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并不是密不透风，朋友亲属可上门探望，学员们也能收寄书信。家眷都留在大陆的自然好说，香港、台湾和国外则要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已建交的第三国进行中转，需要花费不少时间。邱行湘将书信寄给老家的族弟和年迈的母亲、沈醉对着日记本里一页又一页的“雪雪”怅然出神、杜聿明寄往美国的信件先行飞赴欧洲，安全起见，他甚至没敢在信中多写几句话询问妻儿的生活境地。信件从高墙内雪片一样地飞走，又飘絮一般地飞回来，廖耀湘还是没有动笔。
阮静秋想，他也许是为了顾及自己的感受，怕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近段时间，他们在人前一直保持距离，只有他来医务室做理疗时能说几句悄悄话。他那两节变形的脊椎骨并没有严重到要像杜聿明那样睡石膏模具的地步，但只要站、坐太久，或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就会引得骨头周围的组织水肿发炎。和往常一样，他脱了上衣，脸朝下趴在治疗床上，她同时往手里倒一点药油捂热，再轻轻按到他背上。
和往常不同的是，她的手掌刚使了一点点力道，廖耀湘就立刻“嘶”地抽了口气。阮静秋连忙放轻动作，又歪头瞧一瞧他，见他龇牙咧嘴很痛苦的样子，不像是故意和她逗趣。她不由奇怪道：“你最近又忙什么了？前阵子你不常来，我还以为已好得差不多，怎么今天忽然疼成这样？”
廖耀湘侧过头，一串汗珠顺着他额角淌了下来。“也没什么要紧，”他解释道，“不过是和陈林达又在墙报上争论几句。他辩不过我，自以为就可凭篇数更胜一筹，这两天从早到晚，陆续贴出了五六篇稿件。俗话说‘理不辩不明’，我自然奉陪到底，他写一篇，我就回一篇，绝不叫他得意。”又“嘶”地一声，说：“写了一天之后，我再要站起来，整个后背却打成了结，一动弹就钻心地疼。”
阮静秋哭笑不得——医生们一向靠手艺吃饭，她实在理解不了为墙报上的几句话而较劲辩论的行为逻辑。她的手指轻柔地顺着他的脊柱滑下来，掌根贴着肌肉的走向，一寸一寸捋顺那些僵硬黏连的组织。过了一会儿，她看他没有再说话，于是轻声开口道：“我看，你还是应当给家里写封信。”
廖耀湘几乎已快要在她恰到好处的力道中睡着了，听见这句话，又即刻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问她：“怎么想起说这个？”
阮静秋如实回答：“早就想说来着，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要是你怕为他们惹来麻烦，尽可像光亭那样写得隐晦、巧妙一些。据我了解，不少人并没去台湾定居，而是暂住在香港。若那里有你的朋友，也可以先设法联络他们，询问伯溶姐和定一的近况及地址。”
廖耀湘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容我再想想。你看我在墙报上或许和人争论不休，这封信的措辞对我来说却难如登天，我实在不知该从哪里写起。”
阮静秋提议道：“至少先让他们知道你是平安的、你还活着呀。伯溶姐一向很挂念你，辽西战后到现在，她心里一定很不好过。要是她知道了——”
要是她知道他还活着，能带着儿子回到大陆来，那就太好了。——这确实是她说这话时由衷的想法，但话说了一半，又觉得于当下的气氛不合，显得她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甩掉他这个包袱。她不敢再说，只有继续往手上倒着药油。
在她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一串话的同时，廖耀湘翻了个身，用一种奇特的眼神打量她。他没有对她的提议作任何评价，而是对她说道：“我一早就知道你与别的姑娘家很不一样，但还是没料到，你竟然连端到面前的醋也不肯喝一口。你说这番话的时候当真一点也不难过、不委屈？”
阮静秋将他按回去：“现在你知道了，我就是一个会这样说的人。我从来不会为哄人高兴而说假话，所以，我确实是这样想的，确实不难过也不委屈。”
廖耀湘只好费解地摇摇头：“年轻人的想法真是与众不同。”
阮静秋追问道：“那写信的事？”
他又把脑袋转到另一边：“再说吧。”
他搞不懂她怎么能在感情中这样宽容大度，对他半点也没有独占欲可言；正像她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迟迟写不出一封寄给妻儿的信。由此可见，即便是彼此相爱的人，两颗心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不可跨越的壁垒，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注定无法完全理解彼此。
他们都没再说话。在静谧的、药油的香气中，他趴在治疗床上睡着了，眼镜歪在鼻梁上摇摇欲坠。阮静秋轻轻取下眼镜，又给他盖好毯子，自己搬了一张马扎坐在床边，用棉签沾着药膏，一点点涂抹在他耳廓的冻疮上。他并不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她想。他属于过去，属于已知的历史，而她是意外的闯入者，注定只能在历史中当一个不知名的过客。她的力量多么渺小，远不足以改变民族所经受的苦难，甚至也不能够影响某一个人既定的生死和命运，这是她早就明白的事情。这段旅程突如其来又意料之外地开始，或许也将在某一天突如其来又意料之外地结束，在那之前，能为心爱的人做哪怕一点事情、陪他度过一朝一夕，都是她的幸运。
开春以后，功德林迎来了几批访客。其中有张治中、程潜、傅作义、邵力子等原国民党将领及元老，也有一批各地赶来的亲属代表。人们从这些老上级的口中再一次听到新政府的承诺：今后愿意留在祖国工作的，政府将统一安排；愿意去海外投奔亲友的，政府也保证来去自由。人们没有说破的是，这承诺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高墙之内的生活并非没有终点，他们总有一天能昂首挺胸地从这里出去。
在这些先后起义投诚的前军政要员中，郑洞国几乎是最后一个踏进功德林的大门。时节那时已经由春入夏，管理员和学员们都更换了轻便凉爽的衣衫。他来得很低调，既没有让人大张旗鼓地通知学员们来会面，也没有迈着那来自新世界的步伐在高墙里参观游览，而是先悄悄走进了所长的办公室。管理员随后来胡同通知杜聿明去和他见面；他还没有回来，管理员又来叫走了廖耀湘。
没有人为此感到意外，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不过是昔年第五军高级长官的一次寻常聚会。阮静秋所在的医务室位于院子的另一头，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位老长官光临此地。时近傍晚，她和其他同事一起去食堂吃完饭，回到胡同里的水房洗刷饭盒时，才看到郑洞国和廖耀湘站在缝纫组门外稍远处，像是正在说什么话。她未觉异样，上前和他打了个招呼：“郑先生来了。上次为做假肢的事，多亏您帮忙找人打听。”
郑洞国转向她，友善地摇摇头说：“都是小事。”
阮静秋走到近前，这才看出他们两人的脸色都很不好，从上到下的每一寸纹路和沟壑都写着层层叠叠的愁。她第一次见到他俩这样直白地将愁绪写在脸上，仔细想来，昆仑关大战那样艰苦，他们也没露出过这样发愁的表情。再一看，廖耀湘手里还捧了一碗饭菜，他的手指紧紧攥着搪瓷碗边，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有些发白。她不由问道：“出什么事了，你们怎么都这副模样？”心中同时已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恐怕是攸关生死的大事。
郑洞国先向廖耀湘投去一个征询的眼神。廖耀湘心领神会，答道：“告诉她吧。她是大夫，早一些知道原委，也好心中有数。”
郑洞国点头，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件递给她。阮静秋满脸疑惑地接过信件翻开，只觉得上头的字迹变成了子弹打进眼眶，登时要把她的脑袋炸得粉碎。她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又将寥寥几句文字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不得不相信这上头确实写着杜家长子的死讯——他在大学毕业前夕被台湾方面停了资助，母亲曹秀清费尽周折，也只求来几百美元，不过杯水车薪。留美以来，这年轻人看遍世态炎凉，眼见台湾方面如此绝情，竟一时想不开，服药自尽了。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她愤怒地叫道，见他俩急忙对她做噤声的手势，又压低了声音，“这事绝不能让光亭知道。他身体刚好一些，恐怕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郑洞国叹气道：“他已经知道了。”而后指向缝纫组的房门：“所长和他说完这件事，他就一直待在里面没有出来。”
阮静秋顺着他的示意望向那扇紧闭的房门。她在沈阳和上海远远见过杜致仁几面，那时这孩子还稚气未脱，五官并没有完全长开，但已很能看出父母所遗传的风范，有时和她说两句话，遣词造句也都有礼有节、不卑不亢。这样的一位好孩子如此匆忙地在大洋彼岸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尚且让她这个不甚相熟的客人和这两位久未谋面的叔伯十分难过，杜聿明是他的父亲，此刻心中的悲痛更是难以言喻。她明白他俩满面愁容的缘由了，耳朵凑到门上听了听，里头只有缝纫机转动的“呼呼”声。她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会把自己熬坏的。”
各劳动小组的工作室都不能反锁，他们不是不可以推门而入，只是都不知道见了他该怎么安慰。廖耀湘把手里的碗筷塞给她：“还是你去。无论怎样，先劝他吃点东西再说。”
阮静秋无措地：“我？你们都不敢去劝他，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郑洞国说：“你去看看他也好。这是个很大的打击，他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哪怕不说什么话，也要确保他身体无虞。”
阮静秋只好端着碗筷，硬着头皮走进屋。天都快黑了，工坊内的光线越发昏暗，杜聿明坐在正中的那一架缝纫机前，窗外西斜的光线正巧投在他面前的布料上。他匀速地踩着踏板、两手推移旋转着布料的边沿，脸上半点伤心难过的表情也无，仿佛他自己已化成了屋里的一台机器。阮静秋明白，这恰恰是“哀莫大于心死”的一种表现，可她宁愿他放声大哭一场，也不希望他这样忙碌地麻木自己。
桌上没有空地，她拖来一张矮凳，将碗筷放在上面。“还是吃点东西吧，”她弯腰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郑先生和建楚他们都很担心你。若你想找人说说话，我们都乐意听的。”
杜聿明没有回应，甚至没有抬头看她一眼，仍沉默地凝视着面前的缝纫机。阮静秋只好起身往外走，临到门前，他忽然叫住她道：“请帮我向政府转达，如有法子联系到我太太，让她务必尽快回来。”
阮静秋连忙应声：“我一定带到。”
这天稍晚时候，管理员们叫来学委会的成员及各小组组长开了会，将这件事的原委告知众人。这事立即在功德林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人愤怒唏嘘之余，那些有家眷在台居住的更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心中愁苦万分。被俘之前，他们无不以为老校长能看在自己半生鞍前马后奔波效力的份上照看家中妻小，谁知道杜聿明贵为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又先后统领东北、华东两大战场，这大半辈子称得上兢兢业业、从无二心，国民党政府却将他的儿子活活逼死。他这样的人物，家中妻小尚且落得如此地步，更何况其他人呢？
许多人这晚一宿没能合眼。他们无不盼着自己当年将家人留在了大陆，无不后悔当时自己打了这场败仗，使他们颠沛流离到那个孤悬的、无依无靠的岛屿。王耀武同样没能入睡，他虽然庆幸自己当年曾叮嘱过家人不要去台湾而去香港，但更扼腕于自己未能早日看清楚国民党的本来面貌，否则就该躲过此劫、安享天伦。他和往常一样第一个在胡同里穿梭着叫众人起床，经过阅览室时，冷不丁发现里头已早早坐着个人影。
坐在阅览室一角的廖耀湘察觉到来人的脚步声，抬眼向他回望，两人同时发现，对方眼下也有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一片乌青。“佐公啊，”他苦笑道，“你也一夜没睡？”
王耀武摆摆手道：“不提了。”又问他：“你怎么一早就在这里用功？”
廖耀湘摇头道：“不，我只是忽然想，我还是该给家里写一封信。”
阮静秋想，他也许是为了顾及自己的感受，怕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近段时间，他们在人前一直保持距离，只有他来医务室做理疗时能说几句悄悄话。他那两节变形的脊椎骨并没有严重到要像杜聿明那样睡石膏模具的地步，但只要站、坐太久，或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就会引得骨头周围的组织水肿发炎。和往常一样，他脱了上衣，脸朝下趴在治疗床上，她同时往手里倒一点药油捂热，再轻轻按到他背上。
和往常不同的是，她的手掌刚使了一点点力道，廖耀湘就立刻“嘶”地抽了口气。阮静秋连忙放轻动作，又歪头瞧一瞧他，见他龇牙咧嘴很痛苦的样子，不像是故意和她逗趣。她不由奇怪道：“你最近又忙什么了？前阵子你不常来，我还以为已好得差不多，怎么今天忽然疼成这样？”
廖耀湘侧过头，一串汗珠顺着他额角淌了下来。“也没什么要紧，”他解释道，“不过是和陈林达又在墙报上争论几句。他辩不过我，自以为就可凭篇数更胜一筹，这两天从早到晚，陆续贴出了五六篇稿件。俗话说‘理不辩不明’，我自然奉陪到底，他写一篇，我就回一篇，绝不叫他得意。”又“嘶”地一声，说：“写了一天之后，我再要站起来，整个后背却打成了结，一动弹就钻心地疼。”
阮静秋哭笑不得——医生们一向靠手艺吃饭，她实在理解不了为墙报上的几句话而较劲辩论的行为逻辑。她的手指轻柔地顺着他的脊柱滑下来，掌根贴着肌肉的走向，一寸一寸捋顺那些僵硬黏连的组织。过了一会儿，她看他没有再说话，于是轻声开口道：“我看，你还是应当给家里写封信。”
廖耀湘几乎已快要在她恰到好处的力道中睡着了，听见这句话，又即刻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问她：“怎么想起说这个？”
阮静秋如实回答：“早就想说来着，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要是你怕为他们惹来麻烦，尽可像光亭那样写得隐晦、巧妙一些。据我了解，不少人并没去台湾定居，而是暂住在香港。若那里有你的朋友，也可以先设法联络他们，询问伯溶姐和定一的近况及地址。”
廖耀湘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容我再想想。你看我在墙报上或许和人争论不休，这封信的措辞对我来说却难如登天，我实在不知该从哪里写起。”
阮静秋提议道：“至少先让他们知道你是平安的、你还活着呀。伯溶姐一向很挂念你，辽西战后到现在，她心里一定很不好过。要是她知道了——”
要是她知道他还活着，能带着儿子回到大陆来，那就太好了。——这确实是她说这话时由衷的想法，但话说了一半，又觉得于当下的气氛不合，显得她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甩掉他这个包袱。她不敢再说，只有继续往手上倒着药油。
在她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一串话的同时，廖耀湘翻了个身，用一种奇特的眼神打量她。他没有对她的提议作任何评价，而是对她说道：“我一早就知道你与别的姑娘家很不一样，但还是没料到，你竟然连端到面前的醋也不肯喝一口。你说这番话的时候当真一点也不难过、不委屈？”
阮静秋将他按回去：“现在你知道了，我就是一个会这样说的人。我从来不会为哄人高兴而说假话，所以，我确实是这样想的，确实不难过也不委屈。”
廖耀湘只好费解地摇摇头：“年轻人的想法真是与众不同。”
阮静秋追问道：“那写信的事？”
他又把脑袋转到另一边：“再说吧。”
他搞不懂她怎么能在感情中这样宽容大度，对他半点也没有独占欲可言；正像她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迟迟写不出一封寄给妻儿的信。由此可见，即便是彼此相爱的人，两颗心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不可跨越的壁垒，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注定无法完全理解彼此。
他们都没再说话。在静谧的、药油的香气中，他趴在治疗床上睡着了，眼镜歪在鼻梁上摇摇欲坠。阮静秋轻轻取下眼镜，又给他盖好毯子，自己搬了一张马扎坐在床边，用棉签沾着药膏，一点点涂抹在他耳廓的冻疮上。他并不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她想。他属于过去，属于已知的历史，而她是意外的闯入者，注定只能在历史中当一个不知名的过客。她的力量多么渺小，远不足以改变民族所经受的苦难，甚至也不能够影响某一个人既定的生死和命运，这是她早就明白的事情。这段旅程突如其来又意料之外地开始，或许也将在某一天突如其来又意料之外地结束，在那之前，能为心爱的人做哪怕一点事情、陪他度过一朝一夕，都是她的幸运。
开春以后，功德林迎来了几批访客。其中有张治中、程潜、傅作义、邵力子等原国民党将领及元老，也有一批各地赶来的亲属代表。人们从这些老上级的口中再一次听到新政府的承诺：今后愿意留在祖国工作的，政府将统一安排；愿意去海外投奔亲友的，政府也保证来去自由。人们没有说破的是，这承诺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高墙之内的生活并非没有终点，他们总有一天能昂首挺胸地从这里出去。
在这些先后起义投诚的前军政要员中，郑洞国几乎是最后一个踏进功德林的大门。时节那时已经由春入夏，管理员和学员们都更换了轻便凉爽的衣衫。他来得很低调，既没有让人大张旗鼓地通知学员们来会面，也没有迈着那来自新世界的步伐在高墙里参观游览，而是先悄悄走进了所长的办公室。管理员随后来胡同通知杜聿明去和他见面；他还没有回来，管理员又来叫走了廖耀湘。
没有人为此感到意外，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不过是昔年第五军高级长官的一次寻常聚会。阮静秋所在的医务室位于院子的另一头，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位老长官光临此地。时近傍晚，她和其他同事一起去食堂吃完饭，回到胡同里的水房洗刷饭盒时，才看到郑洞国和廖耀湘站在缝纫组门外稍远处，像是正在说什么话。她未觉异样，上前和他打了个招呼：“郑先生来了。上次为做假肢的事，多亏您帮忙找人打听。”
郑洞国转向她，友善地摇摇头说：“都是小事。”
阮静秋走到近前，这才看出他们两人的脸色都很不好，从上到下的每一寸纹路和沟壑都写着层层叠叠的愁。她第一次见到他俩这样直白地将愁绪写在脸上，仔细想来，昆仑关大战那样艰苦，他们也没露出过这样发愁的表情。再一看，廖耀湘手里还捧了一碗饭菜，他的手指紧紧攥着搪瓷碗边，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有些发白。她不由问道：“出什么事了，你们怎么都这副模样？”心中同时已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恐怕是攸关生死的大事。
郑洞国先向廖耀湘投去一个征询的眼神。廖耀湘心领神会，答道：“告诉她吧。她是大夫，早一些知道原委，也好心中有数。”
郑洞国点头，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件递给她。阮静秋满脸疑惑地接过信件翻开，只觉得上头的字迹变成了子弹打进眼眶，登时要把她的脑袋炸得粉碎。她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又将寥寥几句文字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不得不相信这上头确实写着杜家长子的死讯——他在大学毕业前夕被台湾方面停了资助，母亲曹秀清费尽周折，也只求来几百美元，不过杯水车薪。留美以来，这年轻人看遍世态炎凉，眼见台湾方面如此绝情，竟一时想不开，服药自尽了。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她愤怒地叫道，见他俩急忙对她做噤声的手势，又压低了声音，“这事绝不能让光亭知道。他身体刚好一些，恐怕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郑洞国叹气道：“他已经知道了。”而后指向缝纫组的房门：“所长和他说完这件事，他就一直待在里面没有出来。”
阮静秋顺着他的示意望向那扇紧闭的房门。她在沈阳和上海远远见过杜致仁几面，那时这孩子还稚气未脱，五官并没有完全长开，但已很能看出父母所遗传的风范，有时和她说两句话，遣词造句也都有礼有节、不卑不亢。这样的一位好孩子如此匆忙地在大洋彼岸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尚且让她这个不甚相熟的客人和这两位久未谋面的叔伯十分难过，杜聿明是他的父亲，此刻心中的悲痛更是难以言喻。她明白他俩满面愁容的缘由了，耳朵凑到门上听了听，里头只有缝纫机转动的“呼呼”声。她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会把自己熬坏的。”
各劳动小组的工作室都不能反锁，他们不是不可以推门而入，只是都不知道见了他该怎么安慰。廖耀湘把手里的碗筷塞给她：“还是你去。无论怎样，先劝他吃点东西再说。”
阮静秋无措地：“我？你们都不敢去劝他，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郑洞国说：“你去看看他也好。这是个很大的打击，他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哪怕不说什么话，也要确保他身体无虞。”
阮静秋只好端着碗筷，硬着头皮走进屋。天都快黑了，工坊内的光线越发昏暗，杜聿明坐在正中的那一架缝纫机前，窗外西斜的光线正巧投在他面前的布料上。他匀速地踩着踏板、两手推移旋转着布料的边沿，脸上半点伤心难过的表情也无，仿佛他自己已化成了屋里的一台机器。阮静秋明白，这恰恰是“哀莫大于心死”的一种表现，可她宁愿他放声大哭一场，也不希望他这样忙碌地麻木自己。
桌上没有空地，她拖来一张矮凳，将碗筷放在上面。“还是吃点东西吧，”她弯腰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郑先生和建楚他们都很担心你。若你想找人说说话，我们都乐意听的。”
杜聿明没有回应，甚至没有抬头看她一眼，仍沉默地凝视着面前的缝纫机。阮静秋只好起身往外走，临到门前，他忽然叫住她道：“请帮我向政府转达，如有法子联系到我太太，让她务必尽快回来。”
阮静秋连忙应声：“我一定带到。”
这天稍晚时候，管理员们叫来学委会的成员及各小组组长开了会，将这件事的原委告知众人。这事立即在功德林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人愤怒唏嘘之余，那些有家眷在台居住的更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心中愁苦万分。被俘之前，他们无不以为老校长能看在自己半生鞍前马后奔波效力的份上照看家中妻小，谁知道杜聿明贵为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又先后统领东北、华东两大战场，这大半辈子称得上兢兢业业、从无二心，国民党政府却将他的儿子活活逼死。他这样的人物，家中妻小尚且落得如此地步，更何况其他人呢？
许多人这晚一宿没能合眼。他们无不盼着自己当年将家人留在了大陆，无不后悔当时自己打了这场败仗，使他们颠沛流离到那个孤悬的、无依无靠的岛屿。王耀武同样没能入睡，他虽然庆幸自己当年曾叮嘱过家人不要去台湾而去香港，但更扼腕于自己未能早日看清楚国民党的本来面貌，否则就该躲过此劫、安享天伦。他和往常一样第一个在胡同里穿梭着叫众人起床，经过阅览室时，冷不丁发现里头已早早坐着个人影。
坐在阅览室一角的廖耀湘察觉到来人的脚步声，抬眼向他回望，两人同时发现，对方眼下也有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一片乌青。“佐公啊，”他苦笑道，“你也一夜没睡？”
王耀武摆摆手道：“不提了。”又问他：“你怎么一早就在这里用功？”
廖耀湘摇头道：“不，我只是忽然想，我还是该给家里写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