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家里如果有人在铁路上班，简直不要太方便。
倒也不是需要铁路上的亲戚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更加不需要他们给开个后门什么的。
需要这些人的地方，主要是他们熟悉路线，并且很大概率就在车站里面上班。
他们可以一个电话打到问询处，就让同事帮忙排上一张票。
这种购票手段，出一张票只需要几秒钟时间，根本就不耽误什么事。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或许就是抢了“倒黄牛票”的人的生意。
不过，这些倒票的黄牛，毕竟还要在人家车站里讨生活。
人家帮亲戚买票是为了亲情，你黄牛眼热不着。
就算人家是为了自己谋利，也有党纪国法拘他，轮不到你一个违法乱纪的黄牛说话。
更何况，黄牛倒一些紧俏商品，还算是搞活经济，市场监管和派出所一般睁一眼闭一眼。
倒卖火车票可是容易激起众怒的大事，历来就是严厉打击的目标。
表现得太跳了，当心被联合执法弄进去关些日子。
尤其是某些“黄牛”，干得已经不是黄牛的本分工作。
你预定了车票，他们连夜排队帮你排出来，那还算是赚个辛苦钱。
就算是他提前排了大城市或者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也算是凭眼光和体力赚钱，虽然不合法，却也不太遭人恨。
最遭人恨的是那些，明明没有本事排队，更加不知道哪些线路热门的人。
他们往往搞到一台打印机就开始干活。
招揽生意的人，和一般的黄牛别无二致，会在广场上绕着排队的人不停的兜售车票。
只不过，一般的黄牛都是喊着具体的目的地，比如“首都，首都去不去？”，“尔滨，尔滨还两张了啊！”，“北戴河，北戴河旅游号，就剩一张啦。”……
而那些假票黄牛，则是吆喝着：“全国客票哪都去，不想排队跟我来啊。”
你要是信以为真，跟他到了偏僻的地方。
他问明白你哪天想去哪里之后，会拿出小灵通给“家里”打个电话。
“家里”接到电话之后，会用打印机现场给你印一张票。
那时购买车票，还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明，你要不是军人、儿童、学生……等等可以优惠或者优先购票的人群，基本上不需要出示证件。
而车票也没有防伪标识，就算是检票员看见，一般也很难分辨真假，就更不要说每次检票，会有大几百甚至上千人举着票从同一个检票员面前经过。
大多数检票员只是机械性地检票，根本就来不及细看。
这就导致了，上了火车之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座位有两个人，甚至很多人都有票的情况。
原因也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倒卖假火车票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坐的火车究竟有几节车厢多少个座位。
他们用来做版的火车票，基本上都是从火车站的垃圾箱里翻出来的废票。
如果你要去得地方太冷门了，他们有可能卖给你一张写着不存在的座位号的票。
为了减少这种“不存在的座位”出现的概率，他们就会反复卖能确定有的位置的假票。() ()
由于年代的局限，当时列车上解决这种纠纷时，通常很难辨别谁的票才是真票。
大多数时候，列车长和乘警采用的手段，都是分开谈话，然后诈一下买到同一个座位票的几个人。
在黄牛那里买票的人必然心虚，多半会乖乖补票。
而这些破财免灾的人其实是幸运的，运气不好的人，到了偏僻的地方之后，会忽然被两三个人拿刀顶住。
国人普遍都有穷家富路的观念，在火车站抢劫，比在火车上抢，更容易宰到大户。
毕竟，像我这样的穷人，只愿意乖乖排队，可不敢买黄牛票。
黄牛票加价是一个劝退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赔不起两份路费。
万一上了车发现我的票是假的，我可没钱再补一张票。
所以，这个险我不能冒。
在车站抢劫的人，就是看透了穷人钱比时间金贵，而富人时间比钱金贵这个道理。
他们觉得，一吆喝就敢跟黄牛走的人，身上带的钱肯定少不了。
甚至，这些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社会经验也几乎为零，只要一吓唬就会乖乖就范。
当年的火车站，恶性案件频发，是一个治安的重灾区。
属地派出所一般会在这里设置一个临时办公地点，以便快速处理突发事件。
这个习惯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如今车站附近的治安好了很多，固定岗也多半改为了流动岗。
只是，巡街的警车开到这里，还是会习惯性地停下来等一会儿再走。
……
我与母亲回到海津之后，几乎是马不停地赶向爷爷家。
母亲倒也不全是为了根治自身的喘病，主要是为了把我寄存在爷爷家蹭饭。
我们家暑假里能省下多少我的伙食费，直接关系到冬天里我家里的室内温度能上升到多少度。
爷爷对于多一个人吃饭根本就不在意，因为我奶奶说了，“吃不穷也喝不穷”。
在将我安置好之后，母亲又从爷爷那里得到了五小包茶叶。
茶叶的包装和那个年代医院开药用得白纸袋非常类似，只不过这个茶叶的包装上，印刷着“沈昌人体科技”和“信息茶”等字样。
据说，这一小包茶叶，就需要十来块钱。
而用我如今的眼光来看，一斤最少能称重那种茶叶带包装的一百多包。
看来，我爷爷在上个世纪末，便已经喝上了一千多元一斤的茶叶。
只不过，那茶叶的味道……
当然，对于我爷奶来说，价值一张“大团结”的茶叶，再难喝都有点甜吧？
母亲领走茶叶时，爷爷特意叮嘱母亲说：“师傅说了，千万不要一手拿茶杯一手拿药瓶，那样做是要破功的。”
母亲点了点头，心中自觉自己能做到。
督促母亲如此做得不是母亲的自律，是我家家庭条件的贫穷。
如果喝这茶能喝得好的话，岂不是省下了大笔的医药费？
我能理解母亲病急乱投医的心情，却有点接受不了母亲的愚昧。
明明前几天我们才在外婆家，一起斗倒了一个“换金佛”的骗子护法。
倒也不是需要铁路上的亲戚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更加不需要他们给开个后门什么的。
需要这些人的地方，主要是他们熟悉路线，并且很大概率就在车站里面上班。
他们可以一个电话打到问询处，就让同事帮忙排上一张票。
这种购票手段，出一张票只需要几秒钟时间，根本就不耽误什么事。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或许就是抢了“倒黄牛票”的人的生意。
不过，这些倒票的黄牛，毕竟还要在人家车站里讨生活。
人家帮亲戚买票是为了亲情，你黄牛眼热不着。
就算人家是为了自己谋利，也有党纪国法拘他，轮不到你一个违法乱纪的黄牛说话。
更何况，黄牛倒一些紧俏商品，还算是搞活经济，市场监管和派出所一般睁一眼闭一眼。
倒卖火车票可是容易激起众怒的大事，历来就是严厉打击的目标。
表现得太跳了，当心被联合执法弄进去关些日子。
尤其是某些“黄牛”，干得已经不是黄牛的本分工作。
你预定了车票，他们连夜排队帮你排出来，那还算是赚个辛苦钱。
就算是他提前排了大城市或者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也算是凭眼光和体力赚钱，虽然不合法，却也不太遭人恨。
最遭人恨的是那些，明明没有本事排队，更加不知道哪些线路热门的人。
他们往往搞到一台打印机就开始干活。
招揽生意的人，和一般的黄牛别无二致，会在广场上绕着排队的人不停的兜售车票。
只不过，一般的黄牛都是喊着具体的目的地，比如“首都，首都去不去？”，“尔滨，尔滨还两张了啊！”，“北戴河，北戴河旅游号，就剩一张啦。”……
而那些假票黄牛，则是吆喝着：“全国客票哪都去，不想排队跟我来啊。”
你要是信以为真，跟他到了偏僻的地方。
他问明白你哪天想去哪里之后，会拿出小灵通给“家里”打个电话。
“家里”接到电话之后，会用打印机现场给你印一张票。
那时购买车票，还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明，你要不是军人、儿童、学生……等等可以优惠或者优先购票的人群，基本上不需要出示证件。
而车票也没有防伪标识，就算是检票员看见，一般也很难分辨真假，就更不要说每次检票，会有大几百甚至上千人举着票从同一个检票员面前经过。
大多数检票员只是机械性地检票，根本就来不及细看。
这就导致了，上了火车之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座位有两个人，甚至很多人都有票的情况。
原因也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倒卖假火车票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坐的火车究竟有几节车厢多少个座位。
他们用来做版的火车票，基本上都是从火车站的垃圾箱里翻出来的废票。
如果你要去得地方太冷门了，他们有可能卖给你一张写着不存在的座位号的票。
为了减少这种“不存在的座位”出现的概率，他们就会反复卖能确定有的位置的假票。() ()
由于年代的局限，当时列车上解决这种纠纷时，通常很难辨别谁的票才是真票。
大多数时候，列车长和乘警采用的手段，都是分开谈话，然后诈一下买到同一个座位票的几个人。
在黄牛那里买票的人必然心虚，多半会乖乖补票。
而这些破财免灾的人其实是幸运的，运气不好的人，到了偏僻的地方之后，会忽然被两三个人拿刀顶住。
国人普遍都有穷家富路的观念，在火车站抢劫，比在火车上抢，更容易宰到大户。
毕竟，像我这样的穷人，只愿意乖乖排队，可不敢买黄牛票。
黄牛票加价是一个劝退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赔不起两份路费。
万一上了车发现我的票是假的，我可没钱再补一张票。
所以，这个险我不能冒。
在车站抢劫的人，就是看透了穷人钱比时间金贵，而富人时间比钱金贵这个道理。
他们觉得，一吆喝就敢跟黄牛走的人，身上带的钱肯定少不了。
甚至，这些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社会经验也几乎为零，只要一吓唬就会乖乖就范。
当年的火车站，恶性案件频发，是一个治安的重灾区。
属地派出所一般会在这里设置一个临时办公地点，以便快速处理突发事件。
这个习惯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如今车站附近的治安好了很多，固定岗也多半改为了流动岗。
只是，巡街的警车开到这里，还是会习惯性地停下来等一会儿再走。
……
我与母亲回到海津之后，几乎是马不停地赶向爷爷家。
母亲倒也不全是为了根治自身的喘病，主要是为了把我寄存在爷爷家蹭饭。
我们家暑假里能省下多少我的伙食费，直接关系到冬天里我家里的室内温度能上升到多少度。
爷爷对于多一个人吃饭根本就不在意，因为我奶奶说了，“吃不穷也喝不穷”。
在将我安置好之后，母亲又从爷爷那里得到了五小包茶叶。
茶叶的包装和那个年代医院开药用得白纸袋非常类似，只不过这个茶叶的包装上，印刷着“沈昌人体科技”和“信息茶”等字样。
据说，这一小包茶叶，就需要十来块钱。
而用我如今的眼光来看，一斤最少能称重那种茶叶带包装的一百多包。
看来，我爷爷在上个世纪末，便已经喝上了一千多元一斤的茶叶。
只不过，那茶叶的味道……
当然，对于我爷奶来说，价值一张“大团结”的茶叶，再难喝都有点甜吧？
母亲领走茶叶时，爷爷特意叮嘱母亲说：“师傅说了，千万不要一手拿茶杯一手拿药瓶，那样做是要破功的。”
母亲点了点头，心中自觉自己能做到。
督促母亲如此做得不是母亲的自律，是我家家庭条件的贫穷。
如果喝这茶能喝得好的话，岂不是省下了大笔的医药费？
我能理解母亲病急乱投医的心情，却有点接受不了母亲的愚昧。
明明前几天我们才在外婆家，一起斗倒了一个“换金佛”的骗子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