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贝尔前座的驾驶员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只剩他自己一人操控飞机，陌生的环境让他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找到正在进行灯火管制的基辅。
好在俄罗斯纬度较高，现在又是夏季，天黑得相当晚，他顺利地借助夕阳找到了第聂伯河，只要沿着第聂伯河飞，找到像基辅这样规模的城市应该不难，只是找到基辅之后在哪里降落还是个问题，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将近七点的时候，他看到了沐浴在落日余晖下的基辅城，以及城市上空密布各处的防空气球。由于这架乌-教练机右侧下单翼已经被德国人打掉，飞行性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不敢在气球四周兜圈子，只能在郊区瞎转，四处寻找能降落的地方。
幸运的事，在天黑之前，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机场，机场的跑道甚至铺了水泥，好家伙，还是永备机场呢！
由于油料似乎已经见底，再加上驾驶员伤情极不乐观，以及自己的后背和屁股也疼得要命，罗贝尔也不再犹豫，直接减油门降高度准备降落。
即使少了片机翼，乌-的操控性也没有下降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所以罗贝尔还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态降落的。但轮子刚刚擦地，罗贝尔就感受到了机体不正常的颤动，果然没过多久，飞机右侧起落架就断掉了。
失去了右侧起落架的飞机立刻右倾，在右侧下机翼断口起刹车作用的情况下，破烂不堪的飞机一路右转，直接冲过了两条跑道之间的草坪到另一条跑道上，顺便在水泥地上留下一条白色的划痕。飞机一直滑到另一架准备起飞的运输机前才堪堪停下，好悬才没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一通颠簸并非毫无代价，机舱里的罗贝尔在一路颠簸中崩了安全带，被前座座椅撞得满脸是血，前座本就重伤的驾驶员所蒙受的痛苦就更不必说了。飞机停下之后，机场上荷枪实弹的警卫立刻包围了上来，在确定这架飞机属于红空军后，他们立刻叫来了医生和抬着担架的护士。
十分钟后，一个红军军官迈步走上运输机的舷梯，向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汇报道：“委员同志，我们延迟起飞的原因已经弄清楚了。两个负伤的飞行员驾驶一架损坏严重的教练机迫降在我们的跑道上，场务说最多耽误二十分钟。（俄语）”
坐在座位上的秃顶男子没放下手中的文件，只是以洪亮而急促的声音询问：“那两个飞行员怎么样？（俄语）”
“前座驾驶员情况很不妙，后座驾驶员还好，就是他的身份有些特殊，是自由法国的飞行员。（俄语）”
“前几天失踪的那个？（俄语）”秃顶男子问道。
“对。（俄语）”
“那干脆用咱们这趟飞机捎他去莫斯科吧，你去跟机场说一下。（俄语）”
那位干练的红军军官敬了个礼，随后便走下舷梯，不过过一会他便独自回来了，并向秃顶男子汇报：“那位法国飞行员失血有点多，刚刚才止住血，我们这次飞行要走高空，低压容易使伤口再次出血，所以医生建议我们不要带他了。（俄语）”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秃顶男子思考了一下，又嘱咐道，“你去托人给布尔米斯坚科同志（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打个电话，提醒他多少照顾一下这个法国人，毕竟涉及与西方盟军的外交。（俄语）”
于是他的助手再次跑下舷梯，去找场务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了。等他返回飞机没过多久，这架被罗贝尔的迫降耽误起飞的运输机便滑行上了轨道，而后缓慢起飞，最终消失在了基辅的上空。
而被那位不知名的干部下令“多少照顾一下”的罗贝尔也确实得到了妥善的看护，更令罗贝尔欣慰的是，他终于能够与人正常交流了，虽然为他处理伤口的军医不会说法语，但英语说得却相当不错，甚至比从小就学英语的罗贝尔口音还要纯正。
在处理完额头的伤口后，罗贝尔终于向军医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因为我本来就是美国人，打娘胎里就学英语。”军医没好气地解答了罗贝尔的疑惑，“我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移民。（英语）”
罗贝尔趴在手术台上，垂着摔得一团浆糊的脑袋瓮声瓮气地继续问道：“但是，医生怎么会失业呢？（英语）”
“银行的经理都能去要饭，我一个外科医生怎么就不能失业？”军医和罗贝尔聊着分散以他的注意，同时一刻不停地在罗贝尔的大腿上穿针引线，“你们法国没经历过大萧条吗？（英语）”
“经历过，但我们在世界大战死的人太多了，重建北部工业区产生的需求也非常庞大，所以没有美国那么可怕的失业率……（英语）”
“原来如此。（英语）”
罗贝尔感觉腿上的肌肉被拉得更紧，然后就背后就传来了剪线头的声音，他有些好奇地问：“缝了几针？（英语）”() ()
“不多，就五针，就是伤口特别深，让你失血不少，不过痊愈后不会影响你的行动。后背上的那个口子最大，缝了八针，但是浅，趴个几天就没事了。问题最大的在屁股上。（英语）”
“是那个伤口感染了吗？（英语）”
美裔医生微微摇头：“你快得痔疮了。（英语）”
“额……”
“以后不许在马桶上看报纸看书了，否则你就会知道，割痔疮比你今天经历的所有治疗都要痛苦百倍。（英语）”
面对医生的警告，罗贝尔有些尴尬，只能讪讪地答应下来，然后艰难地从手术台上撑起身体，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一瘸一拐地离开手术室。在出门之前，他又问道：“和我一块的飞行员还好吗？（英语）”
“他还没进手术室就牺牲了。（英语）”美裔军医清洁手术器材的手丝毫不停，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面对驻足不语的罗贝尔，搀扶他的士兵忍不住催促了一声：“快走吧，‘弗兰茨’（俄语的法兰西）少尉。（俄语）”
罗贝尔就这样安顿下来，“安心”在基辅第野战医院疗伤。尽管他伤的并不重，但医院还是按照上级的命令把他留在基辅，一直养到痊愈，只是给莫斯科的红空军司令部去了电话，告诉罗贝尔已经找到了，并无大碍。
罗贝尔并不情愿在医院里像个废物一样吃着病号餐空耗时间，他更希望回到莫斯科，和战友们一块找个歼击机团观摩学习。但不知道自己被哪个大人物关照过，医院就是不肯放行，他就只好在基辅找些活干。
在伤口发炎肿大的那几天，罗贝尔就趴在病床上写关于驾驶雅克-的经验总结，等伤口好些之后，他便开始给护士打下手帮忙，顺便练习俄语。
反正回莫斯科也得学俄语，既来之则安之，基辅这么大一座城市，不会很快就被德军攻克的。
莫斯科的战友们知道了罗贝尔生还的消息后如释重负，立刻给卡登花园拍了一封电报，然后就挨了卡等花园转发身处开罗的戴高乐的劈头盖脸一顿怒斥，戴高乐还亲自在电报中加上让他们“长点心”、“真正体谅军人家属的心情”、“绝对不能再玩这种‘死而复生’的把戏”等等很严厉的用词。
这番训斥对阿尔贝特而言其实有些过于严厉了，他虽然向卡登花园发了封罗贝尔失踪的电报，但也在电报中特别说明了罗贝尔其实很有可能还活着，只是暂时联系不上而已，而且他们和红空军也在尽力找，无论是在电报中还是在现实中，都没有直接判罗贝尔的“死刑”。
但是自由法国遣苏志愿航空兵团团长被击落失踪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可能不跟卡登花园汇报一下啊？如果卡登花园办公的那些家伙好好阅读电报的话，怎么想也应该暂时瞒一下罗贝尔的父亲，等待尘埃落定再通知他啊。
所以阿尔贝特挨的这通训斥实在有些冤枉。
不过阿尔贝特没有辩解的欲望，老老实实地给戴高乐将军回电致歉，毕竟放弃罗贝尔是他的命令，无论如何，他这次不折不扣地抛弃了罗贝尔。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到月日，开罗转发了一封来自北美的电报：
“亲爱的遣苏飞行员战友们：
作为一名法国军人的父亲，我当然热切地希望你们在前线能照顾援护我的儿子，但作为一名军官，我更清楚战争的法则和代价。阿尔贝特少尉做出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罗贝尔的生命并不重于成百上千苏联青年的生命，请不要任何心理负担，我比戴高乐将军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愿你们身体健康。”
落款是让·德内尔·戴泽南。
阿尔贝特拿到电报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他最后决定将这封电报展示给了其他两个飞行员，以及这几天忙疯了帮忙协调找罗贝尔的卢申科上尉。
“真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亚历山大·斯蒂宾感慨道，“为这样的将军拼命叫我心甘情愿。”
拉帕齐尼也表示赞同，而卢申科在表达了对戴泽南将军珍视苏联青年生命的感谢之后，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罗贝尔少尉为什么和他父亲不同姓啊？”
阿尔贝特便为卢申科简单介绍了罗贝尔的家庭情况，他和他父亲的家世为人令卢申科大为赞叹，甚至于对他的这位邮递员出身的父亲大感兴趣：“我没想到一个邮递员也能成为法国将军。”
这话到让拉帕齐尼有些不满了：“别啊，我们好歹也有大革命传统呢！公社不也是源自我们法国？”
卢申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只好向法国人们道歉，等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卢申科忍不住嘀咕了：“让·德内尔·戴泽南，让·德内尔·戴泽南……嗯……有点耳熟。（俄语）”
好在俄罗斯纬度较高，现在又是夏季，天黑得相当晚，他顺利地借助夕阳找到了第聂伯河，只要沿着第聂伯河飞，找到像基辅这样规模的城市应该不难，只是找到基辅之后在哪里降落还是个问题，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将近七点的时候，他看到了沐浴在落日余晖下的基辅城，以及城市上空密布各处的防空气球。由于这架乌-教练机右侧下单翼已经被德国人打掉，飞行性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不敢在气球四周兜圈子，只能在郊区瞎转，四处寻找能降落的地方。
幸运的事，在天黑之前，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机场，机场的跑道甚至铺了水泥，好家伙，还是永备机场呢！
由于油料似乎已经见底，再加上驾驶员伤情极不乐观，以及自己的后背和屁股也疼得要命，罗贝尔也不再犹豫，直接减油门降高度准备降落。
即使少了片机翼，乌-的操控性也没有下降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所以罗贝尔还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态降落的。但轮子刚刚擦地，罗贝尔就感受到了机体不正常的颤动，果然没过多久，飞机右侧起落架就断掉了。
失去了右侧起落架的飞机立刻右倾，在右侧下机翼断口起刹车作用的情况下，破烂不堪的飞机一路右转，直接冲过了两条跑道之间的草坪到另一条跑道上，顺便在水泥地上留下一条白色的划痕。飞机一直滑到另一架准备起飞的运输机前才堪堪停下，好悬才没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一通颠簸并非毫无代价，机舱里的罗贝尔在一路颠簸中崩了安全带，被前座座椅撞得满脸是血，前座本就重伤的驾驶员所蒙受的痛苦就更不必说了。飞机停下之后，机场上荷枪实弹的警卫立刻包围了上来，在确定这架飞机属于红空军后，他们立刻叫来了医生和抬着担架的护士。
十分钟后，一个红军军官迈步走上运输机的舷梯，向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汇报道：“委员同志，我们延迟起飞的原因已经弄清楚了。两个负伤的飞行员驾驶一架损坏严重的教练机迫降在我们的跑道上，场务说最多耽误二十分钟。（俄语）”
坐在座位上的秃顶男子没放下手中的文件，只是以洪亮而急促的声音询问：“那两个飞行员怎么样？（俄语）”
“前座驾驶员情况很不妙，后座驾驶员还好，就是他的身份有些特殊，是自由法国的飞行员。（俄语）”
“前几天失踪的那个？（俄语）”秃顶男子问道。
“对。（俄语）”
“那干脆用咱们这趟飞机捎他去莫斯科吧，你去跟机场说一下。（俄语）”
那位干练的红军军官敬了个礼，随后便走下舷梯，不过过一会他便独自回来了，并向秃顶男子汇报：“那位法国飞行员失血有点多，刚刚才止住血，我们这次飞行要走高空，低压容易使伤口再次出血，所以医生建议我们不要带他了。（俄语）”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秃顶男子思考了一下，又嘱咐道，“你去托人给布尔米斯坚科同志（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打个电话，提醒他多少照顾一下这个法国人，毕竟涉及与西方盟军的外交。（俄语）”
于是他的助手再次跑下舷梯，去找场务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了。等他返回飞机没过多久，这架被罗贝尔的迫降耽误起飞的运输机便滑行上了轨道，而后缓慢起飞，最终消失在了基辅的上空。
而被那位不知名的干部下令“多少照顾一下”的罗贝尔也确实得到了妥善的看护，更令罗贝尔欣慰的是，他终于能够与人正常交流了，虽然为他处理伤口的军医不会说法语，但英语说得却相当不错，甚至比从小就学英语的罗贝尔口音还要纯正。
在处理完额头的伤口后，罗贝尔终于向军医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因为我本来就是美国人，打娘胎里就学英语。”军医没好气地解答了罗贝尔的疑惑，“我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移民。（英语）”
罗贝尔趴在手术台上，垂着摔得一团浆糊的脑袋瓮声瓮气地继续问道：“但是，医生怎么会失业呢？（英语）”
“银行的经理都能去要饭，我一个外科医生怎么就不能失业？”军医和罗贝尔聊着分散以他的注意，同时一刻不停地在罗贝尔的大腿上穿针引线，“你们法国没经历过大萧条吗？（英语）”
“经历过，但我们在世界大战死的人太多了，重建北部工业区产生的需求也非常庞大，所以没有美国那么可怕的失业率……（英语）”
“原来如此。（英语）”
罗贝尔感觉腿上的肌肉被拉得更紧，然后就背后就传来了剪线头的声音，他有些好奇地问：“缝了几针？（英语）”() ()
“不多，就五针，就是伤口特别深，让你失血不少，不过痊愈后不会影响你的行动。后背上的那个口子最大，缝了八针，但是浅，趴个几天就没事了。问题最大的在屁股上。（英语）”
“是那个伤口感染了吗？（英语）”
美裔医生微微摇头：“你快得痔疮了。（英语）”
“额……”
“以后不许在马桶上看报纸看书了，否则你就会知道，割痔疮比你今天经历的所有治疗都要痛苦百倍。（英语）”
面对医生的警告，罗贝尔有些尴尬，只能讪讪地答应下来，然后艰难地从手术台上撑起身体，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一瘸一拐地离开手术室。在出门之前，他又问道：“和我一块的飞行员还好吗？（英语）”
“他还没进手术室就牺牲了。（英语）”美裔军医清洁手术器材的手丝毫不停，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面对驻足不语的罗贝尔，搀扶他的士兵忍不住催促了一声：“快走吧，‘弗兰茨’（俄语的法兰西）少尉。（俄语）”
罗贝尔就这样安顿下来，“安心”在基辅第野战医院疗伤。尽管他伤的并不重，但医院还是按照上级的命令把他留在基辅，一直养到痊愈，只是给莫斯科的红空军司令部去了电话，告诉罗贝尔已经找到了，并无大碍。
罗贝尔并不情愿在医院里像个废物一样吃着病号餐空耗时间，他更希望回到莫斯科，和战友们一块找个歼击机团观摩学习。但不知道自己被哪个大人物关照过，医院就是不肯放行，他就只好在基辅找些活干。
在伤口发炎肿大的那几天，罗贝尔就趴在病床上写关于驾驶雅克-的经验总结，等伤口好些之后，他便开始给护士打下手帮忙，顺便练习俄语。
反正回莫斯科也得学俄语，既来之则安之，基辅这么大一座城市，不会很快就被德军攻克的。
莫斯科的战友们知道了罗贝尔生还的消息后如释重负，立刻给卡登花园拍了一封电报，然后就挨了卡等花园转发身处开罗的戴高乐的劈头盖脸一顿怒斥，戴高乐还亲自在电报中加上让他们“长点心”、“真正体谅军人家属的心情”、“绝对不能再玩这种‘死而复生’的把戏”等等很严厉的用词。
这番训斥对阿尔贝特而言其实有些过于严厉了，他虽然向卡登花园发了封罗贝尔失踪的电报，但也在电报中特别说明了罗贝尔其实很有可能还活着，只是暂时联系不上而已，而且他们和红空军也在尽力找，无论是在电报中还是在现实中，都没有直接判罗贝尔的“死刑”。
但是自由法国遣苏志愿航空兵团团长被击落失踪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可能不跟卡登花园汇报一下啊？如果卡登花园办公的那些家伙好好阅读电报的话，怎么想也应该暂时瞒一下罗贝尔的父亲，等待尘埃落定再通知他啊。
所以阿尔贝特挨的这通训斥实在有些冤枉。
不过阿尔贝特没有辩解的欲望，老老实实地给戴高乐将军回电致歉，毕竟放弃罗贝尔是他的命令，无论如何，他这次不折不扣地抛弃了罗贝尔。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到月日，开罗转发了一封来自北美的电报：
“亲爱的遣苏飞行员战友们：
作为一名法国军人的父亲，我当然热切地希望你们在前线能照顾援护我的儿子，但作为一名军官，我更清楚战争的法则和代价。阿尔贝特少尉做出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罗贝尔的生命并不重于成百上千苏联青年的生命，请不要任何心理负担，我比戴高乐将军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愿你们身体健康。”
落款是让·德内尔·戴泽南。
阿尔贝特拿到电报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他最后决定将这封电报展示给了其他两个飞行员，以及这几天忙疯了帮忙协调找罗贝尔的卢申科上尉。
“真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亚历山大·斯蒂宾感慨道，“为这样的将军拼命叫我心甘情愿。”
拉帕齐尼也表示赞同，而卢申科在表达了对戴泽南将军珍视苏联青年生命的感谢之后，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罗贝尔少尉为什么和他父亲不同姓啊？”
阿尔贝特便为卢申科简单介绍了罗贝尔的家庭情况，他和他父亲的家世为人令卢申科大为赞叹，甚至于对他的这位邮递员出身的父亲大感兴趣：“我没想到一个邮递员也能成为法国将军。”
这话到让拉帕齐尼有些不满了：“别啊，我们好歹也有大革命传统呢！公社不也是源自我们法国？”
卢申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只好向法国人们道歉，等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卢申科忍不住嘀咕了：“让·德内尔·戴泽南，让·德内尔·戴泽南……嗯……有点耳熟。（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