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暴动中，刘全德伤得很重，一直昏迷了两个月才醒。
在他醒来后的第二天，港英政府发表了一份报告书，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过程以及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平息暴乱。他们把暴乱的原因归结为黑社会闹事，据说抓了两千多黑社会的骨干和小弟。
当时医院里躺了几百个在暴动中受伤的人，加上探望的人，每天都有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消息和说法。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来自刘全德隔壁床那人的弟弟，他是个律师。
据他说，港英政府虽然没有在明面上公布国民党的罪行，但暗地里也对一些国民党的骨干人物进行了抓捕，他们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递解出境送到了台湾。
台湾的背后是美国人，打狗还得看主人，所以政府的手法是一明一暗，一软一硬，既要打击，让他们不能危害到香港的基本治安，但也还要留着他们，来抑制香港的左派势力。
李默听不懂这些东西，对什么党派之争也不感兴趣，他希望这样的噩梦不要再发生，希望刘叔能早点康复。
也许是因为亲戚关系，或是他的英勇行为，总之，纱厂破例支付了大部分的医药费，这让刘叔没有被赶出医院。
那段时间，李默一直守在医院里，除了有两次去参加何伯和红姐的葬礼。
虽然才十四岁，可对于死亡和离别，他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他并没有表现出害怕，也没有哭得死去活来，他只是去跟两人告别，但在回来的大巴车上，他的眼泪却如断了线的珠子，洒落在那肮脏的座椅之上。
由于李默日夜陪在医院里，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刘叔的儿子，都说刘叔虽然遭遇不幸，但还是有福气的。
李默也不辩驳，除了照顾病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看书。那些书是何伯的，他的经纪行关了，黄经理带走了客户和资源，去了港岛。那些书，何伯的家人不要，李默便都带了回去。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刘全德终于在农历年前出了院。
两人回到宝鸿纱厂，在之前住过一晚的那个小仓库里，他们度过了来香港的第一個除夕夜。
那天晚上，两人躺在那张狭窄的小床上，沉默地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李默没有睡着，他知道刘叔也没有睡着。这是他俩在香港的第一个除夕夜，可他们的心中，却只有悲伤。
呆在那个小小的仓库里，李默总会想起李艳红的音容笑貌，想起她的热心和温情。他没有亲见那天的惨状，但刘叔是在现场的，他是亲眼看着这朵红艳的玫瑰凋谢枯萎的。刘叔的心里，一定比他更难受。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时，刘全德翻过身来，跟李默讲述了他的国民党身份，这让李默几乎从床上跳起来。他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与他相依为命的男人。
刘全德让他坐下，听他慢慢讲。
李默勉强坐了下去，随着刘全德的讲述，他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下来。
刘全德说他原本是个读过几年书的农民，在日本人来之前，他们一家人过着安稳平和的日子。后来他们一路逃难，在路上，妻子和儿子都死在了日本人的轰炸中。
他说他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打日本人，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后，内战很快就开始了。而随着共产党的胜利，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了。() ()
当时有门路的国民党军官和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专家学者都去了台湾，但大多数国民党普通官兵则是去不了台湾，又不敢呆在大陆，便都跑来了香港。
他不想背井离乡，便隐姓埋名，想着能够重新开始生活。可国内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渐渐的，他发现自己无处躲藏了，最后，他也只好逃来了香港。
听完刘全德的故事，李默这才知道，原来并非所有的国民党都是坏人，曾经他们也是打日本鬼子的英雄，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这些人流落到香港后，会变得如此凶残和堕落。他想不明白，是什么，让这些人变成了和日本鬼子一样的恶魔。
按医生的要求，刘全德在出院后应该还要休息一个月才能下床活动。可他在新年过后没几天便下了床，一瘸一拐地去厂里报到了。但是没干多久，他便辞去了纱厂的工作，去了一家土瓜湾的塑胶花厂上班。
新工作的工资并未比原来高多少，又没有亲戚照顾，还没有宿舍，并且由于在九龙城区东南，附近工厂又多，导致房租要比荃湾贵不少，原来的工友都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做。
李默觉得，刘叔可能是怕触景伤情吧，因为他也有这种感觉。
在搬去土瓜湾后没多久，刘叔非逼着李默去附近的华工子弟学校读书，他不肯去，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但最后李默还是屈服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已经懂事了，知道刘叔是发自内心地为他好，甚至他搬到这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方便让他读书。
为了省钱，刘全德在离机场不远的山坡上租了个小木屋。屋子很小，还漏风。他动手能力强，会修修补补，还安慰李默，说一个人在物质上艰苦一点不要紧，但精神上绝不能贫乏。
李默没那么矫情，他并不嫌弃屋子小，也不嫌每天飞机起落太吵，也能忍受西北风从门板缝里钻进来，可他们最终还是只住了不满三个月，一场大火将那一片的木屋全都烧成了灰烬。
在山上搭了两个月帐篷后，刘叔突然宣布结婚了。结婚对象是塑胶花厂一个叫蒋慧珍的女工，带着一个岁的女儿。
她们租住的木屋也被烧毁了，两人原本就认识，在搭帐篷的艰难岁月里，产生了革命感情，然后不知怎么商量的，就打算一起搭帮合伙过日子了。
很快，他们在土瓜湾的一栋唐楼里租了一间屋子，租金自然由刘叔来出。不过既然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应该不分彼此。
蒋慧珍是无锡人，四六年跟着丈夫来的香港，之前在丈夫亲戚的南华纱厂上班，前些年丈夫得了肺病死了，她便离开了那里，来到了现在这家塑胶花厂上班。
刘全德虽然一无所有，但人看上去正派硬朗，为人务实，是个可靠的人。宁波、无锡和上海，总的来说，语言都能说得通，一家人也没有太多隔阂。
就这样，他们组成了一个四口之家，在香港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他醒来后的第二天，港英政府发表了一份报告书，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过程以及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平息暴乱。他们把暴乱的原因归结为黑社会闹事，据说抓了两千多黑社会的骨干和小弟。
当时医院里躺了几百个在暴动中受伤的人，加上探望的人，每天都有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消息和说法。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来自刘全德隔壁床那人的弟弟，他是个律师。
据他说，港英政府虽然没有在明面上公布国民党的罪行，但暗地里也对一些国民党的骨干人物进行了抓捕，他们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递解出境送到了台湾。
台湾的背后是美国人，打狗还得看主人，所以政府的手法是一明一暗，一软一硬，既要打击，让他们不能危害到香港的基本治安，但也还要留着他们，来抑制香港的左派势力。
李默听不懂这些东西，对什么党派之争也不感兴趣，他希望这样的噩梦不要再发生，希望刘叔能早点康复。
也许是因为亲戚关系，或是他的英勇行为，总之，纱厂破例支付了大部分的医药费，这让刘叔没有被赶出医院。
那段时间，李默一直守在医院里，除了有两次去参加何伯和红姐的葬礼。
虽然才十四岁，可对于死亡和离别，他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他并没有表现出害怕，也没有哭得死去活来，他只是去跟两人告别，但在回来的大巴车上，他的眼泪却如断了线的珠子，洒落在那肮脏的座椅之上。
由于李默日夜陪在医院里，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刘叔的儿子，都说刘叔虽然遭遇不幸，但还是有福气的。
李默也不辩驳，除了照顾病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看书。那些书是何伯的，他的经纪行关了，黄经理带走了客户和资源，去了港岛。那些书，何伯的家人不要，李默便都带了回去。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刘全德终于在农历年前出了院。
两人回到宝鸿纱厂，在之前住过一晚的那个小仓库里，他们度过了来香港的第一個除夕夜。
那天晚上，两人躺在那张狭窄的小床上，沉默地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李默没有睡着，他知道刘叔也没有睡着。这是他俩在香港的第一个除夕夜，可他们的心中，却只有悲伤。
呆在那个小小的仓库里，李默总会想起李艳红的音容笑貌，想起她的热心和温情。他没有亲见那天的惨状，但刘叔是在现场的，他是亲眼看着这朵红艳的玫瑰凋谢枯萎的。刘叔的心里，一定比他更难受。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时，刘全德翻过身来，跟李默讲述了他的国民党身份，这让李默几乎从床上跳起来。他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与他相依为命的男人。
刘全德让他坐下，听他慢慢讲。
李默勉强坐了下去，随着刘全德的讲述，他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下来。
刘全德说他原本是个读过几年书的农民，在日本人来之前，他们一家人过着安稳平和的日子。后来他们一路逃难，在路上，妻子和儿子都死在了日本人的轰炸中。
他说他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打日本人，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后，内战很快就开始了。而随着共产党的胜利，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了。() ()
当时有门路的国民党军官和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专家学者都去了台湾，但大多数国民党普通官兵则是去不了台湾，又不敢呆在大陆，便都跑来了香港。
他不想背井离乡，便隐姓埋名，想着能够重新开始生活。可国内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渐渐的，他发现自己无处躲藏了，最后，他也只好逃来了香港。
听完刘全德的故事，李默这才知道，原来并非所有的国民党都是坏人，曾经他们也是打日本鬼子的英雄，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这些人流落到香港后，会变得如此凶残和堕落。他想不明白，是什么，让这些人变成了和日本鬼子一样的恶魔。
按医生的要求，刘全德在出院后应该还要休息一个月才能下床活动。可他在新年过后没几天便下了床，一瘸一拐地去厂里报到了。但是没干多久，他便辞去了纱厂的工作，去了一家土瓜湾的塑胶花厂上班。
新工作的工资并未比原来高多少，又没有亲戚照顾，还没有宿舍，并且由于在九龙城区东南，附近工厂又多，导致房租要比荃湾贵不少，原来的工友都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做。
李默觉得，刘叔可能是怕触景伤情吧，因为他也有这种感觉。
在搬去土瓜湾后没多久，刘叔非逼着李默去附近的华工子弟学校读书，他不肯去，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但最后李默还是屈服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已经懂事了，知道刘叔是发自内心地为他好，甚至他搬到这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方便让他读书。
为了省钱，刘全德在离机场不远的山坡上租了个小木屋。屋子很小，还漏风。他动手能力强，会修修补补，还安慰李默，说一个人在物质上艰苦一点不要紧，但精神上绝不能贫乏。
李默没那么矫情，他并不嫌弃屋子小，也不嫌每天飞机起落太吵，也能忍受西北风从门板缝里钻进来，可他们最终还是只住了不满三个月，一场大火将那一片的木屋全都烧成了灰烬。
在山上搭了两个月帐篷后，刘叔突然宣布结婚了。结婚对象是塑胶花厂一个叫蒋慧珍的女工，带着一个岁的女儿。
她们租住的木屋也被烧毁了，两人原本就认识，在搭帐篷的艰难岁月里，产生了革命感情，然后不知怎么商量的，就打算一起搭帮合伙过日子了。
很快，他们在土瓜湾的一栋唐楼里租了一间屋子，租金自然由刘叔来出。不过既然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应该不分彼此。
蒋慧珍是无锡人，四六年跟着丈夫来的香港，之前在丈夫亲戚的南华纱厂上班，前些年丈夫得了肺病死了，她便离开了那里，来到了现在这家塑胶花厂上班。
刘全德虽然一无所有，但人看上去正派硬朗，为人务实，是个可靠的人。宁波、无锡和上海，总的来说，语言都能说得通，一家人也没有太多隔阂。
就这样，他们组成了一个四口之家，在香港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