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究竟使了什么妖术，还不快给本王解开。”
有疏卿给常喜使了个眼色，常喜马上会意。
“大执宰有旨，晋王月琨、平王月华、高阳王月清身为月氏皇族，不思造福百姓、兴国安邦，竟不顾大秦之安危、百姓之生死，勾结异族发动叛乱，其罪当诛。
不杀不足以安百姓之心、定江山社稷。
念尔等并没有造成大动乱，赏尔等全尸，赐鸠酒。”
晋王死死地瞪着有疏卿，咬牙切齿道：“你敢！”
“孤受先帝之命，代行皇帝之职，有何不敢？”
“吾乃月氏皇族，高祖亲封的一品晋亲王。”
有疏卿笑了笑，漫不经心地说：“噢！月氏皇族，一品亲王！
既然你们不喜欢鸠酒，那就赐凌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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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疏卿斜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抚摸自己怀中的那盆蓝莓，目光温柔。
“最近静雅茶楼新来了个说书的，据说讲的故事非常有趣。
蓝兰，明天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一个穿着甲胃的护卫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朝有疏卿行了抱拳礼：“属下参见大执宰。”
有疏卿看了他一眼：“何事？”
“外面有一位年轻的公子想要求见您，他说您看了这封信一定会见他的。”
有疏卿笑了笑：“噢？！
信呢？”
“在这。”
“呈上来吧。”
“是。”
有疏卿接过护卫手中的信，打开一看，顿时眉头紧皱。
信中的内容是：
东汉末年，董卓为掠夺大量钱财，且求速效，以便遂行其权力上以及私欲上的挥霍，遂有组织地大规模挖掘陵墓，且展开滥铸钱币的举动，其铸出的五铸“皆不成文”。
其次，董卓还改铸小钱，小钱无“文章轮郭”，且因体积太小、质量过轻而“不可把持”，结果造成“谷一斛至数百万”。董卓两次荒谬的举措，导致汉未货币崩溃、市场瓦解以及社会经济的全面动荡，对于帝国内部的混乱与汉室的最后灭亡起了重大的作用。
建安十三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然自汉末以来旧铸五铸流通量已大幅减少，此时“还用五铢”的政策虽然落实，但没有新铸，已经产生物价持续下跌的通货紧缩的效应。
魏文帝曹丕初复五铢，没过多久因为“谷贵”而复罢五铢，令百姓改用谷帛交易，竟出现竞用湿谷(取其重)、作薄绢(取其多)的现象，投机取巧的行为增加，徒增市场混乱。
魏明帝曹叡行五铢钱，曹魏五铢减重，形制大小不一，质量优劣不齐，与两汉五铢差距悬远，铸量稀少，流通极少。
曹魏行使与废弃五铢制度过程反复，币制依旧未立。铜钱逐渐流失，政府又久不铸币，导致物价跌落，市场之中“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已经造成威胁。
曹魏采实物租税制度，且实施“屯田”的生产模式，官营体制的色彩极其鲜明。在这种以官营经济、实物租税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市场交易的空间受到挤压，货币使用机会相对减少，铸造钱币的迫切性降低。曹魏治理下健全的货币改革便被拖延，因此大不利于乱亡之后的生产的恢复。
刘备入蜀后为了充实军用不足的财政，听从谋士刘巴的建议铸“直百五铢”。按照字面意思，“直百五铢”是价值一百个东汉五铢，理论上它的成色应为五铢的一百倍。但实际上“直百五铢”的用料远远不足，纯粹是一种虚价大钱。
“直百五铢”在初铸之时的实际重量只为原来蜀地流通五铢的3—5倍，其后则轻劣到不足1倍，但币面上的名目价值始终都是100倍。蜀汉政权铸行“直百五铢”的主要目的是不断地利用权力高估其铸行的“灌水”铜钱，借由真实价格的扭曲来取得军民物资。
蜀汉政权为了改变“直百五铢”末期的膨胀和灌水，改发行“太平百钱”，作为扭转之用，但是铸造时间短暂，发行量少。后来“太平百钱”重蹈“直百五铢”的旧路，持续减重，是货币膨胀的延续。
孙吴铸“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两种虚价大钱，之后不断灌水减重，仅过八年便因物价严重膨胀被废止。
西晋时期普遍存在钱币缺乏和通货紧缩的现象。在国家消极不铸币的政策下，社会中货币需求的高涨，同时也意味着通缩压力的增加，使得各式旧钱重新拿出来使用，钱币形制非常复杂流通非常混乱。
由于钱币稀少、通货紧缩而导致钱重物轻，穷人应对经济衰退的能力通常更低，富贵权势之家更能够穷奢极欲，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鲁褒作《钱神论》讽刺因制度之腐朽，带来的金钱政治的黑暗与丑恶。
之后北方遭受了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破坏，晋元帝南渡。当时南方钱币极为缺乏，社会经济处于全面倒退的境地之中，市场交易缺乏货币媒介，且唯衣食为重点的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在这种局面和条件下，只好并用谷帛，作为钱币的替代。
元帝过江，并没有发行任何新铸钱币，而是沿用数十年前铸造的孙吴甚至更早的旧钱，大小通用。这里的大是指多大，小是指多小，始终未能明朗，兑换的复杂程度增加了，为未来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其间吴兴沈充鼓铸小钱，但因沈充随王敦造反，王敦病死，沈充兵败被杀，铸钱的时间非常短暂，规模不大，数量极少，对于东晋的货币需求作用不大。
由于西晋东晋的长期忽视，到了这时候，钱币的使用已经萎缩到极端的程度，而混乱的情况却不增反减。桓玄把持朝政时，欲废除钱币，交易用谷帛代替。孔琳之站出来反对，他认为用谷帛做货币，一来体积笨重，运输困难；二来难以标准化，所以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徒增交易的纷争与不信任感。实物货币不单造成市场的交易的迟滞以及价格的扰动，同时在法律的执行上也会衍生许多问题，市场交易费因之而上升，这当然对经济极为不利。
以谷帛为交易媒介，将因磨损、割截、耗散而沦为细碎无用之废物，这些当然都是社会总资产的损失。所以很明显，使用真正的钱币，“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如果主政者废除钱币，通货不足的情势将更加恶化，对于经济的影响更为不利。孔琳之的提议博得众人的认可，桓玄废钱用谷帛的提议不了了之。
刘宋文帝铸元嘉四铢，元嘉四铢的发行结束了自西晋以来一个半世纪政府未尝铸钱的空白。这次铸造的铜钱外形大体仿汉五铢，重量则较轻，钱文更名为“四铢”，是西汉武帝以来“五铢”制度的一个突破。元嘉四铢的做法是“用费损，无利”，因为这样，故百姓不盗铸。但元嘉四铢的铸造量很少，不能缓解流动性不足的威胁，使得货币制度未能走上健全的道路。
元嘉四铢不纯是五铢制度的恢复，而是五铢的轻量化。由于刘宋主事者惜铜爱工的心态终究无法根绝，往后到废帝景和年间钱越来越轻。这时候一方面出现盗铸新钱，一方面则是剪凿古钱以取铜。
如果为了铸造面值比较低的新式四铢，而将这些高面值、信用佳的旧币大量销毁，这对于较优质通货极感缺乏的国内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好现象。首先，因为货币数量严重短少，市场上的流动性不足，换言之通缩再次出现，从优质的古钱看更是如此。其次，新发行的元嘉四铢较习用之古钱轻，同时也轻于自身的法定面额，这将使市场发生价格扰动，换言之，转用新钱交易将导致物价膨胀。复次，因为在通货紧缩的大环境下货币需求很高，对剪凿旧钱以铸新钱的行为形成鼓励作用，而轻质劣币的不断流出，意味着低面值通货的数量持续增加。
总之，新政策形成一个特殊的局面，通缩和通胀两种问题交织并存。(以货币表示的市场价格恰由于货币本身的问题而出现严重扰乱，交易的不确定性扩大了)。
元嘉二十四年，江夏王刘义恭率先提出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剪凿”的做法。
古钱种类非一，形式繁多，且心前先重而后轻，两者的比较本来就不容易确定。如果朝廷将任何一方高估，就意味着另一方被低估，人为的过于高估的一方，将驱逐人为的过于低估的那一方，而衍生出新的问题。
刘义恭的建议得到许多朝臣的赞同，但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反对。何尚之认为货币的功能，在作为物品价格的标识，价格取决于钱币数量与商品数量的对比关系，钱币少则钱价高，钱币多则钱价低，钱虽有多少之异，但整体作用相同。
何尚之举用王莽失败的例子，列出不能如此的理由:第一，货币的改制宜从民情，而这样的改制出于一时之虑，违背众意，民情不服，因此难以久远。第二，原来的富人因为自己拥有大量古钱，虚增其值的结果，持有者得利，必然造成富人越富，贫民越贫。第三，汉魏以来的古钱有许多种，大小自不相一，若皆均之以两枚新钱来定价值，必生争议。这样一来，不惟交易大受干扰，且公私收付兑换之间难免扰乱，诉讼纠纷不止。
中领军沈演之直截地认为铜钱流通太少，于是物贱钱贵，驱使百姓剪凿古钱，盗铸新钱为利。但他支持刘义恭“以一大钱当两”的政策，认为这样做不会再有剪凿销毁使得钱币更为短缺这类的行为出现。宋文帝依从演之之议，元嘉二十四年六月落实“以货贵，制大钱一当两”政策。但不到一年，“公私非便”，次年遂即停止。
在大钱当两政策施行之前，因朝廷铸造减重新钱，造成优质古钱受到剪凿的结果。在大钱当两政策施行之后，剪凿的对象将会转移到新的元嘉四铢这边来。这种在朝廷长期减重发行的货币结构中，政策上当两与不当两分别造成新钱、古钱被剪凿的情况，无以名之，姑且名之为“新旧相克”。且通货不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即反增生因钱币形式而导致市场扰乱的新麻烦出来。
受迫于自己私人利欲，以及国家财政的压力，刘骏于孝建元年下令铸造面文为“孝建”，背文为“四铢”的孝建四珠钱。孝建四铢一开始即已减重，后又变成去除背文，仅存面文“孝建”二字的轻薄小钱，原因不外是想利用铸造钱币的机会来充实财政。朝廷开局专铸四铢，导致盗铸盛行，钱转为伪小之程度严重。
因为减重政策衍生许多比减重本身更棘手的问题，此时钱币一方面“堙焚剪毁，日月销减”，一方面“货薄民贫，公私俱困”，出现了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诡谲局面。
徐爰复建议采用以铜来赎罪刑(依轻重定要缴的铜量)，孝武帝照做了，所铸孝建四铢一开始尚可，但后来忍不住要从中抽取利益，朝廷很快又重蹈信用不佳的老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
孝建四铢的推行造成官僚体系的震动，以及社会纷扰，百姓陷罪死亡等后果，是导致宋文帝“元嘉之治”的治绩衰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沈庆之提出开放私铸，在郡县钱署集中管理、整饬其标准(平其准式)的条件下，听任百姓铸钱；其次，实行百分之三十的高税率(万税三千)。特别的是，他还认为且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翦华利用，于事为益。
这样的话，必然只有两个结果:其一，国家为了获得铸币税的收入，不得不允许私人在朝廷的钱署中公然铸造不足值的铜钱。其二，百分之三十的税率委实太高，高到铸造者完全无利可图，而且可能要赔本，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离开官府，藏匿起来偷铸，或者采取两面手法，既受官府管理课税，同时在自家私铸，以规避高额的铸币税。不管是哪一种，后果均非良善是可以肯定的。
有人建议铸造质量更轻的二铢钱以救交弊。颜竣认为:第一，铸行二铢细钱，则不出几年，大钱将为奸民靡碎至尽；第二，铸造细钱获利不多，财政无补；第三，改革大钱，违背民众意愿，发行细钱，只有富商得利，平民则将受害，造成社会动荡。颜竣指出朝廷带头推行钱币减重政策，将开启私铸仿效之大门，结果转贱相袭，不可复止，最终必要到无钱可用的地步为止。
废帝刘子业即位后铸行二铢钱，民间即出现伪品，质地分量皆差，稍好的唤耒子，最轻薄的叫荇叶，参差不齐，又寻铸即废，让货币问题较孝建之时更加恶化。
永光元年，沈庆之的开放私铸之议才被落实。开放私铸后，各地都传出偷工减料的事情，朝廷不得不祭出严刑峻法。钱币快速劣质化、轻细化，于是有鹅眼钱及更低劣的綖环钱出现，通货膨胀的形势更严峻了。
萧齐开国以来累积的通缩压力，促使物价明显下跌，已经影响到百姓用钱缴交税收的困难。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税钱有定额，而物价甚低，农户将生产所获售卖于市，所以不够用来抵缴应纳税额。换言之，钱重物轻，使百姓收入巨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帝下令缴钱的部分缩减，而以布帛之现物来代替交纳。
萧齐已经具体认识到当前的问题是因为圜法久废，导致通货缺乏，于是造成工商阶层“罕兼金之储”、下民匹夫“多饥寒之患”的上下俱困的结果。为了应付这样的社会经济困境，武帝乃以减税以及朝廷出钱和买的方式来缓解危机。
首先是蠲免税捐，这可以直接减轻下名支负担。其次，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是将钱从国库和地方官署财库等处所以购买的方式流出于外。这一种做法效果是可以减少货币窖藏的份额，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舒缓通货不足的危机。若这两点建议付诸实行对当前的经济应有些许帮助。
孔觊已经认识到非因生产面的供应充裕，而是因通缩造成的物价低落，将使得生产者蒙受货币所得大减的恶果，危及他们的生计。要避免这种情况，只有增加货币供给才行。
孔觊直指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之弊，只是使用上比较麻烦，尚未能成大害；但发行轻钱将大开盗铸之门，遗祸无穷。铸币的原则首先应避免盗铸，而其重点在于不惜铜爱工。为避免钱币被剪凿，除了铸钱宁重勿轻、主动维持铸币的质量与规格外，孔觊还主张销毁劣钱。
孔觊提出更积极的办法:严格禁用劣钱；尽管有些钱币只是稍微轻劣，但既已辨识，即应实时拦截，不可苟且放行。更进一步，官钱细小者非但不让它流通，而应主动回收再制成合规范的重钱。
孔觊建议“开置泉府”“大兴镕铸”，形式则效法轻重适中、大小刚好的两汉五铢。至于铜的来源，孔觊提出方牧贡金。
原来朝廷已拟实行他的计划，而他的意见恰恰是萧子良提出的方案中最为缺乏的。可惜萧道成不多时亡故，顿失支持，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武帝继位后，另一大臣刘悛启奏，请于蜀蒙城铸钱。刘悛是个善于逢迎、习于贪渎且作风奢侈的官僚，正因为这位大员的赃赇需索，才弄得蜀地铸钱之功费多，而让朝廷决定停止。
由于通货普遍不足，加上税制不健全，自宋历齐，地方大吏的俸禄及其他杂供，多取于州郡，以现物缴纳，在收缴之时又无具体规范。因此官员离任，多半橐囊饱满、车载斗量而去。其中虽有清廉之士，但恐怕只有少数，资财千万者比比皆是。
梁代建国之初，承袭南齐不铸币政策而形成的货币环境，故钱币的使用相对沉寂，只有靠近都会之区域才使用铜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
萧梁当局意识到通货不足带来的危害后，铸行了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公式女钱与普通年间的五铢都有因铸局偷工减料而劣质化的倾向，两种钱的质量并未达到朝廷规范的程度。而这期间亦曾短暂允许私铸。不过萧梁本朝官、私发行的新钱终究信用不佳，因此民间私相交易仍习用直白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钱等大量前朝旧钱。整体形式是各式钱币轻重不一，十分紊乱。
由于货币紊乱，梁武帝又于普通三年“始兴新铸五铢，并行用，断民间私铸”，显然成效亦差，故于明年，再尽罢铜钱，改用铁铸五铢。铁五铢的改革标志着梁朝币制全新阶段的开始。但改铸铁钱的结果完全符合前述南齐孔觊“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的预言。
铁矿远比金、银、铜矿丰富，且冶铸成本更低，因此不但朝廷大量铸造，同时诱导社会上私铸者的觊觎，纷纷投入鼓铸。于是铁钱太多，物价大涨，直至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另一方面因价格变动极大，奸巧之人趁机低买高卖，从中取利。从普通四年到大同年间不过十余年之久，破坏的效果已如此显著。
当铁钱铸造太多，价格至极低贱之际，计算费时，也不存在那个必要，于是新的方法便被发明出来。这种新的计算方法，就是在大额交易之时“以车载钱”，小额交易则“唯论贯”，不复一枚一枚地计数。
有的地方以九十为百，有的地方以七十或八十为百。到了梁亡前夕“江陵将覆”之梁元帝萧绎时期，更出现以三十五为百的计数方式。愈是到边陲地带法令不及之处，它愈偏离官定的支付比率，显现空间上的差异。其次，钱陌益少，即随着时间的演进，这样的偏离状态也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显现时间上的不同。
第一，相对于金、银、铜等贵金属铁材容易开采，成本极低，因此可以大量鼓铸生产；而这意味着铁五铢的发行，极易启导私人盗铸，如此又复容易造成数量上的膨胀以及货币的快速贬值。其次，铁钱价贱携带困难，不适合长途旅运使用，因此对于商业的长期发展而言，使用铁钱无形中造成很大的贸易限制。第三，为满足市场的货币需求以及国家的财政需求，铁钱必须大量铸造，在这样的要求之下，质量就无法兼顾，从而形制必难统一。如此必将增加钱币鉴别的成本，而为市场交易增加额外的困难。第四，正因为携带不便与城乡阻隔等因素，使得钱币流通的地域性差异及区隔更为强化了。
铁质易朽，难以长期保存，没有良好贮藏与防潮、防锈技术。假定铁钱铸造的速度赶不上其在流通过程中朽烂或流失的速度，或者因官方的铸币单位的预算不足或是矿冶铸造之生产体系因政治失序社会扰乱的原因受到破坏，无法再能及时而充分的供应铸币，那么原初因铁钱快速生产而导致的钱币过多，通货膨胀、钱价低落现象，将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因铁钱快速短缺而急速转变为钱币短少、钱价上升、通货收缩的形势。
特别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旦铸币机构因成本或内部腐败的因素，开始铸造减重的轻薄铁钱，这时候铁钱朽烂的速度会更为提高。也就是说在铁钱轻薄化的情况下，短陌现象会以更为急剧的方式进行。
亲族、恩幸与朝士大夫构成梁武帝施政中最主要的关注对象，与一般寻常百姓不同。梁武帝像这类“急于黎庶，缓于权贵”，“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的做法，必然会造成吏治的败坏，官员的侵渔以及百姓穷迫无告的后果。百姓不是依附于王侯将相，以求苟免，成为制度的帮凶，要不就是流离逃窜，或是投身群盗，最后则只有身陷刑辟，系于囹圄。
梁武历次货币改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误解了混乱的根源，他没有认识到除了未遵从南齐孔觊阐释的不惜铜爱工的铸币原则，足量地铸造优质通货之外，朝廷还下令用质量极低劣的铁钱代替通行已久的铜钱，且在优劣混杂的货币结构中强制地硬性规定好钱与劣钱的比价，这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才是造成整个萧梁王朝货币混乱的真正因素。
为了纠正铁钱带来的恶果，梁武帝重新铸行铜钱——太清丰乐，铸行之次年便爆发了侯景之乱。侯景之乱是六朝一次历史转折性的大规模动乱，萧梁王朝遭受摧毁性的破坏。这场乱事影响之深重，使得国家元气大伤，社会经济难再从铸币政策的调整而重新走向复苏。
梁末，因钱币信用极差，武帝铁钱、太清丰乐都已被摒弃无遗，无人使用，朝廷遂以两柱和鹅眼两种通货来补救。但是这两种钱的质量不相一致，却被朝廷规定为其价同，于是私铸铜钱开始大行其道甚至竞相以更劣质的锡铁之属取而代之。整个来看官私铸钱的质量都不是很好，于是金属通货为媒介的交易再次减少，百姓兼以粟帛为货，宣告实物经济再次回潮。
敬帝又下令将过去的旧钱恢复使用，优质钱币本来还是极度缺乏，因此以杂用的方式来交易。为补足已然消失于流通领域之外的通货以及朝廷因财政困难试图借机抽取铸币税而推行四柱钱。
四柱钱质量不算差，但是一开始朝廷抬价过高，与虚价灌水毫无区别，这样一来同样难为市场接受。然而再过三天，又取消细钱的货币地位，把它们禁止了。
如果萧梁政权不亡，大约还可以看到后续变化多端，朝令夕改的发展。而之所以梁朝末年必须这样频繁地一再推动货币新令，原因虽然不是那么简单，但它只能够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萧梁王朝半个世纪的货币政策其实是由一连串的错误造成。然而这一连串的错误政策已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扰乱和市场动荡，又为了纠正过去的政策错误，不得不推出另一种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新政策以求缓解，遂以此谬乱相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造成了萧梁内部动荡难解的社会、政治困境。
萧梁末代的敬帝萧方智禅位，陈霸先取而代之，建国号陈。陈初私铸劣钱混杂流通，两柱重和鹅眼轻，私家多镕钱，镕的自然是两柱，再去铸造更多的鹅眼，这是说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已经在发挥作用。而劣钱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市场中钱币的标准不一，优劣掺杂，他们的货币功能因而削弱，商品交易当然会受到阻碍。在这种混乱形势下杂用粟帛等实物的情况再次出现，一直到陈文帝的天嘉五年，这个局面才有所改变。
天嘉五铢初铸之际，令以一枚五铢当鹅眼之十枚算是合理。如果持续如此，陈代的币制或许还可以撑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但后来宣帝改变了这种做法，可以说他发行的新式铸币将陈代的币制推向一个与宋、齐、梁三代同样的失败道路之上。
宣帝铸造的新钱名为大货六铢，虽说是六铢，却以一枚当五铢之十枚，而与五铢同时行用。算起来大货六铢的重量只是五铢的1.2倍，但规定其价格是五铢的十倍，溢价如此之多，当然行不通。后来便不得不回到1:1的兑换率。在后还当一之后，人皆不便，这是朝廷不断推行价值灌水的钱币，且又朝令夕改，致使市场混乱，遂引起大众的反感，朝廷最后不得不废除大货六铢，复行文帝天嘉五年发行的五铢。
在南方，实物经济模式不但持续而且扩大了，究其原因还是自曹魏、两晋、南朝宋齐以来货币制度的长期不健全，市场难以稳定发展，且梁陈货币动荡带来的破坏，不仅对南朝后期商业贸易是很大的打击，对生产活动一样造成阻碍，再加上政治社会混乱的影响，经济因而萎缩，遂致实物经济再现，钱币最终在流通领域消失。
永嘉之祸后再五年西晋即告灭亡，此后的十六国时期，华北一带极度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休，不可能有一个稳定有效的货币制度。
后赵石勒推行新币制之后，铜钱和中绢的市场比价应该是4000:1，但朝廷却规定为2200:1。这样算来，该钱之价已经多灌水了约2.3倍。再看铜钱和下绢的比价是2000:1，但朝廷却规定为800:1，这样算，则多灌水了约1.5倍。后赵朝廷对于新钱规定的价值或货币购买力，远过于市场能接受的，即干预了市场的定价。
狡狯之徒买进朝廷绢帛，再将它贩卖于市场之中，以换取铜钱，如此转手数次，赚尽丰厚的利差。这时候，朝廷发觉它的意图被破解，不但遭受损失，颜面上更是一大挫败，于是祭出严刑峻法以惩治这种投机行为。但因库藏绢帛并非无限，钱制最终还是不能成功。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铸行太和五铢。为应新政策的要求，此时百官俸禄亦依绢帛的价格改发给现钱。此时绢一疋给钱二百文，如果对比后赵石氏之时，中绢一疋官价为一千二百文钱(市价为四千文)，其中的差异应该可以这样理解:若非因通缩的严重，使钱价上升到这个地步，则是元魏朝廷刻意抬高太和五铢之购买力是人为操纵的结果。
因为铜料极为缺乏，朝廷也无法有效地供应，只好采取半公半私或粗放的方式铸行钱币。朝廷与各地配置设施以及人工，而谁想铸造就可以铸造当然这样能够保障铜币精炼无所合闸的要求，但如果是这样一种形态，则既不属纯粹的朝廷官营模式，亦与纯粹的放任性质的自由铸币形式有距离。
这是因为遣钱工备炉冶的是朝廷而非百姓私人，且似乎原料又为私人自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有个别人物借朝廷提供的设备与人力铸钱，那么他与朝廷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没有明确答案，故其效果颇难掌握。
三年之后，无论是国家公库或皇帝私库都很缺乏现钱，整个社会通货仍然极为欠缺而且钱币已经轻贱化。到宣武帝元恪即位后再次发行钱币，不过这次成效同样不佳。
宣武帝铸行钱币，还发布命令对于往昔旧钱暂时还准允使用，但到明年底一律禁止流通。
元澄认为孝文帝创始太和五铢以来，与通行的新旧五铢一并行使，这是很好的做法。但问题是太和五铢流通不广，只有在京师附近通行，东南一带富庶之区则仍流通旧式古钱。北魏货币流通上的困境一方面因劣质钱币充斥，故朝廷禁断使用；另一方面通货又极不足，所以朝廷虽有常禁，但又不得不多次“权可听行”“权依旧用”。有些地方甚至因为民俭，地方官主动“求行土钱”。
北魏政策反复，时弛时禁，但是财计民生困乏，地方官员主动“求行土钱”，这些问题之关键都在于通货不足。而政策反复本身即可以造成市场的干扰，衍生出额外的问题。
而钱币流通稀少的结果是以实物充当交易媒介，“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勉强行之。但实物经济模式又因“分截布帛，壅塞钱货”，而致“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元澄提出以开放禁令作为解决之道的主张，建议让原本市场通行的古钱照旧流通，放宽钱币行使的标准，目的是使通货数量增加。对于各式铜钱的比价，充分给予市场与百姓自由定价、自由行使之权利，而非由朝廷来主导或强制。孝明帝基本上认可了他的建言，但这仍是过去“权可听行”“权依旧用”做法的翻版。
一方面太和五铢形质俱佳，足为典范，但另一方面太和五铢并未能普遍于全国推行，殊为可惜！看来此时通货不足的问题已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是以元澄不但反对禁制古钱的做法，且再三建议正面给予旧有古钱以合法性，以资挹注，特别是东南地区还是听任依旧。至于全国各地，若以往太和五铢，新铸五铢以及古钱内外全好，那么不限大小，悉听行之。不过像鸡眼、镮凿之类的仍依律禁用。此外，为了杜绝劣钱的继续流出，那些非在旧有古钱之内，不合规范的新出杂钱，则一概禁止，当局决定遵从他的建议。
但后来胡氏与元叉的权力斗争，付诸实现者寡，故收效甚微。之后“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景况依旧未有太大变化。
孝明帝元诩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建议可于以往产铜矿且设铜官之地冶铸。当局一样依从了他的意见，不过效果出乎意料之外。这启导私铸、盗铸的风行，以至于到建义初，“重制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
孝明帝孝昌二年或三年间，高谦之上表建请铸造三铢钱。他认为“钱之轻重，时代不同”，鉴于往昔历史，三铢不为不适当。高谦之的主要论点在于主张钱币发行的目的，不单在于“通有无，便交易”，还在于充实国用。这是当前现实中的紧迫问题，发行三铢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朝廷本欲遵从谦之之见，却因谦之的殁而终止。
私铸、盗铸盛行其实与朝廷成员、官僚豪势之家有密切的关系。杨侃认为导致钱币薄小的私铸应该与负责铸钱的官府或官府办理炼铜的执行人员有关。他建议由私人与官方共同铸造，以矫正这种情况；赋予私人以合法的铸币权利，进而借由私人与官方在市场中的面对面竞争来改善铸币的质量，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朝野并不被接受。
同一时期，御史中尉高恭之上表建请改铸足重大钱，以杜绝轻劣钱币的流出。高恭之要旨在于:先是官府的铸币质量出了问题，“既示之以深利”，后来才渐因私铸而薄滥，故他说“朝廷之愆，彼复何罪”。基于这一认识，他遂认为解决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严刑峻法，而在于国家示范性地主动改铸大钱，即提升铜钱之质量，达到铸钱无利、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的地步，若能如此私铸自然停息。
由于杨侃、高恭之的积极说服，孝庄帝于永安二年下诏更铸永安五铢，可是只发行了四个月就停止了。因为在北魏官方的主导下，钱价被刻意抬高了！而它所用的方法与先前石勒完全一样，就是派人拿出国家库藏中的绢高价换购市面上的永安五铢。
后来的奸铸始于官府或权贵之手，而非民间私铸之人。理由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朝廷不会主动做出“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三市卖之”以“贵钱”的事来。当然私铸之人可能见到有利可图也随从仿效，这就将扩大事端。
高欢于北魏永熙元年取代尔朱氏成为华北地区实际上的支配者。此时钱价极昂，通缩依旧，且在乡村地区更严重。高欢决定改铸，但并未更改钱面的铸文，而是沿用永安五铢之旧名。不过，此次铸币行动效果不佳，不久之后渐复细薄，奸伪竞起，转眼之间钱币劣化的情况又严重起来。
在武定之初，高欢“收境内之铜钱，乃依旧文更铸”其实也是齐文襄帝奏革其弊而有的行动。整理高澄的解决方法，内容可以分述为几项:
第一，允许私人铸币。
第二，悬放两具标准秤于天下诸市，百姓也可取法造秤。
第三，凭称以定轻重，薄小伪劣之钱一经查获，以赏举告之人。
第四，执法首都以五十日，外州以百日为限，届时施行。
在通货极欠缺的时候，不禁私钱可以鼓励钱币的铸造，如此可以提高市场中普遍不足的流动性，悬秤于各地市集之中，以为检验之依据，如此可得一公平的裁决方式，且有效地区分出钱币好坏，阻绝轻劣铜钱的流入。这一方法实施之后，通货的质量可以维持，进而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
这种做法使民众有较充裕时间准备，降低了扰民的可能。他不采取官铸模式，实已避免了官方的靡费与无效率。可惜的是群官参议，咸以为时谷颇贵，请待有年，朝廷从之而止，遂不果行。高澄于第二年被刺杀，因此他提议的制度再未有施行的机会。
东魏北齐在高氏主政下欲求整饬吏治，扼止勋贵，掠夺万民的贪暴行为，而群小喧嚣，易激反扑，因此对于当权者而言有不得遂行的苦衷。在这种主客观条件下仅能以姑息的方式等待时机。
神武币制最后面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的失败后果，应该是天平之际在姑息之政的覆荫之下，铸币单位衍生出的强固的利益结构决定了的。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始终缺乏一个公平而有效率的钱币鉴别与仲裁方式，那么无形之中良币驱逐劣币的原则已被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取代，而一旦这样的竞争成为固定模式，那么钱币的滥恶，以至于币制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东魏北齐从高欢时代一直到齐室的最后灭亡这段时间之内货币不断的趋于滥恶，且形制愈来愈杂乱不齐。单单邺都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的差别，河南一带则流通所谓的青薄铅锡之类，指的都是羼入杂质，质地轻贱的钱币。
其他如青、齐、徐、兖、梁、豫州地区，“辈类各殊”混乱一如各地。钱币纷乱不一、伪劣充斥的局面差不多已经涵盖北齐全境。可以认为这些应该都是王则家族河阳钱私铸模式的翻版，以及因铸币竞赛造成钱币劣化。
自高伟在位的武平年间以后，私铸更为盛行，甚至出现以生铁和铜的现象，劣质之程度无以复加，没有挽救之可能。一直到北齐亡国，这种伪劣相仍、江河日下的情况从未改善。
与由于官僚权贵所为，私铸盛行，进而造成币制的破坏和动荡的北齐不同；北周则是因为朝廷主导虚价铜钱政策导致了货币体系的扭曲，进而摧折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进步。
北周新铸行的布泉，以一枚当旧魏五铢之五枚，二者并行。但铸行不多，使得北周国境仍难以完全摆脱通货紧缩的肆虐，经济也无法稳定发展。
宇文邕布泉的行使经历十三年后，建德三年宇文邕再增新制，发行五行大布钱。这种五行大布，规定以一当旧布泉之十，换言之其索价为旧五铢的五十倍，以故可以“大收商估之利”。但是很快盗铸的现象出现了，主要是因为在此情况之下，铸造钱币明显有利可图。
一开始本来在边境之地铸造，于是朝廷禁止五行大布出入国境关卡。而同时因布泉钱盗铸较少，规定可以流入而不让流出。但是盗铸之人很快地察觉这个政策讯息的涵义，此刻形势已转换为盗铸布泉才真正有利可图。于是行为改变，转而从事布泉的铸造。
到了来年，布泉即因数量太多，价值迅速降低，且质量轻贱至极而遭到人们拒斥。到了这个时节，北周朝廷不得不祭出严刑来惩治盗铸之人，最后仍不得解决，只好将布泉废弃。
北周宣帝宇文赟于大象元年铸造永通万国钱，以其一枚当五行大布之十枚，换算起来要价等于旧五株的五百倍之多。
由于三次的货币改铸都是出于国家财政汲取的需要，而不是为维护市场稳定的目的而进行，故所发行的只能是经过灌水的虚价大钱，且越到后面灌水程度越大。北周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通货引起的膨胀性扰动一次比一次激烈。
选取自陈彦良的《币制兴衰四百年魏晋南北朝的通货膨胀与紧缩》
有疏卿给常喜使了个眼色，常喜马上会意。
“大执宰有旨，晋王月琨、平王月华、高阳王月清身为月氏皇族，不思造福百姓、兴国安邦，竟不顾大秦之安危、百姓之生死，勾结异族发动叛乱，其罪当诛。
不杀不足以安百姓之心、定江山社稷。
念尔等并没有造成大动乱，赏尔等全尸，赐鸠酒。”
晋王死死地瞪着有疏卿，咬牙切齿道：“你敢！”
“孤受先帝之命，代行皇帝之职，有何不敢？”
“吾乃月氏皇族，高祖亲封的一品晋亲王。”
有疏卿笑了笑，漫不经心地说：“噢！月氏皇族，一品亲王！
既然你们不喜欢鸠酒，那就赐凌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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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疏卿斜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抚摸自己怀中的那盆蓝莓，目光温柔。
“最近静雅茶楼新来了个说书的，据说讲的故事非常有趣。
蓝兰，明天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一个穿着甲胃的护卫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朝有疏卿行了抱拳礼：“属下参见大执宰。”
有疏卿看了他一眼：“何事？”
“外面有一位年轻的公子想要求见您，他说您看了这封信一定会见他的。”
有疏卿笑了笑：“噢？！
信呢？”
“在这。”
“呈上来吧。”
“是。”
有疏卿接过护卫手中的信，打开一看，顿时眉头紧皱。
信中的内容是：
东汉末年，董卓为掠夺大量钱财，且求速效，以便遂行其权力上以及私欲上的挥霍，遂有组织地大规模挖掘陵墓，且展开滥铸钱币的举动，其铸出的五铸“皆不成文”。
其次，董卓还改铸小钱，小钱无“文章轮郭”，且因体积太小、质量过轻而“不可把持”，结果造成“谷一斛至数百万”。董卓两次荒谬的举措，导致汉未货币崩溃、市场瓦解以及社会经济的全面动荡，对于帝国内部的混乱与汉室的最后灭亡起了重大的作用。
建安十三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然自汉末以来旧铸五铸流通量已大幅减少，此时“还用五铢”的政策虽然落实，但没有新铸，已经产生物价持续下跌的通货紧缩的效应。
魏文帝曹丕初复五铢，没过多久因为“谷贵”而复罢五铢，令百姓改用谷帛交易，竟出现竞用湿谷(取其重)、作薄绢(取其多)的现象，投机取巧的行为增加，徒增市场混乱。
魏明帝曹叡行五铢钱，曹魏五铢减重，形制大小不一，质量优劣不齐，与两汉五铢差距悬远，铸量稀少，流通极少。
曹魏行使与废弃五铢制度过程反复，币制依旧未立。铜钱逐渐流失，政府又久不铸币，导致物价跌落，市场之中“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已经造成威胁。
曹魏采实物租税制度，且实施“屯田”的生产模式，官营体制的色彩极其鲜明。在这种以官营经济、实物租税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市场交易的空间受到挤压，货币使用机会相对减少，铸造钱币的迫切性降低。曹魏治理下健全的货币改革便被拖延，因此大不利于乱亡之后的生产的恢复。
刘备入蜀后为了充实军用不足的财政，听从谋士刘巴的建议铸“直百五铢”。按照字面意思，“直百五铢”是价值一百个东汉五铢，理论上它的成色应为五铢的一百倍。但实际上“直百五铢”的用料远远不足，纯粹是一种虚价大钱。
“直百五铢”在初铸之时的实际重量只为原来蜀地流通五铢的3—5倍，其后则轻劣到不足1倍，但币面上的名目价值始终都是100倍。蜀汉政权铸行“直百五铢”的主要目的是不断地利用权力高估其铸行的“灌水”铜钱，借由真实价格的扭曲来取得军民物资。
蜀汉政权为了改变“直百五铢”末期的膨胀和灌水，改发行“太平百钱”，作为扭转之用，但是铸造时间短暂，发行量少。后来“太平百钱”重蹈“直百五铢”的旧路，持续减重，是货币膨胀的延续。
孙吴铸“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两种虚价大钱，之后不断灌水减重，仅过八年便因物价严重膨胀被废止。
西晋时期普遍存在钱币缺乏和通货紧缩的现象。在国家消极不铸币的政策下，社会中货币需求的高涨，同时也意味着通缩压力的增加，使得各式旧钱重新拿出来使用，钱币形制非常复杂流通非常混乱。
由于钱币稀少、通货紧缩而导致钱重物轻，穷人应对经济衰退的能力通常更低，富贵权势之家更能够穷奢极欲，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鲁褒作《钱神论》讽刺因制度之腐朽，带来的金钱政治的黑暗与丑恶。
之后北方遭受了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破坏，晋元帝南渡。当时南方钱币极为缺乏，社会经济处于全面倒退的境地之中，市场交易缺乏货币媒介，且唯衣食为重点的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在这种局面和条件下，只好并用谷帛，作为钱币的替代。
元帝过江，并没有发行任何新铸钱币，而是沿用数十年前铸造的孙吴甚至更早的旧钱，大小通用。这里的大是指多大，小是指多小，始终未能明朗，兑换的复杂程度增加了，为未来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其间吴兴沈充鼓铸小钱，但因沈充随王敦造反，王敦病死，沈充兵败被杀，铸钱的时间非常短暂，规模不大，数量极少，对于东晋的货币需求作用不大。
由于西晋东晋的长期忽视，到了这时候，钱币的使用已经萎缩到极端的程度，而混乱的情况却不增反减。桓玄把持朝政时，欲废除钱币，交易用谷帛代替。孔琳之站出来反对，他认为用谷帛做货币，一来体积笨重，运输困难；二来难以标准化，所以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徒增交易的纷争与不信任感。实物货币不单造成市场的交易的迟滞以及价格的扰动，同时在法律的执行上也会衍生许多问题，市场交易费因之而上升，这当然对经济极为不利。
以谷帛为交易媒介，将因磨损、割截、耗散而沦为细碎无用之废物，这些当然都是社会总资产的损失。所以很明显，使用真正的钱币，“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如果主政者废除钱币，通货不足的情势将更加恶化，对于经济的影响更为不利。孔琳之的提议博得众人的认可，桓玄废钱用谷帛的提议不了了之。
刘宋文帝铸元嘉四铢，元嘉四铢的发行结束了自西晋以来一个半世纪政府未尝铸钱的空白。这次铸造的铜钱外形大体仿汉五铢，重量则较轻，钱文更名为“四铢”，是西汉武帝以来“五铢”制度的一个突破。元嘉四铢的做法是“用费损，无利”，因为这样，故百姓不盗铸。但元嘉四铢的铸造量很少，不能缓解流动性不足的威胁，使得货币制度未能走上健全的道路。
元嘉四铢不纯是五铢制度的恢复，而是五铢的轻量化。由于刘宋主事者惜铜爱工的心态终究无法根绝，往后到废帝景和年间钱越来越轻。这时候一方面出现盗铸新钱，一方面则是剪凿古钱以取铜。
如果为了铸造面值比较低的新式四铢，而将这些高面值、信用佳的旧币大量销毁，这对于较优质通货极感缺乏的国内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好现象。首先，因为货币数量严重短少，市场上的流动性不足，换言之通缩再次出现，从优质的古钱看更是如此。其次，新发行的元嘉四铢较习用之古钱轻，同时也轻于自身的法定面额，这将使市场发生价格扰动，换言之，转用新钱交易将导致物价膨胀。复次，因为在通货紧缩的大环境下货币需求很高，对剪凿旧钱以铸新钱的行为形成鼓励作用，而轻质劣币的不断流出，意味着低面值通货的数量持续增加。
总之，新政策形成一个特殊的局面，通缩和通胀两种问题交织并存。(以货币表示的市场价格恰由于货币本身的问题而出现严重扰乱，交易的不确定性扩大了)。
元嘉二十四年，江夏王刘义恭率先提出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剪凿”的做法。
古钱种类非一，形式繁多，且心前先重而后轻，两者的比较本来就不容易确定。如果朝廷将任何一方高估，就意味着另一方被低估，人为的过于高估的一方，将驱逐人为的过于低估的那一方，而衍生出新的问题。
刘义恭的建议得到许多朝臣的赞同，但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反对。何尚之认为货币的功能，在作为物品价格的标识，价格取决于钱币数量与商品数量的对比关系，钱币少则钱价高，钱币多则钱价低，钱虽有多少之异，但整体作用相同。
何尚之举用王莽失败的例子，列出不能如此的理由:第一，货币的改制宜从民情，而这样的改制出于一时之虑，违背众意，民情不服，因此难以久远。第二，原来的富人因为自己拥有大量古钱，虚增其值的结果，持有者得利，必然造成富人越富，贫民越贫。第三，汉魏以来的古钱有许多种，大小自不相一，若皆均之以两枚新钱来定价值，必生争议。这样一来，不惟交易大受干扰，且公私收付兑换之间难免扰乱，诉讼纠纷不止。
中领军沈演之直截地认为铜钱流通太少，于是物贱钱贵，驱使百姓剪凿古钱，盗铸新钱为利。但他支持刘义恭“以一大钱当两”的政策，认为这样做不会再有剪凿销毁使得钱币更为短缺这类的行为出现。宋文帝依从演之之议，元嘉二十四年六月落实“以货贵，制大钱一当两”政策。但不到一年，“公私非便”，次年遂即停止。
在大钱当两政策施行之前，因朝廷铸造减重新钱，造成优质古钱受到剪凿的结果。在大钱当两政策施行之后，剪凿的对象将会转移到新的元嘉四铢这边来。这种在朝廷长期减重发行的货币结构中，政策上当两与不当两分别造成新钱、古钱被剪凿的情况，无以名之，姑且名之为“新旧相克”。且通货不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即反增生因钱币形式而导致市场扰乱的新麻烦出来。
受迫于自己私人利欲，以及国家财政的压力，刘骏于孝建元年下令铸造面文为“孝建”，背文为“四铢”的孝建四珠钱。孝建四铢一开始即已减重，后又变成去除背文，仅存面文“孝建”二字的轻薄小钱，原因不外是想利用铸造钱币的机会来充实财政。朝廷开局专铸四铢，导致盗铸盛行，钱转为伪小之程度严重。
因为减重政策衍生许多比减重本身更棘手的问题，此时钱币一方面“堙焚剪毁，日月销减”，一方面“货薄民贫，公私俱困”，出现了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诡谲局面。
徐爰复建议采用以铜来赎罪刑(依轻重定要缴的铜量)，孝武帝照做了，所铸孝建四铢一开始尚可，但后来忍不住要从中抽取利益，朝廷很快又重蹈信用不佳的老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
孝建四铢的推行造成官僚体系的震动，以及社会纷扰，百姓陷罪死亡等后果，是导致宋文帝“元嘉之治”的治绩衰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沈庆之提出开放私铸，在郡县钱署集中管理、整饬其标准(平其准式)的条件下，听任百姓铸钱；其次，实行百分之三十的高税率(万税三千)。特别的是，他还认为且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翦华利用，于事为益。
这样的话，必然只有两个结果:其一，国家为了获得铸币税的收入，不得不允许私人在朝廷的钱署中公然铸造不足值的铜钱。其二，百分之三十的税率委实太高，高到铸造者完全无利可图，而且可能要赔本，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离开官府，藏匿起来偷铸，或者采取两面手法，既受官府管理课税，同时在自家私铸，以规避高额的铸币税。不管是哪一种，后果均非良善是可以肯定的。
有人建议铸造质量更轻的二铢钱以救交弊。颜竣认为:第一，铸行二铢细钱，则不出几年，大钱将为奸民靡碎至尽；第二，铸造细钱获利不多，财政无补；第三，改革大钱，违背民众意愿，发行细钱，只有富商得利，平民则将受害，造成社会动荡。颜竣指出朝廷带头推行钱币减重政策，将开启私铸仿效之大门，结果转贱相袭，不可复止，最终必要到无钱可用的地步为止。
废帝刘子业即位后铸行二铢钱，民间即出现伪品，质地分量皆差，稍好的唤耒子，最轻薄的叫荇叶，参差不齐，又寻铸即废，让货币问题较孝建之时更加恶化。
永光元年，沈庆之的开放私铸之议才被落实。开放私铸后，各地都传出偷工减料的事情，朝廷不得不祭出严刑峻法。钱币快速劣质化、轻细化，于是有鹅眼钱及更低劣的綖环钱出现，通货膨胀的形势更严峻了。
萧齐开国以来累积的通缩压力，促使物价明显下跌，已经影响到百姓用钱缴交税收的困难。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税钱有定额，而物价甚低，农户将生产所获售卖于市，所以不够用来抵缴应纳税额。换言之，钱重物轻，使百姓收入巨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帝下令缴钱的部分缩减，而以布帛之现物来代替交纳。
萧齐已经具体认识到当前的问题是因为圜法久废，导致通货缺乏，于是造成工商阶层“罕兼金之储”、下民匹夫“多饥寒之患”的上下俱困的结果。为了应付这样的社会经济困境，武帝乃以减税以及朝廷出钱和买的方式来缓解危机。
首先是蠲免税捐，这可以直接减轻下名支负担。其次，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是将钱从国库和地方官署财库等处所以购买的方式流出于外。这一种做法效果是可以减少货币窖藏的份额，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舒缓通货不足的危机。若这两点建议付诸实行对当前的经济应有些许帮助。
孔觊已经认识到非因生产面的供应充裕，而是因通缩造成的物价低落，将使得生产者蒙受货币所得大减的恶果，危及他们的生计。要避免这种情况，只有增加货币供给才行。
孔觊直指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之弊，只是使用上比较麻烦，尚未能成大害；但发行轻钱将大开盗铸之门，遗祸无穷。铸币的原则首先应避免盗铸，而其重点在于不惜铜爱工。为避免钱币被剪凿，除了铸钱宁重勿轻、主动维持铸币的质量与规格外，孔觊还主张销毁劣钱。
孔觊提出更积极的办法:严格禁用劣钱；尽管有些钱币只是稍微轻劣，但既已辨识，即应实时拦截，不可苟且放行。更进一步，官钱细小者非但不让它流通，而应主动回收再制成合规范的重钱。
孔觊建议“开置泉府”“大兴镕铸”，形式则效法轻重适中、大小刚好的两汉五铢。至于铜的来源，孔觊提出方牧贡金。
原来朝廷已拟实行他的计划，而他的意见恰恰是萧子良提出的方案中最为缺乏的。可惜萧道成不多时亡故，顿失支持，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武帝继位后，另一大臣刘悛启奏，请于蜀蒙城铸钱。刘悛是个善于逢迎、习于贪渎且作风奢侈的官僚，正因为这位大员的赃赇需索，才弄得蜀地铸钱之功费多，而让朝廷决定停止。
由于通货普遍不足，加上税制不健全，自宋历齐，地方大吏的俸禄及其他杂供，多取于州郡，以现物缴纳，在收缴之时又无具体规范。因此官员离任，多半橐囊饱满、车载斗量而去。其中虽有清廉之士，但恐怕只有少数，资财千万者比比皆是。
梁代建国之初，承袭南齐不铸币政策而形成的货币环境，故钱币的使用相对沉寂，只有靠近都会之区域才使用铜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
萧梁当局意识到通货不足带来的危害后，铸行了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公式女钱与普通年间的五铢都有因铸局偷工减料而劣质化的倾向，两种钱的质量并未达到朝廷规范的程度。而这期间亦曾短暂允许私铸。不过萧梁本朝官、私发行的新钱终究信用不佳，因此民间私相交易仍习用直白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钱等大量前朝旧钱。整体形式是各式钱币轻重不一，十分紊乱。
由于货币紊乱，梁武帝又于普通三年“始兴新铸五铢，并行用，断民间私铸”，显然成效亦差，故于明年，再尽罢铜钱，改用铁铸五铢。铁五铢的改革标志着梁朝币制全新阶段的开始。但改铸铁钱的结果完全符合前述南齐孔觊“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的预言。
铁矿远比金、银、铜矿丰富，且冶铸成本更低，因此不但朝廷大量铸造，同时诱导社会上私铸者的觊觎，纷纷投入鼓铸。于是铁钱太多，物价大涨，直至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另一方面因价格变动极大，奸巧之人趁机低买高卖，从中取利。从普通四年到大同年间不过十余年之久，破坏的效果已如此显著。
当铁钱铸造太多，价格至极低贱之际，计算费时，也不存在那个必要，于是新的方法便被发明出来。这种新的计算方法，就是在大额交易之时“以车载钱”，小额交易则“唯论贯”，不复一枚一枚地计数。
有的地方以九十为百，有的地方以七十或八十为百。到了梁亡前夕“江陵将覆”之梁元帝萧绎时期，更出现以三十五为百的计数方式。愈是到边陲地带法令不及之处，它愈偏离官定的支付比率，显现空间上的差异。其次，钱陌益少，即随着时间的演进，这样的偏离状态也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显现时间上的不同。
第一，相对于金、银、铜等贵金属铁材容易开采，成本极低，因此可以大量鼓铸生产；而这意味着铁五铢的发行，极易启导私人盗铸，如此又复容易造成数量上的膨胀以及货币的快速贬值。其次，铁钱价贱携带困难，不适合长途旅运使用，因此对于商业的长期发展而言，使用铁钱无形中造成很大的贸易限制。第三，为满足市场的货币需求以及国家的财政需求，铁钱必须大量铸造，在这样的要求之下，质量就无法兼顾，从而形制必难统一。如此必将增加钱币鉴别的成本，而为市场交易增加额外的困难。第四，正因为携带不便与城乡阻隔等因素，使得钱币流通的地域性差异及区隔更为强化了。
铁质易朽，难以长期保存，没有良好贮藏与防潮、防锈技术。假定铁钱铸造的速度赶不上其在流通过程中朽烂或流失的速度，或者因官方的铸币单位的预算不足或是矿冶铸造之生产体系因政治失序社会扰乱的原因受到破坏，无法再能及时而充分的供应铸币，那么原初因铁钱快速生产而导致的钱币过多，通货膨胀、钱价低落现象，将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因铁钱快速短缺而急速转变为钱币短少、钱价上升、通货收缩的形势。
特别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旦铸币机构因成本或内部腐败的因素，开始铸造减重的轻薄铁钱，这时候铁钱朽烂的速度会更为提高。也就是说在铁钱轻薄化的情况下，短陌现象会以更为急剧的方式进行。
亲族、恩幸与朝士大夫构成梁武帝施政中最主要的关注对象，与一般寻常百姓不同。梁武帝像这类“急于黎庶，缓于权贵”，“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的做法，必然会造成吏治的败坏，官员的侵渔以及百姓穷迫无告的后果。百姓不是依附于王侯将相，以求苟免，成为制度的帮凶，要不就是流离逃窜，或是投身群盗，最后则只有身陷刑辟，系于囹圄。
梁武历次货币改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误解了混乱的根源，他没有认识到除了未遵从南齐孔觊阐释的不惜铜爱工的铸币原则，足量地铸造优质通货之外，朝廷还下令用质量极低劣的铁钱代替通行已久的铜钱，且在优劣混杂的货币结构中强制地硬性规定好钱与劣钱的比价，这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才是造成整个萧梁王朝货币混乱的真正因素。
为了纠正铁钱带来的恶果，梁武帝重新铸行铜钱——太清丰乐，铸行之次年便爆发了侯景之乱。侯景之乱是六朝一次历史转折性的大规模动乱，萧梁王朝遭受摧毁性的破坏。这场乱事影响之深重，使得国家元气大伤，社会经济难再从铸币政策的调整而重新走向复苏。
梁末，因钱币信用极差，武帝铁钱、太清丰乐都已被摒弃无遗，无人使用，朝廷遂以两柱和鹅眼两种通货来补救。但是这两种钱的质量不相一致，却被朝廷规定为其价同，于是私铸铜钱开始大行其道甚至竞相以更劣质的锡铁之属取而代之。整个来看官私铸钱的质量都不是很好，于是金属通货为媒介的交易再次减少，百姓兼以粟帛为货，宣告实物经济再次回潮。
敬帝又下令将过去的旧钱恢复使用，优质钱币本来还是极度缺乏，因此以杂用的方式来交易。为补足已然消失于流通领域之外的通货以及朝廷因财政困难试图借机抽取铸币税而推行四柱钱。
四柱钱质量不算差，但是一开始朝廷抬价过高，与虚价灌水毫无区别，这样一来同样难为市场接受。然而再过三天，又取消细钱的货币地位，把它们禁止了。
如果萧梁政权不亡，大约还可以看到后续变化多端，朝令夕改的发展。而之所以梁朝末年必须这样频繁地一再推动货币新令，原因虽然不是那么简单，但它只能够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萧梁王朝半个世纪的货币政策其实是由一连串的错误造成。然而这一连串的错误政策已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扰乱和市场动荡，又为了纠正过去的政策错误，不得不推出另一种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新政策以求缓解，遂以此谬乱相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造成了萧梁内部动荡难解的社会、政治困境。
萧梁末代的敬帝萧方智禅位，陈霸先取而代之，建国号陈。陈初私铸劣钱混杂流通，两柱重和鹅眼轻，私家多镕钱，镕的自然是两柱，再去铸造更多的鹅眼，这是说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已经在发挥作用。而劣钱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市场中钱币的标准不一，优劣掺杂，他们的货币功能因而削弱，商品交易当然会受到阻碍。在这种混乱形势下杂用粟帛等实物的情况再次出现，一直到陈文帝的天嘉五年，这个局面才有所改变。
天嘉五铢初铸之际，令以一枚五铢当鹅眼之十枚算是合理。如果持续如此，陈代的币制或许还可以撑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但后来宣帝改变了这种做法，可以说他发行的新式铸币将陈代的币制推向一个与宋、齐、梁三代同样的失败道路之上。
宣帝铸造的新钱名为大货六铢，虽说是六铢，却以一枚当五铢之十枚，而与五铢同时行用。算起来大货六铢的重量只是五铢的1.2倍，但规定其价格是五铢的十倍，溢价如此之多，当然行不通。后来便不得不回到1:1的兑换率。在后还当一之后，人皆不便，这是朝廷不断推行价值灌水的钱币，且又朝令夕改，致使市场混乱，遂引起大众的反感，朝廷最后不得不废除大货六铢，复行文帝天嘉五年发行的五铢。
在南方，实物经济模式不但持续而且扩大了，究其原因还是自曹魏、两晋、南朝宋齐以来货币制度的长期不健全，市场难以稳定发展，且梁陈货币动荡带来的破坏，不仅对南朝后期商业贸易是很大的打击，对生产活动一样造成阻碍，再加上政治社会混乱的影响，经济因而萎缩，遂致实物经济再现，钱币最终在流通领域消失。
永嘉之祸后再五年西晋即告灭亡，此后的十六国时期，华北一带极度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休，不可能有一个稳定有效的货币制度。
后赵石勒推行新币制之后，铜钱和中绢的市场比价应该是4000:1，但朝廷却规定为2200:1。这样算来，该钱之价已经多灌水了约2.3倍。再看铜钱和下绢的比价是2000:1，但朝廷却规定为800:1，这样算，则多灌水了约1.5倍。后赵朝廷对于新钱规定的价值或货币购买力，远过于市场能接受的，即干预了市场的定价。
狡狯之徒买进朝廷绢帛，再将它贩卖于市场之中，以换取铜钱，如此转手数次，赚尽丰厚的利差。这时候，朝廷发觉它的意图被破解，不但遭受损失，颜面上更是一大挫败，于是祭出严刑峻法以惩治这种投机行为。但因库藏绢帛并非无限，钱制最终还是不能成功。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铸行太和五铢。为应新政策的要求，此时百官俸禄亦依绢帛的价格改发给现钱。此时绢一疋给钱二百文，如果对比后赵石氏之时，中绢一疋官价为一千二百文钱(市价为四千文)，其中的差异应该可以这样理解:若非因通缩的严重，使钱价上升到这个地步，则是元魏朝廷刻意抬高太和五铢之购买力是人为操纵的结果。
因为铜料极为缺乏，朝廷也无法有效地供应，只好采取半公半私或粗放的方式铸行钱币。朝廷与各地配置设施以及人工，而谁想铸造就可以铸造当然这样能够保障铜币精炼无所合闸的要求，但如果是这样一种形态，则既不属纯粹的朝廷官营模式，亦与纯粹的放任性质的自由铸币形式有距离。
这是因为遣钱工备炉冶的是朝廷而非百姓私人，且似乎原料又为私人自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有个别人物借朝廷提供的设备与人力铸钱，那么他与朝廷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没有明确答案，故其效果颇难掌握。
三年之后，无论是国家公库或皇帝私库都很缺乏现钱，整个社会通货仍然极为欠缺而且钱币已经轻贱化。到宣武帝元恪即位后再次发行钱币，不过这次成效同样不佳。
宣武帝铸行钱币，还发布命令对于往昔旧钱暂时还准允使用，但到明年底一律禁止流通。
元澄认为孝文帝创始太和五铢以来，与通行的新旧五铢一并行使，这是很好的做法。但问题是太和五铢流通不广，只有在京师附近通行，东南一带富庶之区则仍流通旧式古钱。北魏货币流通上的困境一方面因劣质钱币充斥，故朝廷禁断使用；另一方面通货又极不足，所以朝廷虽有常禁，但又不得不多次“权可听行”“权依旧用”。有些地方甚至因为民俭，地方官主动“求行土钱”。
北魏政策反复，时弛时禁，但是财计民生困乏，地方官员主动“求行土钱”，这些问题之关键都在于通货不足。而政策反复本身即可以造成市场的干扰，衍生出额外的问题。
而钱币流通稀少的结果是以实物充当交易媒介，“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勉强行之。但实物经济模式又因“分截布帛，壅塞钱货”，而致“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元澄提出以开放禁令作为解决之道的主张，建议让原本市场通行的古钱照旧流通，放宽钱币行使的标准，目的是使通货数量增加。对于各式铜钱的比价，充分给予市场与百姓自由定价、自由行使之权利，而非由朝廷来主导或强制。孝明帝基本上认可了他的建言，但这仍是过去“权可听行”“权依旧用”做法的翻版。
一方面太和五铢形质俱佳，足为典范，但另一方面太和五铢并未能普遍于全国推行，殊为可惜！看来此时通货不足的问题已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是以元澄不但反对禁制古钱的做法，且再三建议正面给予旧有古钱以合法性，以资挹注，特别是东南地区还是听任依旧。至于全国各地，若以往太和五铢，新铸五铢以及古钱内外全好，那么不限大小，悉听行之。不过像鸡眼、镮凿之类的仍依律禁用。此外，为了杜绝劣钱的继续流出，那些非在旧有古钱之内，不合规范的新出杂钱，则一概禁止，当局决定遵从他的建议。
但后来胡氏与元叉的权力斗争，付诸实现者寡，故收效甚微。之后“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景况依旧未有太大变化。
孝明帝元诩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建议可于以往产铜矿且设铜官之地冶铸。当局一样依从了他的意见，不过效果出乎意料之外。这启导私铸、盗铸的风行，以至于到建义初，“重制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
孝明帝孝昌二年或三年间，高谦之上表建请铸造三铢钱。他认为“钱之轻重，时代不同”，鉴于往昔历史，三铢不为不适当。高谦之的主要论点在于主张钱币发行的目的，不单在于“通有无，便交易”，还在于充实国用。这是当前现实中的紧迫问题，发行三铢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朝廷本欲遵从谦之之见，却因谦之的殁而终止。
私铸、盗铸盛行其实与朝廷成员、官僚豪势之家有密切的关系。杨侃认为导致钱币薄小的私铸应该与负责铸钱的官府或官府办理炼铜的执行人员有关。他建议由私人与官方共同铸造，以矫正这种情况；赋予私人以合法的铸币权利，进而借由私人与官方在市场中的面对面竞争来改善铸币的质量，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朝野并不被接受。
同一时期，御史中尉高恭之上表建请改铸足重大钱，以杜绝轻劣钱币的流出。高恭之要旨在于:先是官府的铸币质量出了问题，“既示之以深利”，后来才渐因私铸而薄滥，故他说“朝廷之愆，彼复何罪”。基于这一认识，他遂认为解决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严刑峻法，而在于国家示范性地主动改铸大钱，即提升铜钱之质量，达到铸钱无利、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的地步，若能如此私铸自然停息。
由于杨侃、高恭之的积极说服，孝庄帝于永安二年下诏更铸永安五铢，可是只发行了四个月就停止了。因为在北魏官方的主导下，钱价被刻意抬高了！而它所用的方法与先前石勒完全一样，就是派人拿出国家库藏中的绢高价换购市面上的永安五铢。
后来的奸铸始于官府或权贵之手，而非民间私铸之人。理由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朝廷不会主动做出“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三市卖之”以“贵钱”的事来。当然私铸之人可能见到有利可图也随从仿效，这就将扩大事端。
高欢于北魏永熙元年取代尔朱氏成为华北地区实际上的支配者。此时钱价极昂，通缩依旧，且在乡村地区更严重。高欢决定改铸，但并未更改钱面的铸文，而是沿用永安五铢之旧名。不过，此次铸币行动效果不佳，不久之后渐复细薄，奸伪竞起，转眼之间钱币劣化的情况又严重起来。
在武定之初，高欢“收境内之铜钱，乃依旧文更铸”其实也是齐文襄帝奏革其弊而有的行动。整理高澄的解决方法，内容可以分述为几项:
第一，允许私人铸币。
第二，悬放两具标准秤于天下诸市，百姓也可取法造秤。
第三，凭称以定轻重，薄小伪劣之钱一经查获，以赏举告之人。
第四，执法首都以五十日，外州以百日为限，届时施行。
在通货极欠缺的时候，不禁私钱可以鼓励钱币的铸造，如此可以提高市场中普遍不足的流动性，悬秤于各地市集之中，以为检验之依据，如此可得一公平的裁决方式，且有效地区分出钱币好坏，阻绝轻劣铜钱的流入。这一方法实施之后，通货的质量可以维持，进而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
这种做法使民众有较充裕时间准备，降低了扰民的可能。他不采取官铸模式，实已避免了官方的靡费与无效率。可惜的是群官参议，咸以为时谷颇贵，请待有年，朝廷从之而止，遂不果行。高澄于第二年被刺杀，因此他提议的制度再未有施行的机会。
东魏北齐在高氏主政下欲求整饬吏治，扼止勋贵，掠夺万民的贪暴行为，而群小喧嚣，易激反扑，因此对于当权者而言有不得遂行的苦衷。在这种主客观条件下仅能以姑息的方式等待时机。
神武币制最后面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的失败后果，应该是天平之际在姑息之政的覆荫之下，铸币单位衍生出的强固的利益结构决定了的。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始终缺乏一个公平而有效率的钱币鉴别与仲裁方式，那么无形之中良币驱逐劣币的原则已被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取代，而一旦这样的竞争成为固定模式，那么钱币的滥恶，以至于币制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东魏北齐从高欢时代一直到齐室的最后灭亡这段时间之内货币不断的趋于滥恶，且形制愈来愈杂乱不齐。单单邺都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的差别，河南一带则流通所谓的青薄铅锡之类，指的都是羼入杂质，质地轻贱的钱币。
其他如青、齐、徐、兖、梁、豫州地区，“辈类各殊”混乱一如各地。钱币纷乱不一、伪劣充斥的局面差不多已经涵盖北齐全境。可以认为这些应该都是王则家族河阳钱私铸模式的翻版，以及因铸币竞赛造成钱币劣化。
自高伟在位的武平年间以后，私铸更为盛行，甚至出现以生铁和铜的现象，劣质之程度无以复加，没有挽救之可能。一直到北齐亡国，这种伪劣相仍、江河日下的情况从未改善。
与由于官僚权贵所为，私铸盛行，进而造成币制的破坏和动荡的北齐不同；北周则是因为朝廷主导虚价铜钱政策导致了货币体系的扭曲，进而摧折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进步。
北周新铸行的布泉，以一枚当旧魏五铢之五枚，二者并行。但铸行不多，使得北周国境仍难以完全摆脱通货紧缩的肆虐，经济也无法稳定发展。
宇文邕布泉的行使经历十三年后，建德三年宇文邕再增新制，发行五行大布钱。这种五行大布，规定以一当旧布泉之十，换言之其索价为旧五铢的五十倍，以故可以“大收商估之利”。但是很快盗铸的现象出现了，主要是因为在此情况之下，铸造钱币明显有利可图。
一开始本来在边境之地铸造，于是朝廷禁止五行大布出入国境关卡。而同时因布泉钱盗铸较少，规定可以流入而不让流出。但是盗铸之人很快地察觉这个政策讯息的涵义，此刻形势已转换为盗铸布泉才真正有利可图。于是行为改变，转而从事布泉的铸造。
到了来年，布泉即因数量太多，价值迅速降低，且质量轻贱至极而遭到人们拒斥。到了这个时节，北周朝廷不得不祭出严刑来惩治盗铸之人，最后仍不得解决，只好将布泉废弃。
北周宣帝宇文赟于大象元年铸造永通万国钱，以其一枚当五行大布之十枚，换算起来要价等于旧五株的五百倍之多。
由于三次的货币改铸都是出于国家财政汲取的需要，而不是为维护市场稳定的目的而进行，故所发行的只能是经过灌水的虚价大钱，且越到后面灌水程度越大。北周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通货引起的膨胀性扰动一次比一次激烈。
选取自陈彦良的《币制兴衰四百年魏晋南北朝的通货膨胀与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