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十,苏轼的二伯母去世了,当时只有苏轼三堂哥苏不危在其母亲身旁。
二伯刚去世不满一年,正是祸不单行。苏轼在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路过凤翔府时,曾给蒲写信提过此事,因苏轼大堂哥不欺的妻子娘家姓蒲,是蒲诚之的同族。
这年七月,宋选罢任凤翔府,由青神县老乡京东转运史陈希亮(字公弼)接任。
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为人刚直,面目颜冷,两眼澄澈如水。但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与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可仍是幕职,相当于如今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县的政务,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首长,或罢或行。这一职务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连,非常密切。
而两人的性格,却是如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争议不下,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行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类颇似现代人之称博士称号一样,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说一个小小的府判官,称何贤良?下令用刑杖责打这些吏员,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的涂抹删改,往返不休,使得往常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加不容易忍受。
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时候有客人在客座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七月二十四,天久不雨,苏轼又以官家的名义赴磻溪祷雨。
磻溪,是一条溪流的名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相传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今存有钓鱼台。在古诗词中,磻溪也会代指姜子牙。
苏轼一行走了一天,夜宿虢县,翌日晚,从虢县渡渭水,晚宿古时曾氏所建的僧舍曾阁。
时近夜半,苏轼却无法入眠,看到壁上有前县令、自己的四川老乡赵荐的留名。想起此前在凤翔府的大雪天,病中的自己收到赵荐来信时的欣喜,如今已是“故人渐远无消息,古寺空来看姓名”。
宋时的官员出行祷雨,必须要在黎明进行,因此要在五更是前往。所以说夜半三更时是不能睡着的,而山中僧舍又没有更漏可听,只有麻烦仆夫频频出门看天上的北斗星了。
《夜航船·天文部·星》载: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玉衡,第六开阳,第七瑶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之为斗。
苏轼问了几次,仆夫都说斗杓尚倾,故苏轼根本不能睡下,只得起来闲观,所以才会发现壁上赵荐的题诗。
七月二十六,苏轼一行五更开始启程,到磻溪时天色尚未明。
这日,在磻溪祷过雨,苏轼将前往虢县的阳平镇,中途在岐山县东南一百八十里的麻田青峰寺的下院翠麓亭休憩。
苏轼觉得不到这一峰前的寺院,就是白来渭上了,这里“谷映朱栏秀,山含古木尊”,清人王文浩认为这首押上平十三元韵的诗中,“尊”字押的玲珑剔透,只有在山中穿行过的人才会知其精妙,若是仅觉得这个尊字表达的是古木的厚重就失之于浅薄了。
及次日,苏轼从阳平镇出发,往斜谷方向而去,夜宿郿县西南三十里的南山中盘龙寺,“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
褒斜谷,长一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在苏轼的眼里,此山后,巴蜀近在咫尺,不知何时才能够归耕家乡江边的田里,真想心随南飞的大雁回到蜀地怀抱里。其实,蜀本是以褒斜为前门,而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的市辖区)者,蜀之扞蔽也。
苏轼一行到了下马碛,在此处的北山僧舍见到一座怀贤阁,此阁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苏轼祷雨虢县之磻溪,这里是必经之地,所以能看见郿县的五丈原。建安十二年八月,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入亮营,诸葛亮卒于军中,时年五十四岁,五丈原西侧今尚有落星村。() ()
回到凤翔府,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堂,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
但憋屈的日子还是得过,闲暇下来,苏轼读读《道藏经》,或与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倒也不亦乐乎。
南溪有座会景亭,处于众亭之间,苏轼认为与其名字不相称,特改其名曰招隐亭,并作诗以告来者。
九月十六,秋高气爽的时节,苏轼带着家人到扶风县南山的天河寺游玩。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遂题诗于亭壁。二十年后,后人喜爱其笔墨的精妙,怕天长日久字迹湮灭,就把此诗作模再勒石保存在扶风县南马援祠中。
冬日,苏轼来到周至,拜谒了上清宫的上清真君张守真,作了《上清词》。
腊月十四日起,苏轼又在终南山小留了几日,往南溪小酌,寻觅此前自己在竹子上的题诗,诗已题在竹子上三个多月了,现在重游,幸而找到了那些诗句,赶紧抄录了下来。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苏轼又新构筑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处,因而题名“避世堂”。
这时,成都知府韩绛(字子华)又推荐蒲诚之接替苏轼此时的职务,苏轼整求之不得,可是最终却没有办成。
王安石之母八月间病逝,苏老泉并不前往吊唁,而是这时候作了一篇《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
六年后的熙宁二年(),宋神宗命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进士张琥,字邃明,又名张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辖县),后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苏轼曾做过一篇《稼说》送他。时逢进士张琥归家之前来看望苏轼,作者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苏轼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恰逢太守陈希亮在后圃筑台,自名为“凌虚”,命苏轼写篇记文,于是苏轼便作了篇《凌虚台记》。带着对太守陈公弼的不满,苏轼抓住这一机会,狠狠地嘲讽了陈太守一番。就连后世的杨慎都认为:《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谁知陈太守读完记文,知道苏轼是因为自己曾大肆涂改过苏轼的文章而心存不满,在此实有讥讽之意,然陈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是赞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四年。
治平语出《抱朴子》:“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
赵曙为帝之后,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
赵曙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十分仰慕。继位后,赵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入学士都会为皇上效劳。那时,人小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赵曙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赵曙只好命苏轼在史馆试用。
二伯刚去世不满一年,正是祸不单行。苏轼在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路过凤翔府时,曾给蒲写信提过此事,因苏轼大堂哥不欺的妻子娘家姓蒲,是蒲诚之的同族。
这年七月,宋选罢任凤翔府,由青神县老乡京东转运史陈希亮(字公弼)接任。
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为人刚直,面目颜冷,两眼澄澈如水。但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与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可仍是幕职,相当于如今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县的政务,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首长,或罢或行。这一职务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连,非常密切。
而两人的性格,却是如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争议不下,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行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类颇似现代人之称博士称号一样,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说一个小小的府判官,称何贤良?下令用刑杖责打这些吏员,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的涂抹删改,往返不休,使得往常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加不容易忍受。
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时候有客人在客座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七月二十四,天久不雨,苏轼又以官家的名义赴磻溪祷雨。
磻溪,是一条溪流的名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相传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今存有钓鱼台。在古诗词中,磻溪也会代指姜子牙。
苏轼一行走了一天,夜宿虢县,翌日晚,从虢县渡渭水,晚宿古时曾氏所建的僧舍曾阁。
时近夜半,苏轼却无法入眠,看到壁上有前县令、自己的四川老乡赵荐的留名。想起此前在凤翔府的大雪天,病中的自己收到赵荐来信时的欣喜,如今已是“故人渐远无消息,古寺空来看姓名”。
宋时的官员出行祷雨,必须要在黎明进行,因此要在五更是前往。所以说夜半三更时是不能睡着的,而山中僧舍又没有更漏可听,只有麻烦仆夫频频出门看天上的北斗星了。
《夜航船·天文部·星》载: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玉衡,第六开阳,第七瑶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之为斗。
苏轼问了几次,仆夫都说斗杓尚倾,故苏轼根本不能睡下,只得起来闲观,所以才会发现壁上赵荐的题诗。
七月二十六,苏轼一行五更开始启程,到磻溪时天色尚未明。
这日,在磻溪祷过雨,苏轼将前往虢县的阳平镇,中途在岐山县东南一百八十里的麻田青峰寺的下院翠麓亭休憩。
苏轼觉得不到这一峰前的寺院,就是白来渭上了,这里“谷映朱栏秀,山含古木尊”,清人王文浩认为这首押上平十三元韵的诗中,“尊”字押的玲珑剔透,只有在山中穿行过的人才会知其精妙,若是仅觉得这个尊字表达的是古木的厚重就失之于浅薄了。
及次日,苏轼从阳平镇出发,往斜谷方向而去,夜宿郿县西南三十里的南山中盘龙寺,“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
褒斜谷,长一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在苏轼的眼里,此山后,巴蜀近在咫尺,不知何时才能够归耕家乡江边的田里,真想心随南飞的大雁回到蜀地怀抱里。其实,蜀本是以褒斜为前门,而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的市辖区)者,蜀之扞蔽也。
苏轼一行到了下马碛,在此处的北山僧舍见到一座怀贤阁,此阁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苏轼祷雨虢县之磻溪,这里是必经之地,所以能看见郿县的五丈原。建安十二年八月,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入亮营,诸葛亮卒于军中,时年五十四岁,五丈原西侧今尚有落星村。() ()
回到凤翔府,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堂,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
但憋屈的日子还是得过,闲暇下来,苏轼读读《道藏经》,或与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倒也不亦乐乎。
南溪有座会景亭,处于众亭之间,苏轼认为与其名字不相称,特改其名曰招隐亭,并作诗以告来者。
九月十六,秋高气爽的时节,苏轼带着家人到扶风县南山的天河寺游玩。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遂题诗于亭壁。二十年后,后人喜爱其笔墨的精妙,怕天长日久字迹湮灭,就把此诗作模再勒石保存在扶风县南马援祠中。
冬日,苏轼来到周至,拜谒了上清宫的上清真君张守真,作了《上清词》。
腊月十四日起,苏轼又在终南山小留了几日,往南溪小酌,寻觅此前自己在竹子上的题诗,诗已题在竹子上三个多月了,现在重游,幸而找到了那些诗句,赶紧抄录了下来。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苏轼又新构筑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处,因而题名“避世堂”。
这时,成都知府韩绛(字子华)又推荐蒲诚之接替苏轼此时的职务,苏轼整求之不得,可是最终却没有办成。
王安石之母八月间病逝,苏老泉并不前往吊唁,而是这时候作了一篇《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
六年后的熙宁二年(),宋神宗命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进士张琥,字邃明,又名张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辖县),后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苏轼曾做过一篇《稼说》送他。时逢进士张琥归家之前来看望苏轼,作者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苏轼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恰逢太守陈希亮在后圃筑台,自名为“凌虚”,命苏轼写篇记文,于是苏轼便作了篇《凌虚台记》。带着对太守陈公弼的不满,苏轼抓住这一机会,狠狠地嘲讽了陈太守一番。就连后世的杨慎都认为:《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谁知陈太守读完记文,知道苏轼是因为自己曾大肆涂改过苏轼的文章而心存不满,在此实有讥讽之意,然陈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是赞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四年。
治平语出《抱朴子》:“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
赵曙为帝之后,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
赵曙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十分仰慕。继位后,赵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入学士都会为皇上效劳。那时,人小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赵曙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赵曙只好命苏轼在史馆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