和杨广似的,似乎想在位期间把所有的大事情干完,这才刚和蒙古议和,就要治理黄河,大伙还是挺担心的,一旦和宋神宗一样来个神操作,几千万亩田被淹没,那就是搞笑了。

    当然,两宋干的烂事不止这些,“建炎二年,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乃决黄河入清河以沮敌,自是河流不复矣。”

    杜充这混蛋也是要载入史册的,不过那时赵构刚刚建立南宋,这锅要南宋来背。

    赵构刚登基没多久,金兵来了,东守留守杜充看了看当地地图,脑子里不由自主想像着在黄河河道上扒开一个口子,然后就看到很多很多的金兵都被河水冲走了,没冲走的在泥泞地里也都走不动了。

    我曹,我太聪明了,杜充说干就干,没什么犹豫,立刻让人把黄河决堤了。决堤的地方是今滑县李固渡。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金兵一个没冲走,大宋子民被冲走无数,大宋粮田被淹没无数。

    杜充这次缺堤,是历史上扒开黄河,造成损失最严重的大事件,比神宗和王安石淹了三千万良田影响还大。

    他造成黄河意义上的改道南流,一直到七百多年后,清咸丰年间才改回来。

    而这七百多年里,黄淮流域饱受水患,河道漂忽不定,年年变来变去,百姓和各王朝身受其苦。

    这么多黄河治理的事听完后,赵与芮也有点小慌了。

    他毕竟不是水利专家,陈戴的意思这事也不能急,更不能瞎搞。

    你要是学神宗、哲宗,搞不好还得出大事。

    他想了想后,便问群臣:“朕把你们都召来,也是有询策之意,你们都可以发表意见,谈谈自己的想法,诸位都是大宋最好水利专家,畅所欲言,朕绝不怪罪――”

    大臣们相互看了看,有些人都不认识对方。

    今天这里聚集了南宋此时最好的水利专家。

    最出名的有治水名臣汪纲和吴潜,还有南宋水利专家许克昌的孙子许世琦。

    许克昌当年在后世上海亭林镇东北处建成运港大堰,这一水利工程史称“捍海塘堰十八堰之一”。挡住海水倒灌,保护农田耕作,抗涝抗咸,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促进当时经济繁荣产生很大作用。

    汪纲这会也四十多岁了,历任桂阳、弋阳、兰溪等多地主官,嘉定十四年知绍兴府,在绍兴时,他发现西兴运河大面积淤塞,严重影响漕运和民间水上交通。汪纲禀报朝廷,请求疏浚西兴运河,前后只用了一万多贯钱,此次疏浚工程共疏导西兴运河水路多里,使“河流通济,舟楫无阻,人皆便之”。同时,他主持在钱塘江南岸江口建起水闸,使淤泥不能进堤,西兴运河水不轻易流失,保障了漕渠的畅通。

    后因为台风影响民田,他又重修海塘,抵御风浪,为当地水利建设立下大功。

    赵与芮掌权后,全国大部份县府主官都被换了,当时汪纲是少有没换的几个,并于前年进京为工部侍郎,专门负责水利之事。

    吴潜比汪纲还厉害,他在赵与芮手上先通判嘉兴府,去年知庆元府,这是皇帝赵与芮起家的地方,吴潜在庆元府非常重视水利,特别看到定海县赵与芮呆过的地方水利设施完善,他也专门调查研究了当地的水利,并认为水利非常影响农业。

    吴潜算是两宋最著名的水利专家,不但非常重视水利建设,而且有多项水利发明,其中他建发明的全城统一的“水则”标识――建立“水则亭”,亭中立水则碑,碑上镌刻“平”字水位警戒线,作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然后推算了关闸闭水的标准线等,都是水利技术的重要发明。

    可以说赵与芮这个时代也是相当好的,因为两宋最出名的水利专家有一大半在他这个时代。

    特别吴潜更是专家中的专家,绝对的水利人才。

    见赵与芮开口之后,四周先沉默了片刻,大伙都在看来看去,估计在看谁先开口。

    片刻之后,还是吴潜先开口。

    “陛下只打算先治理黄河,还是其他水道?”

    赵与芮则反问:“你们别问朕,就站在你们自己立场,该如何做?”

    “你们把你们自己当皇帝。”

    “。。。”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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