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那年冬天去上海参加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事，距现在已经十一年。期间发生的事、遇到的人仍历历在目，原本就该当年就记下的事，由于种种原因耽搁至今。借由这部小说的完结，把当年的人和事记录下来，权当怀念当初埋头奋斗的少年和曾经的一个“人生巅峰”。此上海之行共十天，所以标题取作《上海十日冬》。
独闯上海滩
收到复赛通知的时候是一月初，那时已经买好25号回家的票。大概是有预感会收到来自上海的消息，因此才订的这么晚回去的票。刚收到信件挺激动，从收发室回寝室的路上几乎是一路小跑，仿佛怀揣巨款。不敢在路上拆开，生怕是不幸的、委婉的拒绝信。到宿舍拆开看，是复赛通知，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还说可以报销外地赴沪参加比赛的路费。反复看几遍，起初略微激动的心情归于平静，平添一份宽慰。如果你接连失败无数次后终尝成功滋味，想必你内心也如我一般觉得理所当然吧？这件事我没有张扬，只告诉家人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心底还有点儿犹豫，是否要去。因为从来没有单独去过陌生之地，而且临近过年，有许许多多不确定的事，是件麻烦事。最终还是决定赴赛，于是退掉回家的票，改道上海。
先是买票。复赛时间是2月1号，我决定提前到28号过去。临近春节，买票是个大问题。17号吃完晚饭就屁颠屁颠坐公交去北京北站买票，刚下车天空就稀稀疏疏地飘起雪花，费老大劲才找到北站——我听说北站是个小站，不成想那么小，可怜得几乎要隐没在周围的平房，跟不远处气派的高楼比起来就像一破公厕。拐个弯进去，我倒吸口冷气。黑压压一群人，十几条长队把零时售票场地堵得水泄不通，那场面可真叫一人山人海。我深吸口气，挤进人堆里。队伍跟南蛇一样臃肿，不时还有新队员插到前面使得队伍越来越“肥”。我把围巾围好，拉链拉好，只是仍然冷，哆哆嗦嗦。鞋底破了个洞，雪水浸入脚底，一阵阵的麻！身边俩美女不停调侃，乐观而无奈。有人在打电话：“离七点还俩小时呢！”我抬头望了黑漆漆的天空，雪花零零星星地飘落，心里不以为然：这算个屁，哥哥我曾为买一张到北京西的T6熬了整整一通宵！七点开始了，还得等。我们队伍非但纹丝不动，倒是有后退趋势。这期间有人欢呼有人哀嚎，有人争吵有人打架，还有人高喊“有人插队”，吵吵嚷嚷热热闹闹。过半个多小时队伍还是很长，身边俩美女也开始犯愁，电话不停。后来听她们谈话，估计是有人能帮她们买到票，便走掉。我失落地站在队伍的最后边，感觉凄凉——能不凄凉么，下着雪呐，又没人帮我买票！妈的，我要也是一美女多好！再半个多小时过去，终于可以跟售票员亲切对话：
我：“请问28号到上海的票有么？”
她：&*#￥%*@……
可能是冻坏了，没听清她说什么，我再复述一遍我的需求。
她不耐烦：“28号的票明天才开售！”
WTF？俺跟挨了记闷棍似的杵在那儿。
她吼：“你到底买不买？”
我说：“不买。”
悻悻走开，去解手。夜色朦胧，厕所在朦胧的夜色中难觅踪迹，回来再次经过临时售票窗口时已经是人去地空，原本覆盖的雪被踩得只留下一滩泥淖，有些荒凉。赶回学校时天又飘起雪花，右边漏洞的鞋子早已经湿透。我把经过告诉室友，室友惊叹：“你丫是不是傻逼，小西门就有代售点，干嘛跑去北站！”听他这么说，我大约的确是个傻逼。第二天一大早去排队，买到去上海的硬座。在去之前特意打电话给信函里指定的“泰安招待所”预定房间。接电话的是一个大妈，语气十分耿直，她说28号有位子，直接过来就行。
票是28号凌晨的始发，27号傍晚早早去到北京站候车。一切都挺正常，一样的拥挤有序，一样地有穿小红马甲的迎上来问需不需要帮忙搬行李，一样地有人坐在地上吃泡面。唯一不一样的是，候车的空档，一个小贩摇着手中的报纸高喊“独家号外！刘德华遇刺身亡！”的虚假新闻。可一上到车就开始不正常。车在夜里走走停停，有时甚至停很久，第二天大早一看，外边白茫茫一片。从新闻中得知南方大雪，火车在白天的时间仍旧走走停停，原本上午八九点就该到，愣是延误到下午五点多，晚点八个小时。这是我第二次遇到这样的事，相较而言这次比较幸运，起码是上了火车才开始延误，而我第一次在北京西站上车前就遭遇了晚点，在车站等了八个小时才上车，在车上又延误了八个小时才到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是2008年的那场罕见的全国雪灾。到了上海，雪依然淅淅沥沥地飘落，人群四散，我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逡巡良久，旁边一大姐忽然问：“小伙子你去哪里？”我说了目的地，那位大姐热情地指了路。我转身要走，又被她叫住。我看她强忍冲上来捧起老子可爱粉嫩的脸庞，用老师的口吻说：“小伙子，路在嘴上，要多问路。”这是我来上海感受到的第一丝温暖。早在来上海前就听说上海人特排外，看谁都是乡下人，大概她跟我一样是外地人吧。我如愿坐上公交车，站在过道里听新闻。报道的当然是天气，说这场雪是上海50年一遇的大雪。公交车很拥挤，但是比不上北京的拥挤，我旁边一美女大概是被我蹭到，用嫌弃的眼神看我。她朝另外地方挪了挪，我不以为意，大概是我太狼狈。快到站点，又被告知原先的转乘站由于大雪的关系不路过了，那个售票员指着一条胡同说了一通。我只记了个大概，乱走一气，压根找不到公交站。我想起火车站那位大姐的谆谆教导，赶紧问商店的老板传说中的“泰安路”怎么坐公交。老板说，泰安路离这儿不远了，公交未必有，走过去就行。
我背着行囊，捧着一张湿漉漉的上海地图在冰冷刺骨的雪夜里走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拐进一条长满梧桐树的小巷。晚八点，饥肠辘辘的我如愿找到信函里说的那家“泰安招待所”，也见到了那位电话中语气耿直的招待所大妈。
招待所大妈和未来艺术家
在去上海之前给泰安招待所打电话，准备预定房间。接听电话的是一个上海老阿姨。我心情忐忑，一是社交恐惧症作祟，二是害怕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那种蔑视的态度——从另一方面看，这大概也是外地人对上海人持有的偏见，也许真有这类情况，但时至今日我仍未亲身经历过——招待所的大妈的语气完全没有委婉，有点接近北京人的单刀直入，但有些微差别，可以明显听出是上海本地人。在见到招待所大妈时，她的形象基本上跟我想象中相符。大妈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戴着袖套，声音洪亮，不过让人觉得亲切不生分，待人接物很和善。
办完入住手续，把行李放在房间，问大妈附近哪里有吃的，然后在一家叫“新亚大包”的餐厅吃了一份鱼香肉丝盖饭，回来时大妈特热心地告诉我，早上有免费早餐。我想，那敢情好，用不着跑出去吃。上海跟其他中国中部地区一样，没有采暖。房间没有安装空调，那年的上海异常寒冷。我裹紧棉被，把外套盖在上面，勉强入睡。雪在夜里融化，窗外的屋檐滴滴答答响了一夜，外面的野猫也叫了一夜。第二天大早起床，在楼下吃过早餐就匆匆做地铁去上海南站。想象中的人山人海并未见到，告示牌上滚动这“不卖长途票”的字样，需要到各代售点购买。我有点儿失望，地上散落着一些凌乱的纸张，我随意捡起一张，是市内各代售点的布局图。下午揣着那张纸以及上海地图去找代售点，按图索骥，找到一个小到只有一个不足2米的代售点，开着一个小窗格子。然而最早也只能买到6号的票，早些的都卖光。此刻已天色昏暗，在路边草草吃些就往回赶。回来时房间多了几个刚入住的“未来艺术家”。
这个招待所实际是一栋三层的尖顶民楼改造，周围是高大的梧桐树和杉树，以及枫树，环境十分幽雅。我入住的是四人间，有四张宽度约1米的小床，十分狭小。今天住进招待所的有不少人，楼里熙熙攘攘。起初我以为刚搬进来的三人也是跟我一样来参加新概念比赛，听他们说考场在华东师范大学，我诧异问：“不是在女子三中考么？”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艺考，考美术，也就是未来的画家。三人中有两个印象比较深刻，一个高个儿，一个小个儿。高个儿看上去比较成熟，情商比较高，可以看出平时也是他们中比较有号召力。也正是他主动过来跟我交涉能不能一起加个电热扇（加电热扇每人每天得多收五块钱），估计他们也没想到这破旅馆居然连空调都没有。小个子穿得比较得体，白白嫩嫩，跟小说里的“老六”有点像，有一股子灵气和艺术气息。第二第三天我照常早起吃早餐，坐车去女子三中探路，去萌芽杂志社，去逛繁华的大上海。每次吃早餐都只剩我一人，我要了碗粥，馒头和一个玉米。招待所大妈特热情地问我够不够吃，不够再拿，又嘟嘟哝哝现在的小崽子一睡就睡到中午，早饭都不起来吃。摆弄着热腾腾的食物，一副恨自家孩子不争气的痛心模样。我知道她在说房间里还在酣睡的“未来艺术家”们。我忽然就想，上海人跟外界流传的不一样嘛！还有那些打扫完房间的几位阿姨，总喜欢待在我们房间，说：“哎呀，这房间好暖和哟！”废话，每天二十块钱的电热扇伺候，能不暖和？
他们比我早一天考试，在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三人当中只有那个小个儿过了，留下来复赛。在我看来并不意外。其余两个人，就如同前些年的我铩羽而归，只有来年继续努力。当然，我和那几位未来艺术家之间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某个冬天因为某些特定的事曾经共处一室，仅此而已。
复赛，李晁
第一次遇见李晁是在复赛当天的上海女子三中校门口。
复赛是2月1号的中午，那天天气照常的冷，天空灰蒙蒙的，似乎又要下雪。我们在门口等着进考场，有的三两结群在聊天，我则孤零零地站在一边，这时候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清瘦中等个的男生走到我旁边。他就是李晁。李晁那时候留着一头长发，带衣服黑框眼镜，文艺范十足，也不苟言笑。我已经记不起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但我们之间的初次交谈很自然，犹如就别重逢的朋友，觉得这个人亲切、随和。
“你是哪一组？”
“C组。你呢？”
“我也是。你头一次参加复赛？”
“对。”
李晁不是第一次参加新概念复赛，但具体几次我没有问。李晁是湖北人，似乎读完高中就辍学了，以前曾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不是去求学，而是纯粹的写作。对于写作，李晁是把它当做毕生的事去做的，不单单是爱好。对于这样的人，我挺佩服。
校门打开，李晁领我一块进考场，办考试手续。我考证号是C192，坐在考场的最后一排，李晁是C193，在另一个考场。我从离开考场的那一刻就记不起考试的题目，兴许是好久没写考场作文，兴许是根本就没什么才华，我只记得文章写得很烂，烂得我想撕掉。但是我想起李晁刚刚顺嘴提了一句，来参赛的都有奖，至少是二等奖，所以我不能把二等奖撕掉，不然我这老脸如何面对乡亲父老？写着写着我竟然走神，窗外飘起了雪，出来时地上又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新雪。在校门口，看见一个也是来参赛的小孩坐在地上哭，大概是懊悔写得很烂吧。果真还是少年呐，比像我这种没脸没皮的老流氓好太多，起码对写作这件事情比我要真诚。只是这时已经不见李晁的身影，不知道他是考完走了，还是仍在考场。我又孤身孑影地站在雪中，一边叹气一边往校门外走，回到招待所。
第二天也没见到李晁，也许他有他的事。后来我其实有关注过他的豆瓣主页，头像是他和他的狗，金黄色拉布拉多。看过他写得几篇短篇，我说不上来好还是不好。不过他在杂志上刊登过作品，想必应该写得不赖吧。实际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写的一篇名叫《火孩》的文章，写得比豆瓣上的好得多，具体情节我已记不得，汇总刊登在《萌芽》出版社向此次参加复赛的考生们要的文稿的集子里。我的同一篇小说也登在里边。杂志社后来把那本集子邮寄给我，毕业工作后的某年我脑子一热，把它捐了出去，可能现在在某个贫困山区的学校里陶冶孩童们的情操呢吧。
3号参加颁奖大会的时候也没见到李晁身影，大会人太多，找也不方便。直到4号晚上才又在招待所的楼道里偶遇到他。寒暄了几句，得知他买到了更早去长沙的票——他要去他外婆那里过年。还好意地提醒我明天可以去南站碰碰运气。
也是从那天晚上以后的许多年，我再也没收到关于李晁的一点音讯。
十周年，颁奖大会
颁奖大会是在3号中午举行，肇家滨路777号青松城四楼，百花厅。
我到的时候已经人声鼎沸，大厅里几乎坐满了人。我想到过颁奖大会的场景，但没想到办得那么盛大，也没想到过韩寒和郭敬明也来参加。想想也是，毕竟十周年，被捧红的两大明星怎能缺席。前边第一排坐的都是文坛炙手可热的大家，靠近前排的地方都已经坐满了人。也是许多年之后，每当想起当时隆重的新概念十周年颁奖大会，一个可能比较残酷的现实忽然间闪现在我脑海——那次的复赛也许并不是我的水平到了，而是当时需要那么多的人参加那场需要弄得很热闹的大会。从那次之后的新概念我再也没投稿参加，无法印证我是不是真的有才华。然而当时的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在边上找了个位置坐下，周围人一个都不认识，呆呆地在那里，跟个傻逼似的。过了一会儿，一位美女过来，指着我旁边的座位轻声软语地问：
“这儿有人吗？”
“没有！”
就是有也给他轰走。当时的我单纯得厉害，没怎么跟美女聊天，笨到连□□号都不会要。不一会儿大堂里忽然一阵惊呼，当时我不明所以，后边才知道是韩寒来了。过了一阵子又响起一阵惊呼——是郭敬明来了。颁奖开始，先是社长赵长天发言，接着是一等奖的颁奖，一大群二等奖的坐在底下看。一个小姑娘上去拉了段二胡，整得我们有点儿莫名其妙，还以为是文艺汇演。其后是韩寒、郭敬明以及张悦然三人访谈。具体说什么我听不大清，也记不住，反正都不重要。这是我印象里韩寒和郭敬明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台。许多年以后他们都成了另外的相同类型的明星，供人仰望。我旁边的美女也在仰望，听得认真极了，她的眼中散发着崇拜的光芒，是我所没有的。后来她上台去跟韩寒他们一块唱歌——访谈结束后居然有大合唱——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上去唱，而是有人下来遴选长得好看的去唱。于是，美女起身去台上唱歌去了。
我却在底下愤愤不平。
唱的是当时很流行的《同一首歌》，逗逼韩寒情不自禁哼起陈奕迅的歌：“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很奇怪，这却是我对那次大会最深刻的印象。关于韩寒和郭敬明，此前我一直认为他们是天才才如此成功，只是过了许多年之后的我才明白，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全凭才华，还有背后付出的许多努力和承受许多失败。于是我明白，不要只看到别人的成功，也许他们经历过的失败是你的十倍百倍；不要只看到他们的台前荣耀，也许他们私底下承受了你所不曾受过的十倍百倍的委屈；不要只看到他们的才华，有时候才华横溢是勤奋努力的外衣——是的，这是许多年之后我在他们身上给自己熬的一碗心灵鸡汤。
大会结束得比我想象中快，我意犹未尽。前边人围住韩寒郭敬明，以及一些文坛大家签名。我没见到李晁，也没见到美女回来。我则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大厅，走出青松城。人群像水滴落在热腾腾的旱地里，倏忽间蒸发不见——又剩我孤零零一人了。
我叹了口气，在周围走了走，看了看周围的某某故居之类的胜地，傍晚时分回到那间小旅馆。就是那天晚上最后一次遇见李晁，在那天晚上那个小艺术家离开了小旅馆，我被迫换去另一间房跟另一个人合住。也是那天晚上我遇到另外一个艺术家，“王学彬”。
未来艺术家，“王学彬”
未来艺术家“王学彬”长得不像艺术家，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穿着也普普通通，跟我房间那几个看上去家境比较殷实的未来艺术家相比，他看上去比我更普通，看不出一点艺术家的气质。事实是他的确也没有什么艺术气质，倒像是跟我一样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那天晚上睡觉，王学彬冻得把自己裹成一蚕蛹，瑟瑟发抖地从旁边没人睡的铺位上扯过床单盖在上边，说一句：“妈的，好冷！”又把褥子扔给我，说，“你也盖上。”
哦对，差点忘记说，之所以给艺术家的名字打引号，是因为我闹不清楚他当时说的时候是什么了。不是现在记不得，是当时离开上海的时候就记不住，只觉得他的名字跟某个明星很相似甚至一样，所以才不确定他是不是叫“王学彬”——甚至可能他都不姓王。不过这并不是很重要。言归正传，艺术家王学彬从外表看不出是学画画的，圆圆的脑袋小小的眼睛，留着短短的头发，身材也不出众，比我稍微高一点点。我初次见他时觉得亲切，大概是他长得跟老邓有点像——老邓是我一大学同学。又一问，知道他是山东临沂人的，跟老赵是同一个地方——老赵也是我一大学同学，于是觉得更亲切。
第二天，我跟王学彬去逛上海滩。
其实我俩就是瞎逛，我俩乘着地铁到陆家嘴站，寒风凛凛的大上海行人罕见。我们到了东方明珠塔，但没上去，沿着黄浦江边的栈道慢慢地走。彼时破涛汹涌的黄浦江水位上涨很高，黄浦江水又黄又脏，时不时飘着零零碎碎的冰块。王学彬捏了个雪球，朝浑黄的黄浦江里扔，然后若有所思地盯着滚滚流过的江水发呆。跟大多数艺术家一样，王学彬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不怎么爱说话。不过我不在意。在他身上我能体会到作为文人或艺术家的真挚与诚恳，不说大话、虚话。在黄浦江边上我们遇到一个给人画肖像画的，王学彬驻足看了一会儿，嘴里吸着烟，什么都没说。我当然不知道那人画的怎样，也没有问王学彬那人到底画得行不行。关于他的艺考我没有问结果，想必是没考上吧，不然也不会总是这么心事重重。我在想，他一定在考虑自己的将来，有时候把爱好当成事业真的很艰难。所以我很钦佩那些把爱好当毕生事业的人，因为爱好一旦成养家糊口的工具，那是相当可怕，甚至让爱好变得无趣。李晁如是，王学彬也如是。
后来和王学彬做了轮渡到对岸的外滩，那里人多热闹。晃了一会儿后向其他地方瞎逛，后边莫名其妙地逛进一家网吧，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坐地铁回到招待所附近，在一家东北菜馆吃了晚餐就又回到招待所去了。王学彬跟我说，他明天中午就离开上海。第二天我按着李晁的建议，上午去上海南站试着看有没有可能买到更早回家的票，然后打算赶回来送他。然而事与愿违，因为耽误的时间较长，回来时王学彬已经走了，没留下任何信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等我送他，如果有，是不是对我挺失望。而我却隐隐地觉得有些对不住王学彬。于是他跟李晁一样，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过任何的交集，我想，大概此时他都不记得曾遇到过我这样的一个人了吧？
有时候，人和人相遇过就好，将来有没有故事发生，全凭天意。
回家
我记得很清楚，回家的那天上海终于放晴，阳光明媚。
我回家的当天小旅馆里的人差不多已经走完，落得个冷冷清清。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卷缩在房间里，盖着两床被窝，心里尽是失落。第二天中午很晚才起来，唯一一次没有起来吃早餐。将近中午，我去那家常去的“新亚打包”吃了第一次来吃的鱼香肉丝盖饭。简单打包行李后正式告别上海，告别那间小旅馆。我热情洋溢地跟招待所大妈说了声“再见”，她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我心里五味杂陈。这几天在上海发生的事注定在我人生中抹下浓重一笔，我将永远记得这十天里在这里发生的人和事，永远记得那座被高大的枫树掩盖的小旅馆，以及小旅馆里的艺术家和生活家们。
也是在那年，我头一次在火车上过除夕。车厢里空荡荡的，据说某个车厢搞什么联欢会。我没去，躺在椅子上静静地睡觉，但是冷的睡不着。第二天先回到家在柳州市旁边的拉堡镇的舅舅家，彼时已是初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老爸也来舅舅家，按理应该是初二才会来。我想大概是来迎接我的吧。我去上海的事家里人都知道，从他跟舅舅和姨妈交谈的交谈中我知道他们把我的事也告诉了舅舅和姨妈他们。他大概觉得挺骄傲的吧——虽然我觉得这没什么可庆祝的。回过头来看上海之行，更多的却是一股莫名的伤感。
妈的，矫情了。
重游
大概在三年前心血来潮地去了一次上海做故地重游，去了泰安路，去找那家“泰安招待所”。
枫树依然高大，我凭印象找到了那家旅馆。我心底竟然生怯，好似找到了寻找许久未果的亲人，不知如何面对。当年的那个招待所大妈是否还在？旅馆的门紧闭着，我不确定数年之后是否还是一家招待所，是否还是那家供青年艺术家们住宿的小旅馆。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当年住在里边的艺术家们肯定都各散天涯。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过着怎样的生活，有没有实现他们内心最想要的事，想起他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时光；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怀念当年的这个小旅馆，怀念在这里发生的诸多难忘的事；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某时某刻会想起在这个小旅馆里曾经遇到过的一些特别的人，想起与他们曾有过的美好的交集。我有时候想，人与人的相遇真的很玄妙，也许一个轻而易举的小举动就能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在于你是否去做。我有时候又想，人跟人相遇就好，将来发生或不发生，你都不能改变，顺其自然。
这，就是十一年前我在上海经历的人和事，于外人寡淡如水，于我刻骨铭心。
这，也是这本书的序。
深圳坪山金牛公寓
2019年12月24日凌晨0点30分
独闯上海滩
收到复赛通知的时候是一月初，那时已经买好25号回家的票。大概是有预感会收到来自上海的消息，因此才订的这么晚回去的票。刚收到信件挺激动，从收发室回寝室的路上几乎是一路小跑，仿佛怀揣巨款。不敢在路上拆开，生怕是不幸的、委婉的拒绝信。到宿舍拆开看，是复赛通知，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还说可以报销外地赴沪参加比赛的路费。反复看几遍，起初略微激动的心情归于平静，平添一份宽慰。如果你接连失败无数次后终尝成功滋味，想必你内心也如我一般觉得理所当然吧？这件事我没有张扬，只告诉家人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心底还有点儿犹豫，是否要去。因为从来没有单独去过陌生之地，而且临近过年，有许许多多不确定的事，是件麻烦事。最终还是决定赴赛，于是退掉回家的票，改道上海。
先是买票。复赛时间是2月1号，我决定提前到28号过去。临近春节，买票是个大问题。17号吃完晚饭就屁颠屁颠坐公交去北京北站买票，刚下车天空就稀稀疏疏地飘起雪花，费老大劲才找到北站——我听说北站是个小站，不成想那么小，可怜得几乎要隐没在周围的平房，跟不远处气派的高楼比起来就像一破公厕。拐个弯进去，我倒吸口冷气。黑压压一群人，十几条长队把零时售票场地堵得水泄不通，那场面可真叫一人山人海。我深吸口气，挤进人堆里。队伍跟南蛇一样臃肿，不时还有新队员插到前面使得队伍越来越“肥”。我把围巾围好，拉链拉好，只是仍然冷，哆哆嗦嗦。鞋底破了个洞，雪水浸入脚底，一阵阵的麻！身边俩美女不停调侃，乐观而无奈。有人在打电话：“离七点还俩小时呢！”我抬头望了黑漆漆的天空，雪花零零星星地飘落，心里不以为然：这算个屁，哥哥我曾为买一张到北京西的T6熬了整整一通宵！七点开始了，还得等。我们队伍非但纹丝不动，倒是有后退趋势。这期间有人欢呼有人哀嚎，有人争吵有人打架，还有人高喊“有人插队”，吵吵嚷嚷热热闹闹。过半个多小时队伍还是很长，身边俩美女也开始犯愁，电话不停。后来听她们谈话，估计是有人能帮她们买到票，便走掉。我失落地站在队伍的最后边，感觉凄凉——能不凄凉么，下着雪呐，又没人帮我买票！妈的，我要也是一美女多好！再半个多小时过去，终于可以跟售票员亲切对话：
我：“请问28号到上海的票有么？”
她：&*#￥%*@……
可能是冻坏了，没听清她说什么，我再复述一遍我的需求。
她不耐烦：“28号的票明天才开售！”
WTF？俺跟挨了记闷棍似的杵在那儿。
她吼：“你到底买不买？”
我说：“不买。”
悻悻走开，去解手。夜色朦胧，厕所在朦胧的夜色中难觅踪迹，回来再次经过临时售票窗口时已经是人去地空，原本覆盖的雪被踩得只留下一滩泥淖，有些荒凉。赶回学校时天又飘起雪花，右边漏洞的鞋子早已经湿透。我把经过告诉室友，室友惊叹：“你丫是不是傻逼，小西门就有代售点，干嘛跑去北站！”听他这么说，我大约的确是个傻逼。第二天一大早去排队，买到去上海的硬座。在去之前特意打电话给信函里指定的“泰安招待所”预定房间。接电话的是一个大妈，语气十分耿直，她说28号有位子，直接过来就行。
票是28号凌晨的始发，27号傍晚早早去到北京站候车。一切都挺正常，一样的拥挤有序，一样地有穿小红马甲的迎上来问需不需要帮忙搬行李，一样地有人坐在地上吃泡面。唯一不一样的是，候车的空档，一个小贩摇着手中的报纸高喊“独家号外！刘德华遇刺身亡！”的虚假新闻。可一上到车就开始不正常。车在夜里走走停停，有时甚至停很久，第二天大早一看，外边白茫茫一片。从新闻中得知南方大雪，火车在白天的时间仍旧走走停停，原本上午八九点就该到，愣是延误到下午五点多，晚点八个小时。这是我第二次遇到这样的事，相较而言这次比较幸运，起码是上了火车才开始延误，而我第一次在北京西站上车前就遭遇了晚点，在车站等了八个小时才上车，在车上又延误了八个小时才到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是2008年的那场罕见的全国雪灾。到了上海，雪依然淅淅沥沥地飘落，人群四散，我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逡巡良久，旁边一大姐忽然问：“小伙子你去哪里？”我说了目的地，那位大姐热情地指了路。我转身要走，又被她叫住。我看她强忍冲上来捧起老子可爱粉嫩的脸庞，用老师的口吻说：“小伙子，路在嘴上，要多问路。”这是我来上海感受到的第一丝温暖。早在来上海前就听说上海人特排外，看谁都是乡下人，大概她跟我一样是外地人吧。我如愿坐上公交车，站在过道里听新闻。报道的当然是天气，说这场雪是上海50年一遇的大雪。公交车很拥挤，但是比不上北京的拥挤，我旁边一美女大概是被我蹭到，用嫌弃的眼神看我。她朝另外地方挪了挪，我不以为意，大概是我太狼狈。快到站点，又被告知原先的转乘站由于大雪的关系不路过了，那个售票员指着一条胡同说了一通。我只记了个大概，乱走一气，压根找不到公交站。我想起火车站那位大姐的谆谆教导，赶紧问商店的老板传说中的“泰安路”怎么坐公交。老板说，泰安路离这儿不远了，公交未必有，走过去就行。
我背着行囊，捧着一张湿漉漉的上海地图在冰冷刺骨的雪夜里走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拐进一条长满梧桐树的小巷。晚八点，饥肠辘辘的我如愿找到信函里说的那家“泰安招待所”，也见到了那位电话中语气耿直的招待所大妈。
招待所大妈和未来艺术家
在去上海之前给泰安招待所打电话，准备预定房间。接听电话的是一个上海老阿姨。我心情忐忑，一是社交恐惧症作祟，二是害怕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那种蔑视的态度——从另一方面看，这大概也是外地人对上海人持有的偏见，也许真有这类情况，但时至今日我仍未亲身经历过——招待所的大妈的语气完全没有委婉，有点接近北京人的单刀直入，但有些微差别，可以明显听出是上海本地人。在见到招待所大妈时，她的形象基本上跟我想象中相符。大妈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戴着袖套，声音洪亮，不过让人觉得亲切不生分，待人接物很和善。
办完入住手续，把行李放在房间，问大妈附近哪里有吃的，然后在一家叫“新亚大包”的餐厅吃了一份鱼香肉丝盖饭，回来时大妈特热心地告诉我，早上有免费早餐。我想，那敢情好，用不着跑出去吃。上海跟其他中国中部地区一样，没有采暖。房间没有安装空调，那年的上海异常寒冷。我裹紧棉被，把外套盖在上面，勉强入睡。雪在夜里融化，窗外的屋檐滴滴答答响了一夜，外面的野猫也叫了一夜。第二天大早起床，在楼下吃过早餐就匆匆做地铁去上海南站。想象中的人山人海并未见到，告示牌上滚动这“不卖长途票”的字样，需要到各代售点购买。我有点儿失望，地上散落着一些凌乱的纸张，我随意捡起一张，是市内各代售点的布局图。下午揣着那张纸以及上海地图去找代售点，按图索骥，找到一个小到只有一个不足2米的代售点，开着一个小窗格子。然而最早也只能买到6号的票，早些的都卖光。此刻已天色昏暗，在路边草草吃些就往回赶。回来时房间多了几个刚入住的“未来艺术家”。
这个招待所实际是一栋三层的尖顶民楼改造，周围是高大的梧桐树和杉树，以及枫树，环境十分幽雅。我入住的是四人间，有四张宽度约1米的小床，十分狭小。今天住进招待所的有不少人，楼里熙熙攘攘。起初我以为刚搬进来的三人也是跟我一样来参加新概念比赛，听他们说考场在华东师范大学，我诧异问：“不是在女子三中考么？”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艺考，考美术，也就是未来的画家。三人中有两个印象比较深刻，一个高个儿，一个小个儿。高个儿看上去比较成熟，情商比较高，可以看出平时也是他们中比较有号召力。也正是他主动过来跟我交涉能不能一起加个电热扇（加电热扇每人每天得多收五块钱），估计他们也没想到这破旅馆居然连空调都没有。小个子穿得比较得体，白白嫩嫩，跟小说里的“老六”有点像，有一股子灵气和艺术气息。第二第三天我照常早起吃早餐，坐车去女子三中探路，去萌芽杂志社，去逛繁华的大上海。每次吃早餐都只剩我一人，我要了碗粥，馒头和一个玉米。招待所大妈特热情地问我够不够吃，不够再拿，又嘟嘟哝哝现在的小崽子一睡就睡到中午，早饭都不起来吃。摆弄着热腾腾的食物，一副恨自家孩子不争气的痛心模样。我知道她在说房间里还在酣睡的“未来艺术家”们。我忽然就想，上海人跟外界流传的不一样嘛！还有那些打扫完房间的几位阿姨，总喜欢待在我们房间，说：“哎呀，这房间好暖和哟！”废话，每天二十块钱的电热扇伺候，能不暖和？
他们比我早一天考试，在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三人当中只有那个小个儿过了，留下来复赛。在我看来并不意外。其余两个人，就如同前些年的我铩羽而归，只有来年继续努力。当然，我和那几位未来艺术家之间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某个冬天因为某些特定的事曾经共处一室，仅此而已。
复赛，李晁
第一次遇见李晁是在复赛当天的上海女子三中校门口。
复赛是2月1号的中午，那天天气照常的冷，天空灰蒙蒙的，似乎又要下雪。我们在门口等着进考场，有的三两结群在聊天，我则孤零零地站在一边，这时候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清瘦中等个的男生走到我旁边。他就是李晁。李晁那时候留着一头长发，带衣服黑框眼镜，文艺范十足，也不苟言笑。我已经记不起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但我们之间的初次交谈很自然，犹如就别重逢的朋友，觉得这个人亲切、随和。
“你是哪一组？”
“C组。你呢？”
“我也是。你头一次参加复赛？”
“对。”
李晁不是第一次参加新概念复赛，但具体几次我没有问。李晁是湖北人，似乎读完高中就辍学了，以前曾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不是去求学，而是纯粹的写作。对于写作，李晁是把它当做毕生的事去做的，不单单是爱好。对于这样的人，我挺佩服。
校门打开，李晁领我一块进考场，办考试手续。我考证号是C192，坐在考场的最后一排，李晁是C193，在另一个考场。我从离开考场的那一刻就记不起考试的题目，兴许是好久没写考场作文，兴许是根本就没什么才华，我只记得文章写得很烂，烂得我想撕掉。但是我想起李晁刚刚顺嘴提了一句，来参赛的都有奖，至少是二等奖，所以我不能把二等奖撕掉，不然我这老脸如何面对乡亲父老？写着写着我竟然走神，窗外飘起了雪，出来时地上又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新雪。在校门口，看见一个也是来参赛的小孩坐在地上哭，大概是懊悔写得很烂吧。果真还是少年呐，比像我这种没脸没皮的老流氓好太多，起码对写作这件事情比我要真诚。只是这时已经不见李晁的身影，不知道他是考完走了，还是仍在考场。我又孤身孑影地站在雪中，一边叹气一边往校门外走，回到招待所。
第二天也没见到李晁，也许他有他的事。后来我其实有关注过他的豆瓣主页，头像是他和他的狗，金黄色拉布拉多。看过他写得几篇短篇，我说不上来好还是不好。不过他在杂志上刊登过作品，想必应该写得不赖吧。实际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写的一篇名叫《火孩》的文章，写得比豆瓣上的好得多，具体情节我已记不得，汇总刊登在《萌芽》出版社向此次参加复赛的考生们要的文稿的集子里。我的同一篇小说也登在里边。杂志社后来把那本集子邮寄给我，毕业工作后的某年我脑子一热，把它捐了出去，可能现在在某个贫困山区的学校里陶冶孩童们的情操呢吧。
3号参加颁奖大会的时候也没见到李晁身影，大会人太多，找也不方便。直到4号晚上才又在招待所的楼道里偶遇到他。寒暄了几句，得知他买到了更早去长沙的票——他要去他外婆那里过年。还好意地提醒我明天可以去南站碰碰运气。
也是从那天晚上以后的许多年，我再也没收到关于李晁的一点音讯。
十周年，颁奖大会
颁奖大会是在3号中午举行，肇家滨路777号青松城四楼，百花厅。
我到的时候已经人声鼎沸，大厅里几乎坐满了人。我想到过颁奖大会的场景，但没想到办得那么盛大，也没想到过韩寒和郭敬明也来参加。想想也是，毕竟十周年，被捧红的两大明星怎能缺席。前边第一排坐的都是文坛炙手可热的大家，靠近前排的地方都已经坐满了人。也是许多年之后，每当想起当时隆重的新概念十周年颁奖大会，一个可能比较残酷的现实忽然间闪现在我脑海——那次的复赛也许并不是我的水平到了，而是当时需要那么多的人参加那场需要弄得很热闹的大会。从那次之后的新概念我再也没投稿参加，无法印证我是不是真的有才华。然而当时的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在边上找了个位置坐下，周围人一个都不认识，呆呆地在那里，跟个傻逼似的。过了一会儿，一位美女过来，指着我旁边的座位轻声软语地问：
“这儿有人吗？”
“没有！”
就是有也给他轰走。当时的我单纯得厉害，没怎么跟美女聊天，笨到连□□号都不会要。不一会儿大堂里忽然一阵惊呼，当时我不明所以，后边才知道是韩寒来了。过了一阵子又响起一阵惊呼——是郭敬明来了。颁奖开始，先是社长赵长天发言，接着是一等奖的颁奖，一大群二等奖的坐在底下看。一个小姑娘上去拉了段二胡，整得我们有点儿莫名其妙，还以为是文艺汇演。其后是韩寒、郭敬明以及张悦然三人访谈。具体说什么我听不大清，也记不住，反正都不重要。这是我印象里韩寒和郭敬明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台。许多年以后他们都成了另外的相同类型的明星，供人仰望。我旁边的美女也在仰望，听得认真极了，她的眼中散发着崇拜的光芒，是我所没有的。后来她上台去跟韩寒他们一块唱歌——访谈结束后居然有大合唱——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上去唱，而是有人下来遴选长得好看的去唱。于是，美女起身去台上唱歌去了。
我却在底下愤愤不平。
唱的是当时很流行的《同一首歌》，逗逼韩寒情不自禁哼起陈奕迅的歌：“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很奇怪，这却是我对那次大会最深刻的印象。关于韩寒和郭敬明，此前我一直认为他们是天才才如此成功，只是过了许多年之后的我才明白，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全凭才华，还有背后付出的许多努力和承受许多失败。于是我明白，不要只看到别人的成功，也许他们经历过的失败是你的十倍百倍；不要只看到他们的台前荣耀，也许他们私底下承受了你所不曾受过的十倍百倍的委屈；不要只看到他们的才华，有时候才华横溢是勤奋努力的外衣——是的，这是许多年之后我在他们身上给自己熬的一碗心灵鸡汤。
大会结束得比我想象中快，我意犹未尽。前边人围住韩寒郭敬明，以及一些文坛大家签名。我没见到李晁，也没见到美女回来。我则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大厅，走出青松城。人群像水滴落在热腾腾的旱地里，倏忽间蒸发不见——又剩我孤零零一人了。
我叹了口气，在周围走了走，看了看周围的某某故居之类的胜地，傍晚时分回到那间小旅馆。就是那天晚上最后一次遇见李晁，在那天晚上那个小艺术家离开了小旅馆，我被迫换去另一间房跟另一个人合住。也是那天晚上我遇到另外一个艺术家，“王学彬”。
未来艺术家，“王学彬”
未来艺术家“王学彬”长得不像艺术家，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穿着也普普通通，跟我房间那几个看上去家境比较殷实的未来艺术家相比，他看上去比我更普通，看不出一点艺术家的气质。事实是他的确也没有什么艺术气质，倒像是跟我一样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那天晚上睡觉，王学彬冻得把自己裹成一蚕蛹，瑟瑟发抖地从旁边没人睡的铺位上扯过床单盖在上边，说一句：“妈的，好冷！”又把褥子扔给我，说，“你也盖上。”
哦对，差点忘记说，之所以给艺术家的名字打引号，是因为我闹不清楚他当时说的时候是什么了。不是现在记不得，是当时离开上海的时候就记不住，只觉得他的名字跟某个明星很相似甚至一样，所以才不确定他是不是叫“王学彬”——甚至可能他都不姓王。不过这并不是很重要。言归正传，艺术家王学彬从外表看不出是学画画的，圆圆的脑袋小小的眼睛，留着短短的头发，身材也不出众，比我稍微高一点点。我初次见他时觉得亲切，大概是他长得跟老邓有点像——老邓是我一大学同学。又一问，知道他是山东临沂人的，跟老赵是同一个地方——老赵也是我一大学同学，于是觉得更亲切。
第二天，我跟王学彬去逛上海滩。
其实我俩就是瞎逛，我俩乘着地铁到陆家嘴站，寒风凛凛的大上海行人罕见。我们到了东方明珠塔，但没上去，沿着黄浦江边的栈道慢慢地走。彼时破涛汹涌的黄浦江水位上涨很高，黄浦江水又黄又脏，时不时飘着零零碎碎的冰块。王学彬捏了个雪球，朝浑黄的黄浦江里扔，然后若有所思地盯着滚滚流过的江水发呆。跟大多数艺术家一样，王学彬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不怎么爱说话。不过我不在意。在他身上我能体会到作为文人或艺术家的真挚与诚恳，不说大话、虚话。在黄浦江边上我们遇到一个给人画肖像画的，王学彬驻足看了一会儿，嘴里吸着烟，什么都没说。我当然不知道那人画的怎样，也没有问王学彬那人到底画得行不行。关于他的艺考我没有问结果，想必是没考上吧，不然也不会总是这么心事重重。我在想，他一定在考虑自己的将来，有时候把爱好当成事业真的很艰难。所以我很钦佩那些把爱好当毕生事业的人，因为爱好一旦成养家糊口的工具，那是相当可怕，甚至让爱好变得无趣。李晁如是，王学彬也如是。
后来和王学彬做了轮渡到对岸的外滩，那里人多热闹。晃了一会儿后向其他地方瞎逛，后边莫名其妙地逛进一家网吧，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坐地铁回到招待所附近，在一家东北菜馆吃了晚餐就又回到招待所去了。王学彬跟我说，他明天中午就离开上海。第二天我按着李晁的建议，上午去上海南站试着看有没有可能买到更早回家的票，然后打算赶回来送他。然而事与愿违，因为耽误的时间较长，回来时王学彬已经走了，没留下任何信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等我送他，如果有，是不是对我挺失望。而我却隐隐地觉得有些对不住王学彬。于是他跟李晁一样，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过任何的交集，我想，大概此时他都不记得曾遇到过我这样的一个人了吧？
有时候，人和人相遇过就好，将来有没有故事发生，全凭天意。
回家
我记得很清楚，回家的那天上海终于放晴，阳光明媚。
我回家的当天小旅馆里的人差不多已经走完，落得个冷冷清清。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卷缩在房间里，盖着两床被窝，心里尽是失落。第二天中午很晚才起来，唯一一次没有起来吃早餐。将近中午，我去那家常去的“新亚打包”吃了第一次来吃的鱼香肉丝盖饭。简单打包行李后正式告别上海，告别那间小旅馆。我热情洋溢地跟招待所大妈说了声“再见”，她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我心里五味杂陈。这几天在上海发生的事注定在我人生中抹下浓重一笔，我将永远记得这十天里在这里发生的人和事，永远记得那座被高大的枫树掩盖的小旅馆，以及小旅馆里的艺术家和生活家们。
也是在那年，我头一次在火车上过除夕。车厢里空荡荡的，据说某个车厢搞什么联欢会。我没去，躺在椅子上静静地睡觉，但是冷的睡不着。第二天先回到家在柳州市旁边的拉堡镇的舅舅家，彼时已是初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老爸也来舅舅家，按理应该是初二才会来。我想大概是来迎接我的吧。我去上海的事家里人都知道，从他跟舅舅和姨妈交谈的交谈中我知道他们把我的事也告诉了舅舅和姨妈他们。他大概觉得挺骄傲的吧——虽然我觉得这没什么可庆祝的。回过头来看上海之行，更多的却是一股莫名的伤感。
妈的，矫情了。
重游
大概在三年前心血来潮地去了一次上海做故地重游，去了泰安路，去找那家“泰安招待所”。
枫树依然高大，我凭印象找到了那家旅馆。我心底竟然生怯，好似找到了寻找许久未果的亲人，不知如何面对。当年的那个招待所大妈是否还在？旅馆的门紧闭着，我不确定数年之后是否还是一家招待所，是否还是那家供青年艺术家们住宿的小旅馆。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当年住在里边的艺术家们肯定都各散天涯。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过着怎样的生活，有没有实现他们内心最想要的事，想起他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时光；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怀念当年的这个小旅馆，怀念在这里发生的诸多难忘的事；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某时某刻会想起在这个小旅馆里曾经遇到过的一些特别的人，想起与他们曾有过的美好的交集。我有时候想，人与人的相遇真的很玄妙，也许一个轻而易举的小举动就能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在于你是否去做。我有时候又想，人跟人相遇就好，将来发生或不发生，你都不能改变，顺其自然。
这，就是十一年前我在上海经历的人和事，于外人寡淡如水，于我刻骨铭心。
这，也是这本书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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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凌晨0点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