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中的政治风向就像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整顿工作才开了头，风头就又变了，整顿变成了翻案，学习成绩优秀者变成了新的白专典型，师资班则被说成是翻案风的产物，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摇篮，分配方案进行了大幅度调整，除少数人留下充实教师队伍外，大部分人都被分配到了三线国防厂。
那是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年代。
阶梯教室里坐满了毕业班的同学，黑板上方挂着大幅标语：“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分配方案由系主任亲自宣读，党总支书记坐在旁边，一双威严的目光注视着台下的每一位学员。
教室里鸦雀无声，空气紧张的就像战斗打响前夕。
系主任的声音有些沙哑，却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
***留校，***四O八厂，***012基地，***七O五厂， ***留校，姚致远六一八厂，**八O四厂，陈刚六一八厂，……。
方案宣读完毕，几多欢喜几多愁。
从整体方案看，条件最好的（包括：政治面貌、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平时表现、学习成绩）或是有背景有关系的留在了学校，条件差不多的分到了位居城市的军工厂，差一些的则分到了远离城市的三线厂，三线厂也有远有近，有坐火车一天就能到的，也有几天才能到的，最远的就属贵州的六一八厂了，光火车就要倒几次，下来还要坐汽车，仅单程就需要一个星期。
分到六一八厂的，无疑是条件最差的。
陈刚，条件最差，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差，不是学习差，品德差，而是政治条件差，他的父亲曾是市里主管工业的副主任，由于在整顿过程中力度太大，被定性为“翻案风的黑干将”，“黑干将”的儿子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理所应当。
可姚致远呢，不管是政治条件还是学习成绩，都排在全班的前几位，况且他还是个独子，就是留不到学校，起码也应该分到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为什么要把他分到几千里之外、交通闭塞的六一八厂呢？很多同学都感到不可思议，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姚致远，似乎想从他的脸上找到答案。
可他也是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竟招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他想问问班主任，可看看黑板上方的大标语，想想自己的身份——共产党员，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方案宣读的当天下午，派遣证就发下来了，有效期是半个月。
也就二三天的功夫，同学们就都走了，有直接去单位报到的，也有先回家与父母道别的。
空荡荡的宿舍里只剩下了姚致远一个人。
窗外雪花飞扬，北风萧萧，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一遍又一遍地在学校上空响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
宿舍里又阴又冷，姚致远坐在床前，低着头，盯着手里的派遣证，泪流不止。
派遣证，这张能彻底改变人命运的纸，他曾经盼了好多年，不能说是望眼欲穿，也是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渴望至极，为了能得到这张纸，他的父母不知流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艰辛，他自己更是倾其心尽其力，做了最大努力，可最终盼来的是什么呢？竟是一家人的分离。说心里话，艰苦，他不怕，他是喝着苦水长大的，六一八厂再艰苦，也比不过他以前吃过的苦；远，他也不怕，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他最担心的就是两位老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倒头来，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他仿佛又看到了父母苍老的面容，佝偻的身影，还有那双对他充满了期待的眼睛。他该怎么对他们说呢？
姚致远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拉开抽屉，一个笔记本出现在眼前，这是刘茵送给他的，上面有他从报纸、杂志上抄录的文章片段，也有心情好时写的一些诗歌和散文。
见物思人，他不由的又想起了刘茵。
尽管都在一个城市里，他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现在，他就要走了，千里之外，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不管是误解也好，还是不理解也罢，毕竟相爱过一场，写封信道个别还是应该的。
本想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一提起笔来就不由他了，埋藏已久的心里话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泻千里，铺满了整整五张信纸。
刘茵：
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最近还好吗？
再过几天，我就要走了，离别之际，想对你说几句话。
前天，系里宣读了分配方案，我被分到了贵州山区的一个三线小厂，条件差，路途遥远，是方案中最差的单位，按我的条件本来不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果，问题出在哪里？我不敢断定，只是猜测：因为我的感情经历。
我的感情经历有你知道的，也有你不知道的，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不知道的那些，实不相瞒，在和你交往的同时，我还另有婚约。
那年，大学恢复招生，我在名单公布的前一天被刷掉了，原因是有人告了我的黑状，说我的舅爷是大恶霸地主，被镇压了，我几乎崩溃。是大队支书帮我澄清了事实真像，让我重新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事过不久支书提出要将他的侄女，也就你见到的那位周文秀说给我。坦诚地说，我的心在你身上，我和她毫无感情可言，为此，我专门到县上找了一次你，可是你已经走了，而且没有人知道你的去向，我想，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我决定委曲自己，答应支书，因为支书不仅有恩于我，他还掌握着决定我命运的大权。
在她们家的摧促下，我和她换了“回答”。
人的感情太复杂了，说不清，道不明，虽然我们订了婚，可我对她始终产生不了感情，一切都停留在表面，而对于你，我总是忘不了，脑子里时常出现你的影子。
在医院的病床上和你偶然相遇，让我找回了曾经失去的那份爱那份情，同时也将我推进了感情的漩涡，我挣扎了很久，决定还是和周文秀分手，因为她替代不了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我正式向周文秀提出退婚是她来省城的那一次，还记得吗，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口，我告诉你她是我的老乡。周文秀虽然不愿意，可最后还是答应了。我曾暗自庆幸，感激她的通情达理。可谁知道，她回去后的当天晚上就喝了整整一瓶农药，幸亏抢救及时没有酿成后果。就因为这件事，村里人骂我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她的家人将我告到了县上，说我瞧不起农民瞧不起贫下中农，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道德败坏，要不是县革委会的老梁出面说明情况，我就成了县招办教育新生的反面典型了。
周文秀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受害者优先被推荐上了大学。
我很气愤，但又有一丝安慰，我的声誉成全了她的大学梦，也算是扯平了，从此以后，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
然而，上了大学的周文秀并没有放过我，她又找我来了，不仅否认了她对我的所有诬蔑，还希望能与我重新和好。
你想，可能吗？我冷淡她，躲避她，可她仍然像着了魔似的缠着我不放，最终导致了你们俩个人的“相遇”。我想给你解释，你却不给我机会。事后，我对周文秀发了一顿脾气，她一气之下，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情感的枷锁解脱了，另一个噩梦却来了。
先是我的党小组长被选掉了，后来，辅导员又莫名其妙地找我谈了一次话，再后来，系党总支书记利用上党课的机会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我能感觉到是在说我，因为他所批判的，很多都是在蒲原县流传的针对我的流言蜚语。
我在感谢组织保护我的名誉的同时，不能不感到遗憾，对那些流言蜚语调查了吗？为什么不找我当面谈一谈？一切都是那么扑朔迷离，我曾想向组织说明情况，可由于我的优柔寡断，失去了澄清谣言的最佳机会。
这一切，我应该早就告诉你的，可是我怕说出来会影响咱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一拖再拖，总想着等把一切都处理好了再告诉你。
我承认，在感情的问题上，我处理的是有些不当，但请你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实的。现在，我已经不奢望你对我的谅解，只希望你能理解我对你的那份情那份爱。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父亲8岁就开始给地主干活，母亲6岁就成了童养媳，没有人格，没有尊严，他们在苦难中苦苦挣扎。
是共产党让他们懂得了穷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对我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希望我能走出贫瘠的土地，活得有模有样，希望我能拔掉姚家的穷根，改变祖祖辈辈受苦受穷的命运。他们起早探黑，省吃俭用，一个心思就是要把我“供出来”。
我深知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无论是在学校念书，还是回乡种地，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奋斗。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一切努力最终竟毁在一个小小的婚约上。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为了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屈从于权力，用感情作交易，但我决不承认自己的思想意识有什么问题。
二十年前，梁秋燕因为追求婚姻自由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二十年后，我追求真正的爱情怎么就成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农民因为文化水平低有这样的想法尚可理解，如果大学里的党组织也这么认为，就叫人不可思议了。
对于今后的人生，我无一所求，只是放心不下日渐衰老的父母亲，他们辛劳一生，却老无所依，作为儿子，我愧对他们。
还有你，永远的思念。贵州，山高路远，我这一走，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
我会永远在心里为你祈祷：健康，幸福！
想你的人：姚致远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那是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年代。
阶梯教室里坐满了毕业班的同学，黑板上方挂着大幅标语：“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分配方案由系主任亲自宣读，党总支书记坐在旁边，一双威严的目光注视着台下的每一位学员。
教室里鸦雀无声，空气紧张的就像战斗打响前夕。
系主任的声音有些沙哑，却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
***留校，***四O八厂，***012基地，***七O五厂， ***留校，姚致远六一八厂，**八O四厂，陈刚六一八厂，……。
方案宣读完毕，几多欢喜几多愁。
从整体方案看，条件最好的（包括：政治面貌、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平时表现、学习成绩）或是有背景有关系的留在了学校，条件差不多的分到了位居城市的军工厂，差一些的则分到了远离城市的三线厂，三线厂也有远有近，有坐火车一天就能到的，也有几天才能到的，最远的就属贵州的六一八厂了，光火车就要倒几次，下来还要坐汽车，仅单程就需要一个星期。
分到六一八厂的，无疑是条件最差的。
陈刚，条件最差，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差，不是学习差，品德差，而是政治条件差，他的父亲曾是市里主管工业的副主任，由于在整顿过程中力度太大，被定性为“翻案风的黑干将”，“黑干将”的儿子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理所应当。
可姚致远呢，不管是政治条件还是学习成绩，都排在全班的前几位，况且他还是个独子，就是留不到学校，起码也应该分到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为什么要把他分到几千里之外、交通闭塞的六一八厂呢？很多同学都感到不可思议，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姚致远，似乎想从他的脸上找到答案。
可他也是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竟招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他想问问班主任，可看看黑板上方的大标语，想想自己的身份——共产党员，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方案宣读的当天下午，派遣证就发下来了，有效期是半个月。
也就二三天的功夫，同学们就都走了，有直接去单位报到的，也有先回家与父母道别的。
空荡荡的宿舍里只剩下了姚致远一个人。
窗外雪花飞扬，北风萧萧，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一遍又一遍地在学校上空响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
宿舍里又阴又冷，姚致远坐在床前，低着头，盯着手里的派遣证，泪流不止。
派遣证，这张能彻底改变人命运的纸，他曾经盼了好多年，不能说是望眼欲穿，也是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渴望至极，为了能得到这张纸，他的父母不知流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艰辛，他自己更是倾其心尽其力，做了最大努力，可最终盼来的是什么呢？竟是一家人的分离。说心里话，艰苦，他不怕，他是喝着苦水长大的，六一八厂再艰苦，也比不过他以前吃过的苦；远，他也不怕，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他最担心的就是两位老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倒头来，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他仿佛又看到了父母苍老的面容，佝偻的身影，还有那双对他充满了期待的眼睛。他该怎么对他们说呢？
姚致远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拉开抽屉，一个笔记本出现在眼前，这是刘茵送给他的，上面有他从报纸、杂志上抄录的文章片段，也有心情好时写的一些诗歌和散文。
见物思人，他不由的又想起了刘茵。
尽管都在一个城市里，他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现在，他就要走了，千里之外，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不管是误解也好，还是不理解也罢，毕竟相爱过一场，写封信道个别还是应该的。
本想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一提起笔来就不由他了，埋藏已久的心里话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泻千里，铺满了整整五张信纸。
刘茵：
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最近还好吗？
再过几天，我就要走了，离别之际，想对你说几句话。
前天，系里宣读了分配方案，我被分到了贵州山区的一个三线小厂，条件差，路途遥远，是方案中最差的单位，按我的条件本来不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果，问题出在哪里？我不敢断定，只是猜测：因为我的感情经历。
我的感情经历有你知道的，也有你不知道的，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不知道的那些，实不相瞒，在和你交往的同时，我还另有婚约。
那年，大学恢复招生，我在名单公布的前一天被刷掉了，原因是有人告了我的黑状，说我的舅爷是大恶霸地主，被镇压了，我几乎崩溃。是大队支书帮我澄清了事实真像，让我重新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事过不久支书提出要将他的侄女，也就你见到的那位周文秀说给我。坦诚地说，我的心在你身上，我和她毫无感情可言，为此，我专门到县上找了一次你，可是你已经走了，而且没有人知道你的去向，我想，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我决定委曲自己，答应支书，因为支书不仅有恩于我，他还掌握着决定我命运的大权。
在她们家的摧促下，我和她换了“回答”。
人的感情太复杂了，说不清，道不明，虽然我们订了婚，可我对她始终产生不了感情，一切都停留在表面，而对于你，我总是忘不了，脑子里时常出现你的影子。
在医院的病床上和你偶然相遇，让我找回了曾经失去的那份爱那份情，同时也将我推进了感情的漩涡，我挣扎了很久，决定还是和周文秀分手，因为她替代不了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我正式向周文秀提出退婚是她来省城的那一次，还记得吗，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口，我告诉你她是我的老乡。周文秀虽然不愿意，可最后还是答应了。我曾暗自庆幸，感激她的通情达理。可谁知道，她回去后的当天晚上就喝了整整一瓶农药，幸亏抢救及时没有酿成后果。就因为这件事，村里人骂我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她的家人将我告到了县上，说我瞧不起农民瞧不起贫下中农，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道德败坏，要不是县革委会的老梁出面说明情况，我就成了县招办教育新生的反面典型了。
周文秀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受害者优先被推荐上了大学。
我很气愤，但又有一丝安慰，我的声誉成全了她的大学梦，也算是扯平了，从此以后，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
然而，上了大学的周文秀并没有放过我，她又找我来了，不仅否认了她对我的所有诬蔑，还希望能与我重新和好。
你想，可能吗？我冷淡她，躲避她，可她仍然像着了魔似的缠着我不放，最终导致了你们俩个人的“相遇”。我想给你解释，你却不给我机会。事后，我对周文秀发了一顿脾气，她一气之下，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情感的枷锁解脱了，另一个噩梦却来了。
先是我的党小组长被选掉了，后来，辅导员又莫名其妙地找我谈了一次话，再后来，系党总支书记利用上党课的机会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我能感觉到是在说我，因为他所批判的，很多都是在蒲原县流传的针对我的流言蜚语。
我在感谢组织保护我的名誉的同时，不能不感到遗憾，对那些流言蜚语调查了吗？为什么不找我当面谈一谈？一切都是那么扑朔迷离，我曾想向组织说明情况，可由于我的优柔寡断，失去了澄清谣言的最佳机会。
这一切，我应该早就告诉你的，可是我怕说出来会影响咱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一拖再拖，总想着等把一切都处理好了再告诉你。
我承认，在感情的问题上，我处理的是有些不当，但请你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实的。现在，我已经不奢望你对我的谅解，只希望你能理解我对你的那份情那份爱。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父亲8岁就开始给地主干活，母亲6岁就成了童养媳，没有人格，没有尊严，他们在苦难中苦苦挣扎。
是共产党让他们懂得了穷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对我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希望我能走出贫瘠的土地，活得有模有样，希望我能拔掉姚家的穷根，改变祖祖辈辈受苦受穷的命运。他们起早探黑，省吃俭用，一个心思就是要把我“供出来”。
我深知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无论是在学校念书，还是回乡种地，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奋斗。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一切努力最终竟毁在一个小小的婚约上。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为了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屈从于权力，用感情作交易，但我决不承认自己的思想意识有什么问题。
二十年前，梁秋燕因为追求婚姻自由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二十年后，我追求真正的爱情怎么就成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农民因为文化水平低有这样的想法尚可理解，如果大学里的党组织也这么认为，就叫人不可思议了。
对于今后的人生，我无一所求，只是放心不下日渐衰老的父母亲，他们辛劳一生，却老无所依，作为儿子，我愧对他们。
还有你，永远的思念。贵州，山高路远，我这一走，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
我会永远在心里为你祈祷：健康，幸福！
想你的人：姚致远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