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工作又出了点变故,他的师弟决定暂时放弃自行车生产与销售的活计。

    丁老板觉得,自行车被逐渐淘汰是一股大事,他们这些人捆在一起虽然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却也不能逆大势而动。

    丁老板给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工人都预支了一个月工资,叫工人们等他的消息。

    如果他能侥幸找到新的出路,他一定回来带着师兄弟们借着干。

    大家都给丁老板加油鼓劲,希望他不要气馁、再创辉煌。

    等丁老板启程之后,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乐观。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丁老板是见势头不妙,主动急流勇退,再也不会回来带着他们一起干了。

    可是,丁老板是在厂子不行之后,主动回来带着他们又干了一年多的救星。

    即便是这一次要放弃了,也给他们每个人多发了一个月的工钱。

    就算丁老板这一次回不来了,他们在良心上也不可能说丁老板任何一句坏话。

    只有我的父亲,不仅没有说他师弟哪怕一个不字,还坚信他的师弟一定会回来带着他们一起干。

    而这件事对我家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父亲希望我能在外婆家待到开学再回家。

    而他自己,也要在四十岁时重新回到我爷爷奶奶家啃老。

    哦,当时还没有“啃老”这个说法。

    我奶奶把她的儿子们回家吃她的饭,归纳为三个字“吃老家”。

    父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原本不肯回奶奶那里吃老家。

    只不过,贫穷的人没有资格强调尊严。

    为了省钱,他不得不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条件。

    只是,每当我奶奶似有意似无意地提起:哪个儿子回家,我也不能让他自己带着锅回来啊。

    父亲在这时就会羞红了脸颊,觉得有些无地自容。

    他十六岁便出门赚钱,一连十几年都是给家里交钱,直到自己成家才终止。

    他实在有些接受不了,自己四十岁了会需要回家吃老家。

    还在,陪他一起吃老家的,还有他的二哥。

    我的二伯是一个钳工,他下岗前在电视机工厂工作。

    他们厂生产的熊猫电视机,创下过多个国内第一。

    遗憾的是,任何单位效益不好,面临减产停产时,最先裁撤的都是维保人员。

    厂里给出的理由是,欠工资技术高强,出外找活的生存能力更强。

    实际上,只不过是搞人事工作的人不熟悉生产抢矿,总是觉得维保工作闲着的时候比干活的时候更多。

    用他们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人浮于事。

    天晓得,如果一个企业,它的维保组工人天天忙得脚不点地,那生产效率会低下到何等可怕的地步。

    当然,每个人身处的位置,导致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多半是上过管理课的。

    “向管理要效益”这种洗脑的话,他们听得多了,自然也就奉为金科玉律。

    维保组闲着,那自然就是人手太富裕。

    裁掉维保组之后,机器经常坏,维修不过来怎么办?() ()

    给每台机器绑定操作员,坏了就是操作员维护不到位。

    反正这设备坏了耽误生产造成的效益损失,最终必须在人力成本上找回。

    这是吃惯了大锅饭的工人阶级,第一次感受到资本家式管理手段的严苛。

    以前虽然经常需要义务加班,还一直都有大小周和调休这样“不合理”的休假制度。

    因为工厂的福利待遇更好,工人每个月都能拿到预期数字的工资,从来没有人觉得哪里不正常。

    自从年取消了“大小周”制度,每个礼拜都可以双休之后,工人阶级刚过了一年双休日的生活,资本主义式的管理制度便悄然风行起来。

    二伯对此的看法是:越改越凉。

    这句话不是他的原创,是他在工人文化宫看话剧表演时学来的。

    鉴于对企业改革有着自己的看法,二伯在下岗来袭的时候,做出了主动拥抱市场的壮举。

    随后,便成为了回来吃老家的一员。

    我想,这或许就是命运的恶意。

    它让我的父亲和伯父,在它特选的年代出生在这个世间,养成了死板不知变通的性格。

    却又让他们在人到中年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力度改革。

    如今回过头去看看,我便明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担当与责任,能够与世隔绝一般按部就班长大成家,简直是一种极端的幸运。

    而我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时,对这些自然一无所知。

    我对于年夏天的印象只有,归期推迟以后,让我把田螺吃了个酸爽。

    这玩意在外婆家后面的山上以及门前的河里有的是,纯野生,抓不完。

    就是劳动外婆天天炒田螺,有点过意不去。

    后来是我的姨们轮流上阵,才让家里这四个半大小子吃得心满意足。

    在这期间,我三姨忽然萌发了一个念头。

    她在某一个下午开悟,连夜借了电话联系在山脚下出租军大衣的三姨夫。

    两个人说了很久,久到电话费在三姨看来达到了一个离谱的数字。

    但她不觉得自己当了冤大头,还觉得这个钱花得特别值。

    前文说起过,三姨两口子在海津这边批发了一些服装,带回老家这边卖。

    这个想法和创意其实很棒,换做之前或之后几年,都肯定会赚钱。

    只是他们的运气不算好,下手的时机把握得有些不凑巧。

    下岗潮的时代,大部分人家手里没有钱,有点钱的人家,也多半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

    普通民众手里没有钱,粮食还经常涨价,大家自然就对穿衣服没有过多的追求。

    也许做大生意都服装大亨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影响,但做小买卖的摊贩们,可不可能指望一个月来买一两件衣服的人活下去。

    三姨迅速转变了经营理念,瞄准了已经大热一段时间的旅游业。

    如今,因为在外婆家炒田螺,三姨又仿佛抓了新的商机。

    用如今时髦的话说,就叫做“get到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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