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是大学生，遇到的都是好事，可我碰到的都是倒霉事呢！”这时一直在旁边偷听的陈大建同学忍不住唉声叹气。
“你有什么倒霉事呢？说出来大家听听，也许大家能够帮你呢！”同学们忍不住劝他。陈大建沉思片刻，陷入痛苦的回忆：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兄弟俩个，只有三间草房。弟弟比我小三岁，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正好初中毕业。我们同时回到老家务农。
九月份学校开学，老洪在杨庄小学代课的时候，我在杨庄初中，教初三[1]班数学。
初三学生分成两个极端：一类想考高中，学习特别认真；一类混毕业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些十四、五岁的同学甚至偷偷谈恋爱。
当时班上有个名叫邓美丽的学生，成绩特差；不过她喜欢打扮，每天涂口红，抹胭脂，有时头上还戴花。因为经常留级，十八岁了才上初三。她成天疯疯颠颠，与男生搞打说笑。我不是班主任，也不大管她。
后来有一天，我在批改作业时，邓美丽的作业本中出现了这样一张纸条：
亲爱的陈老师您好！自从您到我们校任教，我便不由自主地爱上您了！您是我的老师，可是只比我大两岁。英俊少年哪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羨仙！您象雨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没有您，我就无法生存。。。。。。
我对她根本没有什么意思。我将纸条撕碎扔进纸篓，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邓美丽见我没有反应，以为我默认了。以后不管中午或者晚上，她总是到我宿舍请教难题！学生请教，我不能不讲给她听。她一边向我微笑一边连连点头，鬼知道她有没有听得进去。
跟我同宿舍的还有一位数学老师名叫宋兵，也是代课老师，进校八年了，至今没有转正。他只会教初一、初二数学，初三的不会，他自己讲的。那时每乡每年只能转一、二名教师，我来后对他是个威胁：如果学校教师超编，别说转正，代课教师的位置都保不住。
宋老师可能误会，以为我跟邓美丽真有什么恋情。每次她来向我请教难题，他总是借故离开。其实我没有任何想法，根本不希望宋老师离开。他走后，我一直将宿舍门开着，直到邓美丽离开。
可是风言风语还是传开了，说我以辅导学生为名，调戏猥亵女同学！有人甚至说某月某日，邓美丽一夜没有回家。
校长找我谈话，我自然大呼冤枉！校长叫我先回去，等下学期邓美丽毕业以后再请我来代课，毕竟人言可畏。我是代课老师，校长任何时候都可以叫我回家。后来别说下学期，下下学期校里也不会通知我了！就在那一年，宋兵转正成了正式教师。
回家以后，我和弟弟将农田全部改种胡桑、银杏。胡桑养蚕，银杏树长大卖钱。九五年的时候，我们将三间破草房改建成四间大瓦房：一明间，一厨房，父母一个房间，我和弟弟一个房间。
这一年，我已三十岁了，弟弟二十七。因为家庭条件差，很少有人为我们介绍对象。
建房以后，有人介绍我招赘到邻村一户人家；父母、弟弟立即拍手赞成。
这户人家户主姓吴，大家都叫他老吴。女儿名叫吴梅芳，今年二十八岁。她模样长得不错，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至今也没有成家。
我们这里有个风俗：男子娶人要花钱，六千、八千不等。男方入赘也要花钱，不过比娶人要少一些。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我出五千块钱，吴梅芳与我领证结婚；同时我将户口从老家迁出，到新家迁入！
建房之后，我身上只剩下两千块钱，弟弟二话不说，到银行取了三千块钱给我！
当年年底，我与吴梅芳喜结良缘。人生快乐之极，莫过于此也！不表。
春节之后，吴梅芳劝我出去打工。因为老吴有哮喘病，常年卧病在床。她只会种田，也挣不到钱。这个家没钱不行！
听她说得有理，几天后我带上三百块钱，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来到上海！
到上海干什么呢？原来李学明同学在那里卖菜，听说一天能挣一百多块！去年他叫我去时正好家里养蚕，没去。现在我已有了新家，老家的桑田、房子都给了弟弟，今年去没事。
李学明在上海民星路菜市场租了一个滩位，每月交二百八十元管理费。他每天三点多钟到杨树浦批发市场买菜，然后驮到民星路菜市场卖。他租了人家一个楼梯间住宿，一个月要给四百元房租！
既来之则安之，当天我与李学明同睡。第二天刚过三点，李学明便叫我和他一起去买菜。他有两辆自行车，正好一人一辆。我睡眼惺松地爬起来，脸也没洗便跟他走。路上行人稀少，路灯惨淡。两个人大约骑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批发市场。市场很大，各种疏菜应有尽有：大蒜、青菜、土豆、芋头。。。。。。李学明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这个买十斤，那个买八斤。。。。。最后装了三麻袋。他让我驮一只麻袋，他驮两只。他说我没来的时候，他一人驮三只麻袋，大约二百多斤！
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众多。李学明将自行车蹬得飞快，行人和其它自行车都被他拋到后面！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是红灯绿灯，他一概视而不见！交警大声叫嚷，他也充耳不闻！我因为地形不熟怕掉队，也跟着他横冲直撞！
到了市场，李学明将各种疏菜在摊位上放好，然后到门口买了四个馒头，我们俩边吃边卖，自然免不了与顾客讨价还价。
从早上一直卖到晚上九点，除了土豆和芋头，其它疏菜都卖完了。李学明说他今天赚了一百一十块钱，他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一边数钱一边大笑！
以后几天李学明一直叫我同去，他的意思我学会后再单独干，市场上还有几个摊位没租出去。他说卖菜虽然辛苦，可是收入比工厂高，又不必看领导脸色。我一听连连称是！
不知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早上，我和李学明从批发市场往回赶时，李学明由南向北撞红灯，一辆由东向西的卡车将他撞个正着！李学明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卡车前轮正好压在他的脸上！
交警与120救护车立即赶到现场。李学明被送到长海医院。其实撞车当时他便停止呼吸了，医院里自然无能为力！
后来不知事情如何处理的，只记得李学明爱人带着孩子到医院抚尸痛哭，我也陪她流了不少眼泪。我除了劝她节哀顺变，其它也没有什么办法。
几天后我从十六铺坐船到南通，再坐中巴车回家，到家时天还没亮。我大声敲门，没人应声。我想门又没锁，从里面关上，家里一定有人！我一脚将门踹开，进房间拉亮电灯，只见邻居王有理与吴梅芳呆若木鸡地坐在床上，看见我好象不认识似的！
我从来不会与人吵架，说了声“你继续”之后，又轻轻将门带上，垂头丧气地来到父母家里。
父母听我讲明事情经过，一点都没感到惊讶。其实他们早就知道吴梅芳外面有人，只是没有告诉我罢了！妈妈说眼不见为净，洗洗为干净！
“不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回家！”我说。
“回家？你说得轻俏！你的户口已经迁出去了，而且给了人家五千块钱，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弟弟不知何时从房里钻了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孩。
“陈老师，您好！您不爱我，您的弟弟爱我！我们在一起十多天了！”不是冤家不聚头！以前的学生邓美丽现在竟然成了我的弟媳。
我啼笑皆非，跟吴梅芳结婚一个多月，五千块钱没了，户口也迁了；弟弟有了女朋友，不要我回来了！
我越想越气，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找到法律服务所，要求与吴梅芳解除婚姻关系，同时返还我的五千块钱！
工作人员十分热情，他们耐心地听我讲完事情经过，并且仔细做了记录。最后让我交五百块钱服务费。
我哪有五百块钱？可是想到交五百能够要回五千，我到中学向宋兵借了五百块钱，然后交给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给我开了收据。
在父母家呆了十天，什么消息都没有。我到服务所询问。工作人员说他们给吴梅芳发了三次通知，吴梅芳不到场，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劝我向法院起诉。如果给钱，他们也可以做我的代理律师！
“算了，我不找你们了。我自己上诉，五百块钱还给我吧！”
“还钱？我们已经为你服务了！吴梅芳不要我们调解能怪我们？如果大家都象你一样，我们律师喝西北风？”
“你们送三个通知就要五百块钱，心也太黑了吧？”我说。
“五百块钱还是少的！别人打离婚官司起码几万！你给我一万，我保证帮你要回五千块钱！”所长胸有成竹地说！
我无话可说，气急败坏地回到父母家里。我向弟弟借了三百块钱，又来到上海民星路菜市场。
李学明死后，他的自行车电子称都不知哪里去了，不过摊位及租住房还在。我跟市场管理处及房东打了招呼，承认挣了钱给摊位费及房租。他们答应后我又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自行车一根杆秤，然后象李学明一样到批发市场买菜。这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八十块钱！
目睹李学明惨死，我一直慢慢骑车，遇到红灯立即下车。别人一天挣一百，我挣五十、六十。除去摊位费、房租、开销，每月也没有多少剩余。到年底，大约挣了五千块钱。
因为年初跟吴梅芳没有离得成婚，名义上我们还是夫妻。我强装笑脸回到家里。吴梅芳一言不发，她从房里找出一本离婚证书给我，只见上面写着：
申请离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准予登记，发给此证。
原来我走后半年音信全无，吴梅芳也找法律服务所要求离婚。所长收了她一千块钱，然后将我们两个人的离婚申请放在一起，就算是协议离婚了。所长热心地为我们到乡政府领了证件，我也没时间谢谢他了。至于五千块钱，人家陪我睡了一个多月，我也不好意思再要了。
从此，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的户口还在吴梅芳村里。我找大队书记要宅基地，哪怕搭个草棚住住。书记说他成天动员村民拆迁，嘴巴说干了都没人听！你现在还想要地建房？没门！
我问小区房怎么卖，书记说小区房不卖！如果拆迁安置的话，可以面积换面积！你一个平方没有，我拿什么给你？
书记说得有理，我竟无言以对！除了去上海卖菜，如皋已没有我的安身之地！
二十年之前，每月挣两千块钱，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因为万元户很少。现在菜价并没有提高多少，利润还是那么多，两千块钱吃住都不够了！在上海近二十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可还是没有多少积蓄。
去年初，父亲得了肺癌，妈妈脑血管阻塞，弟弟看了不少钱。弟弟说父母养了我们两个，医药费应该共同支付。听他说得有理，我将仅有的三万块钱都给他了！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我总是担心，怕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打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直到听到母亲的回音，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一次回家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得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辞，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却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希望。
今天，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震动，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
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在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
我现在没有老婆，没有车子，也没有房子，但我不少别人一分钱！
“你有什么倒霉事呢？说出来大家听听，也许大家能够帮你呢！”同学们忍不住劝他。陈大建沉思片刻，陷入痛苦的回忆：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兄弟俩个，只有三间草房。弟弟比我小三岁，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正好初中毕业。我们同时回到老家务农。
九月份学校开学，老洪在杨庄小学代课的时候，我在杨庄初中，教初三[1]班数学。
初三学生分成两个极端：一类想考高中，学习特别认真；一类混毕业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些十四、五岁的同学甚至偷偷谈恋爱。
当时班上有个名叫邓美丽的学生，成绩特差；不过她喜欢打扮，每天涂口红，抹胭脂，有时头上还戴花。因为经常留级，十八岁了才上初三。她成天疯疯颠颠，与男生搞打说笑。我不是班主任，也不大管她。
后来有一天，我在批改作业时，邓美丽的作业本中出现了这样一张纸条：
亲爱的陈老师您好！自从您到我们校任教，我便不由自主地爱上您了！您是我的老师，可是只比我大两岁。英俊少年哪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羨仙！您象雨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没有您，我就无法生存。。。。。。
我对她根本没有什么意思。我将纸条撕碎扔进纸篓，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邓美丽见我没有反应，以为我默认了。以后不管中午或者晚上，她总是到我宿舍请教难题！学生请教，我不能不讲给她听。她一边向我微笑一边连连点头，鬼知道她有没有听得进去。
跟我同宿舍的还有一位数学老师名叫宋兵，也是代课老师，进校八年了，至今没有转正。他只会教初一、初二数学，初三的不会，他自己讲的。那时每乡每年只能转一、二名教师，我来后对他是个威胁：如果学校教师超编，别说转正，代课教师的位置都保不住。
宋老师可能误会，以为我跟邓美丽真有什么恋情。每次她来向我请教难题，他总是借故离开。其实我没有任何想法，根本不希望宋老师离开。他走后，我一直将宿舍门开着，直到邓美丽离开。
可是风言风语还是传开了，说我以辅导学生为名，调戏猥亵女同学！有人甚至说某月某日，邓美丽一夜没有回家。
校长找我谈话，我自然大呼冤枉！校长叫我先回去，等下学期邓美丽毕业以后再请我来代课，毕竟人言可畏。我是代课老师，校长任何时候都可以叫我回家。后来别说下学期，下下学期校里也不会通知我了！就在那一年，宋兵转正成了正式教师。
回家以后，我和弟弟将农田全部改种胡桑、银杏。胡桑养蚕，银杏树长大卖钱。九五年的时候，我们将三间破草房改建成四间大瓦房：一明间，一厨房，父母一个房间，我和弟弟一个房间。
这一年，我已三十岁了，弟弟二十七。因为家庭条件差，很少有人为我们介绍对象。
建房以后，有人介绍我招赘到邻村一户人家；父母、弟弟立即拍手赞成。
这户人家户主姓吴，大家都叫他老吴。女儿名叫吴梅芳，今年二十八岁。她模样长得不错，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至今也没有成家。
我们这里有个风俗：男子娶人要花钱，六千、八千不等。男方入赘也要花钱，不过比娶人要少一些。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我出五千块钱，吴梅芳与我领证结婚；同时我将户口从老家迁出，到新家迁入！
建房之后，我身上只剩下两千块钱，弟弟二话不说，到银行取了三千块钱给我！
当年年底，我与吴梅芳喜结良缘。人生快乐之极，莫过于此也！不表。
春节之后，吴梅芳劝我出去打工。因为老吴有哮喘病，常年卧病在床。她只会种田，也挣不到钱。这个家没钱不行！
听她说得有理，几天后我带上三百块钱，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来到上海！
到上海干什么呢？原来李学明同学在那里卖菜，听说一天能挣一百多块！去年他叫我去时正好家里养蚕，没去。现在我已有了新家，老家的桑田、房子都给了弟弟，今年去没事。
李学明在上海民星路菜市场租了一个滩位，每月交二百八十元管理费。他每天三点多钟到杨树浦批发市场买菜，然后驮到民星路菜市场卖。他租了人家一个楼梯间住宿，一个月要给四百元房租！
既来之则安之，当天我与李学明同睡。第二天刚过三点，李学明便叫我和他一起去买菜。他有两辆自行车，正好一人一辆。我睡眼惺松地爬起来，脸也没洗便跟他走。路上行人稀少，路灯惨淡。两个人大约骑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批发市场。市场很大，各种疏菜应有尽有：大蒜、青菜、土豆、芋头。。。。。。李学明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这个买十斤，那个买八斤。。。。。最后装了三麻袋。他让我驮一只麻袋，他驮两只。他说我没来的时候，他一人驮三只麻袋，大约二百多斤！
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众多。李学明将自行车蹬得飞快，行人和其它自行车都被他拋到后面！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是红灯绿灯，他一概视而不见！交警大声叫嚷，他也充耳不闻！我因为地形不熟怕掉队，也跟着他横冲直撞！
到了市场，李学明将各种疏菜在摊位上放好，然后到门口买了四个馒头，我们俩边吃边卖，自然免不了与顾客讨价还价。
从早上一直卖到晚上九点，除了土豆和芋头，其它疏菜都卖完了。李学明说他今天赚了一百一十块钱，他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一边数钱一边大笑！
以后几天李学明一直叫我同去，他的意思我学会后再单独干，市场上还有几个摊位没租出去。他说卖菜虽然辛苦，可是收入比工厂高，又不必看领导脸色。我一听连连称是！
不知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早上，我和李学明从批发市场往回赶时，李学明由南向北撞红灯，一辆由东向西的卡车将他撞个正着！李学明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卡车前轮正好压在他的脸上！
交警与120救护车立即赶到现场。李学明被送到长海医院。其实撞车当时他便停止呼吸了，医院里自然无能为力！
后来不知事情如何处理的，只记得李学明爱人带着孩子到医院抚尸痛哭，我也陪她流了不少眼泪。我除了劝她节哀顺变，其它也没有什么办法。
几天后我从十六铺坐船到南通，再坐中巴车回家，到家时天还没亮。我大声敲门，没人应声。我想门又没锁，从里面关上，家里一定有人！我一脚将门踹开，进房间拉亮电灯，只见邻居王有理与吴梅芳呆若木鸡地坐在床上，看见我好象不认识似的！
我从来不会与人吵架，说了声“你继续”之后，又轻轻将门带上，垂头丧气地来到父母家里。
父母听我讲明事情经过，一点都没感到惊讶。其实他们早就知道吴梅芳外面有人，只是没有告诉我罢了！妈妈说眼不见为净，洗洗为干净！
“不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回家！”我说。
“回家？你说得轻俏！你的户口已经迁出去了，而且给了人家五千块钱，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弟弟不知何时从房里钻了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孩。
“陈老师，您好！您不爱我，您的弟弟爱我！我们在一起十多天了！”不是冤家不聚头！以前的学生邓美丽现在竟然成了我的弟媳。
我啼笑皆非，跟吴梅芳结婚一个多月，五千块钱没了，户口也迁了；弟弟有了女朋友，不要我回来了！
我越想越气，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找到法律服务所，要求与吴梅芳解除婚姻关系，同时返还我的五千块钱！
工作人员十分热情，他们耐心地听我讲完事情经过，并且仔细做了记录。最后让我交五百块钱服务费。
我哪有五百块钱？可是想到交五百能够要回五千，我到中学向宋兵借了五百块钱，然后交给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给我开了收据。
在父母家呆了十天，什么消息都没有。我到服务所询问。工作人员说他们给吴梅芳发了三次通知，吴梅芳不到场，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劝我向法院起诉。如果给钱，他们也可以做我的代理律师！
“算了，我不找你们了。我自己上诉，五百块钱还给我吧！”
“还钱？我们已经为你服务了！吴梅芳不要我们调解能怪我们？如果大家都象你一样，我们律师喝西北风？”
“你们送三个通知就要五百块钱，心也太黑了吧？”我说。
“五百块钱还是少的！别人打离婚官司起码几万！你给我一万，我保证帮你要回五千块钱！”所长胸有成竹地说！
我无话可说，气急败坏地回到父母家里。我向弟弟借了三百块钱，又来到上海民星路菜市场。
李学明死后，他的自行车电子称都不知哪里去了，不过摊位及租住房还在。我跟市场管理处及房东打了招呼，承认挣了钱给摊位费及房租。他们答应后我又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自行车一根杆秤，然后象李学明一样到批发市场买菜。这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八十块钱！
目睹李学明惨死，我一直慢慢骑车，遇到红灯立即下车。别人一天挣一百，我挣五十、六十。除去摊位费、房租、开销，每月也没有多少剩余。到年底，大约挣了五千块钱。
因为年初跟吴梅芳没有离得成婚，名义上我们还是夫妻。我强装笑脸回到家里。吴梅芳一言不发，她从房里找出一本离婚证书给我，只见上面写着：
申请离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准予登记，发给此证。
原来我走后半年音信全无，吴梅芳也找法律服务所要求离婚。所长收了她一千块钱，然后将我们两个人的离婚申请放在一起，就算是协议离婚了。所长热心地为我们到乡政府领了证件，我也没时间谢谢他了。至于五千块钱，人家陪我睡了一个多月，我也不好意思再要了。
从此，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的户口还在吴梅芳村里。我找大队书记要宅基地，哪怕搭个草棚住住。书记说他成天动员村民拆迁，嘴巴说干了都没人听！你现在还想要地建房？没门！
我问小区房怎么卖，书记说小区房不卖！如果拆迁安置的话，可以面积换面积！你一个平方没有，我拿什么给你？
书记说得有理，我竟无言以对！除了去上海卖菜，如皋已没有我的安身之地！
二十年之前，每月挣两千块钱，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因为万元户很少。现在菜价并没有提高多少，利润还是那么多，两千块钱吃住都不够了！在上海近二十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可还是没有多少积蓄。
去年初，父亲得了肺癌，妈妈脑血管阻塞，弟弟看了不少钱。弟弟说父母养了我们两个，医药费应该共同支付。听他说得有理，我将仅有的三万块钱都给他了！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我总是担心，怕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打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直到听到母亲的回音，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一次回家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得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辞，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却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希望。
今天，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震动，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
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在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
我现在没有老婆，没有车子，也没有房子，但我不少别人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