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宋朝时期四川地区,由于铜产量不足,市场上通行铁钱,其币值小而份量重,使用极为不便。由于当地流通的铁钱太重,经常出现买头驴的钱比驴本身还重的事情。

    于是,一些商户推出代存铁钱业务,人们只要拿着商户所开票据——交子,即能在各地分号取钱。此时的交子相当于支票,还不是纸币。用来应对当时大额交易所需要的铜币太多太重的弊端。其实最初北宋时期发行的交子并不多,并且当时经济较为繁荣,所以货币的信用背书是足够的。

    不过到了南宋的时候,统治区域仅限于江南半壁,那时的主要货币是铜钱,地盘少了,铜矿自然也就少了,于是就出现了铜币存量赶不上经济增长的情况。再加上铜钱的铸造成本过高,也是南宋朝廷无力承担的。在《系年要录》中更是记载当时铸造铜钱的成本是“毎用十七钱而得一钱”,花费十七块钱才能铸造出一块钱的铜币,这种比例看起来夸张之极。这则记载或许有夸大的嫌疑,但也足以能反映出当时铸币的成本之高。老百姓的算盘也敲的劈哩啪啦响,民间不顾禁令,私自将铁钱、铜钱熔铸为生活器物。

    铸币亏钱,这对财政状况本就捉襟见肘的南宋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只能将目光投向制作成本更低的纸币。不得已的情况下,纸币进入了大量使用的快车道。那时的纸币因为是用楮纸做的,因为也被称为楮币。也自此打开了通货膨胀的潘多拉魔盒。

    当时纸币还是新鲜事物,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当时的官方也就没有限定发行量,从公元1160年之后的六年时间内,纸币发行高达二千八百多万贯铜币。这样的滥发导致了临安城出现挤兑,最终当时的皇帝宋孝宗不得不启动官方储备来回收纸币,大约支出了二百万两白银才平息了这次挤兑风波……

    这次事件之后,宋孝宗决定制定了严格而谨慎的纸币政策。具体办法就是对楮币进行定界和定量:每三年一界,每界一千万贯,每界使用六年。因为措施得当,而且执行到位,楮币保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运行期。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由此可见当时的政府对纸币的发行是多么的小心翼翼。

    到了宋孝宗之后,相对和平的局面被接连打破,韩侂胄北伐、蒙古入侵等等战事不断。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宋朝国内作为本位币的金属货币总体供应量没有增加,而货币需求却水涨船高,导致经济形势迅速恶化。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只好通过增发楮币,来满足货币需求,于是超发现象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也到了惊人的地步。

    面对天量军费开支,宋廷很快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为了弥补亏空、供应军需,宋廷只能靠增发纸币来缓解燃眉之急。

    第一个带这个坏头的是宋理宗。也就是那个头颅被做成骷髅碗的。在端平元年,他野心勃勃地出动大军想要收复北宋故土开封和洛阳,史称“端平入洛”。由于财政不足以支撑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苗头的情况下,宋廷一口气发行了第十七界会子,发行总额为4.2亿缗。

    4.2亿缗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之前十六界会子发行总量的一半。市场流通突然遭遇大水漫灌,压力可想而知。如果这仗打赢了还好说,收复失地、取得战利品和战争赔款的红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货币增发带来的恶果。但问题就出在这仗打输了。

    可以说,端平入洛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层面的失利,它更让南宋的财政恶化程度变得积重难返。在蒙元铁蹄的巨大压力面前,南宋的版图一天天缩水,财政收入一日不如一日,但是在军费开支上的花费却一点都不能少,甚至还越来越多。没办法,物价飞涨,官府购买军需的花费自然也水涨船高。如此一来,宋廷就只能依靠大量增发纸币来勉力维持军费所需,也就出现了“兵马未动,印钞先行”的奇特景象。

    南宋一朝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是空前绝后的,先女真,后蒙古,为求自保,他们不得不把大笔资金投入到军备之中。发行纸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宋财政紧张的燃眉之急。可是战事负多胜少,国土一天天沦陷,滥发纸币就成了一剂催命的毒药。不喝,立马会死;喝了,慢慢等死。“咕咚”一声,它吞了下去。

    事实上,宋朝作为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不仅在国内使用,还对外输出了,这是真正地输出通货膨胀,堪称货币战争的鼻祖。当时宋朝向大辽和金国进贡岁币,并且通过各种贸易,最终把本国铜币和交子大量输出到对方,以至于后来这两国的百姓都大量使用宋朝货币!以至于后来南宋加大交子发行量的时候,金国百姓一下子也被通货膨胀了……

    金朝前后发行过5种主要纸币,每次皆是以1000:1这样超高的比例进行兑换,导致境内物价疯涨。原为金人的耶律楚材曾言,至金末时,“万贯唯易一饼”,面值1万贯的纸币,只能在市场上买到一张饼。

    作为一部不断扩张的军事机器,蒙古帝国同时也是人类史上一个早熟的纸币帝国,就在元太祖成吉思汗生命的最后一年,1227年,蒙古帝国在学习宋朝和金朝的基础上,开始发行了一种名为“会子”的纸币。最开始是在山东博州(聊城)首先推行纸币制度,发行的纸币为可兑换的丝钞。这是蒙古入主中原后实行纸币制度的首次尝试。

    蒙古人相较于以往的游牧民族更加重视商业,进而在元朝催生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代和后代的官商群体——“斡脱”阶层。“斡脱”一词源于突厥语,蒙古时期的“斡脱”指受蒙古统治阶层支持和控制的官商,其资本往往来自蒙古诸王、驸马及母妃,其职能是充当外来客商和贵族的中间人,或者用贵族提供的资本从事放贷活动。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商队与使节前往花剌子模建立和平的通商关系。然而商队携带的大量财富让花剌子模的讹答剌守将分外眼红,他们夺取了商人们的货物并杀害了他们。事实上,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花剌子模作为控制东西商路的商业帝国,其统治阶层无法容忍蒙古人与其分享商业利益。“讹答剌事件”最终成为蒙古西征的导火索。征的导火索。。

    这场远征不啻为人类早期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全球化实践。在此过程中,一个受蒙古军事力量保护、□□商业力量充当流通中介的欧亚贸易圈被建构起来。

    传统金属货币的提供受制于币材产量,供应弹性较小;又因币材特性,存在着携带不便、运输成本高昂等弊端,不利于欧亚贸易圈内部物质资源的大规模流通。

    相对而言,纸币发行不受限于币材产量,发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额携带也不存在任何交通运输上的限制。同时,发行纸币,作为储备的金银将会集中到国家手中。因而现实层面,纸币也成为元朝统治者眼中最优选择。蒙古南下后,原金朝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区京兆地区及河北、山东等地的军阀发行了许多种类的地方性纸币。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货币发行权力统一收归中央,先短暂以丝、后主要以银为本位的中统钞于中统元年开始发行,行用各地。

    就在攻占南宋的这一年(1276年),蒙古帝国的纸币发行也已经走到了第四十九个年头,此时,由于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几乎完全是靠着对外扩张和野蛮掠夺,来支持滥发纸币、扩张军费的蒙古帝国,已经危机隐现。

    如果不能征服南宋,忽必烈明白,大元和整个蒙古帝国的日子将难以持续。

    与其他□□更多是以金、银、铜等金属货币,作为国家主流通行货币不同,蒙古帝国和元朝却是自始至终,都以纸币作为国家的主流通行货币,并只有在后期才少量发行了部分铜钱,作为辅助货币进行流通。

    尽管在1234年就已灭掉了在中国北方的金朝,但蒙古帝国征服南宋的战争却花了四十多年,而金朝在灭亡前也是由于滥发纸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亡国教训,对蒙古人也是一种近在眼前的提醒,他们明白,灭宋战争再拖延下去,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撑战争的蒙古帝国,迟早也会被拖垮,所以,他们迫切渴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此前,忽必烈在上位第一年的中统元年(1260年),大元境内的纸币发行量为7.34万绽,然而为了支撑持续的灭宋战争,到南宋被灭亡前,大元境内的纸币发行量已经急剧提升到了141.9万绽,在中国北方的原来金朝统治区,此前由于金朝统治者滥发纸币,人民生活原本就已困苦不堪,而忽必烈继续滥发纸币的行为,更是将大元的扩张战争有拖向深渊的走向。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当蒙古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时,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决定带着5岁的宋恭帝投降,世祖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时难免狂喜怒放,已经成立五年的大元帝国(1271年成立),终于可以挺过第一次通胀危机了。富庶的南宋帝国,将足以拯救由于滥发纸币、已经陷入通胀危机的大元帝国。

    在13世纪,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帝国,这个八千多万人口的南宋帝国此后带来的赋税,和首都临安的大量金银财物储备,让疯狂掠夺、满载而归的大元帝国赚得盆满钵满,从而挺过了由于货币超发引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通货膨胀。

    元朝纸币在发行之初,币值稳定,整体运行良好。这主要是因为元初统治者了解金末货币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危害,货币政策及实施相对谨慎,主要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数量、设置金银平准库、完善货币回收等制度以及严格打击□□的货币法令等举措有意识地保证元钞币值。

    作为一个让十三世纪的欧亚人民为之震撼、战栗的帝国,蒙古帝国在忽必烈时期,开始分裂成为中国元朝、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等四大独立系统,而作为一个扩张性的帝国,元朝的历史中75年是在扩张战争中度过,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

    在1276年灭亡南宋后,元朝又历时三年,最终在1279年的崖山之战中,彻底消灭了南宋的残余抵抗势力。随后,元朝又继续对外扩张,但在出征日本、越南、缅甸和爪哇等诸国的战争中,元朝却屡遭失利。

    对于蒙古人来说,高强度的扩张战争所产生的巨额军费,是依靠滥发纸币来维持的,而一旦无法顺利征服战争指向国,和获得巨额战利品来抵销军费,那么这种滥发纸币引发的财政危机,也势必将反噬帝国的经济。

    此前,蒙古帝国之所以能顺利地接连消灭西辽、西夏、花剌子模和金朝等国家,是因为蒙古帝国的铁蹄都所向披靡,这使得他们在不断的扩张战争中,得以通过对战败国的残酷掠夺,从而不断平衡掉滥发的纸币和巨额的财政赤字。

    但一旦扩张战争无法取胜,那么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持国家运转的扩张型财政,也势必将无法持续。

    因此,与其他帝国在大规模战争后推行“休养生息”不同,通过战争和掠夺来不断反哺帝国的大元,始终存在着巨额军费问题,仅仅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北征叛乱和南下进攻缅甸蒲甘王朝的战争中,大元帝国这一年的军费开支就高达至少50万绽之多,而这,相当于唐朝最为盛世的天宝年间全国年税收的整整10倍之多。

    由于平定南宋后的其他扩张战争多数进展不利,这就使得依靠“滥发纸币支持战争,通过战争掠夺来平衡财政赤字”的大元帝国,它的战争逻辑已经进展不下去了,在此情况下,从忽必烈后期开始,元朝的通货膨胀问题,开始愈演愈烈。

    在元朝成立初期,元朝政府还注意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但随着扩张战争的不断进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当时的物价在彻底征服南宋后仅仅三年,物价就已经上涨了10倍之多。

    尽管国家从成立初期,就面临着巨大的财政亏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来自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这个直接从游牧文明进入农耕文明,和从奴隶经济一下子跨越到封建经济的草原帝国,却希望建立起一套一直到工业文明时代才通行全球的货币经济,通过滥发纸币,元朝统治者们以为,任何财政问题,都不是什么难事。

    为应对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局面,至元二十四年(1287),进行了元朝历史上第一次“换钞”(货币改革),颁布《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此次货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中统钞之外发行至元钞,至元钞与中统钞的比价规定为1:5,即至元钞1贯值中统钞5贯;白银与至元钞的比价为1:2,即白银1两值至元钞2贯;同时,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中统钞除贬值80%外,其他法定地位不变,与至元钞共同流通。

    由于元朝没有缩减军事、赏赐方面的开支,财政赤字与日剧增(1292),财政收入为2978305锭,到10月已支出3638543锭,赤字660238锭。以1锭50两白银换算,赤字高达33011900两白银。货币改革非但没有缓解财政压力,反而恶化了通货膨胀问题。成宗即位后,为进行赏赐挪用各地平准库钞本,物价进一步上涨。

    到了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执政时期(1295-1307年),元朝国库残存的少得可怜的93.7万两白银,这些本来是要用作纸币发行准备金的元朝压仓宝,也被忽必烈的孙子拿来挥霍掉了。

    大德七年(1303)时的物价较元初已经上涨了约10倍。武宗作为军事统帅被拥戴而即位,对蒙古军事力量新一轮的赏赐使得财政赤字更加严重,元朝政府对货币超发弥补财政赤字的依赖加强,纸币贬值速度加快。为改变“钞轻物重”的局面,至大二年(1309),元朝政府又发行了至大银钞,至大银钞1两准至元钞5贯,当中统钞10贯,相当于中统钞再次被人为贬值80%,名义价值降为发行之初的4%。

    这一次“换钞”的结果使元朝政府和货币的信用又一次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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