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农桑童年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范成大是了解农村的。
三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数学老师，姓叶。我爸说叶老师高中毕业的。在我们乡下小地方，高中毕业很少，我爸也是只读了小学，但是我觉得他知道的真多，他会种菜、会造房子、编草绳草鞋，会用□□炸鱼，会吹笛子，他还会做竹笛，砍回一根竹子，选中间部分锯下一节粗细长短适中的，再用绑着细麻绳的钻孔锉刀钻孔，这得拿捏好力度，才能不偏不倚钻出来一个个小孔；然后还要用他粗糙的手不断摩挲，最后小心翼翼地从竹子上揭下一片极薄的几乎透明的膜，贴在小孔里。大功就成了。父亲把竹笛放在嘴边试了试音后，就开始吹出完整版的曲子，《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等等，最好听的是《铁道游击队》。父亲没有曲谱，曲子都在他心里。我就这样听得如痴如醉。父亲教我，可我竟连声音都吹不出来。
学校里不教这个。学校里有一架风琴，和课桌差不多高，差不多大小，有时候高老师坐在前面用一只手弹琴，还有一只手挥舞着指挥我们。我觉得我们唱的都没有高老师唱得好听。
我对唱歌兴趣一般，我喜欢叶老师的数学课。每天放学，我们的班长就带着我和另外几个女同学躲到学校旁边的稻草垛后面抄我的数学作业——我的数学作业总是第一个完成，而且从来不会有错误。叶老师说要让我跳级，让我问问我妈。我有些害怕，又有点向往，但是最后跳级的事还是不了了之，我也没明白为什么。
这事后，班长带领全班的女同学不理我了。下课她们跳绳不让我参加，我只能眼巴巴看着。我央求她们，大家看着班长果断地拒绝了；我生气地质问，我说我对她们那么好，给他们抄作业都不告诉老师，她们没有良心；班长就带着大家变着戏法讥笑我，后来连男同学也不和我说话了，他们说是班长说的，谁和我说话，全班都不和他好。我心里特别难受，成绩也掉下来。
我知道秋天的时候我妈做了一些番薯片，薄薄的晒在太阳下，还没干透的时候我就偷偷扯下来吃，可好吃了；晒干后我妈把它们剪成小小的菱形。为了防止我和我弟偷吃，我妈把它们装在竹篮子里，高高的挂在屋顶——就是那个出现过白蛇的房梁上。
我原本不敢的，万一再出现白蛇怎么办？但是现在我没别的办法了。我搬来梯子，让我弟弟扶住一步步爬上去。我看到了篮子里金灿灿的番薯片了。我抓了一大把塞进口袋，还想再抓一把，怕被我妈发现，就爬了下来。我分了一半给我弟，他答应不告诉我妈，剩下的我要送给班长和她身边的几个女同学。后来班长和女同学接受我了。
但我偷番薯片的事我妈还是知道了。我妈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用竹条打，后来还是月娥孃孃拉开了我，她对我妈说，都这么大的孩子了，还脱光衣服站在路中间打，多不好！我身上被打的竹条痕四五天就渐渐退下去了，但是心里的竹条印子却烙下了一生。我也知道那是因为贫穷，但是理智是理智，理智早就释怀了，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却是不受理智控制的，即使我长大我老去，我对我母亲仍然控制不住的畏惧和疏离。
很多年后，母亲老了，她所遭遇的困难，我虽然努力去解决，但那都是出于责任和道义，而非感同身受的心痛和自发——我和我母亲之间难以达到感同身受的同频同幅。多年以后，有一回我在教训我的才12岁的儿子的时候，他突然委屈的哭道:“你总是说别人好，从不觉得我好。”就这句话给我的愤怒紧急刹车，我想到我的童年，我调整好情绪，等儿子不哭了，我真诚地向我儿子道歉，并告诉他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事后我也想过，经济条件不同，我不需要像母亲当年那样为活下去发愁，自然有时间去反省，但母亲不同。母亲的那个年代，正如诗中所言“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尽管这样清醒地分析了，但并不能由此拉近我和母亲的心理距离。
这就像打扫卫生，还是有想不到的犄角旮旯和打扫不到的隐秘角落，除非搬空房间的所有物件。
那一年，周总理逝世了，毛主席逝世了，在哀悼声中，我哭的泪流满面。我妈也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哭，我爸叹着气，大家手臂上都缠着黑纱。太阳还升起来，但是我觉得它不再是以前的温暖明亮了。我想，毛主席没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没实现“四个现代化”，没了伟大领袖怎么办呢？
毛主席把接力棒交给了□□。“你办事我放心。”我也终于放下了心，可以继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读书了。
我的成绩超过班长，但是我觉得老师喜欢的是班长，除了叶老师。但是第二年叶老师走了，大家说叶老师要去考大学。大学，那是多么遥远而美丽的星星啊！
也就在那年是暑假，我要去种田了。那可不是“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生产队组织十一二岁以上的孩子学习种田，不但给工分，还有现金奖励。我妈就带着我来到田头。并排很多块田畈，所有的田都被黄黄荡荡的水覆盖着。妇女们弯着腰在种田，秧苗从黄泥水中探出小半个羸弱的身子，中间有一口田的田埂上站了七八个孩子，有的是高一二级的，最大的也才读中学，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是谁家孩子。
生产队长量好了一个个秧道，妇女队长下田做示范：捞起身边最近处的一把秧，解开捆扎的稻草绳，分成适合自己手握住的两把，半把左手握着，半把扔在一两步远的身后，然后弯下腰，右手从左手里分出四五枝苗，扦插到脸正下方的田里，隔开一手掌的距离，用这样的方法种下第二株。一个秧道种六株苗；种完这一行，提一个脚往后退一步种第二行。我们下到了田里，学着妇女队长的样子，像绣花一样小心翼翼地插下第一株秧，然后第二株。第三株……
队长又提醒我们，脚不要乱动，不要种的太浅，秧浮起来就会死，也不要种的太深……
才种了十来行，我直起身子看看。队长过来指着我种的说，每一株四五颗秧苗，不要太少。
我妈站在田塍上说：“我女儿种的还好的。”旁边的妇女乜斜着我妈说：“比你强，你怎么不下去种田？今天又不出工了？没工分过年就没有钞票嘞。”我妈笑笑。我不喜欢她们总拿我妈说事的样子，有点没安好心，但她们从不这么说我爸，我父亲虽然已经动了两次手术，但他还是牛一样的吃苦，牛一样的忍耐，牛一样的温顺。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爸早就去打稻了。打稻是个力气活。
种到第三捆秧苗的时候，我直起腰喘口气。我觉得汗水挂在睫毛上，我用手背一擦，眼睛进了泥沙，使劲揉了揉，又接着弯下腰。
种了差不多半道秧道的时候，说话的嬉笑的声音没了，我体会到什么叫又热又累，小腰还痛。我转过头往后看，还有好多呀！我看看旁边的孩子，他们难道不累？那我也不能让人看出累，不然那些妇女就会像对待我妈一样说我不会干活。农村的女人不会干活就等同于又懒又笨。种完一捆秧，我就忍不住往后看看这一秧道还剩多少。越看，越觉得“雄关路漫漫”啊。
好不容易等到队长说收工，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跨上田塍。田塍边是一条浅浅的水沟，我正想去提脱在田塍上的鞋子，突然发现腿肚子上趴着一个差不多半根手指粗细的黑黄相间的蚂蟥，我大叫起来，跺着脚连滚带爬地哀嚎：“蚂蟥，蚂蟥，妈呀，蚂蟥……”旁边的妇女笑起来看着我，有的说：“你们小孩子嫩，蚂蟥最喜欢了！”有的说：“拔下来就好啦！”
我哭着问：“大妈妈，怎么拔？”
“一扯就扯下来了。”
我哆哆嗦嗦的伸出手指，那东西软软的，一碰到我头皮就发麻了。没办法，没人帮我，我流着泪闭着眼，竟扯不下。我看看周围的人，他们洗手的洗手，洗脚的洗脚，有的已经走远了。我狠狠地一咬牙，我就当这两根手指不是我的，使劲扯，叫上明显的疼痛，好在蚂蟥离开了我的脚，但是手里的蚂蟥蠕成一团，我放开手指，竟无法甩脱；情急之下我抓起一块石头把它从我的手指上刮下来，立刻跳起来逃开去。再看脚上，一股鲜血从蚂蟥叮咬的伤口流下来。我用手擦了一下，还是有血流出来。我顾不得这些，赶紧检查两条腿，果然又发现了一条。虽然个头略小，但过程一样艰辛。
回到家，我妈像是没有看见我腿上的两条血渍，我爸倒是问了，他说要是有水田袜就好了。我妈说：“那东西很贵，犯得着买吗？你开刀的钱还着欠大队里。”
我爸不说了。过会儿说，大队里要种茉莉花了，像他这样的不知道能不能照顾。我妈说有多少工分？好的话轮得到吗？
下午收工的时候，队长给我们开了个短会，先给我们评工分，最高的男孩子有10分，我评了8分，还给我发了一角钱。拿到钱的时候，顿时觉得一天的疲惫都是值得的。我很骄傲的把钱交给我妈，我看到我妈很高兴，听到我评了8分，我妈问我伯父家的孩子评了几分，我说好像8.5，我妈表情很僵硬的样子：“偏心！”
双枪终于结束了。
隔壁的一个生产队买一台电视机。消息像长了翅膀。
电视机放在他们生产队的晒谷场上。晒谷场上已经围坐了一大群人，黑压压的，大家都在聊天；正前方放着一个一人多两米高的木箱子，木箱子锁着。中间的人有凳子坐着，旁边还站着好几圈人。有人在悄悄问，怎么还没开始？坐在中间的人口气不太友好：“有得给你看已经很好了！这是我们队里的！”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出现，手里拿了一窜钥匙，叮当作响。大家自动为他让开一条通道。他找出一把钥匙，打开木箱子的盖子，里面是个四四方方的灰黑色家伙。那东西比我用过的大手帕还大一圈，男人就在上面按了一下，很快，那个物体出现了闪烁的黑白“雪花”，伴随着“沙沙沙”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个地球仪模样的圆球，有黑白色方块。有人说“快了快了，正片马上开始了。”
等待的时间特别漫长。
后来，我站得累了，就到旁边石头上坐下。蚊子挺多，我就站起来看河对岸的萤火虫。一会儿，听到有人喊：“开始了，开始了！”那个木箱子里的方块上，出现了人影，黑白色的，会说话，会走动，和电影一样，太神奇了！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生产队要是也能买这么一个电视机多好。
春天到了，我爸就去大队种茉莉花了。
一起的还有伯父。我妈说我爸是身体不好照顾，那我伯父是什么原因当了花农。
茉莉花种在砖红色袜盆里，很娇贵。太阳猛的时候和太冷的时候都得把矮棚子上的塑料膜盖起来。我爸管着大约好几百盆花。
我放学后也总是先到我爸的塑料花棚。花棚很低，我爸是全程佝偻着身子，或者蹲着伺弄；我也不能站直身子，弯着腰提着洒水壶，轻轻地给花洒水。我爸总让我轻一点，再轻一点，但我已经很小心了。
初夏花开的时候，矮矮的塑料棚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那香气浓得我头昏眼花，以致于我越来越不喜欢茉莉花。后来有首歌“好一朵茉莉花”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熏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茉莉花香。由此可见，喜欢一样东西，是需要和当时的处境结合起来的。
然后父亲教我和他一起采摘，趁花还没盛开的时候得才下来，采摘完了，父亲拿到供销社的收购站去。茉莉的香气也越来越我到现在还是不喜欢茉莉花。
五年级换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姓刘，听说刘老师是杭州下放的知识青年，高高的个子，带一副眼镜。不知为什么我很怕他。因为怕刘老师，以致于变成了怕数学。那年我没被选上三好学生。我妈就去找刘老师。我不知道她跟刘老师说什么了，刘老师当天就来家访，刘老师要我当着我妈的面回答是不是同学投票的，我说是的，刘老师又问我他是不是公正的按照大家的投票决定的，我说是的。我妈不再说话，刘老师也不说话了，就看看我。我更怕刘老师了，
后来我数学成绩就快速掉下来，曾经数学成绩遥遥领先的我，每回考试只能六七十分，连累语文也下降了。我心里很着急，可又没办法。
我变得不爱说话，下课总是孤零零的看着别人玩。我想，我要是成绩好起来，大家都会喜欢我。回到家我想复习的时候，我妈总让我去打猪草、放鹅、养兔子、洗衣服……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范成大是了解农村的。
三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数学老师，姓叶。我爸说叶老师高中毕业的。在我们乡下小地方，高中毕业很少，我爸也是只读了小学，但是我觉得他知道的真多，他会种菜、会造房子、编草绳草鞋，会用□□炸鱼，会吹笛子，他还会做竹笛，砍回一根竹子，选中间部分锯下一节粗细长短适中的，再用绑着细麻绳的钻孔锉刀钻孔，这得拿捏好力度，才能不偏不倚钻出来一个个小孔；然后还要用他粗糙的手不断摩挲，最后小心翼翼地从竹子上揭下一片极薄的几乎透明的膜，贴在小孔里。大功就成了。父亲把竹笛放在嘴边试了试音后，就开始吹出完整版的曲子，《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等等，最好听的是《铁道游击队》。父亲没有曲谱，曲子都在他心里。我就这样听得如痴如醉。父亲教我，可我竟连声音都吹不出来。
学校里不教这个。学校里有一架风琴，和课桌差不多高，差不多大小，有时候高老师坐在前面用一只手弹琴，还有一只手挥舞着指挥我们。我觉得我们唱的都没有高老师唱得好听。
我对唱歌兴趣一般，我喜欢叶老师的数学课。每天放学，我们的班长就带着我和另外几个女同学躲到学校旁边的稻草垛后面抄我的数学作业——我的数学作业总是第一个完成，而且从来不会有错误。叶老师说要让我跳级，让我问问我妈。我有些害怕，又有点向往，但是最后跳级的事还是不了了之，我也没明白为什么。
这事后，班长带领全班的女同学不理我了。下课她们跳绳不让我参加，我只能眼巴巴看着。我央求她们，大家看着班长果断地拒绝了；我生气地质问，我说我对她们那么好，给他们抄作业都不告诉老师，她们没有良心；班长就带着大家变着戏法讥笑我，后来连男同学也不和我说话了，他们说是班长说的，谁和我说话，全班都不和他好。我心里特别难受，成绩也掉下来。
我知道秋天的时候我妈做了一些番薯片，薄薄的晒在太阳下，还没干透的时候我就偷偷扯下来吃，可好吃了；晒干后我妈把它们剪成小小的菱形。为了防止我和我弟偷吃，我妈把它们装在竹篮子里，高高的挂在屋顶——就是那个出现过白蛇的房梁上。
我原本不敢的，万一再出现白蛇怎么办？但是现在我没别的办法了。我搬来梯子，让我弟弟扶住一步步爬上去。我看到了篮子里金灿灿的番薯片了。我抓了一大把塞进口袋，还想再抓一把，怕被我妈发现，就爬了下来。我分了一半给我弟，他答应不告诉我妈，剩下的我要送给班长和她身边的几个女同学。后来班长和女同学接受我了。
但我偷番薯片的事我妈还是知道了。我妈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用竹条打，后来还是月娥孃孃拉开了我，她对我妈说，都这么大的孩子了，还脱光衣服站在路中间打，多不好！我身上被打的竹条痕四五天就渐渐退下去了，但是心里的竹条印子却烙下了一生。我也知道那是因为贫穷，但是理智是理智，理智早就释怀了，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却是不受理智控制的，即使我长大我老去，我对我母亲仍然控制不住的畏惧和疏离。
很多年后，母亲老了，她所遭遇的困难，我虽然努力去解决，但那都是出于责任和道义，而非感同身受的心痛和自发——我和我母亲之间难以达到感同身受的同频同幅。多年以后，有一回我在教训我的才12岁的儿子的时候，他突然委屈的哭道:“你总是说别人好，从不觉得我好。”就这句话给我的愤怒紧急刹车，我想到我的童年，我调整好情绪，等儿子不哭了，我真诚地向我儿子道歉，并告诉他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事后我也想过，经济条件不同，我不需要像母亲当年那样为活下去发愁，自然有时间去反省，但母亲不同。母亲的那个年代，正如诗中所言“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尽管这样清醒地分析了，但并不能由此拉近我和母亲的心理距离。
这就像打扫卫生，还是有想不到的犄角旮旯和打扫不到的隐秘角落，除非搬空房间的所有物件。
那一年，周总理逝世了，毛主席逝世了，在哀悼声中，我哭的泪流满面。我妈也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哭，我爸叹着气，大家手臂上都缠着黑纱。太阳还升起来，但是我觉得它不再是以前的温暖明亮了。我想，毛主席没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没实现“四个现代化”，没了伟大领袖怎么办呢？
毛主席把接力棒交给了□□。“你办事我放心。”我也终于放下了心，可以继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读书了。
我的成绩超过班长，但是我觉得老师喜欢的是班长，除了叶老师。但是第二年叶老师走了，大家说叶老师要去考大学。大学，那是多么遥远而美丽的星星啊！
也就在那年是暑假，我要去种田了。那可不是“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生产队组织十一二岁以上的孩子学习种田，不但给工分，还有现金奖励。我妈就带着我来到田头。并排很多块田畈，所有的田都被黄黄荡荡的水覆盖着。妇女们弯着腰在种田，秧苗从黄泥水中探出小半个羸弱的身子，中间有一口田的田埂上站了七八个孩子，有的是高一二级的，最大的也才读中学，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是谁家孩子。
生产队长量好了一个个秧道，妇女队长下田做示范：捞起身边最近处的一把秧，解开捆扎的稻草绳，分成适合自己手握住的两把，半把左手握着，半把扔在一两步远的身后，然后弯下腰，右手从左手里分出四五枝苗，扦插到脸正下方的田里，隔开一手掌的距离，用这样的方法种下第二株。一个秧道种六株苗；种完这一行，提一个脚往后退一步种第二行。我们下到了田里，学着妇女队长的样子，像绣花一样小心翼翼地插下第一株秧，然后第二株。第三株……
队长又提醒我们，脚不要乱动，不要种的太浅，秧浮起来就会死，也不要种的太深……
才种了十来行，我直起身子看看。队长过来指着我种的说，每一株四五颗秧苗，不要太少。
我妈站在田塍上说：“我女儿种的还好的。”旁边的妇女乜斜着我妈说：“比你强，你怎么不下去种田？今天又不出工了？没工分过年就没有钞票嘞。”我妈笑笑。我不喜欢她们总拿我妈说事的样子，有点没安好心，但她们从不这么说我爸，我父亲虽然已经动了两次手术，但他还是牛一样的吃苦，牛一样的忍耐，牛一样的温顺。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爸早就去打稻了。打稻是个力气活。
种到第三捆秧苗的时候，我直起腰喘口气。我觉得汗水挂在睫毛上，我用手背一擦，眼睛进了泥沙，使劲揉了揉，又接着弯下腰。
种了差不多半道秧道的时候，说话的嬉笑的声音没了，我体会到什么叫又热又累，小腰还痛。我转过头往后看，还有好多呀！我看看旁边的孩子，他们难道不累？那我也不能让人看出累，不然那些妇女就会像对待我妈一样说我不会干活。农村的女人不会干活就等同于又懒又笨。种完一捆秧，我就忍不住往后看看这一秧道还剩多少。越看，越觉得“雄关路漫漫”啊。
好不容易等到队长说收工，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跨上田塍。田塍边是一条浅浅的水沟，我正想去提脱在田塍上的鞋子，突然发现腿肚子上趴着一个差不多半根手指粗细的黑黄相间的蚂蟥，我大叫起来，跺着脚连滚带爬地哀嚎：“蚂蟥，蚂蟥，妈呀，蚂蟥……”旁边的妇女笑起来看着我，有的说：“你们小孩子嫩，蚂蟥最喜欢了！”有的说：“拔下来就好啦！”
我哭着问：“大妈妈，怎么拔？”
“一扯就扯下来了。”
我哆哆嗦嗦的伸出手指，那东西软软的，一碰到我头皮就发麻了。没办法，没人帮我，我流着泪闭着眼，竟扯不下。我看看周围的人，他们洗手的洗手，洗脚的洗脚，有的已经走远了。我狠狠地一咬牙，我就当这两根手指不是我的，使劲扯，叫上明显的疼痛，好在蚂蟥离开了我的脚，但是手里的蚂蟥蠕成一团，我放开手指，竟无法甩脱；情急之下我抓起一块石头把它从我的手指上刮下来，立刻跳起来逃开去。再看脚上，一股鲜血从蚂蟥叮咬的伤口流下来。我用手擦了一下，还是有血流出来。我顾不得这些，赶紧检查两条腿，果然又发现了一条。虽然个头略小，但过程一样艰辛。
回到家，我妈像是没有看见我腿上的两条血渍，我爸倒是问了，他说要是有水田袜就好了。我妈说：“那东西很贵，犯得着买吗？你开刀的钱还着欠大队里。”
我爸不说了。过会儿说，大队里要种茉莉花了，像他这样的不知道能不能照顾。我妈说有多少工分？好的话轮得到吗？
下午收工的时候，队长给我们开了个短会，先给我们评工分，最高的男孩子有10分，我评了8分，还给我发了一角钱。拿到钱的时候，顿时觉得一天的疲惫都是值得的。我很骄傲的把钱交给我妈，我看到我妈很高兴，听到我评了8分，我妈问我伯父家的孩子评了几分，我说好像8.5，我妈表情很僵硬的样子：“偏心！”
双枪终于结束了。
隔壁的一个生产队买一台电视机。消息像长了翅膀。
电视机放在他们生产队的晒谷场上。晒谷场上已经围坐了一大群人，黑压压的，大家都在聊天；正前方放着一个一人多两米高的木箱子，木箱子锁着。中间的人有凳子坐着，旁边还站着好几圈人。有人在悄悄问，怎么还没开始？坐在中间的人口气不太友好：“有得给你看已经很好了！这是我们队里的！”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出现，手里拿了一窜钥匙，叮当作响。大家自动为他让开一条通道。他找出一把钥匙，打开木箱子的盖子，里面是个四四方方的灰黑色家伙。那东西比我用过的大手帕还大一圈，男人就在上面按了一下，很快，那个物体出现了闪烁的黑白“雪花”，伴随着“沙沙沙”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个地球仪模样的圆球，有黑白色方块。有人说“快了快了，正片马上开始了。”
等待的时间特别漫长。
后来，我站得累了，就到旁边石头上坐下。蚊子挺多，我就站起来看河对岸的萤火虫。一会儿，听到有人喊：“开始了，开始了！”那个木箱子里的方块上，出现了人影，黑白色的，会说话，会走动，和电影一样，太神奇了！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生产队要是也能买这么一个电视机多好。
春天到了，我爸就去大队种茉莉花了。
一起的还有伯父。我妈说我爸是身体不好照顾，那我伯父是什么原因当了花农。
茉莉花种在砖红色袜盆里，很娇贵。太阳猛的时候和太冷的时候都得把矮棚子上的塑料膜盖起来。我爸管着大约好几百盆花。
我放学后也总是先到我爸的塑料花棚。花棚很低，我爸是全程佝偻着身子，或者蹲着伺弄；我也不能站直身子，弯着腰提着洒水壶，轻轻地给花洒水。我爸总让我轻一点，再轻一点，但我已经很小心了。
初夏花开的时候，矮矮的塑料棚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那香气浓得我头昏眼花，以致于我越来越不喜欢茉莉花。后来有首歌“好一朵茉莉花”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熏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茉莉花香。由此可见，喜欢一样东西，是需要和当时的处境结合起来的。
然后父亲教我和他一起采摘，趁花还没盛开的时候得才下来，采摘完了，父亲拿到供销社的收购站去。茉莉的香气也越来越我到现在还是不喜欢茉莉花。
五年级换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姓刘，听说刘老师是杭州下放的知识青年，高高的个子，带一副眼镜。不知为什么我很怕他。因为怕刘老师，以致于变成了怕数学。那年我没被选上三好学生。我妈就去找刘老师。我不知道她跟刘老师说什么了，刘老师当天就来家访，刘老师要我当着我妈的面回答是不是同学投票的，我说是的，刘老师又问我他是不是公正的按照大家的投票决定的，我说是的。我妈不再说话，刘老师也不说话了，就看看我。我更怕刘老师了，
后来我数学成绩就快速掉下来，曾经数学成绩遥遥领先的我，每回考试只能六七十分，连累语文也下降了。我心里很着急，可又没办法。
我变得不爱说话，下课总是孤零零的看着别人玩。我想，我要是成绩好起来，大家都会喜欢我。回到家我想复习的时候，我妈总让我去打猪草、放鹅、养兔子、洗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