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苏轼从杭州赴密州任路过高邮时，孙觉（字莘老）正服祖母丧，如今服除，已起知苏州。
对于这位老朋友，苏轼倅杭时，老孙将知庐州，苏轼曾作诗为之送行，孙莘老当时就次韵了一首。得知老朋友已经重回工作岗位，于是苏轼就将上次老孙的次韵诗又唱和了一番寄给孙莘老。
李公择要离开徐州了，苏轼先是赋了《蝶恋花》词，“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你意思是说，我要像《楚辞·招魂》召唤屈原那样，召唤离去的友人，我思念你的时候想必你也在思念着我吧。
苏轼还作了数首诗为李公择送行，二人都是因议论新法被摈黜远外，所以交情最为深厚。李公择是南康建昌人，年少时在庐山白石僧舍读书。他曾与王安石交好，后来，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被贬官外放，同时他也是苏轼的好友。而苏轼在熙宁四年，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为王安石所不能容忍，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不得不请求出京任职。
至此，两人均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不得不离京赴任，后来，又因为各自的命运而不得不一次次分别。苏轼曾写过许多关于李公择的诗篇，当时苏轼从密州赴徐州任时，李公择在济南隆重地接待了苏轼。如今李公择出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的李公择，南下赴任时又专门取道徐州，专程来拜会苏轼来了。因此，这一时期二人的唱酬极多。
苏轼《送李公择》诗中有“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宜我与夫子，相好手足侔。”等句，在这里，苏轼坦言自己兄弟少，四海之内只有弟弟苏子由一人而已，而与李公择的关系也情同手足，就像亲兄弟一般。
杜介这个人，字几先，在百度词条中只能搜出“善草书，清爽圆媚，诚为奇绝”这一信息，但苏轼兄弟与他有多首赠诗。
其中最早的一首《杜介熙熙堂》，就是苏轼在徐州任上所写，其时杜几先已经告老还乡，居住在扬州的平山堂。就在几年后，苏轼自湖州被押解进京之时，船过平山堂下时，隔墙还能清楚地看见杜介居住的竹屋纸窗丝毫没变。
彼时，在苏轼的脑海里浮现的是，已经退休的老杜仍然戴着黄帽穿着草鞋，在自己草房间的棋局里怡然自乐。而反观自己，正被朝廷羁押，生死未卜，只能是喟然长叹！
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字巨济，号前溪，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亦工墨竹，以圆笔作叶，成都太智院法堂就有他的松竹画壁各一堵。
刘泾与苏轼和米芾都是好朋友，刘泾有个习惯，那就是为文喜欢用一些险怪之语。为了裁抑老刘的这一不好的习惯，苏轼在一首与刘泾的和诗中是这样说的，“吟诗莫作秋虫声，天公怪汝钩物情，使汝未老华发生。”、“万卷堆胸兀相撑，以病为乐子未惊。”，这些思想也是自欧阳修以来，苏轼引领下的宋代文坛的一股清流。
元丰元年夏初，将官梁交（字仲通）从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返徐，给苏轼带回了孙颀（字子思）的来信。
苏轼从信中得知，孙颀目前与苏辙在一起共事，且平日里交游甚密，这些消息使得苏轼很是欣慰。
好友、京东东路转运使鲜于侁，字子骏，唐鲜于叔明后裔，阆州人。为官清正、干练，为诗平淡渊粹，擅作楚辞（很有个性），在公务之余创作了楚辞《九诵》。
所谓的“九诵”，无非就是将孔子、尧舜禹、岳神、河伯等上古名人及宗祠统统歌颂一番的九篇楚辞作品，这与当代的文化人一样，也就是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组正能量的组诗。
鲜于侁写好后，拿给了苏轼看，苏轼通览了一遍后，十分感慨。
为什么感慨呢？
苏轼看到鲜于子骏写的仿楚辞后，感慨当时的社会，早都已不再学屈原宋玉这些经典了。一旦演奏《诗经》里的诗，就像铁锅与灶台的磕碰声，又像瓮与盎的撞击声，大家听了也都暗暗发笑，昏昏欲睡。
人们喜欢的大都是夷器，比如胡琴琵、琶与羌笛。如今，就连郑卫之声都很少听了，更何况雅音呢？喜欢的人少，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想传授的人找不到学生。
《郑》、《卫》、《桑间》，都是些靡靡之音、亡国之音，也就是黄歌、酸曲儿，在苏轼时代已经算经典了。胡琴、羌笛这些，苏轼认为充其量算是流行歌曲。
社会现状如此，苏轼还是对老朋友鲜于侁这种在梦寐中回到千年之前，追踪古代的屈原与宋玉，跟他们在静默的世界里交朋友的精神感到敬佩。() ()
苏轼知道，那些没有经过此类创作的人，绝不会懂得鲜于子骏经历过的艰难与取得的杰出成就。那些不学无术之人，还以为鲜于侁这种人是故作斯文，无病呻吟呢！
鲜于侁这个人，也和苏轼一样，喜欢吟诗作赋。
某夜，老先生（鲜于侁年长苏轼十三岁）于新堂夜坐，仰看中天上月色皎洁，于是由连理亭步入庭中，徘徊了良久，口占了五言诗八韵。
苏轼在给鲜于侁的《九诵》后作了题跋后，仍意犹未尽。
接着，苏轼又唱和了老先生的月夜诗，这还不过瘾，苏轼还另作了一首。在诗题上，苏轼还无比真诚地特意标出“前次韵，后不次”。
“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独作五字诗，清卓如韦郎。诗成月渐侧，皎皎两相望。”，这些朗朗上口之句，令这两首五言诗成了苏轼的代表之作。
在北宋初年的文臣中，有个人叫杨亿，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苏轼出生时，杨亿已经故去十一年了。
杨亿不仅文才出众，更以气性大而著称。传说杨亿六岁学诗，七岁能文，以神童闻名。十一岁时，宋太宗听到关于他的传闻，命地方官将他送至京城亲自测试。赐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官至工部侍郎。
他的诗歌重雕琢用典，铺陈词藻，讲究声律，被称为“西昆体”，在宋初诗坛上影响颇大。在西昆诗人中，杨亿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创作与探索为后来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经验与教训，是宋诗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鳗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这是苏轼对于杨亿文章的评价，意思是说，近世士大夫中文辞华丽的人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杨亿了，假如杨亿尚再试，就一定是忠诚清廉的耿介之士，难道能够因为他的文辞华丽而轻贱他吗？
这说明，在苏轼眼里，杨亿这个人文品与人品皆不同凡响，当看到人们都对他死后留下的墨宝珍爱有加时，苏轼也在他的墨宝后作以题跋，赞赏了他的人格风流。
四月二十五，传来黄河上游的澶州曹村埽决口被堵住，并正式改名为“灵平埽”。
苏轼闻讯，暂时没有了后顾之忧，想来年的庄稼就会丰收，老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于是，就带着感激之情想朝廷上了一道《徐州贺河平表》。
上完贺表，就听闻年时年六十六岁李师中（字诚之）故去的噩耗。
李师中，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十五岁时，即上书议论时政，由是知名。后中进士。在后来友人的信中，苏轼吐露道，每念及李六丈（待制六丈，官名）之死，使人不复有处世意。再看一看他的诗，禁不住泪流满面。
关于“待制”这一官名，原本是仿汉代的待诏人设立，因唐时的武则天名“瞾”，为避讳，虽改成了“待制”。宋因唐制，于殿、阁均设待制之官，如“保和殿待制”﹑“龙图阁待制”之类，典守文物，位在学士、直学士之下。
说白了，就是呆在皇帝身边等待诏命或者等候顾问之人。李师中后来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熙宁初，历河东转运使。知秦州、舒州、瀛州。后为吕惠卿所排，贬和州团练副使，稍迁至右司郎中。
元丰元年的徐州，在水患退去不久又发生了春旱，灾情十分严重，作为徐州知府的苏轼为了解除旱情，亲往徐州东面的石潭求雨，后果得大雨。
这一年的初夏，徐州大地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于是，苏轼就喜赋《浣溪沙》词，直抒胸臆，抒发对于丰收的无比喜悦之情。
“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两句巧用晋代山简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的有趣故事，写出因丰收而无比欢快的乡民与儿童。百姓因丰收而欢娱，因欢娱而共庆共饮，喝得酩酊无所知，街边的儿童观之天真地拍手欢笑，词人眼中的人们那么沉醉于丰收之乐中，作为太守的他的心情便可想而知了。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李怡霖教授在说过：“苏轼拓展了词的题材，具体而言，就是把怀古悼亡、农村山水、闲居躬耕、游览涉猎等一系列只有在诗文中出现的内容移居词中，并以之为依托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怀抱”，其所举词例，正是这首元丰元年作于徐州的《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
对于这位老朋友，苏轼倅杭时，老孙将知庐州，苏轼曾作诗为之送行，孙莘老当时就次韵了一首。得知老朋友已经重回工作岗位，于是苏轼就将上次老孙的次韵诗又唱和了一番寄给孙莘老。
李公择要离开徐州了，苏轼先是赋了《蝶恋花》词，“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你意思是说，我要像《楚辞·招魂》召唤屈原那样，召唤离去的友人，我思念你的时候想必你也在思念着我吧。
苏轼还作了数首诗为李公择送行，二人都是因议论新法被摈黜远外，所以交情最为深厚。李公择是南康建昌人，年少时在庐山白石僧舍读书。他曾与王安石交好，后来，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被贬官外放，同时他也是苏轼的好友。而苏轼在熙宁四年，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为王安石所不能容忍，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不得不请求出京任职。
至此，两人均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不得不离京赴任，后来，又因为各自的命运而不得不一次次分别。苏轼曾写过许多关于李公择的诗篇，当时苏轼从密州赴徐州任时，李公择在济南隆重地接待了苏轼。如今李公择出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的李公择，南下赴任时又专门取道徐州，专程来拜会苏轼来了。因此，这一时期二人的唱酬极多。
苏轼《送李公择》诗中有“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宜我与夫子，相好手足侔。”等句，在这里，苏轼坦言自己兄弟少，四海之内只有弟弟苏子由一人而已，而与李公择的关系也情同手足，就像亲兄弟一般。
杜介这个人，字几先，在百度词条中只能搜出“善草书，清爽圆媚，诚为奇绝”这一信息，但苏轼兄弟与他有多首赠诗。
其中最早的一首《杜介熙熙堂》，就是苏轼在徐州任上所写，其时杜几先已经告老还乡，居住在扬州的平山堂。就在几年后，苏轼自湖州被押解进京之时，船过平山堂下时，隔墙还能清楚地看见杜介居住的竹屋纸窗丝毫没变。
彼时，在苏轼的脑海里浮现的是，已经退休的老杜仍然戴着黄帽穿着草鞋，在自己草房间的棋局里怡然自乐。而反观自己，正被朝廷羁押，生死未卜，只能是喟然长叹！
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字巨济，号前溪，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亦工墨竹，以圆笔作叶，成都太智院法堂就有他的松竹画壁各一堵。
刘泾与苏轼和米芾都是好朋友，刘泾有个习惯，那就是为文喜欢用一些险怪之语。为了裁抑老刘的这一不好的习惯，苏轼在一首与刘泾的和诗中是这样说的，“吟诗莫作秋虫声，天公怪汝钩物情，使汝未老华发生。”、“万卷堆胸兀相撑，以病为乐子未惊。”，这些思想也是自欧阳修以来，苏轼引领下的宋代文坛的一股清流。
元丰元年夏初，将官梁交（字仲通）从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返徐，给苏轼带回了孙颀（字子思）的来信。
苏轼从信中得知，孙颀目前与苏辙在一起共事，且平日里交游甚密，这些消息使得苏轼很是欣慰。
好友、京东东路转运使鲜于侁，字子骏，唐鲜于叔明后裔，阆州人。为官清正、干练，为诗平淡渊粹，擅作楚辞（很有个性），在公务之余创作了楚辞《九诵》。
所谓的“九诵”，无非就是将孔子、尧舜禹、岳神、河伯等上古名人及宗祠统统歌颂一番的九篇楚辞作品，这与当代的文化人一样，也就是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组正能量的组诗。
鲜于侁写好后，拿给了苏轼看，苏轼通览了一遍后，十分感慨。
为什么感慨呢？
苏轼看到鲜于子骏写的仿楚辞后，感慨当时的社会，早都已不再学屈原宋玉这些经典了。一旦演奏《诗经》里的诗，就像铁锅与灶台的磕碰声，又像瓮与盎的撞击声，大家听了也都暗暗发笑，昏昏欲睡。
人们喜欢的大都是夷器，比如胡琴琵、琶与羌笛。如今，就连郑卫之声都很少听了，更何况雅音呢？喜欢的人少，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想传授的人找不到学生。
《郑》、《卫》、《桑间》，都是些靡靡之音、亡国之音，也就是黄歌、酸曲儿，在苏轼时代已经算经典了。胡琴、羌笛这些，苏轼认为充其量算是流行歌曲。
社会现状如此，苏轼还是对老朋友鲜于侁这种在梦寐中回到千年之前，追踪古代的屈原与宋玉，跟他们在静默的世界里交朋友的精神感到敬佩。() ()
苏轼知道，那些没有经过此类创作的人，绝不会懂得鲜于子骏经历过的艰难与取得的杰出成就。那些不学无术之人，还以为鲜于侁这种人是故作斯文，无病呻吟呢！
鲜于侁这个人，也和苏轼一样，喜欢吟诗作赋。
某夜，老先生（鲜于侁年长苏轼十三岁）于新堂夜坐，仰看中天上月色皎洁，于是由连理亭步入庭中，徘徊了良久，口占了五言诗八韵。
苏轼在给鲜于侁的《九诵》后作了题跋后，仍意犹未尽。
接着，苏轼又唱和了老先生的月夜诗，这还不过瘾，苏轼还另作了一首。在诗题上，苏轼还无比真诚地特意标出“前次韵，后不次”。
“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独作五字诗，清卓如韦郎。诗成月渐侧，皎皎两相望。”，这些朗朗上口之句，令这两首五言诗成了苏轼的代表之作。
在北宋初年的文臣中，有个人叫杨亿，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苏轼出生时，杨亿已经故去十一年了。
杨亿不仅文才出众，更以气性大而著称。传说杨亿六岁学诗，七岁能文，以神童闻名。十一岁时，宋太宗听到关于他的传闻，命地方官将他送至京城亲自测试。赐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官至工部侍郎。
他的诗歌重雕琢用典，铺陈词藻，讲究声律，被称为“西昆体”，在宋初诗坛上影响颇大。在西昆诗人中，杨亿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创作与探索为后来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经验与教训，是宋诗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鳗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这是苏轼对于杨亿文章的评价，意思是说，近世士大夫中文辞华丽的人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杨亿了，假如杨亿尚再试，就一定是忠诚清廉的耿介之士，难道能够因为他的文辞华丽而轻贱他吗？
这说明，在苏轼眼里，杨亿这个人文品与人品皆不同凡响，当看到人们都对他死后留下的墨宝珍爱有加时，苏轼也在他的墨宝后作以题跋，赞赏了他的人格风流。
四月二十五，传来黄河上游的澶州曹村埽决口被堵住，并正式改名为“灵平埽”。
苏轼闻讯，暂时没有了后顾之忧，想来年的庄稼就会丰收，老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于是，就带着感激之情想朝廷上了一道《徐州贺河平表》。
上完贺表，就听闻年时年六十六岁李师中（字诚之）故去的噩耗。
李师中，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十五岁时，即上书议论时政，由是知名。后中进士。在后来友人的信中，苏轼吐露道，每念及李六丈（待制六丈，官名）之死，使人不复有处世意。再看一看他的诗，禁不住泪流满面。
关于“待制”这一官名，原本是仿汉代的待诏人设立，因唐时的武则天名“瞾”，为避讳，虽改成了“待制”。宋因唐制，于殿、阁均设待制之官，如“保和殿待制”﹑“龙图阁待制”之类，典守文物，位在学士、直学士之下。
说白了，就是呆在皇帝身边等待诏命或者等候顾问之人。李师中后来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熙宁初，历河东转运使。知秦州、舒州、瀛州。后为吕惠卿所排，贬和州团练副使，稍迁至右司郎中。
元丰元年的徐州，在水患退去不久又发生了春旱，灾情十分严重，作为徐州知府的苏轼为了解除旱情，亲往徐州东面的石潭求雨，后果得大雨。
这一年的初夏，徐州大地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于是，苏轼就喜赋《浣溪沙》词，直抒胸臆，抒发对于丰收的无比喜悦之情。
“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两句巧用晋代山简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的有趣故事，写出因丰收而无比欢快的乡民与儿童。百姓因丰收而欢娱，因欢娱而共庆共饮，喝得酩酊无所知，街边的儿童观之天真地拍手欢笑，词人眼中的人们那么沉醉于丰收之乐中，作为太守的他的心情便可想而知了。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李怡霖教授在说过：“苏轼拓展了词的题材，具体而言，就是把怀古悼亡、农村山水、闲居躬耕、游览涉猎等一系列只有在诗文中出现的内容移居词中，并以之为依托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怀抱”，其所举词例，正是这首元丰元年作于徐州的《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