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的运气不错，她虽然是在全国清欠三角债活动结束之后，才被三角债。
但历时近三年的全国范围清欠工作，为各级主管部门清理三角债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当姑姑将自己的遭遇提告，要求政府介入时。
她第一次领略了国家机关的办事效率，强势得一塌糊涂，几天时间就为她追回了货款。
唯一让她心里有些难过的是，她那个靠借钱开公司的下线，在“下海”就能捡到钱的时代，提前熟悉了一下破产清算的流程。
为此，两个原本很要好的朋友，此生再也没见过面。
而拿回了货款的姑姑，开始转战“无极”口服液的直销市场。
对于姑姑来说，无极口服液不需要拉人头，只需要向普通经营者一样收钱发货。
她比较轻车熟路的地方，仅仅是，如果也有人想像姑姑一样卖无极口服液，可以登记为姑姑的“徒弟”，然后以优惠价格拿货。
而我姑姑就比较鸡贼，她直接以优惠价格出货，绝口不提什么师徒关系。
这为她在别人还在死守加香的时候，成功杀出一条血路。
我的父母明显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为照看我的事情，母亲与大伯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冲突的过程没有必要赘述，因为，写了也不能播。
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出身工村的女售货员，与一个出身农村的农家女，展开了上中下三路，一共九路的亲切友好问候与交流。
其中的音调与用词，让天生喜爱看热闹的国人都有些承受不住，导致大伯家的邻居果断报了警。
警察叔叔转述了邻居报案的事由：邻居以为你们家杀人了！
同时，警察叔叔也给出了处理意见：别管有什么事，静下心来沟通，要是实在沟通不了，欢迎去派出所参加普法教育讲堂。
那个年代，虽然有点年纪的人都看过电影《今天我休息》，对于“有困难，找警察”这句台词特别熟悉。
不过，经历过八十年代“严打”的人们，还是不愿轻易走进派出所。
除非，是给孩子上户口。
被民警成功调解开的母亲和大伯母，虽然搁置了争议，却各自心怀不忿。
愤怒的母亲回家后跟不爱说话的父亲大发了一顿脾气，理由是在我们母子被欺负时，父亲一句话也不说。
父亲觉得很冤枉，他认为我明明没有什么事，不值得母亲发这么大发脾气。
而且，就算我受了委屈，母亲生气却要迁怒父亲，这对于父亲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理不清三角债呢？
母亲用一个歇后语，就为父亲的行为定了性。
“耗子扛枪——窝里横！”
父亲为了不让母亲旧疾复发，也不敢太过顶撞母亲，只是一个劲儿追问，那应该如何帮孩子出气。
母亲想了想，忽然说道：“不就是个游戏机吗？还不让借！
咱不借，咱自己也买！”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为了庆祝我上小学购买的红白配色游戏机。
开机那句“小霸王其乐无穷”，伴随了我近三十个年头，再打开游戏机时，依然清脆动听。
但我直到多年以后，才理解三百块钱对当时的我家来说，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
时间推进到年夏末，我正式入学一年级，成为了小学生。
开学便是教师节，同班同学都为老师准备了手工制作的小礼物，只有我在教师节空手上学。
年时，还没有禁止教师收礼的禁令。
师德师风建设中，只是提及着装得体，不得收受学生或家长提供的贵重物品。
但这只是要求，不是硬性指标性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资的引进动辄以亿元为单位。
这个“贵重”的概念，在每个人的心中，都在被不断刷新。
老师收到礼物很开心，却也没有因为我没有送礼而故意刁难我。
还在随后的班干部选举之中，因我的踊跃举手，授于我卫生委员的光荣职责。
只有我的同桌，在我举手时，一个劲儿地劝我：“你是傻吗？当了卫生委员，以后教室里的活儿都是你的了。”
这话被班主任老师听见了，狠狠瞪了同桌一眼。
“这位同学说的对，班里的活确实有点多，让石福村同学自己做确实有点吃不消。
不如这样吧，咱们为杨帆同学鼓鼓掌，让杨帆同学当石福村同学的副手，任副卫生委员好不好？”
同学们踊跃鼓掌，我也跟着使劲拍手。
只有杨帆很不开心，一直斜眼看着我。
放学后，两个卫生委员留下扫教室，杨帆还在不停抱怨，自己是被我害了。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早上上学之前，父母才叮嘱过我，叫我不管选什么班干部都踊跃举手的啊。
我只好表示，如果他不喜欢扫地，可以先回家，我自己打扫就好。
没想到，他真的扔下扫帚，拿着调查家庭成员的资料表就回家了。
我扫完地，关好了教室门，也离开了学校。
其实，扫地这种活，没有多难干，就是去去尘土。
刚刚上学的孩子，可没有敢往地上扔垃圾的。
扫个地，也不过就是晚出来几分钟的事。
父亲下班后没有回家，特意去菜场买菜，并在买完菜后过来接我。
坐上父亲的自行车，我开心地讲述着在学校的见闻。
父亲听说我当选卫生委员后，只是平淡地哦了一声，看不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晚上回家，父亲做饭，母亲辅导我的功课，并帮我填写个人资料卡。
当填写到“主要社会关系”一栏时，母亲特意把父亲叫过来，询问爷爷的名字怎么写。
母亲特意写上了爷爷的名字，离休前的工作地点，现在享受的职级待遇，并留下了爷爷家的电话号码。
父亲觉得如此重视这件事很没必要，母亲却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我向母亲提起了我没有给班主任老师带礼物的事情，母亲却告诉我：“如果要给老师带礼物，怎么能只给班主任带呢？
所有的老师都过教师节，岂不是要都准备礼物？”
那时的我并不太懂这些人情世故，现在回头去看，母亲确实有着与她所处社会地位格格不入的眼界，却依然因为个人阅历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但历时近三年的全国范围清欠工作，为各级主管部门清理三角债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当姑姑将自己的遭遇提告，要求政府介入时。
她第一次领略了国家机关的办事效率，强势得一塌糊涂，几天时间就为她追回了货款。
唯一让她心里有些难过的是，她那个靠借钱开公司的下线，在“下海”就能捡到钱的时代，提前熟悉了一下破产清算的流程。
为此，两个原本很要好的朋友，此生再也没见过面。
而拿回了货款的姑姑，开始转战“无极”口服液的直销市场。
对于姑姑来说，无极口服液不需要拉人头，只需要向普通经营者一样收钱发货。
她比较轻车熟路的地方，仅仅是，如果也有人想像姑姑一样卖无极口服液，可以登记为姑姑的“徒弟”，然后以优惠价格拿货。
而我姑姑就比较鸡贼，她直接以优惠价格出货，绝口不提什么师徒关系。
这为她在别人还在死守加香的时候，成功杀出一条血路。
我的父母明显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为照看我的事情，母亲与大伯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冲突的过程没有必要赘述，因为，写了也不能播。
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出身工村的女售货员，与一个出身农村的农家女，展开了上中下三路，一共九路的亲切友好问候与交流。
其中的音调与用词，让天生喜爱看热闹的国人都有些承受不住，导致大伯家的邻居果断报了警。
警察叔叔转述了邻居报案的事由：邻居以为你们家杀人了！
同时，警察叔叔也给出了处理意见：别管有什么事，静下心来沟通，要是实在沟通不了，欢迎去派出所参加普法教育讲堂。
那个年代，虽然有点年纪的人都看过电影《今天我休息》，对于“有困难，找警察”这句台词特别熟悉。
不过，经历过八十年代“严打”的人们，还是不愿轻易走进派出所。
除非，是给孩子上户口。
被民警成功调解开的母亲和大伯母，虽然搁置了争议，却各自心怀不忿。
愤怒的母亲回家后跟不爱说话的父亲大发了一顿脾气，理由是在我们母子被欺负时，父亲一句话也不说。
父亲觉得很冤枉，他认为我明明没有什么事，不值得母亲发这么大发脾气。
而且，就算我受了委屈，母亲生气却要迁怒父亲，这对于父亲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理不清三角债呢？
母亲用一个歇后语，就为父亲的行为定了性。
“耗子扛枪——窝里横！”
父亲为了不让母亲旧疾复发，也不敢太过顶撞母亲，只是一个劲儿追问，那应该如何帮孩子出气。
母亲想了想，忽然说道：“不就是个游戏机吗？还不让借！
咱不借，咱自己也买！”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为了庆祝我上小学购买的红白配色游戏机。
开机那句“小霸王其乐无穷”，伴随了我近三十个年头，再打开游戏机时，依然清脆动听。
但我直到多年以后，才理解三百块钱对当时的我家来说，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
时间推进到年夏末，我正式入学一年级，成为了小学生。
开学便是教师节，同班同学都为老师准备了手工制作的小礼物，只有我在教师节空手上学。
年时，还没有禁止教师收礼的禁令。
师德师风建设中，只是提及着装得体，不得收受学生或家长提供的贵重物品。
但这只是要求，不是硬性指标性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资的引进动辄以亿元为单位。
这个“贵重”的概念，在每个人的心中，都在被不断刷新。
老师收到礼物很开心，却也没有因为我没有送礼而故意刁难我。
还在随后的班干部选举之中，因我的踊跃举手，授于我卫生委员的光荣职责。
只有我的同桌，在我举手时，一个劲儿地劝我：“你是傻吗？当了卫生委员，以后教室里的活儿都是你的了。”
这话被班主任老师听见了，狠狠瞪了同桌一眼。
“这位同学说的对，班里的活确实有点多，让石福村同学自己做确实有点吃不消。
不如这样吧，咱们为杨帆同学鼓鼓掌，让杨帆同学当石福村同学的副手，任副卫生委员好不好？”
同学们踊跃鼓掌，我也跟着使劲拍手。
只有杨帆很不开心，一直斜眼看着我。
放学后，两个卫生委员留下扫教室，杨帆还在不停抱怨，自己是被我害了。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早上上学之前，父母才叮嘱过我，叫我不管选什么班干部都踊跃举手的啊。
我只好表示，如果他不喜欢扫地，可以先回家，我自己打扫就好。
没想到，他真的扔下扫帚，拿着调查家庭成员的资料表就回家了。
我扫完地，关好了教室门，也离开了学校。
其实，扫地这种活，没有多难干，就是去去尘土。
刚刚上学的孩子，可没有敢往地上扔垃圾的。
扫个地，也不过就是晚出来几分钟的事。
父亲下班后没有回家，特意去菜场买菜，并在买完菜后过来接我。
坐上父亲的自行车，我开心地讲述着在学校的见闻。
父亲听说我当选卫生委员后，只是平淡地哦了一声，看不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晚上回家，父亲做饭，母亲辅导我的功课，并帮我填写个人资料卡。
当填写到“主要社会关系”一栏时，母亲特意把父亲叫过来，询问爷爷的名字怎么写。
母亲特意写上了爷爷的名字，离休前的工作地点，现在享受的职级待遇，并留下了爷爷家的电话号码。
父亲觉得如此重视这件事很没必要，母亲却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我向母亲提起了我没有给班主任老师带礼物的事情，母亲却告诉我：“如果要给老师带礼物，怎么能只给班主任带呢？
所有的老师都过教师节，岂不是要都准备礼物？”
那时的我并不太懂这些人情世故，现在回头去看，母亲确实有着与她所处社会地位格格不入的眼界，却依然因为个人阅历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