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一,苏轼的二伯苏涣卒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市)路提点刑狱任上,年六十二。

    苏轼写下了《祭伯父提刑文》,回想起去年在京师的挥别相送,如同昨日。

    苏辙作的《伯父墓表》中介绍,伯父名苏涣。最初取字公群,后来又取字文父。年少时很聪明有悟性。和他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上了岁数的有德行的人。天圣元年,才参加乡试。第二年中举,被任命为凤翔府宝鸡县主簿。不久,调任凤州司法。王蒙正担任凤州知州,因为与章献太后是亲家,就仗势欺人,骄傲蛮横。王蒙正知道苏公贤能,屈心下意,礼待伯父,把郡中事务托付给苏公打理。伯父虽然因为职务关系侍奉他,但是鄙视他的为人。王蒙正曾经向朝廷举荐他,又给当权要官写信,说苏公可以被任用。苏公告诉郡中驻京办事机构的官吏,压下王蒙正的奏章并把王蒙正写给权要的私人信件藏起来。不久,王蒙正失势落马,当时的士人因此称赞苏公。

    后来伯父被选任为祥符知县,乡里从事抄写工作的吏员张宗长久以来作奸犯科、以权谋私。害怕苏公,借口有病,过了一百天就辞职了,又引荐他的儿子代替自己。苏公说:“按照法律,抄写人员应该任用三等人,你是第二等,不行。”张宗向来侍奉权贵,就向州府申诉,州府发函给祥符县,苏公把张宗打了一顿棍子。不久有地位的宦官来到州府,传达皇帝的旨意,让张宗担任书手,苏公根据法律不接受诏命。

    又有一个宦官来到说:“即使不合法,也一定要给予他这个职位。”苏公对府尹李珣说:“一个平民百姓就能如此扰乱法律,府中也不能办成什么事了,你为什么不用县里不同意的原因来争辩呢。”李珣听了苏公的话很惭愧,第二天入朝上奏此事,皇上说很好,派内侍查究此事。

    因为张宗贿赂了温成等人求情,就不再深究这件事。打了假传诏命的宦官一顿棍子,将之贬斥。整个府中都很震动。孝肃公包拯见到苏公,赞叹道:“你凭借着一个县令的身份能够这样,比那些言事官强太多了!”后来,苏涣被朝廷升任利州路提点刑狱。

    九月初九,苏轼没有参加凤翔府的府会,独自到普门寺僧阁闲逛。

    苏东坡刚入官场时,并不叫苏东坡。他本名苏轼,另外还有一个雅号,叫作苏贤良。

    不过,苏轼的这次闲逛,却做了诗。俗话说,“诗言志”,他把自己的心思都定格在自己的诗中了,更是把自己初涉仕途的不快情绪都化成了对胞弟苏辙的思念之情了。

    九月二十,凤翔当地已降小雪。太守让苏轼兼任府学教授,职责就是“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

    雪天闲来无事,衙廨里有寒冷无比,令年轻气盛、活力四射的苏轼只觉得府衙的屋庐冷僻幽深,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不免在这种场合回忆起昔日在出蜀的江船上,父子三人写的诗把诗箧都放满了,又想到在郑州西门与弟弟分别时,两人都已泪湿衣襟。还有少年时,在家从事父亲学习《易经》于东窗下,车马敲门都不应的温馨。

    而如今,腹中藏着万卷书,却在这里不被重用,还处处要被各种俗务劳烦,真是令人泪奔啊!

    这年冬初,与李彭年一同送崔岐归二曲时口占一诗。

    二曲即长安附近的韦曲、杜曲,曲,就是曲折貌。韦曲、杜曲与王曲一样皆近山。曲,应为周围之山或水流曲折迂回的样子。

    唐有韦曲镇,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因诸韦聚居得名。以东五里即今长安城区东少陵原东南端,有杜曲,为诸杜世居之地。合称韦杜。当今的韦曲镇是西安的后花园,长安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全西安最集中的教育资源。如今已在逐渐承接小寨商圈部分客流,成为西安南郊又一大综合性商圈。

    李痒,字彭年。京兆万年(唐时长安城朱雀大街以东为万年县)人,官至水部员外郎。这个人极有才但多病,并因此仕途受挫,所以心中常有慷慨之感。

    据后来苏轼回忆,想当年苏轼就是把这一首口占的诗作寄给李彭年,李彭年读到诗中“为问南溪李夫子,壮心应未逐流年”后竟嚎啕大哭。

    这年冬,苏轼生了场病。据我臆测,苏轼本为川人,一旦到了位于黄土高原的凤翔府,水土未免不服,加之仕途及心志的不甚畅达,一入冬也就病倒了。这场病的病因虽未有记载,但这场病也给苏轼的身体状况打了预防针。因为以后的岁月,苏轼还要为漂泊各地做好体能上的准备。

    一日,正在养病的苏轼突然闻知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掌州府助理军政,从八品。() ()

    但是,苏辙却以老父身旁无子服侍为由,禀明圣上不赴任,被朝廷批准。本来苏辙早就拟任商州推官,但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不肯批准,故任命迟迟未下。到了今年秋天,任命方下来,这时候苏轼已经外任凤翔府,老父在京畿为朝廷编撰礼书,身旁无人照料,所以只有委屈一下苏辙了。

    病中的苏轼想到这一切,心中不免对弟弟的遭遇怜之痛之,想到弟弟自考中功名之后,曾在殿试的策问中因敢于尽言时政得失,被举为直言。当时司马光给苏辙评为第三等,但范景仁以为苏辙的言辞对朝廷不敬,要把苏辙刷下来。仁宗说,我们本来是以直言招人的,总不能因为士子的直言而弃之吧,若是那样天下人该如何看我们。宰相不知所措,只好将苏辙除为商州推官。然就是这一任命,也被王安石压了下来。

    弟弟苏辙一心报国的宏愿此时也已经消磨殆尽,哥哥苏轼的仕途也不顺,于是,苏轼一口气写下了三首诗以抒怀。劝弟弟“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为弟弟打抱不平;“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最后联想到兄弟二人同病相怜,只有对方知道自己的内心,可是两人只有在梦中相见,“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

    仍在病中的苏轼,大雪连下数日都未曾起来观雪,这似乎不是苏轼的本性。一个二十六七的小青年,蜷缩在阴冷的府衙里瑟瑟发抖,屋檐上堆雪欲坠,窗纸呜呜鸣响,上天似乎有意给了苏轼一个下马威。

    幸好,邛州依政县(治所在今四川邛崃市东南五十五里牟礼镇永丰村)的老乡赵荐寄来一首诗。

    赵荐,字宾兴,正在凤翔府北三十里的的属县虢县任县令,作为上下级衙门,平时两人应有来往。雪天赠诗,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堪比雪中送炭。

    当苏轼展书读之,心中早已有了一首唱和之辞。但我注意到,这两个人的诗作都是用的仄韵,人在心情不好时,一般不用平声韵作诗。想必这个赵县令的雪天心情也与苏轼一样,要么不得其志,要么职场关系紧张,总之是作了去声二十一箇仄韵诗,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再瞎猜了。

    嘉祐七年(壬寅)岁末,新年的年味似乎已经升起。远在凤翔府的苏轼自然忆起了眉山老家的过年风俗。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达旦不眠,为守岁。家乡的风俗尽管凤翔当地也出入不大,但岁暮思归的心情却是愈发强烈。

    于是,苏轼再次作了三首诗寄给弟弟,把家乡的馈岁、别岁以及守岁的乡俗三事详尽地回味了一番。

    该过年了,苏轼想到尚在监禁中的老百姓,这些百姓中有的是管押竹木,风水漂走了那些竹木;或主持粮斛,年深日久坏了;或布帛质量低劣,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渣溃烂,虚计以为实欠;或未缴纳的赃物,叫当时主典之吏负责;或败折之课,均于作保人的家。

    府衙中的官吏也知道他们无罪,但限于朝廷的法令又不好释放他们。苏轼是掌管欠账事宜的,还得时常违心地去向他们催账,官吏们经常鞭笞他们。因此,苏轼思前想后,决定向时任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斗胆进言,让蔡襄大人放了他们。

    说到这里,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蔡”就是指蔡襄(君谟),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宋仁宗尤爱其书。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蔡襄是个苏轼的小弟或马仔,实际上蔡襄从年龄上大苏轼二十四岁,还是比苏轼官大无数级的上司。所以,这里说到的苏轼给蔡襄上书,结尾处还怕恐怕冒犯蔡襄这位财政部部长的官威,从而诚惶诚恐(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有一次,县令胡允文来找到苏轼,要苏轼做一篇《凤鸣驿记》,主要是歌颂一下宋选在任时勤政善政的功德。

    苏轼确实也感到了宋选任太守后驿馆的变化,以前苏轼进京举进士从凤翔府经过时,驿馆简陋得无法居住,而宋选任太守后五十五天就建成了新的驿馆。所以,苏轼是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完成了胡县令布置的作业。

    临近年底,苏轼与恩公陕西转运副使(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陆诜(音深)在凤翔府下属的扶风县相遇,这个陆诜曾在任内举荐过苏轼任台阁清要任使,所以说是有恩与苏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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