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行顺於潜县一路向西约四十五里,即循行到昌化县(今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

    昌化是盛产鸡血石的地方,很可惜,鸡血石最早才于明代初期发现于浙江昌化,此时的苏轼还无缘见到这一天地之间的灵物。

    昌化鸡血石产于今浙江省临安市昌化西北的“浙西大峡谷”源头的玉岩山,是中国特有的名贵石种之一,具有艳丽鲜红如鸡血般的色彩和亮晶如美玉般的光泽,被誉为“国宝”而驰名中外,是中国四大名石之一。它的天生丽质源于它是辰砂与高岭石,地开石,叶腊石等多矿物共生的集合体。辰砂是其“血”的主要成分。

    苏轼到了这里,就先自双溪馆下徒步寻找双溪的源头,今天的我们若要把他的这种行为官方化,可能就是他在借此过程考察当地的水系也并非没有可能,毕竟,通判的职权范围里有负责水利这一项。只是,苏轼在寻找溪水源头的路途中,一度于恍惚中竟将此处的山水当成了家乡眉山的醴泉山,“正是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麦齐腰”。

    至今还有传说,苏轼因游寺至此,爱其清幽,尝“筑亭凿池”于此,并在池中广植千叶红莲。当然了,亭现在就叫个“东坡亭”,池嘛,就叫“东坡池”。

    从昌化循行东归,经过临安县时,恰好此地的县令也是苏轼的同年,又是同宗,叫苏舜举(字世美),看来,不管到什么时候,有人脉就会事事通达。

    不出意外地,同年苏舜举同志亲切而又热情地接待了苏轼,好酒好菜自不必提,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新词——剧饮。之所以将此段子列出,乃是因为苏轼在老苏这里饮酒之后的诗作里,透露出了一个令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狂喜的两句诗,“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这两句诗遂被后来的研究者考究出来了一个不俗的论断,那就是苏轼是“不善饮酒”的。

    对于十分爱酒的人士(比如耕文轩主人)来说,这样的结论是否还需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一路东归至杭州大本营里时,苏轼的心也就放松了下来,遂到吴山之南的宝山的僧舍里昼睡。

    位于杭州西湖东南的吴山,山势绵亘起伏,左带钱塘江,右瞰西湖,由延绵的宝月、娥眉、浅山、紫阳、七宝、云居等小山而成,而七宝山也就是苏轼在此昼睡的地方。睡醒后,苏轼心满意足地排去身上的征尘,提笔挥毫,在僧舍的壁上题一诗云: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

    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此诗题过之后,苏轼已将其忘在了脑后。谁知,后来有几位年轻人也在苏轼的题诗处题了自己的诗作,这下坏了,造成了歧义。假如把题诗的时间先后顺序颠倒一下的话,就变成了先题诗的苏轼是在讥诮后来才题诗的这些年轻人了。

    面对这些,苏轼只有苦笑加摇头。他在后来专为此事而写的《记宝山题诗》中辩解说,周柏仁所说的君子,应是王茂弘这样的人物,岂是这些无名的小辈!“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现在或是后世那些仍在诬陷我讥诮别人的小人,你们应该好好掂量一下自己了,我是你们眼中那种级别的人物吗?

    西湖北山的垂云庵有一诗僧法号清顺,字颐然,他的诗风古朴凝炼,颇重形象的塑造和意境的追求,故诗文负一时重名。王安石就极爱其诗,苏轼晚年也时常与之唱和。

    要说此僧的出道,也是与苏轼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日,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正在游览西湖边的僧舍,突然瞅见壁上有一首小诗云: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

    当苏轼向随行人员及寺僧们询问此诗的作者时,有人报告,作者正是诗僧清顺所为,于是苏轼当即就着人找来了清顺禅师。谁知,苏轼竟与此僧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不知不觉中,借助苏轼这个“大网红”的流量,诗僧清顺的大名也就不胫而走了。

    五月初十,闲暇之中的苏轼邀请了吕仲甫、周邠、僧慧勤、慧思、可久、惟肃、义诠一起从西湖上泛舟出游北山。《西湖志》记载,自宝云山、葛岭、栖霞岭一带,统谓之北山,以其在西湖之北也。

    由于苏轼又结交了一位新朋友,便一并带上了,这位新朋友正是清顺。

    此次出游,苏轼在孤山上见到了僧人志诠搭建的柏堂,还见到了与柏堂相连的白居易的竹阁。这两座阁楼都是依一株前朝陈时的古柏而建,孤山上原有陈时的古柏两株,其中一株被人当作柴草烧了,目前仅剩下一株。

    有一天,苏轼正在有美堂会客,而钱塘县令周邠与数位僧人正好从西湖上泛舟前往北山。这位周长官听到有美堂里有苏轼与众人的歌笑声,但由于自己正服母丧,无法前来欢聚,就只能派人给苏轼送来了一首诗作。苏轼得诗后,感念周长官的重情重义,于是连和了两首。() ()

    六月初六,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拿出自己收藏的燕公(燕文贵或是燕肃)画的山水画,想请苏轼作一题跋。

    在绘画领域,苏轼自然也绝非是浪得虚名的。

    他认为,自古以来的绘画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人物来表现神态与风情,以花卉、竹木、禽鸟、鱼虫来表现妙趣,以宫室、器用来表现工巧,以山水风景来表现名胜。只不过,山水画中以清雅雄浑、构图变化的无穷为最难。

    这次给堂哥的小舅子作跋,苏轼对于燕公的画还是极为推崇的。他觉得燕公的画已经脱离了画匠的层次,所以画中已有了诗人的清丽。看来,蒲宗孟这位苏轼在馆阁中的前同事,在书画鉴赏领域里还是有点眼光的,至少还没有把一些江湖流派的书画当作宝贝而“敝帚自珍”!

    苏轼在杭州时,还曾经与自己的一位忘年交柳瑾在一起交往半年之久,每日饮酒出游,好不快活。柳瑾(字子玉)这位极善诗词及行草书的著名书法家,本是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平素就与苏轼交情甚厚,他的到来,也是的苏轼有了诗词方面的知己和精神领域的寄托。

    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本来在婺州侍奉父亲,最近要去亳州出任掾属,经过杭州时,苏轼对苏嘉说,乖乖,我听说你要去亳州,亳州知州是我的四川绵竹老乡杨元素,你帮我带给他一封信吧。另外,我还有一封信与常茶一瓶,拜托你带给陈州我的弟弟苏辙。

    凭当时的第一直觉,苏嘉就知道这是苏大人替自己写的一封荐书,只是不想当面点破,避免使双方尴尬。等到日后亲眼见到了此信,只见信中果真着诸如“督学有文,沉静若愚,刚毅不可犯”,全是对自己毫不吝惜的溢美之词。

    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育王寺大觉禅师怀琏,也是一位苏轼极为推崇的高僧。这几日,苏轼给怀琏去信,准备把父亲苏老泉一生珍爱有加的《禅月罗汉》画捐赠给育王寺。

    这幅《禅月罗汉》画,在苏老泉生前可一直是他老人家爱不释手的心爱之物,而苏老泉生前又与大觉禅师情谊深厚。苏轼曾经多次在梦中梦到过画中的罗汉,因此认为此画是极有灵性的。可当苏轼初次提出捐赠意向时,大觉禅师竟然是持怀疑态度的,以自己对苏老泉的了解,这毕竟是人家的心爱之物,况且这种夺人所爱的行为也是自己所不齿的。

    苏轼这次明白了大觉禅师的心思,他赶紧又写信解释道,自己多次梦到画中的人物,虽然又灵性,可反过来说,这些东西还是多少有点虚幻怪诞的,自己也不想以一个俗家子弟的身份来收藏此画,还是应该让它皈依佛门吧。

    苏轼还与大觉禅师开玩笑说,近年来世俗之上的士风日益刻薄,以至于社会上的大多数行为都不免会令人有所怀疑,俗人也就罢了,没想到您一个方外之人、得道高僧,也被污染了啊!怪不得,当您第一次获悉我要捐出《禅月罗汉》画时,您还建议我换一轴《金水罗汉》来捐。今天我已经说的非常清楚明白了,您就不要再有所顾及了。

    不过,近期我也找不到前往明州的顺道之人,那些兵卒之类的粗人,又不值得托付此事,恐怕他们也不能够知晓此画的深意和价值所在。所以还望法师能派一位谨慎精干的僧人带着笼杖前来迎取吧。到时候,我还会将自己收藏的一轴古佛画也一并施与的。

    在信中,苏轼还对大觉禅师说,自己如今所在钱塘之地风景如画,令人流连忘返。弟弟苏辙当前在陈州,估计快要赴东南幕官的新任了。若禅师近来有什么新的诗作,不妨寄来一些看看,自己到了杭州之后,也作劣诗百十首了,等闲暇之时,会给禅师抄下寄去的。

    说话间,消息传来。苏辙已得替齐州(今济南)掌书记,人已经到齐州赴任去了。

    掌书记唐初为行军大总管府临时军事差遣,后来发展为文职僚佐,其名称也由记室、典书记、管记等固定为掌书记。掌书记在藩府中作用很大,掌表奏书徽等文书工作,是沟通藩镇与中央的高级文职僚佐,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行军司马、节度判官等“上佐”。

    掌书记要求会写奏章文檄且要精于草隶,所以入幕前其人员主要来自科举出身者、朝宫、地方官和知名文士,所以说,这一职务对于苏辙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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