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之苇芒
一
雅兵出事的时候，我正在他乡漂泊。之前没有任何人向我透露消息。
我在他乡的漂泊中，冷不丁就会想起雅兵的幸福。人是个很糟糕的东西，痛苦中看不得别人的欢乐，所以我尽量克制去想他。
那段日子我过得很灰暗，经常做梦，总是毒蛇缠身。解梦的人叫我想开点。一个江湖术士，蹲在人行天桥一侧。我一走过去，他就叫我想开点，看来我的绝望已形于色。那天他没有生意，我俩蹲在一起消磨了一个仲冬下午的时光。太阳很暖和，声音很嘈杂。
“你日后会很有出息，”他说，“你眉宇间有一股英气。”
“是阴暗的阴吧！”
“你要这样理解我不强求。”
“老哥，替你自己算算如何？”
“我自己不用算。”
“为什么？”
“我只能是个算命的。”
我付了他一百块钱。走的时候他额外送了我一句话：“年轻人，关键是你自己要走出来，不然谁也帮不了你。”
之后，我结束流浪，回到了家乡。
与多年前一样，母亲依然站在村口那地方，往我来的方向眺望。可是多年前的眺望，是母亲已然知道我的归期。如今却不同，我是突然返家的。可见母亲在我四处漂泊的这一段日子里，除了到村口眺望我的归期，似乎任何事放在她眼里，都没有多大意义。依然是泪水，但它没有从母亲的眼里流出，它被含在了眼底。
“回吧。”还是这句话。而且还是那样的动作，接过我手里的背包，踽踽往前走。我想喊句“妈”，想跟她说我再也不犯倔了。但我的喉咙被一种暗哑的情绪堵住了，依然跟多年前一样。但是多年前我没有这样的忏悔，多年前我心里充满了另外一种情绪。
父亲患病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一种很要命的病，——矽肺。父亲当时在一家电化厂粉碎长石，那种四处飞扬的石头粉末，进入父亲的肺底之后，就再也不想出来了。刚开始是咳嗽，一种类似于哮喘的老年咳，体现在一个三十几岁壮年汉子的身上，听上去恍如梦境般让人疑惑。咳着咳着，父亲就消瘦下去了，原本健硕的肌肉，在急遽往回缩。皮肤也逐渐变得轻薄，它们似乎是变成了一张纸，紧贴在森白的骨骼上，使一具高大的身躯，变成骷髅样恐怖。母亲总幻想着能让父亲的身躯重新变得充盈起来，饱满起来，于是不停的住院，治疗，吃药，挂瓶，吸氧……终于未能如愿。看着气息奄奄的父亲，母亲最终撒手，任由他往骷髅的深渊里滑去。
当时我正在县城读高中，还差一年毕业，母亲突然与我说，“算了吧，还是别读了。”停了一会，她又说，“就算是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家里没钱了。”
家里何止是没钱，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早已是债台高筑。父亲曾工作过的电化厂，数年前就倒闭了。父亲治疗的费用，没有从它那里得到一分钱。
所以母亲只能跟我说，“算了吧，还是别读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们上小学一年级时，曾读过一篇课文，题目叫着《奔向2000年》。当时情绪很高涨，仿佛只要到了2000年，这个世界将变得天堂一般美好，人人都不需要下地干活，可以成天躺在家里，或是四处闲逛，各种生活费用，包括吃住穿，只需生个念想就能得到满足了。那时他还是个放牛娃，经常躺在草地里两眼望苍天，心中将一些美好愿望憧憬得金花四溅。然而真到了2000年，父亲却一脸苦笑，“呵呵，”他说，“这就是2000年！”那时他已有患病的先兆了，咳得厉害。母亲总叫他戒烟，但不知病根并不完全在烟上面。世代务农，父亲知道成天在黄土里刨食，永远也别想过上好日子，于是很早就进城打工了，在县城电化厂应聘了一个粉碎工。当时还觉得很风光，仿佛是祖坟上冒了青烟，说话都比别人硬气些。那时候父亲回来，与我交流用的是普通话，而不是那种土了吧唧的家乡话。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了什么叫着理想。而理想这个词，在家乡的方言里，是自夸的意思，因此很少被人提及。父亲与我说起它时，却是大大咧咧的。
“告诉我，你的理想是什么？”父亲问我。
“我的理想是，长大后要去联合国。”那时候父亲喜欢看新闻，一打开电视，充斥其间的便是联合国。因此我想，那个地方应该很不错。父亲明显是被我逗乐了，仰头大笑后，说，“好，联合国，我们就去联合国。”于是在我上学的时候，或是读书想偷懒的时候，他都跟我说联合国。慢慢地，乡亲们就都知道了，如此我便有了个外号，就叫“联合国”。
现在想想，当时真是鬼迷心窍，为了要去联合国，我把那么多的美好时光都耽搁了。人家在操场嬉戏的时候，我躲在教室里看书；人家在尽情享受假期四处呼朋引类的时候，我还是躲在一个地方看书。即便是到了少年懵懂时期，课桌底下已然暗潮涌动，开始互传纸条的时候，我照样在那边不知疲倦地看书。所以后来雅兵会说我其实就是个呆子。但他不知道，那时的我，针对联合国，绝对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即便是在父亲病危的时候）。我可以将我的心肝肠肺掏出来给人看，我敢保证上面密密麻麻都写满了联合国，连肝胆的里面都是，连该割除的盲肠上面都是。如果联合国是一座庙堂，那么我就是那个日夜向它跋涉行进的朝圣者；如果联合国是一座高峰，那么我就是那个孜孜向上攀登的征服者；如果联合国是一个美丽女人，那么我就是那个软磨硬泡到厚颜无耻的追求者。联合国在我心里，是一盏明灯，是一个永不磨灭的魂灵，它鼓舞着我，照亮着我，让我超越平庸，超越嘲弄。于是在深夜的路灯下，宿舍的被窝里，甚至是厕所的蹲坑旁，书本几乎成了我手掌上的衍生物，它看上去那么美丽，又那么顽固，宛如一束常开不谢的塑料花。因此那段时期，充斥我脑海的，只有各类大小不一的铅字，它们使我的脑子变成了一个蚂蚁窝，黑的字，在里面密密麻麻地爬。但过后不久，我的脑子又变成了另一类蚂蚁窝，里面充满了水，——各种咸淡不一的苦水，它们被脑壳紧紧包裹着，流不出来。
父亲无可挽回地往骷髅的深渊里滑去。他最终把呼吸交给了空气，把心跳交给了母亲的捶胸顿足。看着安静地躺在床上的父亲，我居然没有哭。乡亲们议论纷纷，说：“奇怪，联合国居然没有眼泪！”但是他们不知道，联合国的眼泪，这时正被坚硬的脑壳包裹着。因而他们后来又说：“联合国应该不会相信眼泪。”
为此我很难过。
当母亲终于熬不住，跟我说：“算了吧，还是别读了。”我这才彻底明白，此时的联合国，是该遭报应了。
我想将我手里面的书，团成一百零八颗念珠，来消灭我业障内一百零八个痛苦。佛在舍卫国的祇洹精舍对阿难说：“阿难呀，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受苦，你又何必如此妄执？”
阿难说：“我不是为了受苦而痛苦，而是因为痛苦而受苦。”
佛仔细想了想，最后说：“看来你的道行比我深！”然后他就开始唱偈。佛说：“阿摩隶毗摩隶涅摩隶瞢伽隶醯磨罗若竭捭……”
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座日渐衰落的小学校。迎接我的依旧是张金贵——我们的村长。“回来好，”张金贵说，“还是回来好。”跟着，他搓了一下手，又说，“啊，那就这样吧，你开始上课。”说罢，他就走了，这跟多年前很不一样。
多年前我回到家乡，母亲与我说，村里小学校的老师走了，孩子们正面临失学呢。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直到张金贵来找我，才知道他们事先已经商量好了，要让我来接任这个学校的老师。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才短短数年时间，我曾经的母校，居然会颓败成这样，偌大的校园里，听不到一点声响，空旷的操场上，各类草本植物在疯狂生长。六个班级，现在只剩下一个复式班，三十几名学生。针对一个有着四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来说，此类情况，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
“没办法，”张金贵冲我笑笑，说，“这些年，出生的少。再说，有点能耐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到镇上或是城里去了。”说着，他又抱歉似的冲我笑笑。我不知道他何以对我如此谦卑？母亲说，“学校没老师了，他着急得很。”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全部。为了向我示好，他甚至向母亲表示，只要条件成熟，他可以让我接任那个村长。“年轻人嘛，”他跟母亲说，“又读了那么多的书，成绩又那么好，将来以村官身份，去报考个公务员什么的，也不是什么难事。”母亲应该是相信了他的话。其实我也相信了他的话。试想想，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距离联合国具体有多遥远？而一个村官，再到公务员，距离联合国又该有多遥远？所以我决定延续我的联合国梦，尽管这只能从一个复式班的代课老师重新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频繁露脸。镇里来人了，张金贵就把他们领到学校来，指着我跟人介绍说，“看，这是我们村的高材生，回村支教来了。”县里来人了，他照样把人领到学校来，指着我跟人介绍说，“看，这是我们村的高材生。”市里来人了，他依旧把人领到学校来，跟人介绍说，看，这是怎么怎么回事……那段日子，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猴子，被困在了某个地方，供人观赏。这让我很不适应。而那些前来观赏的人，一律是满脸笑容，然后他们就会很和蔼地，且很习惯性地，将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嘴里面说着千篇一律的话，“很好很好”，他们说，同时看我一眼，再追加一句，“嗯，真的很好！”然后，他们就走了。
这样的日子，以及这样的场合，让我将许多岁月都蹉跎了。
复式班里的学生，在逐年减少。待我和雅兵再次见面的时候，班里就只剩下十五名学生了。
那是若干年后的初夏，在村庄的小溪旁，溪岸田野碧绿，禾苗正在拔节，晚霞灿烂如花。正值周末，我从地里锄草归来，脑子里将一些混沌事幻想得稀里糊涂。突然，眼前的一幅景象映入我眼帘，就在那处青碧的溪岸，草木葱茏的地方，有个人正坐在草丛中垂钓。他头戴破草帽，手持一根长长的钓竿，静默的形态，雕塑般，于晚霞映衬下，勾勒出一帧非凡苍茫的侧影。我惊讶于那种乡野的情趣，曾几何时，诸般不幸，曾使我陷入无端麻木，遑论春花夏草，即便是萧瑟秋风，也无法抵挡我心灵深处的苍凉与苦楚。我朝那人走了过去，完全是下意识地，犹如痴女犯贱一般。我想看看那人的脸。想看看在怎样的一副悠然状态之下，又是怎样怡然自得地保持着一种卓拔的高古神情。那人却一下就将头转了过来，草帽底下的一张圆脸，看上去略显模糊。但我能清晰看到他鼻子底下那一排雪白牙齿，仿佛是裂开的一只豆荚，爆裂的情绪，从里向外蹦跳出来，——他在笑。跟着，我就听到他在喊我：
“联合国！”
溪畔的青蛙，鸣叫声突然变得异常嘈杂。
我想掉头走开，他却紧跟了上来，挡在我面前，问我：“好玩么？”
我说：“什么？”
他说：“修理地球呀。”又问我，“好玩么？”
这时我恨不能手握一把刀子，“欻”一下就将他嘴里的舌头割下来。瞬间爆燃的情绪，烈焰般，在我心上灼下一道幽深的疤痕。导致我后来始终都这么认为，雅兵这个人，在许多时候都是那么不管不顾地不识时务！那时候我早已习惯了人家喊我为“李老师”，针对那个曾令我百肠纠结的“联合国”，已逐渐在我麻木的生活里淡忘了。就像行将愈合的伤口，面对那层结痂，我很怕再被人揭开它。
“有意思吗？”我两眼死盯着雅兵问，“你觉得有意思吗？”
“嘿嘿，”他无赖地笑了一下，胖乎乎的一张圆脸，唇角往下耷拉。叭儿狗一样的呆相，让我看着心生厌恶。然而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待到三个月之后，那次喝酒，他终于跟我说出了那句混账话，才让我真的觉得，我对他的厌恶，已然上升到了恼恨的程度。
那段日子，我俩经常喝酒。许多人都想不明白，既然我对雅兵那般反感，为何又非要凑到一块？母亲也这样说：“那就是个花花公子，我们跟他玩不起。”关于这一点，我自然懂得。就像所有人，懂得雅兵家的豪富一样。完全可以这么讲，雅兵所上的学以及他所拥有的学历，干脆就是用钱堆出来的。但他偏就觉得高明，神气活现地站在我面前，衣锦还乡一样问我：“修理地球好玩么？”我想，这应该是他非要找我喝酒的主要原因。可不是吗？现在他终于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了。若我心胸足够豁达，完全可以不去搭理他。但这时候我依然保持着傲娇，实在看不惯他那轻狂的模样，就特意问他：“你可以跟我说说正弦与余弦定理的证明方法吗？或者，跟我说说实数与向量的积的运算律？”为此，我还专程跟他挑明，“你可别说你没有学过，因为这是高中课文里的。”雅兵当场就懵圈了。这让我获得了一份难能的快慰。于是再问：“《大学》里有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里面的‘明明德’是什么意思？”为不至于太过丢脸，雅兵就开始跟我瞎掰，居然说我是故意胡说，认为“明明德”明显就多了个“明”字，古人惜墨如金，哪里会出现两个“明”？我就骂他：“竖子不足与谋！”跟着还说：“知道竖子是什么吗？”雅兵竟然莫名其妙地笑了。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懂得，针对雅兵，学问方面我还是可以建立起足够自信的——尽管这样的自信，难免会与窘境里的现实相冲突。但是我觉得，与这么一个二愣子凑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还是蛮有意思的，更何况从来都不用我付什么酒钱。如此稀里糊涂地度过了一段时间，学问方面，雅兵始终被我摁在地上摩擦。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甚至连三角函数都搞不大清楚。他当然知道难堪，跟着就耍小聪明，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绕过一些话题，与我说些社会上的事。我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他明显比我更擅长。看待问题，也明显比我更透彻。
因此在一个初秋的夜晚，他就这么跟我说：“你就别傻了！真以为张金贵会让你去当那个村长呀？”
那时候我俩正沿着村中公路边走边聊，每人手里拎着一瓶白酒，作死的逆鬼一样，喝一口，走几步，喝一口，走几步。
那时候我俩还没有喝醉，酒精的初浅刺激，反而让思想变得无限灵光。雅兵就那么直截了当地跟我说：“张金贵那是在骗你呢！更何况要让谁当村长，也不是他能说了算的。”跟着他还“嘁”地笑了一下，继续说，“你知道吗？他还跟我爸说，要让我来当那个村长呢。”我心里暗自惊讶，但我没有吭声。“那个角子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想让我爸带他去承包工程。”说到这里，雅兵突然就将话风一转，问我，“他拿村长的位置吊着你，是想让你为他做点什么呢？”
“能做什么？”我说，“像我现在这样，连鬼见了都要发愁。”
“那可不一定哟。”雅兵这么说着，顾自“嘿嘿”地笑了。夜色黯淡，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但他诡异的笑声蓦然就让我紧张了。
“你不要胡说八道！”我想阻止他继续往下说。但是顽劣的雅兵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根本就制止不住。
“什么胡说八道，”他甚至将声音拔高了些，跟我说，“张金贵以前就喜欢过你妈，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我操！”我爆了句粗口，“你妈才被他喜欢过呢！”
“不可能，”他忙着否认，说，“像我妈那样的，他不可能喜欢。”
我一下就将酒瓶子往地上砸了，扭头就往返回的路上走。雅兵在背后“哎哎哎”地叫我，像是要跟我再说些什么。当时的夜黑得昏沉，迷蒙的天光将眼界里的一切都映照得形神俱灭的。我知道我不能回头。我知道一旦我回头，一些无法预知的事情，将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雅兵，真是个呆瓜，为了反制我，他怎么就那样的不知死活呢？怎么就那样的不能理解，放在人心里的某些东西，是万万不可触碰的呢？
世上事本就如此，相较于某些过往，可以存放在我们内心的某个地方，偶尔也会将它翻出来，暗自叨咕磋磨着，但很忌讳有人拿它来当面跟你说。更何况我母亲还守着寡呢。
甚至在许多时候我都这么认为，母亲当时之所以非要让我辍学，个中原因，除了家庭欠债之外，那就是母亲感觉到了害怕，感觉到了那种来自骚扰与毁誉方面的双重性质的害怕。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就变得异常敏感了。各种情绪，无论悲喜，都被她埋在了艰深的内里。即便是很不经意的露齿一笑，都会让她立马变得警觉，就跟犯了什么错误似的。
但与她馁怯的内里相比，反映在她表面上的容颜，却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仿佛是成心与她作对，她的容颜，依然保持了年轻时的白净与规整。我母亲年轻时，曾是个远近有名的美人。张金贵以前就追求过她，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雅兵本不至于特意去说的。母亲遭人觊觎，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父亲去世后，这件混账事就走向了高潮，周边村庄，仿佛一夜之间就冒出来许多的单身汉，他们不停地唆使媒婆，将改嫁之事搬到我母亲面前来说了又说。不仅于此，那些从未有过什么来往的，或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关系的大小男人们，也都热衷于跑到我家来串门了。以至于让我母亲，不得不将门窗都加固得跟别人家的很不一样。尽管如此，却依然难以避免母亲于一段时期内，以一种无可争议的方式，长久地处于乡间舆论的风口浪尖。母亲将我弄到身边，是杜绝流言蜚语的很好方式。在最初的那段时期，我也觉得这是我应该去做的。且不论母亲如此守节迂执与否，作为儿子，该给予她心灵上的安慰，这是个很单纯的理由。所以辍学对于我来说，虽然痛苦，却也找不到任何可值悔恨的依据。眼下这世上，我与母亲真的是相依为命了。
事情终于在中秋过后第二天发生了改变。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是在前些天与雅兵喝酒之后，在我心里产生了芥蒂，才最终导致一些事情发生改变的。
那天刚好放完中秋假，学校恢复上课，走到讲台的时候，我才发现忘了带批改过的学生作业。给学生们讲完课本内容，我便安排他们自习，然后返回家里去取作业。很意外地，我发现张金贵坐在我家里。作为村长，来村民家里走动一下，原本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关键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半晌，按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下地了，更何况前一晚母亲还说地里的黄豆要收割呢，这会儿倒是正儿八经地坐在家里陪张金贵。再是，当我一下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母亲脸上突然显现出一丝惊慌，她站了起来，很不安的样子，忙着跟我解释说，张金贵是来送月饼的。跟着她还指了指桌上的月饼盒子。我就纳闷了，中秋不是已经过了吗？还送月饼干嘛？再说我家也不需要张金贵来送月饼呀。张金贵倒是很随和，只哈哈地笑了一下，说这月饼是镇里的慰问品，本该早点送过来，只因前两天忙些事情，一下给忘记了。言毕，他一拍脑袋，一连叠地喊着完了完了完了，才说镇里通知他上午去开会，竟把这事给忘了。跟着，又打了个哈哈，房子着火一样，起身匆匆就走出了我家门。
怀疑就像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病症，表面看似一切如常，内里却时刻在折磨着你纠缠着你，让你终日不得安生。同时，怀疑又像是一根探针，当你手上没有拥有它的时候，它就像是一团空气，是个缥缈的存在。而你一旦拥有了它，抱定了它，那么它就会变得饱满起来，充盈起来，鬼魅一样，撩动人内心的冲动，让人总想拿它去试一试，看看究竟能探出些什么东西。这个过程犹如工兵挖雷，其间的彷徨，疑虑，刺激，间或是担心引爆的恐惧，幽灵般，萦绕于人的心头，让人夜不成寐，食不知味。终于，一些有心人就发现，我的生活规律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不论我在学校教书，还是下地干活，经常会冷不丁地就往家里跑。当然，做着这些的时候，我尽量不让人发现，特别是我母亲。
时间是该年的重阳节，一个本该敬老的日子，母亲所赋予我的一切，却都被她亲手给颠覆了。那天，我一如既往地在学校上课。同时，也一如既往地中途就悄悄往家走。就在厅堂边上的房间，母亲住的那个地方，我听到了一种怪异的声响，那声响犹如一个人在拼命地奔跑，脚丫子“啪啪”地拍打着地面，急促的喘息声与呻吟声肆无忌惮，就像人在垂死挣扎一样。我无法想象这时候的母亲正在经历着什么？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干脆就不敢去想象这时候的她正在经历着什么？一些残酷且蒙昧的意识，桎梏了我的想象，让我变得像个傻子一样，躲在厅堂的某个角落，听着“啪啪”乱响的声音，瑟瑟发抖。而目之所及的一切，比如厅堂的厅柱、穿枋、板壁，以及堂前的天井，屋上的瓦片，统统都在顷刻之间崩塌了，沦陷了，瓦解了……
我眼前出现了一片苍茫……
一
雅兵出事的时候，我正在他乡漂泊。之前没有任何人向我透露消息。
我在他乡的漂泊中，冷不丁就会想起雅兵的幸福。人是个很糟糕的东西，痛苦中看不得别人的欢乐，所以我尽量克制去想他。
那段日子我过得很灰暗，经常做梦，总是毒蛇缠身。解梦的人叫我想开点。一个江湖术士，蹲在人行天桥一侧。我一走过去，他就叫我想开点，看来我的绝望已形于色。那天他没有生意，我俩蹲在一起消磨了一个仲冬下午的时光。太阳很暖和，声音很嘈杂。
“你日后会很有出息，”他说，“你眉宇间有一股英气。”
“是阴暗的阴吧！”
“你要这样理解我不强求。”
“老哥，替你自己算算如何？”
“我自己不用算。”
“为什么？”
“我只能是个算命的。”
我付了他一百块钱。走的时候他额外送了我一句话：“年轻人，关键是你自己要走出来，不然谁也帮不了你。”
之后，我结束流浪，回到了家乡。
与多年前一样，母亲依然站在村口那地方，往我来的方向眺望。可是多年前的眺望，是母亲已然知道我的归期。如今却不同，我是突然返家的。可见母亲在我四处漂泊的这一段日子里，除了到村口眺望我的归期，似乎任何事放在她眼里，都没有多大意义。依然是泪水，但它没有从母亲的眼里流出，它被含在了眼底。
“回吧。”还是这句话。而且还是那样的动作，接过我手里的背包，踽踽往前走。我想喊句“妈”，想跟她说我再也不犯倔了。但我的喉咙被一种暗哑的情绪堵住了，依然跟多年前一样。但是多年前我没有这样的忏悔，多年前我心里充满了另外一种情绪。
父亲患病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一种很要命的病，——矽肺。父亲当时在一家电化厂粉碎长石，那种四处飞扬的石头粉末，进入父亲的肺底之后，就再也不想出来了。刚开始是咳嗽，一种类似于哮喘的老年咳，体现在一个三十几岁壮年汉子的身上，听上去恍如梦境般让人疑惑。咳着咳着，父亲就消瘦下去了，原本健硕的肌肉，在急遽往回缩。皮肤也逐渐变得轻薄，它们似乎是变成了一张纸，紧贴在森白的骨骼上，使一具高大的身躯，变成骷髅样恐怖。母亲总幻想着能让父亲的身躯重新变得充盈起来，饱满起来，于是不停的住院，治疗，吃药，挂瓶，吸氧……终于未能如愿。看着气息奄奄的父亲，母亲最终撒手，任由他往骷髅的深渊里滑去。
当时我正在县城读高中，还差一年毕业，母亲突然与我说，“算了吧，还是别读了。”停了一会，她又说，“就算是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家里没钱了。”
家里何止是没钱，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早已是债台高筑。父亲曾工作过的电化厂，数年前就倒闭了。父亲治疗的费用，没有从它那里得到一分钱。
所以母亲只能跟我说，“算了吧，还是别读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们上小学一年级时，曾读过一篇课文，题目叫着《奔向2000年》。当时情绪很高涨，仿佛只要到了2000年，这个世界将变得天堂一般美好，人人都不需要下地干活，可以成天躺在家里，或是四处闲逛，各种生活费用，包括吃住穿，只需生个念想就能得到满足了。那时他还是个放牛娃，经常躺在草地里两眼望苍天，心中将一些美好愿望憧憬得金花四溅。然而真到了2000年，父亲却一脸苦笑，“呵呵，”他说，“这就是2000年！”那时他已有患病的先兆了，咳得厉害。母亲总叫他戒烟，但不知病根并不完全在烟上面。世代务农，父亲知道成天在黄土里刨食，永远也别想过上好日子，于是很早就进城打工了，在县城电化厂应聘了一个粉碎工。当时还觉得很风光，仿佛是祖坟上冒了青烟，说话都比别人硬气些。那时候父亲回来，与我交流用的是普通话，而不是那种土了吧唧的家乡话。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了什么叫着理想。而理想这个词，在家乡的方言里，是自夸的意思，因此很少被人提及。父亲与我说起它时，却是大大咧咧的。
“告诉我，你的理想是什么？”父亲问我。
“我的理想是，长大后要去联合国。”那时候父亲喜欢看新闻，一打开电视，充斥其间的便是联合国。因此我想，那个地方应该很不错。父亲明显是被我逗乐了，仰头大笑后，说，“好，联合国，我们就去联合国。”于是在我上学的时候，或是读书想偷懒的时候，他都跟我说联合国。慢慢地，乡亲们就都知道了，如此我便有了个外号，就叫“联合国”。
现在想想，当时真是鬼迷心窍，为了要去联合国，我把那么多的美好时光都耽搁了。人家在操场嬉戏的时候，我躲在教室里看书；人家在尽情享受假期四处呼朋引类的时候，我还是躲在一个地方看书。即便是到了少年懵懂时期，课桌底下已然暗潮涌动，开始互传纸条的时候，我照样在那边不知疲倦地看书。所以后来雅兵会说我其实就是个呆子。但他不知道，那时的我，针对联合国，绝对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即便是在父亲病危的时候）。我可以将我的心肝肠肺掏出来给人看，我敢保证上面密密麻麻都写满了联合国，连肝胆的里面都是，连该割除的盲肠上面都是。如果联合国是一座庙堂，那么我就是那个日夜向它跋涉行进的朝圣者；如果联合国是一座高峰，那么我就是那个孜孜向上攀登的征服者；如果联合国是一个美丽女人，那么我就是那个软磨硬泡到厚颜无耻的追求者。联合国在我心里，是一盏明灯，是一个永不磨灭的魂灵，它鼓舞着我，照亮着我，让我超越平庸，超越嘲弄。于是在深夜的路灯下，宿舍的被窝里，甚至是厕所的蹲坑旁，书本几乎成了我手掌上的衍生物，它看上去那么美丽，又那么顽固，宛如一束常开不谢的塑料花。因此那段时期，充斥我脑海的，只有各类大小不一的铅字，它们使我的脑子变成了一个蚂蚁窝，黑的字，在里面密密麻麻地爬。但过后不久，我的脑子又变成了另一类蚂蚁窝，里面充满了水，——各种咸淡不一的苦水，它们被脑壳紧紧包裹着，流不出来。
父亲无可挽回地往骷髅的深渊里滑去。他最终把呼吸交给了空气，把心跳交给了母亲的捶胸顿足。看着安静地躺在床上的父亲，我居然没有哭。乡亲们议论纷纷，说：“奇怪，联合国居然没有眼泪！”但是他们不知道，联合国的眼泪，这时正被坚硬的脑壳包裹着。因而他们后来又说：“联合国应该不会相信眼泪。”
为此我很难过。
当母亲终于熬不住，跟我说：“算了吧，还是别读了。”我这才彻底明白，此时的联合国，是该遭报应了。
我想将我手里面的书，团成一百零八颗念珠，来消灭我业障内一百零八个痛苦。佛在舍卫国的祇洹精舍对阿难说：“阿难呀，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受苦，你又何必如此妄执？”
阿难说：“我不是为了受苦而痛苦，而是因为痛苦而受苦。”
佛仔细想了想，最后说：“看来你的道行比我深！”然后他就开始唱偈。佛说：“阿摩隶毗摩隶涅摩隶瞢伽隶醯磨罗若竭捭……”
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座日渐衰落的小学校。迎接我的依旧是张金贵——我们的村长。“回来好，”张金贵说，“还是回来好。”跟着，他搓了一下手，又说，“啊，那就这样吧，你开始上课。”说罢，他就走了，这跟多年前很不一样。
多年前我回到家乡，母亲与我说，村里小学校的老师走了，孩子们正面临失学呢。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直到张金贵来找我，才知道他们事先已经商量好了，要让我来接任这个学校的老师。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才短短数年时间，我曾经的母校，居然会颓败成这样，偌大的校园里，听不到一点声响，空旷的操场上，各类草本植物在疯狂生长。六个班级，现在只剩下一个复式班，三十几名学生。针对一个有着四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来说，此类情况，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
“没办法，”张金贵冲我笑笑，说，“这些年，出生的少。再说，有点能耐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到镇上或是城里去了。”说着，他又抱歉似的冲我笑笑。我不知道他何以对我如此谦卑？母亲说，“学校没老师了，他着急得很。”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全部。为了向我示好，他甚至向母亲表示，只要条件成熟，他可以让我接任那个村长。“年轻人嘛，”他跟母亲说，“又读了那么多的书，成绩又那么好，将来以村官身份，去报考个公务员什么的，也不是什么难事。”母亲应该是相信了他的话。其实我也相信了他的话。试想想，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距离联合国具体有多遥远？而一个村官，再到公务员，距离联合国又该有多遥远？所以我决定延续我的联合国梦，尽管这只能从一个复式班的代课老师重新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频繁露脸。镇里来人了，张金贵就把他们领到学校来，指着我跟人介绍说，“看，这是我们村的高材生，回村支教来了。”县里来人了，他照样把人领到学校来，指着我跟人介绍说，“看，这是我们村的高材生。”市里来人了，他依旧把人领到学校来，跟人介绍说，看，这是怎么怎么回事……那段日子，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猴子，被困在了某个地方，供人观赏。这让我很不适应。而那些前来观赏的人，一律是满脸笑容，然后他们就会很和蔼地，且很习惯性地，将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嘴里面说着千篇一律的话，“很好很好”，他们说，同时看我一眼，再追加一句，“嗯，真的很好！”然后，他们就走了。
这样的日子，以及这样的场合，让我将许多岁月都蹉跎了。
复式班里的学生，在逐年减少。待我和雅兵再次见面的时候，班里就只剩下十五名学生了。
那是若干年后的初夏，在村庄的小溪旁，溪岸田野碧绿，禾苗正在拔节，晚霞灿烂如花。正值周末，我从地里锄草归来，脑子里将一些混沌事幻想得稀里糊涂。突然，眼前的一幅景象映入我眼帘，就在那处青碧的溪岸，草木葱茏的地方，有个人正坐在草丛中垂钓。他头戴破草帽，手持一根长长的钓竿，静默的形态，雕塑般，于晚霞映衬下，勾勒出一帧非凡苍茫的侧影。我惊讶于那种乡野的情趣，曾几何时，诸般不幸，曾使我陷入无端麻木，遑论春花夏草，即便是萧瑟秋风，也无法抵挡我心灵深处的苍凉与苦楚。我朝那人走了过去，完全是下意识地，犹如痴女犯贱一般。我想看看那人的脸。想看看在怎样的一副悠然状态之下，又是怎样怡然自得地保持着一种卓拔的高古神情。那人却一下就将头转了过来，草帽底下的一张圆脸，看上去略显模糊。但我能清晰看到他鼻子底下那一排雪白牙齿，仿佛是裂开的一只豆荚，爆裂的情绪，从里向外蹦跳出来，——他在笑。跟着，我就听到他在喊我：
“联合国！”
溪畔的青蛙，鸣叫声突然变得异常嘈杂。
我想掉头走开，他却紧跟了上来，挡在我面前，问我：“好玩么？”
我说：“什么？”
他说：“修理地球呀。”又问我，“好玩么？”
这时我恨不能手握一把刀子，“欻”一下就将他嘴里的舌头割下来。瞬间爆燃的情绪，烈焰般，在我心上灼下一道幽深的疤痕。导致我后来始终都这么认为，雅兵这个人，在许多时候都是那么不管不顾地不识时务！那时候我早已习惯了人家喊我为“李老师”，针对那个曾令我百肠纠结的“联合国”，已逐渐在我麻木的生活里淡忘了。就像行将愈合的伤口，面对那层结痂，我很怕再被人揭开它。
“有意思吗？”我两眼死盯着雅兵问，“你觉得有意思吗？”
“嘿嘿，”他无赖地笑了一下，胖乎乎的一张圆脸，唇角往下耷拉。叭儿狗一样的呆相，让我看着心生厌恶。然而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待到三个月之后，那次喝酒，他终于跟我说出了那句混账话，才让我真的觉得，我对他的厌恶，已然上升到了恼恨的程度。
那段日子，我俩经常喝酒。许多人都想不明白，既然我对雅兵那般反感，为何又非要凑到一块？母亲也这样说：“那就是个花花公子，我们跟他玩不起。”关于这一点，我自然懂得。就像所有人，懂得雅兵家的豪富一样。完全可以这么讲，雅兵所上的学以及他所拥有的学历，干脆就是用钱堆出来的。但他偏就觉得高明，神气活现地站在我面前，衣锦还乡一样问我：“修理地球好玩么？”我想，这应该是他非要找我喝酒的主要原因。可不是吗？现在他终于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了。若我心胸足够豁达，完全可以不去搭理他。但这时候我依然保持着傲娇，实在看不惯他那轻狂的模样，就特意问他：“你可以跟我说说正弦与余弦定理的证明方法吗？或者，跟我说说实数与向量的积的运算律？”为此，我还专程跟他挑明，“你可别说你没有学过，因为这是高中课文里的。”雅兵当场就懵圈了。这让我获得了一份难能的快慰。于是再问：“《大学》里有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里面的‘明明德’是什么意思？”为不至于太过丢脸，雅兵就开始跟我瞎掰，居然说我是故意胡说，认为“明明德”明显就多了个“明”字，古人惜墨如金，哪里会出现两个“明”？我就骂他：“竖子不足与谋！”跟着还说：“知道竖子是什么吗？”雅兵竟然莫名其妙地笑了。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懂得，针对雅兵，学问方面我还是可以建立起足够自信的——尽管这样的自信，难免会与窘境里的现实相冲突。但是我觉得，与这么一个二愣子凑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还是蛮有意思的，更何况从来都不用我付什么酒钱。如此稀里糊涂地度过了一段时间，学问方面，雅兵始终被我摁在地上摩擦。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甚至连三角函数都搞不大清楚。他当然知道难堪，跟着就耍小聪明，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绕过一些话题，与我说些社会上的事。我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他明显比我更擅长。看待问题，也明显比我更透彻。
因此在一个初秋的夜晚，他就这么跟我说：“你就别傻了！真以为张金贵会让你去当那个村长呀？”
那时候我俩正沿着村中公路边走边聊，每人手里拎着一瓶白酒，作死的逆鬼一样，喝一口，走几步，喝一口，走几步。
那时候我俩还没有喝醉，酒精的初浅刺激，反而让思想变得无限灵光。雅兵就那么直截了当地跟我说：“张金贵那是在骗你呢！更何况要让谁当村长，也不是他能说了算的。”跟着他还“嘁”地笑了一下，继续说，“你知道吗？他还跟我爸说，要让我来当那个村长呢。”我心里暗自惊讶，但我没有吭声。“那个角子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想让我爸带他去承包工程。”说到这里，雅兵突然就将话风一转，问我，“他拿村长的位置吊着你，是想让你为他做点什么呢？”
“能做什么？”我说，“像我现在这样，连鬼见了都要发愁。”
“那可不一定哟。”雅兵这么说着，顾自“嘿嘿”地笑了。夜色黯淡，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但他诡异的笑声蓦然就让我紧张了。
“你不要胡说八道！”我想阻止他继续往下说。但是顽劣的雅兵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根本就制止不住。
“什么胡说八道，”他甚至将声音拔高了些，跟我说，“张金贵以前就喜欢过你妈，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我操！”我爆了句粗口，“你妈才被他喜欢过呢！”
“不可能，”他忙着否认，说，“像我妈那样的，他不可能喜欢。”
我一下就将酒瓶子往地上砸了，扭头就往返回的路上走。雅兵在背后“哎哎哎”地叫我，像是要跟我再说些什么。当时的夜黑得昏沉，迷蒙的天光将眼界里的一切都映照得形神俱灭的。我知道我不能回头。我知道一旦我回头，一些无法预知的事情，将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雅兵，真是个呆瓜，为了反制我，他怎么就那样的不知死活呢？怎么就那样的不能理解，放在人心里的某些东西，是万万不可触碰的呢？
世上事本就如此，相较于某些过往，可以存放在我们内心的某个地方，偶尔也会将它翻出来，暗自叨咕磋磨着，但很忌讳有人拿它来当面跟你说。更何况我母亲还守着寡呢。
甚至在许多时候我都这么认为，母亲当时之所以非要让我辍学，个中原因，除了家庭欠债之外，那就是母亲感觉到了害怕，感觉到了那种来自骚扰与毁誉方面的双重性质的害怕。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就变得异常敏感了。各种情绪，无论悲喜，都被她埋在了艰深的内里。即便是很不经意的露齿一笑，都会让她立马变得警觉，就跟犯了什么错误似的。
但与她馁怯的内里相比，反映在她表面上的容颜，却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仿佛是成心与她作对，她的容颜，依然保持了年轻时的白净与规整。我母亲年轻时，曾是个远近有名的美人。张金贵以前就追求过她，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雅兵本不至于特意去说的。母亲遭人觊觎，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父亲去世后，这件混账事就走向了高潮，周边村庄，仿佛一夜之间就冒出来许多的单身汉，他们不停地唆使媒婆，将改嫁之事搬到我母亲面前来说了又说。不仅于此，那些从未有过什么来往的，或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关系的大小男人们，也都热衷于跑到我家来串门了。以至于让我母亲，不得不将门窗都加固得跟别人家的很不一样。尽管如此，却依然难以避免母亲于一段时期内，以一种无可争议的方式，长久地处于乡间舆论的风口浪尖。母亲将我弄到身边，是杜绝流言蜚语的很好方式。在最初的那段时期，我也觉得这是我应该去做的。且不论母亲如此守节迂执与否，作为儿子，该给予她心灵上的安慰，这是个很单纯的理由。所以辍学对于我来说，虽然痛苦，却也找不到任何可值悔恨的依据。眼下这世上，我与母亲真的是相依为命了。
事情终于在中秋过后第二天发生了改变。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是在前些天与雅兵喝酒之后，在我心里产生了芥蒂，才最终导致一些事情发生改变的。
那天刚好放完中秋假，学校恢复上课，走到讲台的时候，我才发现忘了带批改过的学生作业。给学生们讲完课本内容，我便安排他们自习，然后返回家里去取作业。很意外地，我发现张金贵坐在我家里。作为村长，来村民家里走动一下，原本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关键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半晌，按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下地了，更何况前一晚母亲还说地里的黄豆要收割呢，这会儿倒是正儿八经地坐在家里陪张金贵。再是，当我一下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母亲脸上突然显现出一丝惊慌，她站了起来，很不安的样子，忙着跟我解释说，张金贵是来送月饼的。跟着她还指了指桌上的月饼盒子。我就纳闷了，中秋不是已经过了吗？还送月饼干嘛？再说我家也不需要张金贵来送月饼呀。张金贵倒是很随和，只哈哈地笑了一下，说这月饼是镇里的慰问品，本该早点送过来，只因前两天忙些事情，一下给忘记了。言毕，他一拍脑袋，一连叠地喊着完了完了完了，才说镇里通知他上午去开会，竟把这事给忘了。跟着，又打了个哈哈，房子着火一样，起身匆匆就走出了我家门。
怀疑就像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病症，表面看似一切如常，内里却时刻在折磨着你纠缠着你，让你终日不得安生。同时，怀疑又像是一根探针，当你手上没有拥有它的时候，它就像是一团空气，是个缥缈的存在。而你一旦拥有了它，抱定了它，那么它就会变得饱满起来，充盈起来，鬼魅一样，撩动人内心的冲动，让人总想拿它去试一试，看看究竟能探出些什么东西。这个过程犹如工兵挖雷，其间的彷徨，疑虑，刺激，间或是担心引爆的恐惧，幽灵般，萦绕于人的心头，让人夜不成寐，食不知味。终于，一些有心人就发现，我的生活规律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不论我在学校教书，还是下地干活，经常会冷不丁地就往家里跑。当然，做着这些的时候，我尽量不让人发现，特别是我母亲。
时间是该年的重阳节，一个本该敬老的日子，母亲所赋予我的一切，却都被她亲手给颠覆了。那天，我一如既往地在学校上课。同时，也一如既往地中途就悄悄往家走。就在厅堂边上的房间，母亲住的那个地方，我听到了一种怪异的声响，那声响犹如一个人在拼命地奔跑，脚丫子“啪啪”地拍打着地面，急促的喘息声与呻吟声肆无忌惮，就像人在垂死挣扎一样。我无法想象这时候的母亲正在经历着什么？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干脆就不敢去想象这时候的她正在经历着什么？一些残酷且蒙昧的意识，桎梏了我的想象，让我变得像个傻子一样，躲在厅堂的某个角落，听着“啪啪”乱响的声音，瑟瑟发抖。而目之所及的一切，比如厅堂的厅柱、穿枋、板壁，以及堂前的天井，屋上的瓦片，统统都在顷刻之间崩塌了，沦陷了，瓦解了……
我眼前出现了一片苍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