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中，我向公司请了长假，办了留职停薪，理由是父亲病重，需要我回去长期照顾送终。
我租了一辆比五年前做计划时看中的还要宽敞些的高档SUV，但旅行的东西没有带多少，打算路上需要再买，这样节省时间，还能把培根和它的猫粮猫砂也带上。
我们走的是偏北路线，途经武汉去云南，路过武汉时回了一趟老房子，拿妹妹的那把电吉他。最后翻出琴包，把我的那把木吉他也塞进了后备厢里了。
那会在车上的谈话是一种很奇特的状态，我后悔没有拿手机录下。
话题基本由我发起，我总在谈自己这几年遇到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可笑的事情。妹妹大部分时候在听，可一旦开口，有时候也说个没完。
有次我感觉气氛不错，就开玩笑似的问她，戒毒所里感觉怎么样，难受吗？
妹妹想了想，回答我说：
“嗯……习惯了以后，难受也说不上吧。”
“就觉得跟回到了小学中学那会似的。”
“指要上课？”
“各方面都像啊，你想想，几个老师轮流带着一群学生，每天定时起床洗漱，完了就一起跑操啊吃饭啊上课啊看电影啊。可能就踩缝纫机不太一样……不对，也差不多的，就当是写作业嘛。”
“那可不一样。”
“哎呀，都差不多的。”
“反正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老师说什么都是对的，按照老师说的做，做得好就会受到表扬和奖励。学生不光要听话按照老师的做，还要看别的同学有没有违反的，发现了要向老师积极举报，这样就能获得老师表扬和奖励。”
“这不是都差不多吗？”
我笑了，说你这样讲好像也是。
又问她，你们难道没有什么心理辅导吗？
“当然有了，可频繁了。硬性规定每周每个人就有两次，有些人还会主动再跑去找心理辅导医生说，每次出来都眼睛鼻子哭得红红的。”
“你呢？”
“我嘛，开始他让我说那些事情，就家里的事情，小时候的事情……当然也有怎么吸上的，这些相关的经历，都要说的。
我想说就说嘛，有什么好哭的呢？我一开始就不哭。
后来医生就评价说，觉得我的治疗效果不好。
再去，又还是问那些话，但是问的方式角度有改变，总问我怎么看待我爸如何如何，怎么想你妈如何如何……
反正就是想让我哭，我觉得。
他们可能想，说那些事之后我只有哭了才说明我正常，才说明我是吐露了心声，得到治疗正在康复了。”
“那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不哭怎么办？”
“那就哭呗，哭还不容易？”妹妹有些不屑地说：“往伤心生气的事情上想就行了。我想想我爸我妈说那些话的语调和表情，想想自己遇上的那些倒霉事情，再想想你，不就哭出来了吗？”
“想我？”
“对啊。”
“我之前哪里得罪你了吗？”
妹妹沉默了几秒。
“没得罪我就不能想着你哭啊？”
如果话题开始往那些黑黢黢的密林里走，便会有人停下，或者借故打断它。
我们总把车载音响的音乐放得很大，有时会跟着唱得很大声，笑得很大声，可培根在后面依然能睡得很香，好像丝毫不受影响。
令我接受不了的，是妹妹有时会当着我的面打针。
她掏出那套工具，把粉小心倒在勺子上用我的打火机烫化了以后，吸进针筒，再把皮筋绑在大臂上，接着把针插进自己白皙的，已经布满斑点的皮肤里，轻轻往后拉动针筒，吸出一点血来，再慢慢往里推，全部打进去。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她总是面无表情且非常专注，动作迅速而又熟练。
我们路上也吵过几次嘴，都不是因为我阻止她，而是我不肯立刻把车停下，或者按她的要求在把车开离加油站后找个她看中的僻静位置停下。
最危险的一次也是我有些赌气，我把车开出收费站后一直加速，无论妹妹在旁边怎么求怎么叫，我就是一直开不吭声。
她动我的右手，带到了方向盘，车猛地转了一下向，差点撞上路边的一棵树。到宾馆住下后，我们又像在上海那会儿一样大吵了一架。她叫得很大声，完全失去了理智一样，最后我打了她的脸才让她停下。
我坐到另一边床上背对她开始抽烟，不久背后传来笑声，先是断断续续地小声假笑，逐渐变成真心实意地哈哈大笑。我问她你笑什么，她说：
“你烟都戒不掉，却跟我说毒可以戒。”
再次见面以后我一直对她不太好。那次之外，还动手打过她好几次。我不想也不能为此做任何辩解，因为冷静后，我自己也知道这对挽救妹妹没有任何益处，我只是在发泄过于压抑的情绪。
在上海有次我觉得下手太重，酝酿一夜后第二天起床主动道歉。妹妹却让我不要说了，她说自己是自找的活该。
我起初以为是气话，又多说了些自己的想法。
妹妹戴着微笑看着我，她说你也不要憋着了，想动手就动手吧，身上那点疼根本不算什么，倒是还能让她心里好受些。
后来我逐渐发觉，妹妹是对我有某种歉意的，她愿意惩罚自己，或者在□□上，用取悦我的方式来偿还。
我们开车一路走走停停，到昆明用了八天，在那儿转了两天后，我们又继续开车去到大理。在市区待着的二十几天里，夜晚我们去逛过两次古城，白天也开着车围着洱海周围的几处景点看了看，最后实在没地方想去了，就一觉睡到中午，然后下午在洱海边找个地方坐着晒太阳，喂鸭子消磨时间。
虽然景色不错，食物也很美味，但我对这里最初的某种感觉彻底消失了。零几年那次来时，我觉得这里有种世外古镇的味道，而这次来，我也说不清是商店多了，本地人少了，还是别的什么缘故……也许只是我看它们的眼神变了。
妹妹第一次问我要钱，是在昆明那会。
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天，况且那会身上早已不带现金，一开始便无论如何不给，就算她找茬，寻求各种理由与我吵架，我也一并不理。
我躺在床上，看着妹妹一点一点变得愈发焦躁，态度由软绵绵的祈求变得强硬，逐渐失去理智，像被一只恶魔占据了身体，接着轻而易举把我打败。
“你把我的钱给我！”
她语速变得很快，将这句话重复了十几次后，我忍不住反问：
“你的钱？”
“我妈给了你两万块钱，你自己说过要给我的！你现在把钱给我。”
“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还有爸留下来的钱，我也是他的子女，凭什么只给我十万，还是什么狗屁学费？这不公平！房子车子他都用过的我不要了，钱我要拿一半。至少一百万你给我，你现在就给我！”
“你说话啊？你刚才不是会说话吗？你不是最喜欢讲道理了吗？你不要以为你做这个样子，好像不给我钱是为我好。虚伪，伪君子，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想等我死了以后，自己可以拿着这些本该属于我的钱，去花天酒地，去嫖，去搞那些漂亮小姑娘，是不是？
我告诉你延言，你不要以为你是我哥哥你就可以做我的主。我的事情我自己说了算，不要你指手画脚的。最后死了也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就算你现在喜欢搞我，你以后也会变心的，所以我怎么死的，跟你无关！
我要你把我的钱给我，现在，立刻，马上！你要是不给我，我现在就出去找其他男人，谁给我钱我就跟谁睡觉，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出去。”
……
等烟从外面回来，在浴室里打完针出来，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她过来床上主动抱住我，轻抚安慰我，无论我回应的三言两语多么恶毒，表情多么冷淡，她都能耐住性子说些好听的话，然后使出几年里学到的浑身解数偿还我。
结束后我正躺在床上，痴痴地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发愣，却听到她哭了，我便彻底心软了下来，把她抱在怀里尝试安慰她，她反倒哭得愈发厉害，不断抽泣着跟我说对不起。
“没事的。你那些话，我知道你是被那种东西控制住了，才会说的。”
“我知道那不是你，那是……毒魔。”
烟逐渐止住啜泣，眼里仍含着泪，她看着我认真地说：
“不，那就是我，我知道的。”
“那东西每有你说的那种改变一个人的魔力。”
“它只是将我们的阴暗面暴露出来。”
妹妹现在很少照镜子，照也只是匆匆一瞥，我自然知道原因。
短短两三个月里我就能看出她外表上产生的那些变化。皮肤上颜色深深浅浅的斑块越来越多，脸上也有红点，像在发水痘，这些东西倒让人不细看注意不到眼角和额头上出现的皱纹。本来令我一直羡慕的柔顺头发现在也变得又干又细，摸上去像被烤干了的枯草。还有眼睛，那双一直以来吸引我，总是含着笑意的大眼睛，如今如果没有与我对视便总是显得空洞，即使化妆也难以掩盖住周围的黑圈。
更直观的整体感觉是，现在当我们路上两个走在一起，再无任何路人或者店员把我们当成父女了。
我给她照镜子看了自己现在的样子以后，烟害怕了。
说实话，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不会强迫她照那次镜子。
恐惧激起的，与其说是再战斗一次，抵抗一次的希望和勇气，不如说是一种彻底绝望后的自我欺骗。
我们决定换个远离市区的地方住，她戒毒，我戒烟。
我开车找了两天，在离大理四十多分钟车程的一个村子边上，租下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房。它整体是木质结构，但不知道是木材好还是白天开窗以后通风好，竟一点也不潮，住着非常舒适。在我买了电磁炉锅子之后也能简单地做饭，火锅煮当地的羊肉、腊排骨、鲜蔬和各种蘑菇吃。而且令人感觉奇怪的是，房子不像是给旅客住的，里面墙上桌上沙发上挂的摆的各种小物件、工艺品，简直琳琅满目，相当有本地特色。
白天走出房子，把两把躺椅搬到外面的小平地上，能晒晒太阳看看书，抬头远远还能看到洱海的一角。
唯一的缺点可能是，村里的那些半野半家养的小猫小狗，白天很喜欢来光顾我们这里，吓得没见过世面的老猫培根只敢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待着。过了可能得有一个月，它们渐渐才失去了对这只城里来的，不知是猫还是猪的东西的兴趣，到村里别处找乐子去了。但偶尔还是能看到单独的猫在附近出现。
房东是个本村的大妈，年纪约莫四五十岁。大妈人很好，可能是因为长期独居，所以很健谈，她告诉我那栋房子是十多年前她丈夫还在世时找人帮忙一起自建的，本来没打算租给客人，是给他儿子准备的，将来结婚的新房。
儿子今年二十七岁了，在广东那边汽车修理厂里打工，那边谈了女朋友但是还没结婚。大妈跟我们说起儿子的时候表情语气分外的高兴，说儿子多么听话孝顺她，多么聪明又勤快肯干，是他们这里唯一一个上过大学的。
“其他那些孩子，要么就是上个初中就不读了，最多读个中专。没有像他这么努力的，上完中专自己愿意出省，跑广东那么远的地方，去大城市里面去闯的。
他到大城市里面，自己照顾自己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去报班进修，读大学，继续提高那个汽车修理的技术。现在已经毕业了……工作做的蛮好。
所以我说年轻人有恒心，肯努力，没有闯不出来。”
大妈又问我们两个是做什么的。我说烟是学音乐的，别人上台表演她给别人伴奏，我是学计算机的，给别人组装电脑，跟您儿子差不多。
她大概是看我开的车好，钱的问题上又爽快，先入为主觉得我是挣很多钱的，就仍是夸赞我，说我大城市来的，肯定上的大学更好，更有能力，更勤奋努力。
我问大妈过年你儿子回来我们需不需要搬走，她说不用，他不一定回来，就是回来了之前一般也住家里，我就安心准备长期住下了。
大妈对我们完全不像房东对旅客，简直像对自己的子女那样好。经常叫我们去家里吃饭，走时看我喜欢喝茶，还拿茶叶给我，并让我把另一套茶壶茶杯也一并带走。至于冬天的毯子、暖壶等其他我采买不全的生活用品，她来看了都从家里拿了给我免费用。
我想除了热情好客和寂寞孤单之外，她待我们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觉得妹妹看起来身体不好，要我多注意些一定好好照顾着。
从十二月中旬到二月底过完年，我们在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待了两个多月。除了大妈以外，村里的其他人我们几乎没有接触。给我的印象是，周围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很少，小孩有一些，像大妈这样的中年妇女也不少，更多的，是还要大十几岁几十岁的老头老太太。
过年那几天村子里出过一件事，具体前因后果我也不清楚，只是那会儿村里人多，周围邻居挺多人聚过去的。我不是村里人，也不爱看热闹，就等大妈看了回来以后问，是什么事情。她说是有老头受伤了。
我问需不需要我帮忙送医院去，她没有思考犹豫便摇头，似乎我提出的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选项。
她说这种在村里都是自己处理一下，在家休养的。
我感觉既然这么大动静，肯定不是小伤，就追问修养不好怎么办？
“那就等死咯。”
在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里，我曾试图复原离开广州前，我和妹妹那段短暂而又美好的生活。可无论是再听我讲哲学，还是我自以为有趣的历史小故事，她都很难哪怕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这让我不得不放弃了。
我们偶尔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多是些没头没尾的话，谈论了什么描述了什么，大都晦暗不明。
也许是为了激起妹妹对生活的向往，我曾问她说，等恢复健康，从这里出去之后想做什么？
“出去之后？”
“嗯，还想回学校吗？”
她摇摇头，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上的木吉他。
“那好好练琴去加入支乐队吧。”
“嗯。”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笑。
“你呢？回去上班吗？”
“大概只能回去吧。”
“为什么？既然你说干得不开心，干嘛还要继续呢？”
我不知怎么回答，或许我那会儿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
我看着脚边石头旁大个的山蚂蚁围着已经重新风干了的茶叶渣乱晃，听着风吹动树叶发出莎莎的轻响。
“可能不知道不上班能干什么吧。”我立刻意识到说这样的话不太好。
“等我以后赚钱赚够了，书读得也更多了，就不上班了，去写小说吧。”
“写小说吗？”
“嗯。”
“写小说……嗯，这对你倒是，挺好挺适合的也许。”
“是吗？可我从小作文就不太好，毕业以后也从未写过任何故事性的东西呀。”
“都是，从没写过开始的嘛。”
“嗯，那也是。”
“那以后我就在屋子里写小说，你就在旁边练吉他，可以吧？”
妹妹再次笑了，这次显得自然不少。
妹妹的吉他弹得一团糟，按错和弦或者弹错琴弦是常有的事，更糟心的是，她常常无法按紧琴弦，或者按琴弦的时候碰到旁边正在响的弦，于是它们会不停发出各种恼人的，锯木头般的杂音。
尽管如此，白天精神好的时候她还总在面无表情地弹奏吉他，但是从不唱歌。
夜里我听到过一次她从外面回来，立刻闭上眼，一动不动睡去。
之后每天固定时候，我会去看看大妈，或者到村子后面的小山坡上走一圈，抽根烟，再给房间的陶瓶里，摘些冬天里仍然绽放的野花来。
有天也许是多抽了一根，衣服上留了味道被妹妹闻出来了，我便主动道歉说对不起。
妹妹背对我叠着衣服，愤愤地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别跟我说对不起。”
“如果你真的乐意像爸爸那样，早点死掉，你就继续抽吧。”
回忆那两个月，我无法挖掘出多少具体的事情来。我大多时间，如这个季节的许多村民一样只是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我知道他们在等待下个春天，可我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
我有种模糊的感觉是，在那里那种情形下度过的时间和生命中其他的时间有些不一样，很难说它是被拉长了或者缩短了。因为具体到每时每刻的感受而言，白天的一个下午，似乎有过去的一整天那般长，它需要用支离破碎的谈话，随弹随止的曲调，清甜又苦涩的茶水，以及剩余的，两个人各自无言的沉思和回忆去填满。而当我作为一个整体去回想这段日子，它仿佛短暂到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仿佛只是我的一次漫长而清醒的春梦。它和梦一样莫名其妙地开始，又同梦一样莫名其妙地结束。
2019年2月23日清晨
半夜醒来两次，天蒙蒙亮后出门已经在周围树林乱窜了三个小时的我，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尸体是当天日出前，被在洱海上清理水草的清洁工发现的。
她的裤子口袋里，用透明防水袋装着自己的手机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请打电话189******51，告诉他留给他的东西放在床下的鞋盒里，并且记得完成给我的承诺。
我以为自己能冷静地面对那个画面。
毕竟从接电话，到抵达大理派出所，路上有接近四十分钟时间，足足两千四百秒让我去缓冲，让我去接受这一现实：
延烟，我美好的延烟已经消失了。
我所去见的，不过是一副□□，一副空荡荡的躯壳，真正的延烟已经不在里面了，她再也不用鼓起勇气战斗，再也不用承受这一切了。
起初我的确做到了，我平静地看着她，她头发湿漉漉乱糟糟的，皮肤有些浮肿起褶皱，上面挂满了水珠。这与她平时打理得整洁、精致的样子相去甚远，却让我莫名地感觉到纯洁，仿佛初生的婴儿一般。
确认是死者亲属后，民警又在那里问了我许多问题，大概有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都是干什么的，家住哪里，为什么来云南等等。
“你打不打针？”那人继续记录着没抬头，最后如此问道。
我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只是望着他，他便又改口问：
“你吸不吸毒啊？”
鼻子一出气，不知怎么的，我竟笑了。
可胸膛里气毕竟只有一口，吐出来，鼻子便只能往回吸。
这房间的空气中弥漫着的什么进了去，便觉一股酸味从喉咙涌上鼻尖，连带拽着我的嘴角往下掉，接着便止不住了。
结清了后续的费用，我拿着袋子跟在两个负责的民警身后往外走。
长长的走廊上，风穿过窗户，吹起眼前不存在的白色幔帐。
外面远方传来的鞭炮声和前方皮鞋踏出的鼓点交织回荡着，似是对亡人最后的祝福。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一直等着有人转身问我：
“嘿，她要你完成的承诺是什么啊？”
可终究还是没有人问起。
我知道当我从这里走出去，初春的阳光会洒在我的肩上。
当我抬头时，会看见太阳已经越过海对岸的山峦升到天上，照亮整个大地。
我会看见不知来自何方的烟火向上飞腾，一声轻响后，在天空中五彩斑斓的闪耀。
我看见……
我租了一辆比五年前做计划时看中的还要宽敞些的高档SUV，但旅行的东西没有带多少，打算路上需要再买，这样节省时间，还能把培根和它的猫粮猫砂也带上。
我们走的是偏北路线，途经武汉去云南，路过武汉时回了一趟老房子，拿妹妹的那把电吉他。最后翻出琴包，把我的那把木吉他也塞进了后备厢里了。
那会在车上的谈话是一种很奇特的状态，我后悔没有拿手机录下。
话题基本由我发起，我总在谈自己这几年遇到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可笑的事情。妹妹大部分时候在听，可一旦开口，有时候也说个没完。
有次我感觉气氛不错，就开玩笑似的问她，戒毒所里感觉怎么样，难受吗？
妹妹想了想，回答我说：
“嗯……习惯了以后，难受也说不上吧。”
“就觉得跟回到了小学中学那会似的。”
“指要上课？”
“各方面都像啊，你想想，几个老师轮流带着一群学生，每天定时起床洗漱，完了就一起跑操啊吃饭啊上课啊看电影啊。可能就踩缝纫机不太一样……不对，也差不多的，就当是写作业嘛。”
“那可不一样。”
“哎呀，都差不多的。”
“反正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老师说什么都是对的，按照老师说的做，做得好就会受到表扬和奖励。学生不光要听话按照老师的做，还要看别的同学有没有违反的，发现了要向老师积极举报，这样就能获得老师表扬和奖励。”
“这不是都差不多吗？”
我笑了，说你这样讲好像也是。
又问她，你们难道没有什么心理辅导吗？
“当然有了，可频繁了。硬性规定每周每个人就有两次，有些人还会主动再跑去找心理辅导医生说，每次出来都眼睛鼻子哭得红红的。”
“你呢？”
“我嘛，开始他让我说那些事情，就家里的事情，小时候的事情……当然也有怎么吸上的，这些相关的经历，都要说的。
我想说就说嘛，有什么好哭的呢？我一开始就不哭。
后来医生就评价说，觉得我的治疗效果不好。
再去，又还是问那些话，但是问的方式角度有改变，总问我怎么看待我爸如何如何，怎么想你妈如何如何……
反正就是想让我哭，我觉得。
他们可能想，说那些事之后我只有哭了才说明我正常，才说明我是吐露了心声，得到治疗正在康复了。”
“那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不哭怎么办？”
“那就哭呗，哭还不容易？”妹妹有些不屑地说：“往伤心生气的事情上想就行了。我想想我爸我妈说那些话的语调和表情，想想自己遇上的那些倒霉事情，再想想你，不就哭出来了吗？”
“想我？”
“对啊。”
“我之前哪里得罪你了吗？”
妹妹沉默了几秒。
“没得罪我就不能想着你哭啊？”
如果话题开始往那些黑黢黢的密林里走，便会有人停下，或者借故打断它。
我们总把车载音响的音乐放得很大，有时会跟着唱得很大声，笑得很大声，可培根在后面依然能睡得很香，好像丝毫不受影响。
令我接受不了的，是妹妹有时会当着我的面打针。
她掏出那套工具，把粉小心倒在勺子上用我的打火机烫化了以后，吸进针筒，再把皮筋绑在大臂上，接着把针插进自己白皙的，已经布满斑点的皮肤里，轻轻往后拉动针筒，吸出一点血来，再慢慢往里推，全部打进去。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她总是面无表情且非常专注，动作迅速而又熟练。
我们路上也吵过几次嘴，都不是因为我阻止她，而是我不肯立刻把车停下，或者按她的要求在把车开离加油站后找个她看中的僻静位置停下。
最危险的一次也是我有些赌气，我把车开出收费站后一直加速，无论妹妹在旁边怎么求怎么叫，我就是一直开不吭声。
她动我的右手，带到了方向盘，车猛地转了一下向，差点撞上路边的一棵树。到宾馆住下后，我们又像在上海那会儿一样大吵了一架。她叫得很大声，完全失去了理智一样，最后我打了她的脸才让她停下。
我坐到另一边床上背对她开始抽烟，不久背后传来笑声，先是断断续续地小声假笑，逐渐变成真心实意地哈哈大笑。我问她你笑什么，她说：
“你烟都戒不掉，却跟我说毒可以戒。”
再次见面以后我一直对她不太好。那次之外，还动手打过她好几次。我不想也不能为此做任何辩解，因为冷静后，我自己也知道这对挽救妹妹没有任何益处，我只是在发泄过于压抑的情绪。
在上海有次我觉得下手太重，酝酿一夜后第二天起床主动道歉。妹妹却让我不要说了，她说自己是自找的活该。
我起初以为是气话，又多说了些自己的想法。
妹妹戴着微笑看着我，她说你也不要憋着了，想动手就动手吧，身上那点疼根本不算什么，倒是还能让她心里好受些。
后来我逐渐发觉，妹妹是对我有某种歉意的，她愿意惩罚自己，或者在□□上，用取悦我的方式来偿还。
我们开车一路走走停停，到昆明用了八天，在那儿转了两天后，我们又继续开车去到大理。在市区待着的二十几天里，夜晚我们去逛过两次古城，白天也开着车围着洱海周围的几处景点看了看，最后实在没地方想去了，就一觉睡到中午，然后下午在洱海边找个地方坐着晒太阳，喂鸭子消磨时间。
虽然景色不错，食物也很美味，但我对这里最初的某种感觉彻底消失了。零几年那次来时，我觉得这里有种世外古镇的味道，而这次来，我也说不清是商店多了，本地人少了，还是别的什么缘故……也许只是我看它们的眼神变了。
妹妹第一次问我要钱，是在昆明那会。
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天，况且那会身上早已不带现金，一开始便无论如何不给，就算她找茬，寻求各种理由与我吵架，我也一并不理。
我躺在床上，看着妹妹一点一点变得愈发焦躁，态度由软绵绵的祈求变得强硬，逐渐失去理智，像被一只恶魔占据了身体，接着轻而易举把我打败。
“你把我的钱给我！”
她语速变得很快，将这句话重复了十几次后，我忍不住反问：
“你的钱？”
“我妈给了你两万块钱，你自己说过要给我的！你现在把钱给我。”
“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还有爸留下来的钱，我也是他的子女，凭什么只给我十万，还是什么狗屁学费？这不公平！房子车子他都用过的我不要了，钱我要拿一半。至少一百万你给我，你现在就给我！”
“你说话啊？你刚才不是会说话吗？你不是最喜欢讲道理了吗？你不要以为你做这个样子，好像不给我钱是为我好。虚伪，伪君子，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想等我死了以后，自己可以拿着这些本该属于我的钱，去花天酒地，去嫖，去搞那些漂亮小姑娘，是不是？
我告诉你延言，你不要以为你是我哥哥你就可以做我的主。我的事情我自己说了算，不要你指手画脚的。最后死了也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就算你现在喜欢搞我，你以后也会变心的，所以我怎么死的，跟你无关！
我要你把我的钱给我，现在，立刻，马上！你要是不给我，我现在就出去找其他男人，谁给我钱我就跟谁睡觉，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出去。”
……
等烟从外面回来，在浴室里打完针出来，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她过来床上主动抱住我，轻抚安慰我，无论我回应的三言两语多么恶毒，表情多么冷淡，她都能耐住性子说些好听的话，然后使出几年里学到的浑身解数偿还我。
结束后我正躺在床上，痴痴地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发愣，却听到她哭了，我便彻底心软了下来，把她抱在怀里尝试安慰她，她反倒哭得愈发厉害，不断抽泣着跟我说对不起。
“没事的。你那些话，我知道你是被那种东西控制住了，才会说的。”
“我知道那不是你，那是……毒魔。”
烟逐渐止住啜泣，眼里仍含着泪，她看着我认真地说：
“不，那就是我，我知道的。”
“那东西每有你说的那种改变一个人的魔力。”
“它只是将我们的阴暗面暴露出来。”
妹妹现在很少照镜子，照也只是匆匆一瞥，我自然知道原因。
短短两三个月里我就能看出她外表上产生的那些变化。皮肤上颜色深深浅浅的斑块越来越多，脸上也有红点，像在发水痘，这些东西倒让人不细看注意不到眼角和额头上出现的皱纹。本来令我一直羡慕的柔顺头发现在也变得又干又细，摸上去像被烤干了的枯草。还有眼睛，那双一直以来吸引我，总是含着笑意的大眼睛，如今如果没有与我对视便总是显得空洞，即使化妆也难以掩盖住周围的黑圈。
更直观的整体感觉是，现在当我们路上两个走在一起，再无任何路人或者店员把我们当成父女了。
我给她照镜子看了自己现在的样子以后，烟害怕了。
说实话，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不会强迫她照那次镜子。
恐惧激起的，与其说是再战斗一次，抵抗一次的希望和勇气，不如说是一种彻底绝望后的自我欺骗。
我们决定换个远离市区的地方住，她戒毒，我戒烟。
我开车找了两天，在离大理四十多分钟车程的一个村子边上，租下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房。它整体是木质结构，但不知道是木材好还是白天开窗以后通风好，竟一点也不潮，住着非常舒适。在我买了电磁炉锅子之后也能简单地做饭，火锅煮当地的羊肉、腊排骨、鲜蔬和各种蘑菇吃。而且令人感觉奇怪的是，房子不像是给旅客住的，里面墙上桌上沙发上挂的摆的各种小物件、工艺品，简直琳琅满目，相当有本地特色。
白天走出房子，把两把躺椅搬到外面的小平地上，能晒晒太阳看看书，抬头远远还能看到洱海的一角。
唯一的缺点可能是，村里的那些半野半家养的小猫小狗，白天很喜欢来光顾我们这里，吓得没见过世面的老猫培根只敢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待着。过了可能得有一个月，它们渐渐才失去了对这只城里来的，不知是猫还是猪的东西的兴趣，到村里别处找乐子去了。但偶尔还是能看到单独的猫在附近出现。
房东是个本村的大妈，年纪约莫四五十岁。大妈人很好，可能是因为长期独居，所以很健谈，她告诉我那栋房子是十多年前她丈夫还在世时找人帮忙一起自建的，本来没打算租给客人，是给他儿子准备的，将来结婚的新房。
儿子今年二十七岁了，在广东那边汽车修理厂里打工，那边谈了女朋友但是还没结婚。大妈跟我们说起儿子的时候表情语气分外的高兴，说儿子多么听话孝顺她，多么聪明又勤快肯干，是他们这里唯一一个上过大学的。
“其他那些孩子，要么就是上个初中就不读了，最多读个中专。没有像他这么努力的，上完中专自己愿意出省，跑广东那么远的地方，去大城市里面去闯的。
他到大城市里面，自己照顾自己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去报班进修，读大学，继续提高那个汽车修理的技术。现在已经毕业了……工作做的蛮好。
所以我说年轻人有恒心，肯努力，没有闯不出来。”
大妈又问我们两个是做什么的。我说烟是学音乐的，别人上台表演她给别人伴奏，我是学计算机的，给别人组装电脑，跟您儿子差不多。
她大概是看我开的车好，钱的问题上又爽快，先入为主觉得我是挣很多钱的，就仍是夸赞我，说我大城市来的，肯定上的大学更好，更有能力，更勤奋努力。
我问大妈过年你儿子回来我们需不需要搬走，她说不用，他不一定回来，就是回来了之前一般也住家里，我就安心准备长期住下了。
大妈对我们完全不像房东对旅客，简直像对自己的子女那样好。经常叫我们去家里吃饭，走时看我喜欢喝茶，还拿茶叶给我，并让我把另一套茶壶茶杯也一并带走。至于冬天的毯子、暖壶等其他我采买不全的生活用品，她来看了都从家里拿了给我免费用。
我想除了热情好客和寂寞孤单之外，她待我们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觉得妹妹看起来身体不好，要我多注意些一定好好照顾着。
从十二月中旬到二月底过完年，我们在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待了两个多月。除了大妈以外，村里的其他人我们几乎没有接触。给我的印象是，周围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很少，小孩有一些，像大妈这样的中年妇女也不少，更多的，是还要大十几岁几十岁的老头老太太。
过年那几天村子里出过一件事，具体前因后果我也不清楚，只是那会儿村里人多，周围邻居挺多人聚过去的。我不是村里人，也不爱看热闹，就等大妈看了回来以后问，是什么事情。她说是有老头受伤了。
我问需不需要我帮忙送医院去，她没有思考犹豫便摇头，似乎我提出的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选项。
她说这种在村里都是自己处理一下，在家休养的。
我感觉既然这么大动静，肯定不是小伤，就追问修养不好怎么办？
“那就等死咯。”
在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里，我曾试图复原离开广州前，我和妹妹那段短暂而又美好的生活。可无论是再听我讲哲学，还是我自以为有趣的历史小故事，她都很难哪怕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这让我不得不放弃了。
我们偶尔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多是些没头没尾的话，谈论了什么描述了什么，大都晦暗不明。
也许是为了激起妹妹对生活的向往，我曾问她说，等恢复健康，从这里出去之后想做什么？
“出去之后？”
“嗯，还想回学校吗？”
她摇摇头，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上的木吉他。
“那好好练琴去加入支乐队吧。”
“嗯。”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笑。
“你呢？回去上班吗？”
“大概只能回去吧。”
“为什么？既然你说干得不开心，干嘛还要继续呢？”
我不知怎么回答，或许我那会儿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
我看着脚边石头旁大个的山蚂蚁围着已经重新风干了的茶叶渣乱晃，听着风吹动树叶发出莎莎的轻响。
“可能不知道不上班能干什么吧。”我立刻意识到说这样的话不太好。
“等我以后赚钱赚够了，书读得也更多了，就不上班了，去写小说吧。”
“写小说吗？”
“嗯。”
“写小说……嗯，这对你倒是，挺好挺适合的也许。”
“是吗？可我从小作文就不太好，毕业以后也从未写过任何故事性的东西呀。”
“都是，从没写过开始的嘛。”
“嗯，那也是。”
“那以后我就在屋子里写小说，你就在旁边练吉他，可以吧？”
妹妹再次笑了，这次显得自然不少。
妹妹的吉他弹得一团糟，按错和弦或者弹错琴弦是常有的事，更糟心的是，她常常无法按紧琴弦，或者按琴弦的时候碰到旁边正在响的弦，于是它们会不停发出各种恼人的，锯木头般的杂音。
尽管如此，白天精神好的时候她还总在面无表情地弹奏吉他，但是从不唱歌。
夜里我听到过一次她从外面回来，立刻闭上眼，一动不动睡去。
之后每天固定时候，我会去看看大妈，或者到村子后面的小山坡上走一圈，抽根烟，再给房间的陶瓶里，摘些冬天里仍然绽放的野花来。
有天也许是多抽了一根，衣服上留了味道被妹妹闻出来了，我便主动道歉说对不起。
妹妹背对我叠着衣服，愤愤地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别跟我说对不起。”
“如果你真的乐意像爸爸那样，早点死掉，你就继续抽吧。”
回忆那两个月，我无法挖掘出多少具体的事情来。我大多时间，如这个季节的许多村民一样只是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我知道他们在等待下个春天，可我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
我有种模糊的感觉是，在那里那种情形下度过的时间和生命中其他的时间有些不一样，很难说它是被拉长了或者缩短了。因为具体到每时每刻的感受而言，白天的一个下午，似乎有过去的一整天那般长，它需要用支离破碎的谈话，随弹随止的曲调，清甜又苦涩的茶水，以及剩余的，两个人各自无言的沉思和回忆去填满。而当我作为一个整体去回想这段日子，它仿佛短暂到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仿佛只是我的一次漫长而清醒的春梦。它和梦一样莫名其妙地开始，又同梦一样莫名其妙地结束。
2019年2月23日清晨
半夜醒来两次，天蒙蒙亮后出门已经在周围树林乱窜了三个小时的我，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尸体是当天日出前，被在洱海上清理水草的清洁工发现的。
她的裤子口袋里，用透明防水袋装着自己的手机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请打电话189******51，告诉他留给他的东西放在床下的鞋盒里，并且记得完成给我的承诺。
我以为自己能冷静地面对那个画面。
毕竟从接电话，到抵达大理派出所，路上有接近四十分钟时间，足足两千四百秒让我去缓冲，让我去接受这一现实：
延烟，我美好的延烟已经消失了。
我所去见的，不过是一副□□，一副空荡荡的躯壳，真正的延烟已经不在里面了，她再也不用鼓起勇气战斗，再也不用承受这一切了。
起初我的确做到了，我平静地看着她，她头发湿漉漉乱糟糟的，皮肤有些浮肿起褶皱，上面挂满了水珠。这与她平时打理得整洁、精致的样子相去甚远，却让我莫名地感觉到纯洁，仿佛初生的婴儿一般。
确认是死者亲属后，民警又在那里问了我许多问题，大概有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都是干什么的，家住哪里，为什么来云南等等。
“你打不打针？”那人继续记录着没抬头，最后如此问道。
我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只是望着他，他便又改口问：
“你吸不吸毒啊？”
鼻子一出气，不知怎么的，我竟笑了。
可胸膛里气毕竟只有一口，吐出来，鼻子便只能往回吸。
这房间的空气中弥漫着的什么进了去，便觉一股酸味从喉咙涌上鼻尖，连带拽着我的嘴角往下掉，接着便止不住了。
结清了后续的费用，我拿着袋子跟在两个负责的民警身后往外走。
长长的走廊上，风穿过窗户，吹起眼前不存在的白色幔帐。
外面远方传来的鞭炮声和前方皮鞋踏出的鼓点交织回荡着，似是对亡人最后的祝福。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一直等着有人转身问我：
“嘿，她要你完成的承诺是什么啊？”
可终究还是没有人问起。
我知道当我从这里走出去，初春的阳光会洒在我的肩上。
当我抬头时，会看见太阳已经越过海对岸的山峦升到天上，照亮整个大地。
我会看见不知来自何方的烟火向上飞腾，一声轻响后，在天空中五彩斑斓的闪耀。
我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