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放见过他爸宰牛,大雪的冬日,紧靠他们住家的二层小楼,有一处院落,老黄推开两扇木头大门,门上挂着一串铃铛,和牛脖子上挂着的一样。黄铜的,板栗大小。牵进来的牛,是念过经的,门上的铃铛和牛脖子上的铃铛一块响,便是老黄要大开杀戒了,院子中心有一个巨大木头架子,架子上垂下来五根绳子,分别对应着牛头和四条腿,不远处烧着一锅滚烫的开水,锅口有一人长,下面的柴火还有些潮湿,松油伴随着噼里啪啦的声音跳舞,不时的还有碎木炭往外跳,灶是黄土砌的,有膝盖那么高。老黄下半身套着一条捕鱼裤,黑色的,带连体的胶鞋,上半身穿的一件黑色牛仔茄克,拉链一直拉到下巴,他先用绳子套了牛的头,绳子不是很紧,但也不至于低头滑落,接着他用四处角落的绳子分别套上牛蹄子。老黄走上台阶,从小板凳上端起了茶缸子仰头咕咚咕咚的闷了几口,冬天是茯茶,夏天一般是三皮罐,茯茶暖胃,三皮罐清火。天上还飘着雪花,老黄仰头看了看,暖洋洋的舒展了双臂,右手上一把方刀,被磨得很亮,在空中闪耀着光芒。只见他拉了一个机关,牛的身体便被绳子朝五个方向勒紧,离地,腾空,还没来得及挣扎,老黄已经从牛肚子到下巴刮出了一道口子,喉咙一直喷血,肠子已经满地。牛吼了几声,便闭了眼。
黑胖子的媳妇是个操着四川口音的中年妇女,穿着一身铺满了hello kitty头像的睡裙,眉毛纹成了桃红,嘴唇有点发黑,不胖,不高,头发垂肩,有挑染的紫,指甲上有烟熏的黄。见面的地点是在走道,她并没有搭理黑胖子,而是直接打量黄平高的身子。
尽管是早晨,摩托上还一直吹风,燥热的南方天气还是很不友好,汗水浸透了他,白T恤下的身形轮廓很清晰,天渐渐亮起来,楼道里泛着昏黄,一两缕阳光射进来,空气中像是弥漫了甜酒的香气。黄平高被她摄人的目光压迫,他判断面前这个女人不是黑胖子媳妇,顶多是姘头。
“阿芬,我扛不住,先回,你给他弄间屋子,挑个人少的,别扔老马来那屋,老头事儿多。”黑胖子快步往楼下走,满是倦困,一边下楼,他又补了一句“听清没啊,赶紧的,这哥们是我兄弟。”黑胖子伸手要了300块钱,便跟黄挥手告别。“阿芬带路,顺着楼道走,拐了两个弯,下了一个台阶,敲开了一间房门,一个瘦老头给开的门,约莫60岁,个头顶到黄平高的下巴,黄平高刚过一米七,那老头估计不到一米六 ,瘦老头带着金属框眼镜,发丝里夹杂着灰白,他手里握着一份深圳早报,另一只手,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面前的黄平高靠得太近,以至于隔着镜片,他看到的脸都是模糊的,阿芬倚靠着门沿,手指了指紧靠门框边的一个空床位,下铺有人,她指了指上铺,告诉黄平高:“十块一晚,押金60,一周一结,走的时候,多退少补。”说完,便打着哈欠,往楼道走去,啪嗒啪嗒的拖鞋打着地面。
黄平高推开半掩的门,把背包甩到床上,上面整齐的摆放叠好的军绿色被子,被子上垒着一个小方枕头,准确的说是原本白色,但是已经不白了的枕芯。一间屋子六个人,一人一晚十块,六个人六十,一个工业隔间大约一个月收入1500,多少会有空床率。瘦老头就是老马来,马来西亚华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黄平高在深圳最好的朋友,按黄平高概括的话来讲:“他姓许,我一直叫他许老师,祖籍汕头,单身无子,爱国,在港偏左,在京偏右,博学,善良,每天看报纸,清洗厕所。”
起床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屋里只有许老师一个人在,瘦老头在打坐,床位在对角靠窗的下铺,床头堆放着很厚的报纸,叠的很工整。收拾妥当,黄平高刷了个牙,临出门,许老师坐在床沿,喊了他一句“朋友”,然后递给他一把剪刀,指了指他的胡子,他接过剪刀,又回到洗手间,拿剪刀修短了自己的胡须,洗手间在走道尽头,对开的两排洗手池,约莫待得下20个人,刷牙洗澡都在这了,一面人头大小的方镜子挂在入口右手,和视线平齐,左手边往里走一块区域,就是厕所,也是对称两排,分别靠墙,1米一个水泥隔断,下面一条长长的沟渠,头顶的储水器10分钟灌满一次,水会在打头的第一个坑位奔涌而下,雾气弥漫整个房间,水流在脚下沟渠里走一个循环,拖泥带水,最后愤然离开。
黄平高打算先去附近吃个午饭,这个点在深圳被称为下午茶,他想顺便逛逛,了解下当地的口味,还有消费习惯。当然,临出门,他也没忘记带着那包腱子肉,许老师打坐的时候,他从窗口往外探头,窗户下,向外突出的混凝土预制板上取上来一个黑袋子,担心被猫叼走,昨晚他抽了徐老师两张旧报纸,贴身包住,又用黑胶袋裹了一层,然后用胶上几圈,最后把胶布头牢牢的黏在了墙角夹缝处,窗口的位置靠山,有微风,没太阳。
沿着边防线走几步,便是罗芳村牌坊,穿过牌坊是进村的路,左右两旁都是村屋,两三层高,大多数有院子。罗芳村200户村民,500多幢房子,人均2.5套。清朝末年延续的习惯,村民被允许,从附近不远的耕作口走到河对岸的香港,允许去种地,白天村民带着孩子去香港上学,下午耕作完,便接孩子一道回深圳吃晚饭,睡觉。河对岸的香港也有个罗芳村,大陆的村民,长期往返耕作,不愿日出夜归,嫌麻烦,有的人便在香港扎堆,一同开垦、修路、拉电、通水,便住了下来。现在还有村民长期居住在香港罗芳村,每隔一两周,回来收个房租,陪陪亲戚,喝个茶,吃个便饭。深圳的罗芳村很多都租给了来深圳打工的外地人。其中湖南,四川人居多,四川是最早一批来的外来人口,他们随建筑公司到深圳修桥修路,然后政府抵给他们一部分房子,便成了他们的职工宿舍,后来四川人便带来了一批一批的同乡亲属过来,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职工宿舍,便租住在村民家,大多数也在建筑工地讨生活。湖南人天生敢闯,加上靠近广东省,改革开放初期,湖南人就成群结队的来深圳挣钱,最早的都是在深圳河和仙湖打鱼,深圳靠海,海鲜源源不断,河鲜便成了稀缺物,西丽湖的每一片水域都被私密的山庄所包围,对于南下的干部来讲,钓鱼和打高尔夫球一样,都是谈事情最佳的场所。湖南人越来越多以后,现在都分散在了各大农贸市场,有的贩菜、有的贩鱼,慢慢的几乎垄断了深圳的流通农副产业。
黄平高沿着村路走不了5分钟便到了尽头,大樟树下有老头摆桌子在喝茶,有的躺在竹椅上睡觉,白天里村里没什么人,租住在罗芳村的年轻劳动力一大早就出去挣钱,不到晚上不回村,剩下的便是村里留守的老人和一些江湖人士。
江湖事,江湖了。住在罗芳村的有各方势力,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摩擦,争执起来,背后总能找到人撑腰。打得不可开交了,就会有江湖大佬出来摆一桌,各方代表过来谈判,最后凭借大佬的江湖地位,终究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多数是公平的,也能服众,双方都会卖个面子,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
黑胖子的媳妇是个操着四川口音的中年妇女,穿着一身铺满了hello kitty头像的睡裙,眉毛纹成了桃红,嘴唇有点发黑,不胖,不高,头发垂肩,有挑染的紫,指甲上有烟熏的黄。见面的地点是在走道,她并没有搭理黑胖子,而是直接打量黄平高的身子。
尽管是早晨,摩托上还一直吹风,燥热的南方天气还是很不友好,汗水浸透了他,白T恤下的身形轮廓很清晰,天渐渐亮起来,楼道里泛着昏黄,一两缕阳光射进来,空气中像是弥漫了甜酒的香气。黄平高被她摄人的目光压迫,他判断面前这个女人不是黑胖子媳妇,顶多是姘头。
“阿芬,我扛不住,先回,你给他弄间屋子,挑个人少的,别扔老马来那屋,老头事儿多。”黑胖子快步往楼下走,满是倦困,一边下楼,他又补了一句“听清没啊,赶紧的,这哥们是我兄弟。”黑胖子伸手要了300块钱,便跟黄挥手告别。“阿芬带路,顺着楼道走,拐了两个弯,下了一个台阶,敲开了一间房门,一个瘦老头给开的门,约莫60岁,个头顶到黄平高的下巴,黄平高刚过一米七,那老头估计不到一米六 ,瘦老头带着金属框眼镜,发丝里夹杂着灰白,他手里握着一份深圳早报,另一只手,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面前的黄平高靠得太近,以至于隔着镜片,他看到的脸都是模糊的,阿芬倚靠着门沿,手指了指紧靠门框边的一个空床位,下铺有人,她指了指上铺,告诉黄平高:“十块一晚,押金60,一周一结,走的时候,多退少补。”说完,便打着哈欠,往楼道走去,啪嗒啪嗒的拖鞋打着地面。
黄平高推开半掩的门,把背包甩到床上,上面整齐的摆放叠好的军绿色被子,被子上垒着一个小方枕头,准确的说是原本白色,但是已经不白了的枕芯。一间屋子六个人,一人一晚十块,六个人六十,一个工业隔间大约一个月收入1500,多少会有空床率。瘦老头就是老马来,马来西亚华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黄平高在深圳最好的朋友,按黄平高概括的话来讲:“他姓许,我一直叫他许老师,祖籍汕头,单身无子,爱国,在港偏左,在京偏右,博学,善良,每天看报纸,清洗厕所。”
起床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屋里只有许老师一个人在,瘦老头在打坐,床位在对角靠窗的下铺,床头堆放着很厚的报纸,叠的很工整。收拾妥当,黄平高刷了个牙,临出门,许老师坐在床沿,喊了他一句“朋友”,然后递给他一把剪刀,指了指他的胡子,他接过剪刀,又回到洗手间,拿剪刀修短了自己的胡须,洗手间在走道尽头,对开的两排洗手池,约莫待得下20个人,刷牙洗澡都在这了,一面人头大小的方镜子挂在入口右手,和视线平齐,左手边往里走一块区域,就是厕所,也是对称两排,分别靠墙,1米一个水泥隔断,下面一条长长的沟渠,头顶的储水器10分钟灌满一次,水会在打头的第一个坑位奔涌而下,雾气弥漫整个房间,水流在脚下沟渠里走一个循环,拖泥带水,最后愤然离开。
黄平高打算先去附近吃个午饭,这个点在深圳被称为下午茶,他想顺便逛逛,了解下当地的口味,还有消费习惯。当然,临出门,他也没忘记带着那包腱子肉,许老师打坐的时候,他从窗口往外探头,窗户下,向外突出的混凝土预制板上取上来一个黑袋子,担心被猫叼走,昨晚他抽了徐老师两张旧报纸,贴身包住,又用黑胶袋裹了一层,然后用胶上几圈,最后把胶布头牢牢的黏在了墙角夹缝处,窗口的位置靠山,有微风,没太阳。
沿着边防线走几步,便是罗芳村牌坊,穿过牌坊是进村的路,左右两旁都是村屋,两三层高,大多数有院子。罗芳村200户村民,500多幢房子,人均2.5套。清朝末年延续的习惯,村民被允许,从附近不远的耕作口走到河对岸的香港,允许去种地,白天村民带着孩子去香港上学,下午耕作完,便接孩子一道回深圳吃晚饭,睡觉。河对岸的香港也有个罗芳村,大陆的村民,长期往返耕作,不愿日出夜归,嫌麻烦,有的人便在香港扎堆,一同开垦、修路、拉电、通水,便住了下来。现在还有村民长期居住在香港罗芳村,每隔一两周,回来收个房租,陪陪亲戚,喝个茶,吃个便饭。深圳的罗芳村很多都租给了来深圳打工的外地人。其中湖南,四川人居多,四川是最早一批来的外来人口,他们随建筑公司到深圳修桥修路,然后政府抵给他们一部分房子,便成了他们的职工宿舍,后来四川人便带来了一批一批的同乡亲属过来,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职工宿舍,便租住在村民家,大多数也在建筑工地讨生活。湖南人天生敢闯,加上靠近广东省,改革开放初期,湖南人就成群结队的来深圳挣钱,最早的都是在深圳河和仙湖打鱼,深圳靠海,海鲜源源不断,河鲜便成了稀缺物,西丽湖的每一片水域都被私密的山庄所包围,对于南下的干部来讲,钓鱼和打高尔夫球一样,都是谈事情最佳的场所。湖南人越来越多以后,现在都分散在了各大农贸市场,有的贩菜、有的贩鱼,慢慢的几乎垄断了深圳的流通农副产业。
黄平高沿着村路走不了5分钟便到了尽头,大樟树下有老头摆桌子在喝茶,有的躺在竹椅上睡觉,白天里村里没什么人,租住在罗芳村的年轻劳动力一大早就出去挣钱,不到晚上不回村,剩下的便是村里留守的老人和一些江湖人士。
江湖事,江湖了。住在罗芳村的有各方势力,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摩擦,争执起来,背后总能找到人撑腰。打得不可开交了,就会有江湖大佬出来摆一桌,各方代表过来谈判,最后凭借大佬的江湖地位,终究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多数是公平的,也能服众,双方都会卖个面子,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