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会,舒斌突然抬起头看着方明华,问道:

    “方主席,你是受赵总委托而来,是否能全权做主?”

    “当然。”方明华笑了笑:“因为这个盛世图书,是我和赵红军两人合伙开的。”

    原来如此!

    舒斌恍然大悟。

    “那好,方主席。”舒斌说着突然拿起放在边上的公文包,从中取出一本书递给方明华。

    “《论语别裁》?南怀瑾的?”方明华看到这本繁体书书的封面不由得问道:“这本书好像在大陆还没出版吧?你从香江那边买的?”

    “我在湘潭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个同学叫史蒂芬,是美国人来留学的,去年通过他我认识了在香江居住的南怀瑾先生。”

    舒斌解释道:“我现在想问的是,方主席,你觉得这本书能在内地出版吗?”

    方明华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你呢,你认为呢?”

    “我认为可以,这是一本关于《论语》的讲演录,但并不显得艰涩反而妙趣横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华与价值,这个类型的书在国内市场几乎还是空白,估计读者会喜欢,有一定的销路。”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现在国内没有此类的书,所以销路到底如何?我也没十分把握,现在国内更多流行是西方的,像培根的《谈读书》柏拉图《理想国》之类,不过这类书也已经饱和。”

    舒斌说完,目光炯炯看着对方。

    方明华不慌不忙,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才说道:“如果你担任经理这职务,你就可以出版。”

    “真的?!”

    “对,这事我可以说了算!”

    “那好!我干!”

    “那好,来,我们干一杯,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两人举起酒杯。

    舒斌决定加入盛世图书,说话很明显主动起来,他说道:“方主席,马上进入九十年代,我预计,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读者的口味会发生转变,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小说,同样,出版的图书也要迎合这种转变,扩大视野。”

    “譬如像你说的南怀瑾的这本书?”方明华说道。

    “对,国学传统是一类,另外应该是经济金融、和新兴科技如计算机领域等――当然不是专业书籍而是科普类的东西,读者肯定感兴趣。”

    “有道理,海口公司里有个叫戴嘉利的姑娘,是燕京外院毕业的,现在是公司办公室主任,她的想法和很相似。”

    “是吗?等后面我找她谈谈。”

    这场饭局,两人相谈甚欢。

    当然,这只是初步达成协议,至于舒斌过来以后的待遇、以及海口和西京两家盛世图书之间的关系调整,还需要后面详谈。

    不过方明华不想参与这些,说服舒斌加入,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剩下就是作为总经理赵红军所要考虑的事。

    当天晚上在酒店里,方明华就分别给赵红军和宋棠棠打了电话简单说明这边的情况。

    “红军,舒斌已经答应,剩下就是你的事了,我明天或者后天就准备回来,你过来和他好好谈谈,他是个很有想法的一个人。”

    “为什么你不和他继续谈?”

    “你是总经理,我不是。”方明华懒洋洋的回答。

    方明华确实想赶回去,那本《天行者》初稿才写了一半多,得加紧进度。

    不过离开海口之前,方明华还想见一个人。

    韩少工。

    《海南纪实》关停,编辑部大部分成员都回了原籍。韩少功留了下来,帮助筹备琼省作协。

    在省政府大院的后面三层楼房的三楼,方明华找到韩少工。

    “方主席,你怎么来海口了?”韩少工看到方明华很惊讶。() ()

    “一点私事,办完了所以过来看看你。”

    “来,坐,坐。”韩少工赶忙招呼:“比较乱,条件也艰苦,别笑话啊。”

    条件确实很艰苦,只有十几个平米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都堆放着各种资料。

    韩少工还是从隔壁拿来一把椅子,又给他倒了杯茶。

    “你们作协筹备的怎么样了?”方明华关心问道。

    “正在抓紧时间筹备中,估计明年就可以正式挂牌,到时候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挂牌仪式。”

    “好。”方明华很痛快的答应。

    两人又闲聊几句,方明华试探问道:“韩主席,我在街头报亭看到你办的那份《海南纪实》停刊了?”

    “是啊,上面的意思,不得不听。”

    韩少工的语气中多少有点遗憾。

    “其实也好,放下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办杂志是很累的,尤其是像你这种。”方明华安慰道。“我也辞掉了《延河》杂志社主编的职务。”

    听到这个消息,韩少工有些惊讶。

    “你不当主编了?《延河》不是挺受欢迎的嘛。”

    “累,身累心更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担心出什么事。”

    “是啊.”韩少工也颇有感受:“国内大环境稍有风吹草动,首先倒霉的就是文学界。说实在,我也感到累,准备重新拿起笔写点东西。”

    “不过,韩主席,我看了办的一期《海南纪实》办的挺有特色的。”方明华又说道。

    提起《海南纪实》,韩少工情绪明显高涨。

    “不瞒你说,去年年月,《海南纪实》第一期正式出版,你知道发行量多少?万份!”

    万?

    这个数字也让方明华感到吃惊。

    自己当主编的时候,《延河》最高的发行量也只有万份,人家第一期就达到了。

    “我们没拿国家一分钱,却在一年时间里为国家赚了几百万利税和固定资产。”说到这里,韩少工颇为自豪。

    “确实能赚钱。”方明华听来了笑道。

    “是啊,但太赚钱也未必是件好事。”韩少工语锋突然一转:“钱多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成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

    “韩主席,你属于后者。”

    “算是吧,相对文学就显得单纯许多,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关系方主席,你说对不对?”

    方明华听了点点头:“不过,马上就要进入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写作环境和八十年代估计会有很大的不同。”

    “是啊.时代马上就要变了。”韩少工感慨道。

    开车从作协返回望海楼,方明华想着刚才和韩少工的谈话,他又想到前不久去银川和张先亮的接触。

    两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身上都带有商业化色彩,只不过张先亮更彻底更具有市场化,具有商人敏锐的洞察力,所以创办了西部影视城,成为一代文人土豪。

    而韩少工的身上更多有一种乌托邦色彩,他参考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又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创办了《海南纪实》杂志。

    但即将到来九十年代不需要这些,滚滚而来是横扫一切市场经济大潮。

    “起风了。”

    方明华看着街道边椰子树开始摇摆,感慨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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