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春宵絮语知何意,灯前啼笑已成尘。”

    ——题记?

    我记得,那是民国十年的夏天。

    叔父新与人合办的华商纱布交易所终于成立。我从小被寄养在叔父家,他们剪彩时,我自然也在场。

    他们在台上做那些冗长的、无意义的讲话,我辨不出这些激昂慷慨的字眼儿里究竟有几分真假。和他们相比,台子底下可就有趣得多了:那个胖胖的男人,是叔父的朋友,我见过几回——他这会儿正动用用脸上的全部肌肉向上顶托因为汗湿滑腻而摇摇欲坠的玻璃眼镜,双手却放得极老实的,大抵是因为那个法租界的什么官儿正坐他身旁。其实我说他实在是多虑了,因为那法国人压根就没在看他,当然也没在看台上人演说——此刻,他正盯着穆伯的老婆出神。穆伯和叔父是老交情了,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很憨厚的;而且他也算蛮有福气,一把年纪还能娶到这么年轻漂亮的新老婆——他的老婆,被公认为是整个上海滩都排得上的有风韵的。

    楼下那些记者的闪光炮晃得我头疼。我想让梦娜再帮我续一杯咖啡的,但许是因为现场太过嘈杂了,我叫了她两声,她都没有应。我回过头来瞪大了眼去找梦娜的身影,却在人群里看到了他。

    和其他的那些记者相比,他太过沉静了,也太过惹眼了。他穿着一身靛蓝的拿坡里式西装,站在那儿,既不急着提问,也不忙着记录,简直不像个记者——如果他不是站在特特预留给《申报》的位置上的话。

    他似乎觉察到我在看他了,因为他也抬起头来看向我,朝我礼貌性地淡淡一笑。其他的细节我记不甚清楚了,我只记得,他一双圆圆的眼睛亮亮的,用我们吴家方言来说,就是“灵啊”。

    再之后就是比剪彩仪式更无聊的答谢晚宴和舞会。那天我嚷着头疼,很早就离开了,以为这一切不过都是一场小插曲,只是没想到,我很快又见到了他。

    * *  * *

    “月华,”迎春叔挂了电话,从客厅里追出来,在叔父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叔父就叫住了我,“外面现在闹罢工闹得厉害,乱的很——刚听说,任之?昨日被人给打了。你就不要......”

    “那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还是下了楼,钻进车门前,我扭过头来咧开嘴笑着朝他挥手,“放心啊,我绝不给你惹祸!”

    什么都阻挡不了我去看戏的好兴致。

    “大世界,快一点!要开场了。”我是这么对九哥说的。

    哦,顺带解释一下,我这么叫他,并非真的因为他是我什么兄长;只是打记事起,除叔父外,整个丁府的人都这么叫他,也包括我叔父家的那两个哥哥。

    不过,这场戏,我到底还是没能看成。

    车行在路上,好端端地,斜刺里杀出一辆黑色的杜森伯格,眼瞧着与我们的车相撞。

    我尖叫着,但又很快平静下来,从劫后余生的欣喜中生发出爆裂的怒火。

    “十三啊!长没长眼啊?!”

    我正欲发作,忽觉脑后一阵冰凉。

    车门不知何时已被打开,一把锃亮的德式驳壳手枪正指着我的脑袋。

    枪管漆黑幽深,像是死神躲在暗处的手攫着我的脖子。我瑟瑟颤栗,不敢再吭一声,因此也不曾留意到持枪人的手也在发抖。

    “说!谁派你来的?!——丁三儿?!是你?!”

    明明前一刻还是冷森森的威压,下一刻就变成了难以掩饰的惊喜——真搞不懂这杀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小心翼翼地缓缓转过头去,尽管他已经把枪收了起来。

    我慢慢抬眼看去,来人穿着一袭白色杭绸长衫,偏偏外面又不伦不类地罩了一件暗灰色的西装外套,顶着鸡窝一样的凤梨头,正呲着牙眯着眼没心没肺地朝我笑,好像刚才把我魂儿吓飞了的不是他似的。

    “怎么?不认得我啦!你小五哥!”

    “小五哥?!”

    * *  * *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些年在美国过得好么?”

    “前两天才到。就这样,马马虎虎呗!”他答得漫不经心,吊儿郎当的模样一如往昔。

    “那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

    “许是前几日晕船折腾的,不用在意。”

    车子停在祁齐路120号。白公馆,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小白楼”。我依稀记得小时候常来这儿玩,只是后来我们日渐大了,两家走动也少了。

    下车时,他很绅士地替我“遮阳篷”?。

    几年不见,白公馆的变化却不大:仍是组合式的老三层,拱券门廊掩着卵石的墙面和壁柱;只新漆的绿釉宝瓶式护栏颇有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韵味,显然出自白大哥的授意。园中梧桐上层层攀着的凌霄花事大抵已尽,苍翠的叶在潮湿的空气里几欲滴下水来。

    我们慢悠悠地穿过步道。明知管家福叔已先行跑去知会了,他却嫌人家上了年纪腿脚慢,非隔了大老远地仰着脖子朝楼上大喊:“哥,贵客来了!”

    “喊什么!十三啊!”楼上的窗子被推开,男人穿着旧式的中衣,嵌出半个身子来。

    “哥,你看这是谁?!”小五哥笑着指指我,得意得像个孩子。

    白大哥似有一瞬怔愣,继而喜道:“原是月华妹子来了!稀客啊!我这便洗漱就来!”

    * *  * *

    我们刚一落座,福叔就给他家二少爷递来了更换的外套。小五哥明显犹豫了一下,转过身避开了我的视线。这时楼梯拐角处响起了白大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二弟,你这胳膊怎么了?!”

    白大哥一声惊呼,教我也不自觉地起身去看——只见雪白杭绸底衫袖管已有大半血染,我也不自觉地倒吸了口凉气。

    小五哥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以眼神示意要我放心,转而压低声音对白大哥说道:“今早我出门的时候,有两个人追杀我。”

    我自知这种场合,我作为一个外人不应旁听;可毕竟刚到这里,出于礼貌又不能马上离开。我只好推开身后饰有瓷板画的阳台的门,到外头去。

    好在这儿没有什么高楼,离外面街道也不算太远,凭栏而望,入眼皆是人间百态。这里是法租界,金发碧眼的洋人们闲庭信步,谈笑风生;一些买办由人力车拉着,神色匆匆,表情凝重;双轨的电车叮叮当当地唱着歌,趾高气昂的老爷车呼啸着驶过,留给身后挑担摆摊的小贩滚滚的烟尘。繁华将尽处,人影阑珊里,出乎意料地,我又见到了那个蓝衫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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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题记诗句改自陈寅恪为吴宓“红学”研究的赠诗

    2.任之是黄炎培的字,电话中内容指的是1921年7月黄炎培被警察殴打事件

    3.“遮阳篷”指下车时为女士或者尊者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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