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深知，大明宗室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至今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积累了太多的民愤，若不尽早处理，必会危及自身。
相比崇祯皇帝用数场大捷和各种显而易见的改变逐步影响百姓对朝廷的看法而言，宗室们则完全站到了百姓的对立面，数百年累积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宗室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宗室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
山西晋王府，洪武年间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将近九十万石；河南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
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这些宗室和巨商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比如这次五王之一的“瑞王”朱常浩，其封地的官盐私盐买卖早已尽入其手。
这些宗室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更是串通巨商，肆意操控粮米布价，牟取暴利。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宗室们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比如万历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便继续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当地官员自然不敢管老朱家的事儿。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
按崇祯皇帝所知，到现在崇祯十九年这个时候，许多地方收税权实际上已经不归朝廷，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所有。
荒唐的是，崇祯十七年山东一省茶税只有十二两，偌大个金陵城，去年收上来的商税居然也才八两。
这种种极尽可笑之举，正表明如今在地方上宗室贵戚们和财阀的一手遮天。
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在崇祯初年，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念起乃是宗室贵胄，又把黎城县三年的商税划给平遥王府。
就是通过这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 ()
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说的正是已死老福王朱常洵；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朱传虽然在历史上矢志抗贼，可细细一查，代王府仍然拥有房屋一千一百余所。
无论各地藩王抗贼之心如何，其王府山积的财富却是一个不少。
除了当朝皇帝以外，宗室们在各地方官府几乎个个都是土皇帝，拥有数不清的特权，他们和财阀们形成的垄断集团暴利滚滚，但是直接后果就是大明朝廷民生的日益困顿和财政的山穷水尽，直到崇祯年间彻底崩溃。
从土木堡之变开始开始，宗室发展更是急剧加快，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藩王之禄”。
说起来，此时各处烽火燎原的农民军无论对待百姓如何，最大一个特色，就是对皇亲国戚和宗室毫不留情，坚决、果断、彻底。
李自成更将这种政策发挥到了极致，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
自崇祯年开始，宗室贵戚们的府邸被”尽”“皆”“合族”诛灭的折子在崇祯御案上就屡见不鲜，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大西军攻入川蜀天府之国，老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
每当农民军做出这等惊天之举，朝廷之无能、昏暗便更加体现出现，百姓听闻都是燃放炮竹争相庆贺，有如新年。
宗室联合富商手眼通天在历朝都是不公开的秘密，直到这崇祯十九年二月初三的早朝时，才被东厂、西厂公然摆在台面上议论。
崇祯皇帝的反应没有让众多帝党成员和百姓失望，朝议之后，北镇抚司锦衣卫四出，手持崇祯手书驾贴，飞马前往各处捉拿宗室。
各地百姓听闻京师缇骑四出前往捉拿宗室的消息，都是喜笑颜开，连称当今皇帝乃是圣明天子、社稷中兴之主，据地方官员禀奏，各州府道闻讯之后均如逢年过节一般，茶馆酒肆中路人每每谈及此事，都是痛快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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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崇祯皇帝用数场大捷和各种显而易见的改变逐步影响百姓对朝廷的看法而言，宗室们则完全站到了百姓的对立面，数百年累积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宗室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宗室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
山西晋王府，洪武年间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将近九十万石；河南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
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这些宗室和巨商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比如这次五王之一的“瑞王”朱常浩，其封地的官盐私盐买卖早已尽入其手。
这些宗室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更是串通巨商，肆意操控粮米布价，牟取暴利。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宗室们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比如万历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便继续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当地官员自然不敢管老朱家的事儿。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
按崇祯皇帝所知，到现在崇祯十九年这个时候，许多地方收税权实际上已经不归朝廷，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所有。
荒唐的是，崇祯十七年山东一省茶税只有十二两，偌大个金陵城，去年收上来的商税居然也才八两。
这种种极尽可笑之举，正表明如今在地方上宗室贵戚们和财阀的一手遮天。
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在崇祯初年，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念起乃是宗室贵胄，又把黎城县三年的商税划给平遥王府。
就是通过这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 ()
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说的正是已死老福王朱常洵；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朱传虽然在历史上矢志抗贼，可细细一查，代王府仍然拥有房屋一千一百余所。
无论各地藩王抗贼之心如何，其王府山积的财富却是一个不少。
除了当朝皇帝以外，宗室们在各地方官府几乎个个都是土皇帝，拥有数不清的特权，他们和财阀们形成的垄断集团暴利滚滚，但是直接后果就是大明朝廷民生的日益困顿和财政的山穷水尽，直到崇祯年间彻底崩溃。
从土木堡之变开始开始，宗室发展更是急剧加快，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藩王之禄”。
说起来，此时各处烽火燎原的农民军无论对待百姓如何，最大一个特色，就是对皇亲国戚和宗室毫不留情，坚决、果断、彻底。
李自成更将这种政策发挥到了极致，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
自崇祯年开始，宗室贵戚们的府邸被”尽”“皆”“合族”诛灭的折子在崇祯御案上就屡见不鲜，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大西军攻入川蜀天府之国，老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
每当农民军做出这等惊天之举，朝廷之无能、昏暗便更加体现出现，百姓听闻都是燃放炮竹争相庆贺，有如新年。
宗室联合富商手眼通天在历朝都是不公开的秘密，直到这崇祯十九年二月初三的早朝时，才被东厂、西厂公然摆在台面上议论。
崇祯皇帝的反应没有让众多帝党成员和百姓失望，朝议之后，北镇抚司锦衣卫四出，手持崇祯手书驾贴，飞马前往各处捉拿宗室。
各地百姓听闻京师缇骑四出前往捉拿宗室的消息，都是喜笑颜开，连称当今皇帝乃是圣明天子、社稷中兴之主，据地方官员禀奏，各州府道闻讯之后均如逢年过节一般，茶馆酒肆中路人每每谈及此事，都是痛快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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