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补回来）
春秋初期，有的国家将新兼并的小国建立为县，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春秋末至战国初，又出现了郡的组织。开始多在边境，具有军事据点性质。郡的长官称守，由武将任职，有征集人民作战的权力。随着君权的逐步集中和战争的需要，到了战国中期，各国都普遍建立了郡、县，已成为正常的地方行政组织，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也就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实质上是春秋时民兵制度的沿袭与扩大，所不同的，主要有以下三点：（）春秋时是按照军队乘的编制，以甸或丘为单位来进行征兵的，而战国时则以郡县为单位进行征兵。（）春秋时征兵每家不超过人，而且是数家轮流出人，而战国时则是一切适龄、适役人员都要服役。如临淄有万户，就可征兵万，每家出兵合人。（）春秋时征兵一般只限于男性，而战国时则一切适龄、适役的女性有时也要应征入伍，特别是在守城战中，这种情况更多。例如秦国的商鞅在论述城市防御作战时，说要将壮男组织为一军，壮女组织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组织为一军，女军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到达之前构筑工事，设置障碍，破坏桥梁房屋，来得及时就将可资敌用的物资搬进城内，来不及时就放火烧掉，以免被敌军使用。再如墨翟在讲守城之法时说：“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又说：“诸作穴（地道）者五十人，男女各半”；还说：“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老小人一矛”。周赧王三十一年（前年）燕军围即墨和五十六年（前年）秦军攻邯郸时，守将田单和赵胜，都将妻妾编入行伍之中。这一切都说明，战国时期的女子在必要时也要服兵役的。。
战国时的军赋较之春秋时又有很大的发展，兵役和车马兵甲的军事费用的征收，已经分开。兵役和一般徭役的征集合在一起统称为“力役之征”，军赋的征收，称之为“布缕之征”。兵役出人，军赋出钱，都是按人口来征收，与按田亩来征收粮的“粟米之征”，共同构成封建国家对农民剥削的三种制度。战国时的服役年限，比春秋时有扩大，大概为岁至岁。到达服役年龄，即需“傅籍”（登记在适役名册上）。但各国统治集团并不一定按规定的年龄征集，如长平之战时，秦国“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再如楚国大司马昭常防守楚国东部地区时，曾对齐国使者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这是连小于岁的也要征集了。至于免役及缓役法，当然不会再有，即使有这种规定，统治集团也不会去遵守。由郡县征集的士兵，不是常备军，仍然和春秋时的民军一样，按战争的需要征集，因而其服役时间也就没有固定的规定，主要看战争的需要而定。战争一结束士兵就退役回家，平日的驻守任务由常备军担任。战国时的常备军既不是由春秋式的世兵制士兵组成，也不是一般郡县征来的士兵组成，而是由新出现的、带有雇佣兵性质的专业化职业兵所组成。
春秋时已开始重视对士兵的训练，但仍是一般性的训练。到了战国时，由于战争对士兵的体质及战斗技术的要求大为提高，没有经过专门严格的训练难以完成战斗任务，所以各国都加强了对常备军的训练，并且提高了士兵的标准和待遇，主张“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采用从应征人员中“招延募选”常备军的制度。经过考核以后达到了标准的，才能够编入常备军。如《史记》载李牧居代时，先对代郡应征人员进行训练，然后“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弩兵）十万人”。齐国军队选拔步兵的标准是要会拳术等技击。魏国军队则重视耐力和行军速度，要求全副武装，携带戈、弩、矢、剑等兵器和三天的口粮，清晨出发，到中午时要奔走百里。车兵的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年龄在岁以下，身高在.米以上，能追逐奔马，在战车急驰中，能从车的各个方向张弓射箭的人，才能任“武车之士”。充当战车御手的战士，如果经过年的训练仍然不能熟练地操纵战车的话，就要罚教练人员出盾，本人免去御手的职务，还要补服年的徭役。骑兵和战马都是由各郡县选拔而来。如果送来的骑兵和战马考核不合标准或考了个下等，各郡县负责军政的司马要撤职，县令、县丞等主管官吏都要受到处罚。骑兵的标准是：年龄在岁以下，身高.米以上，身强力壮，反应灵敏，能在乘马急驰中张弓射箭，前后左右进退如意，敢于冲击敌阵，破坏敌人战斗队形。战马的标准要求高.米，奔驰羁系听从指挥。秦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俑及马俑的高度，完全和上述规定符合：马的高度正为.米，骑兵均高.米以上，体型都是匀称修长，神态非常机敏，这说明古籍所记完全属实。以上这种选拔而来的常备军战士，待遇高于一般士兵很多。如魏国的武卒一旦选中入伍，不但免去其全家的赋税，而且还要另外分配给土地、房屋。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根据士兵特长而编成的分不同专业的部队。善使剑、善使挠钩、善于疾走、勇于冲锋的士兵，各编为一队。他们的技术高，而且是通过训练考核选拔出来的，如吴有“长足”、“大力”，韩有“超足”、“弩兵”，越有“习流”等等。这些都是春秋、战国之交才出现的新型部队。这种部队得之不易，如吴国曾用年的时间、越国也曾用了年的时间才完成训练，因此，当然不可能很快就让他们退役。他们长期在军，又有了特殊的经济待遇，于是就带有了一定的雇佣性质，成为职业化的专业兵，并开了后世募兵制的先河。() ()
战国的特点是“战”。在残酷、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各国为了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都建立了严格的赏罚制度。这种赏罚制度的核心就是军功授爵制，即根据官兵在战争中的表现和贡献，授予一定的爵位。爵位是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战国时各国都实行了军功授爵制，但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实行的程度也不一致。秦国实行的比较彻底，商鞅变法时就全面推行了军功授爵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各国所定的爵位虽不尽同，但基本上都是分侯、卿、大夫、士四等，不过每等的级各不一致。文献记载较详的为秦国，共有二十级：“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士；“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这两级相当于侯。有第一至第四级爵位的人，在军队中的身份仍然是“卒”，即士兵。其中有人可担任伍长等军士，第五级以上才是军官。
根据出土秦简的《军爵律》和《商子》等文献的记载，赏、罚的主要规定共有以下几种：（）士兵个人在战争中杀敌人者，免除其全家的徭役和赋税。（）士兵个人斩杀敌军官名，并取得其首级者，授爵一级，赐田顷，宅亩，还赏给个农奴（庶子），不作战时庶子为主家服劳役天，作战时随主人在军中服务。（）百人以下小分队作战，在战斗中斩敌人以上评为满功，领导小分队的百将、屯长等各授爵一级。（）大部队作战，在攻城战斗中斩首人以上，在野战中斩首人以上，均评为满功。部队内各级军官都升一级，其中功大者，可升三级。（）士兵人一伍，其中人逃走，余下的人要受两年以上的徒刑；能斩敌首一级者，免于处罚；战争中已报阵亡，实际未死，回来后罚为奴隶。（）各级将领、军官都有卫队（短兵），如“五百主”有卫队人，统军大将有卫队人。如果在战争中主将被杀，卫队就要受到处罚，能斩敌首一级者，免于处罚。（）攻城战斗时，主要突击方向选拔英勇之士为突击队（险队），人一队。畏死不前、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在千人大会上车裂；如有包庇或求情者，处以黥（刺面）、劓（割鼻）之刑。突入城中完成战斗任务时，全队每人授爵一级；作战中阵亡的，则由他家中人继承爵位。（）连得战功，爵至第九级五大夫，就可以“税邑三百家”，即坐食家的税收。因军功获得爵位的人，如果犯了法，可以用爵位来抵罪。“隶、臣、妾”从军作战，可以通过军功免除其奴隶身份和得到爵位，并且还可以用爵位买自己亲属的奴隶身份，使之升为平民。
军功授爵制萌芽自春秋。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争日多。有远见、有作为的诸侯，开始突破只用大贵族（王族、长族）当权的传统惯例，适当地任用一些非贵族出身而有才能的人，用之改革政治，治理国家。如齐桓公用管仲、鲍叔牙，晋文公用狐偃、赵衰等。要让他们尽心竭力地为国君服务，就必须给他们一些政治、经济上的报酬，于是因功而授爵、赐田宅和“食封”的制度就应运而生，此即军功授爵制的雏形。这一新兴制度对地主阶级的壮大和夺权起了一定的作用。到战国时，各国都很重视军功，提出了按军功定身份地位的主张。如申不害在韩国进行政治改革，建立了“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或者叫做“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特别是吴起，规定不论有无战功，能选拔为常备军的武卒，就免除全家赋税，一旦有功还可以授爵升官。秦国商鞅变法执行得最彻底，他认为按照军功赏赐爵禄，是使军队强大的动力，执行不执行军功授爵制，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军功授爵制是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制度。春秋时它是地主阶级参政的阶梯，后来成为夺权的工具，在当时比贵族世卿世禄制有一定的进步性，也给人民带来了获得一小块土地的希望，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到战国时，它不仅是地主阶级巩固政权、反对旧贵族的工具，而且是秦国统一战争中奖励部下、鼓舞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工具。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发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肯定它有限的积极性的一面时，必须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军功授爵制是统治阶级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手段，它始终与严格、残酷的刑罚结合在一起。有功升赏只是一面，如果军人在战争中逃走、投降，统治阶级就要使他们“身戮家残，去其藉，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广大士兵们正是在这种利诱与强迫的两手下，“非斗无由（出路）也”，带有强烈的强迫性，这就是它的实质。（）为了邀功请赏，军队任意屠杀人民。正如古人所说：“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另外，为了争夺首级而杀死战友、自相残杀的，割取本军战友首级领功的事经常发生，这更暴露了军功授爵制的消极面。
春秋初期，有的国家将新兼并的小国建立为县，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春秋末至战国初，又出现了郡的组织。开始多在边境，具有军事据点性质。郡的长官称守，由武将任职，有征集人民作战的权力。随着君权的逐步集中和战争的需要，到了战国中期，各国都普遍建立了郡、县，已成为正常的地方行政组织，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也就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实质上是春秋时民兵制度的沿袭与扩大，所不同的，主要有以下三点：（）春秋时是按照军队乘的编制，以甸或丘为单位来进行征兵的，而战国时则以郡县为单位进行征兵。（）春秋时征兵每家不超过人，而且是数家轮流出人，而战国时则是一切适龄、适役人员都要服役。如临淄有万户，就可征兵万，每家出兵合人。（）春秋时征兵一般只限于男性，而战国时则一切适龄、适役的女性有时也要应征入伍，特别是在守城战中，这种情况更多。例如秦国的商鞅在论述城市防御作战时，说要将壮男组织为一军，壮女组织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组织为一军，女军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到达之前构筑工事，设置障碍，破坏桥梁房屋，来得及时就将可资敌用的物资搬进城内，来不及时就放火烧掉，以免被敌军使用。再如墨翟在讲守城之法时说：“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又说：“诸作穴（地道）者五十人，男女各半”；还说：“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老小人一矛”。周赧王三十一年（前年）燕军围即墨和五十六年（前年）秦军攻邯郸时，守将田单和赵胜，都将妻妾编入行伍之中。这一切都说明，战国时期的女子在必要时也要服兵役的。。
战国时的军赋较之春秋时又有很大的发展，兵役和车马兵甲的军事费用的征收，已经分开。兵役和一般徭役的征集合在一起统称为“力役之征”，军赋的征收，称之为“布缕之征”。兵役出人，军赋出钱，都是按人口来征收，与按田亩来征收粮的“粟米之征”，共同构成封建国家对农民剥削的三种制度。战国时的服役年限，比春秋时有扩大，大概为岁至岁。到达服役年龄，即需“傅籍”（登记在适役名册上）。但各国统治集团并不一定按规定的年龄征集，如长平之战时，秦国“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再如楚国大司马昭常防守楚国东部地区时，曾对齐国使者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这是连小于岁的也要征集了。至于免役及缓役法，当然不会再有，即使有这种规定，统治集团也不会去遵守。由郡县征集的士兵，不是常备军，仍然和春秋时的民军一样，按战争的需要征集，因而其服役时间也就没有固定的规定，主要看战争的需要而定。战争一结束士兵就退役回家，平日的驻守任务由常备军担任。战国时的常备军既不是由春秋式的世兵制士兵组成，也不是一般郡县征来的士兵组成，而是由新出现的、带有雇佣兵性质的专业化职业兵所组成。
春秋时已开始重视对士兵的训练，但仍是一般性的训练。到了战国时，由于战争对士兵的体质及战斗技术的要求大为提高，没有经过专门严格的训练难以完成战斗任务，所以各国都加强了对常备军的训练，并且提高了士兵的标准和待遇，主张“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采用从应征人员中“招延募选”常备军的制度。经过考核以后达到了标准的，才能够编入常备军。如《史记》载李牧居代时，先对代郡应征人员进行训练，然后“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弩兵）十万人”。齐国军队选拔步兵的标准是要会拳术等技击。魏国军队则重视耐力和行军速度，要求全副武装，携带戈、弩、矢、剑等兵器和三天的口粮，清晨出发，到中午时要奔走百里。车兵的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年龄在岁以下，身高在.米以上，能追逐奔马，在战车急驰中，能从车的各个方向张弓射箭的人，才能任“武车之士”。充当战车御手的战士，如果经过年的训练仍然不能熟练地操纵战车的话，就要罚教练人员出盾，本人免去御手的职务，还要补服年的徭役。骑兵和战马都是由各郡县选拔而来。如果送来的骑兵和战马考核不合标准或考了个下等，各郡县负责军政的司马要撤职，县令、县丞等主管官吏都要受到处罚。骑兵的标准是：年龄在岁以下，身高.米以上，身强力壮，反应灵敏，能在乘马急驰中张弓射箭，前后左右进退如意，敢于冲击敌阵，破坏敌人战斗队形。战马的标准要求高.米，奔驰羁系听从指挥。秦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俑及马俑的高度，完全和上述规定符合：马的高度正为.米，骑兵均高.米以上，体型都是匀称修长，神态非常机敏，这说明古籍所记完全属实。以上这种选拔而来的常备军战士，待遇高于一般士兵很多。如魏国的武卒一旦选中入伍，不但免去其全家的赋税，而且还要另外分配给土地、房屋。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根据士兵特长而编成的分不同专业的部队。善使剑、善使挠钩、善于疾走、勇于冲锋的士兵，各编为一队。他们的技术高，而且是通过训练考核选拔出来的，如吴有“长足”、“大力”，韩有“超足”、“弩兵”，越有“习流”等等。这些都是春秋、战国之交才出现的新型部队。这种部队得之不易，如吴国曾用年的时间、越国也曾用了年的时间才完成训练，因此，当然不可能很快就让他们退役。他们长期在军，又有了特殊的经济待遇，于是就带有了一定的雇佣性质，成为职业化的专业兵，并开了后世募兵制的先河。() ()
战国的特点是“战”。在残酷、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各国为了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都建立了严格的赏罚制度。这种赏罚制度的核心就是军功授爵制，即根据官兵在战争中的表现和贡献，授予一定的爵位。爵位是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战国时各国都实行了军功授爵制，但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实行的程度也不一致。秦国实行的比较彻底，商鞅变法时就全面推行了军功授爵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各国所定的爵位虽不尽同，但基本上都是分侯、卿、大夫、士四等，不过每等的级各不一致。文献记载较详的为秦国，共有二十级：“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士；“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这两级相当于侯。有第一至第四级爵位的人，在军队中的身份仍然是“卒”，即士兵。其中有人可担任伍长等军士，第五级以上才是军官。
根据出土秦简的《军爵律》和《商子》等文献的记载，赏、罚的主要规定共有以下几种：（）士兵个人在战争中杀敌人者，免除其全家的徭役和赋税。（）士兵个人斩杀敌军官名，并取得其首级者，授爵一级，赐田顷，宅亩，还赏给个农奴（庶子），不作战时庶子为主家服劳役天，作战时随主人在军中服务。（）百人以下小分队作战，在战斗中斩敌人以上评为满功，领导小分队的百将、屯长等各授爵一级。（）大部队作战，在攻城战斗中斩首人以上，在野战中斩首人以上，均评为满功。部队内各级军官都升一级，其中功大者，可升三级。（）士兵人一伍，其中人逃走，余下的人要受两年以上的徒刑；能斩敌首一级者，免于处罚；战争中已报阵亡，实际未死，回来后罚为奴隶。（）各级将领、军官都有卫队（短兵），如“五百主”有卫队人，统军大将有卫队人。如果在战争中主将被杀，卫队就要受到处罚，能斩敌首一级者，免于处罚。（）攻城战斗时，主要突击方向选拔英勇之士为突击队（险队），人一队。畏死不前、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在千人大会上车裂；如有包庇或求情者，处以黥（刺面）、劓（割鼻）之刑。突入城中完成战斗任务时，全队每人授爵一级；作战中阵亡的，则由他家中人继承爵位。（）连得战功，爵至第九级五大夫，就可以“税邑三百家”，即坐食家的税收。因军功获得爵位的人，如果犯了法，可以用爵位来抵罪。“隶、臣、妾”从军作战，可以通过军功免除其奴隶身份和得到爵位，并且还可以用爵位买自己亲属的奴隶身份，使之升为平民。
军功授爵制萌芽自春秋。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争日多。有远见、有作为的诸侯，开始突破只用大贵族（王族、长族）当权的传统惯例，适当地任用一些非贵族出身而有才能的人，用之改革政治，治理国家。如齐桓公用管仲、鲍叔牙，晋文公用狐偃、赵衰等。要让他们尽心竭力地为国君服务，就必须给他们一些政治、经济上的报酬，于是因功而授爵、赐田宅和“食封”的制度就应运而生，此即军功授爵制的雏形。这一新兴制度对地主阶级的壮大和夺权起了一定的作用。到战国时，各国都很重视军功，提出了按军功定身份地位的主张。如申不害在韩国进行政治改革，建立了“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或者叫做“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特别是吴起，规定不论有无战功，能选拔为常备军的武卒，就免除全家赋税，一旦有功还可以授爵升官。秦国商鞅变法执行得最彻底，他认为按照军功赏赐爵禄，是使军队强大的动力，执行不执行军功授爵制，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军功授爵制是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制度。春秋时它是地主阶级参政的阶梯，后来成为夺权的工具，在当时比贵族世卿世禄制有一定的进步性，也给人民带来了获得一小块土地的希望，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到战国时，它不仅是地主阶级巩固政权、反对旧贵族的工具，而且是秦国统一战争中奖励部下、鼓舞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工具。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发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肯定它有限的积极性的一面时，必须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军功授爵制是统治阶级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手段，它始终与严格、残酷的刑罚结合在一起。有功升赏只是一面，如果军人在战争中逃走、投降，统治阶级就要使他们“身戮家残，去其藉，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广大士兵们正是在这种利诱与强迫的两手下，“非斗无由（出路）也”，带有强烈的强迫性，这就是它的实质。（）为了邀功请赏，军队任意屠杀人民。正如古人所说：“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另外，为了争夺首级而杀死战友、自相残杀的，割取本军战友首级领功的事经常发生，这更暴露了军功授爵制的消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