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历史转折,农村基层领导也要求组建“四化班子”。杨文有由于年龄与身体原因退出“领导”岗位,把一字不识的孙学启推上了大队书记的“宝座”。于是他就成为大杨村的第二代的“白丁书记”。

    孙学启不识字,但却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在组建领导班子时特别重视班子成员文化素质。他们村的“五大员”除了他,最低文化程度是初中毕业。村长:杨琨,29岁,高中毕业;文书:梁飞,31岁,高中毕业;民兵营长:尹星烨,33岁,初中文化;妇联主任(计划生育工作专干):郑玢丽,25岁,高中毕业。这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班子”。

    孙学启没文化,工作方法谈不上精细。在他的执政期间村域经济发展虽然相对滞后,但无论上级布置下来什么任务,他向来不拖拖拉拉,说干就干,从不落后。他的工作方法,用老百姓话来说就是:“软硬‘刁’憨精,真假忽悠蒙。”

    他虽然不识字,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他说的那些“小道理”往往更能打动人心,让你折服,甘心情愿配合他工作。

    他做群众思想工作,往往能抓住问题实质,靠摆事实,讲道理,以说服教育为主,让村民心服口服配合工作。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往往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他语言风趣、幽默,一些问题不知不觉地在说笑中得以解决。他从来不打骂群众,不在群众面前吹胡子瞪眼,和老百姓平起平坐,很受群众尊重与拥戴。

    为了减少和群众发生正面冲突,当每年“征购任务”下来后,他就在广播里“忽悠”:今天说某个庄子已完成50%,而实际上只完成30%;明天又说某个庄子已完成80%,而实际上只完成50%。有意给干部、群众造成心理压力。

    当然,工作光靠耍嘴皮是不行的,有时候必须要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2000年6月,当“农业税“征收任务下来后,由于农村有“交公粮”的习惯,村民们还像过去一样把小麦卖给当地粮站,以抵缴“农业税”。谁知粮站刚“开磅”,老天爷便下起雨来,一下就是半个多月。空气中透着氤氲与湿冷,地面到处都是泥泞与水坑。天晴以后,群众为了防止粮食霉变和上缴“征购”任务,都赶紧轧场晒粮。

    那时候农村没有砂石路,更没有水泥路,雨后道路难以出行。粮食晒干后,孙学启便让各家各户用牛拉着板车去买粮。

    农民到粮站“卖粮”是非常辛苦艰难的,司磅员对粮食的检验很严格,潮一点、杂一点都不行。司磅员手里拿着“粮钎子”,扎出来的粮食用牙咬,“咯嘣”响才行,潮了得晒,有杂质就得过筛子。农民卖粮最怕钎子捅口袋,司磅员一口袋、一口袋捅,钎子扎在口袋上像扎他们的心。司磅员是“上帝”,粮食能不能过关全他说了算。当时有个司磅员,外号“粮黑子”,全乡农民交一次“公粮”,他可以获得几千斤倒在地面上的小麦。群众敢怒不敢言。

    由于怕耽误农活,大伙都非常着急,争先恐后抢磅过秤。有的因为劳力弱,抢不到电筛子和磅秤,卖小麦需要花费几天时间。

    为了解决群众“卖粮难”,促进卖粮进度,孙学启特地从村、组干部中选出八个年青力壮的帮助村民卖粮。为了让大伙不抢磅、不拥挤,村干部按着大家进站先后编号排队,到了过磅的时候有人专门卸车上磅、卸磅进仓。整个卖粮过程有条不紊,进展非常顺利,仅三天时间就完成了“农业税收”任务的70%以上。

    别的庄子都在涌跃卖粮,只有小刘庄村民晒好了粮食却没有卖,无论村干部怎么动员,大伙就是不去卖粮。理由是他们庄离公路太远,车子出不来,要求修过路再卖粮。

    为了让群众尽快卖粮,孙学启便亲自到小刘庄召开了群众会议。

    由于交通不便,群众有怨气,不想卖粮,所以大伙迟迟不去开会,村干部只好一家一家去“请”。两个多小时以后,人总算都到了,就差他表哥“刘大喇叭”家没来人。

    他非常生气,正要派人去喊,就见表嫂“韩大傻子”右手拿着饼,左手拿着葱,一边吃,一边大摇大摆向会场走来。

    孙学启见她不慌不忙的样子,气得满面通红,睁大双目瞪着表嫂,怒声说道:“你饿死了吗?这才几点就吃上了?看你那不紧不慢的怂样,跩得跟母鸭子似的!别人早已都到了,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韩大傻子”见表弟发火,并没有生气,而是冒出一股“傻气”——她不苟言笑,一本正经地说:“这事不赖我,只怨你表哥……”她向大伙泄露了只有天知道的秘密。

    众人听罢,哄然狂笑——真可谓笑破了肚皮,笑掉了大牙。

    孙学启的怒气顿时风流云散,一只手捂着脸,强制笑容从脸上隐退,另一只手指向表嫂,“我说你什么好呢?整天傻里傻气的,什么都显摆。”既而双手向众人招了招,朗声说道:“大家静一静,现在天不早了,我们开会!”

    会上,他没有什么连篇累牍的说教,而是要言不烦对大伙说:

    “全村‘农业税’任务已完成70%以上,就差你们小刘庄没交。你们一天不把粮食交了,我一天不会让你们安生。你们打听、打听,从古到今,有哪一朝,哪一代,种地不交‘皇粮’(忽悠:把“农业税”说成“皇粮”)的?你们不交粮食,那些乡长吃什么?县长吃什么?还有那百万大军吃什么?所以这‘公粮’就是‘军粮’!没有粮食,人民解放军吃不饱肚子,怎么能看好国家大门,我们怎能过上安生日子?所以这‘公粮’就是‘军粮',任何人也滑不掉!你们不交,政府不愿意,人民也不愿意!有人说,今年没收到。请问,太阳没打你家门前过吗?”

    这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脸上沟壑纵横,流淌着岁月的沧桑,哆嗦双唇,胡子一颤一颤地说:“孙书记,不是俺们不想交,俺庄离公路太远,车子出不去啊。”

    孙学启见他这么大年龄,没好发脾气,态度和蔼地说:“你老人家说的这不是理由,其他庄也没有家家门前通公路啊,人家能交,你们为什么不能交?人拉不动,可以用牛啊。”

    那老农说:“你看那路被你们几个庄车轧的,到处都是翻花辙,车子实在没法走啊。”

    孙学启的语调依然很平静:“现在出不去,早先出不去吗?你们不是说出不去吗?现在我也不让你们出去了,就在你们庄上支磅收,这样总该能卖粮食了吧?”

    孙学启只说让群众卖粮,却没有说给群众修路。所以有的群众就提出来先修路,后卖粮。

    他只好再忽悠:“你到城里去买东西,有先把东西拿回家然后再去付钱的吗?你们只有先把粮食卖了,乡里有了钱才能给你们修路啊。”

    在庄子上“交公粮”在当时是个新鲜事,也只有他孙学启想得出。但必须经过大伙同意才能放心支磅,所以他一个一个地征求大家意见。

    “韩大傻子”觉得今天来晚了,对不住表弟,应该支持他工作才对,所以首先举手表示同意。随后有一部分群众也举了手。当问到刘常发时,他却说:“俺家的地都种西瓜了,就种一亩多小麦,去掉种子,还不够口粮呢,哪有小麦交公粮?”

    郑玢丽笑着说:

    “西瓜卖钱一万三,身无分文去买烟。

    金膝着地跪妇人,只为一品黑‘黄山’。”

    刘常发羞得面红耳赤,忙说:“你婶子,别说了,给老哥留点面子吧。我给钱还不行吗?”

    他的态度转变之快,实在令众人匪夷所思。其中原由只有郑玢丽最清楚。

    刘常发今年七十八岁,怕老婆是出了名的。他之所以怕老婆,不仅是因为老婆——秋娇比他小八岁,更重要的是秋娇人长的非常漂亮。他对她历来都是言听计从,能追到她是意外,也是必然。

    他们两家以往是邻居。刘常发父亲——刘大贵是个屠夫,每天挑个杀猪退毛桶走村串户,为庄户人家杀猪,除了获得手工费,还可以获得一些猪下水。

    刘常发喜欢织网、捕鱼,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有空,就背着撒网到大河或小沟里去捕鱼。卖了鱼,不仅买回烟火油盐,还买回一些烧酒,所以爷俩过着有鱼、有肉、有酒的粗放幸福的小日子。

    而隔壁秋娇娘俩却靠刨地种庄稼为生,生活十分艰难。为了改善伙食,秋娇经常帮着刘常发拾魚,从而获得一些小鱼小虾和蜗牛。母亲用生姜、大蒜、食盐、花椒、红辣椒、小茴香为佐料烀出来解馋。

    刘常发为了讨好秋娇,还时常送她一些鱼。时间长了,二人“天然情愫”暗生。

    有一天晚上,刘常发“不怀好意”地送给她娘俩一个猪肺和一壶烧酒。秋娇母亲将猪肺切成片与蜗牛来个“一锅烩”,那种纯真天然的新鲜辛辣香味让人食指大动,她不知不觉将一壶烧酒喝个精光。就是这天晚上,刘常发趁秋娇母亲醉酒将秋娇追到了手。

    当母亲发现女儿怀孕时并没有报怨,而是答应她嫁给了刘常发。两个孩子一合计:干脆将秋月家的门堵了,将山墙开个门——两家合一家算了。

    母亲正在用刀背敲打蜗牛“屁股”,见两个孩子堵门,便说道:“你们堵门干什么?以后还怎么进出?何况我还没到隔壁拿猪肺呢。”

    女儿笑道:“那不是有镢头吗?您把墙扒通了不就能过去了。”

    母亲心里犯嘀咕:“放着门不走,却去扒墙,什么意思?这么厚的墙我什么时候才能扒得通?”

    突然对面传来“咚咚咚”的刨墙声……她顿时明过来,又惊又喜,毫不犹豫地拿起镢头向墙上刨去……

    当晚,刘常发便把铺盖抱到了里屋,女儿便把母亲的被子放到了刘大贵的床上。因此有人打趣:

    奇妙姻缘没商量,一门变成一扇窗。

    猪肺蜗牛一锅烩,鳏夫寡妇同刨墙。

    ……

    光阴似箭,时间如梭,人的日子顺溜,不知不觉就老了。刘常发儿子、儿媳在县城工作,家里并不缺钱。但农村人劳碌惯了,闲不下来。这年,他在侄子的帮助下种了四亩多西瓜,想不到卖了一万三千多块钱。他想提高“烟草消费档次”——将原来抽的“渡江”改成“一品黄山”。

    老伴实际上是同意他这一要求的,但为了保住“一家之主”的地位,便有意对他拿捏,说道:“要抽‘渡江',我只要你给我磕三个头,给你三十块钱;想抽‘黄山',你必须给我磕五个头,我给你五十块钱。你自己看着办。”

    他想:磕三个头是磕,磕五个还是磕,不就多点两下头吗?于是跪倒在老伴面前……

    这本来是老公母俩闹着玩的,不料却被来喊他去开会的郑玢丽抓了个“正着”。

    秋娇为了显摆“一把手”的地位,便把实情告诉了郑玢丽,这让刘常发很是不堪。所以,当郑丽这么一说,他满面羞愧,求她别说了,当场交了钱。

    后面的群众见刘常发交了钱,便都同意在庄子上支磅交粮。

    ……

    在庄子上支好了磅秤,孙学启让村、组干部挨门逐户地帮村民灌口袋、装车、过磅。就这样,仅用两天的时间小刘庄“农业税”就完成了任务。

    有了小刘庄这一次卖粮经验,以后每年农业税征收工作开始时,他都让收购人员到庄子上收购小麦。

    由于粮站对粮食质量要求较高,所以村民都情愿便宜一点把粮食卖给个体户。为了尽早完成“税收”任务,他让收购人员先预付资金抵交“农业税”,然后再让群众给他们粮食。因此他们村年年都能率先完成任务,每年都能拿到三千至五千元的奖金。用他的话说这就是“先来的吃块肉,后来的啃骨头。”

    孙学启虽然没有文化,但对事物观察细致入微。有人说他会蒙,可他蒙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在一次“计划生育”检查中,他和郑丽走到小刘庄村民刘丙青家门前停住了脚步。他说:“刘丙青外逃回来了,并且孩子也生过了。”

    郑丽疑惑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用手往院子里一指,说道:“这院子里晒着小孩尿布,人肯定在家。”

    他们来到房门前,郑玢丽喊道:“刘丙青,请开门。”可屋子里却没动静。郑玢丽只好把话桃明:“刘丙青,你别装,我知道你已经回来了,并且孩子也生过了,因为院子里晒着尿布呢。快开门吧,我们谈谈。”

    刘丙青见踪迹暴露,这才打开房门。他神情拘谨,一脸尴尬,说道:“我们两刚到家还不到一个星期,为了封锁消息,连女儿都没敢告诉。外面生孩子、做月子开支都比较大,所以我们才回到家里来。要是生个男孩,就结扎,安心在家种地。谁知却又生个女孩,准备过几天把孩子送人,然后到外面接着生,不料今天却让你们撞上了。”

    郑玢丽对他们重男轻女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宣传了国家有关计划生育“双女户的优抚政策”。经过耐心地说服教育,他答应了老婆去做手术。

    2003年,当农村进入“抢收”、“抢种”季节,不料天气却变得特别糟糕,麦子刚刚收完,就进入了汛期:灰蒙蒙的天,白茫茫的地,“巧夺天工”的浓描淡写,将田野蕴染成一副巨大的水墨画。太阳憋了很久,刚刚露头,绵绵软软的熏风又把湿润的大地、江河、湖泊熨暖,雨又下了起来……

    “哗哗啦啦”的雨声,撩拨庄稼人的心弦。好在当地人不种玉米、黄豆,他们都有种山芋的习惯。可布满雨水的麦茬地却难以犁翻。

    秋山芋栽插迫在眉睫——栽插的越早,产量就越高。当地人有句谚语:“牛经断了结疙瘩,庄稼收成就滑差。”虽说夸张,但确实道出了“不误农时”的重要性。

    庄稼人望着遍地是水的农田,心急如焚。家里牲口强壮的便托犁下田。有的两家,各挑出一头犍牛“合犁”下田。

    孙学启为了带领大伙生产自救,当一些农户的地耕完之后,便动员他们把家里的犍牛贡献出来,为那些家里牲口老弱的农户犁田。他知道村民刘建永家的地已耕完,便亲自登门动员。谁知他却说:“俺家那头犍牛被亲戚借去了。”

    他当然知道他是心疼牲口:牛在泥水中耕了这么长时间的地,累得连草都懒得吃,谁都不想借给别人家耕地。于是劝道:“老刘,我知道你心痛牲口。可是没办法啊,有些人家翻不了地,这秋季就一点指望也没有啊。”

    无论他怎么劝说,刘建永就是一口咬定“牲口被借走了。”他心里着急,想赶他走,说:“孙书记,你这么忙,我就不陪你了。我还得到地理剪山芋秧呢。”可他就是不走,在那与他闲扯。但被藏在暗间屋子的牛却憋不住了——“哞”的一声叫了起来。

    刘建永顿时脸红了起来,“孙书记,你怎么知道俺家牛在家呢?”

    他笑道:“我来的时候到你家牛屋看了一眼,瞧见牛槽跟前的牛尿印痕还很湿。因为公牛尿尿湿前边,母牛尿尿湿后边,就断定你家的犍牛被藏起来了。”

    ……

    这年秋天到处都有荒田,可大杨村的田野却生机勃勃,肥绿的山芋藤蔓织成一碧青翠的“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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