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青山阿
日军在震雷山建立高山哨所，雷沼成了日寇的洗浴池，沼水淤积，再无清泉流出，山上茶园也因此战祸而生产不振，茶园逐渐荒废。人民忙于奔命，茶事无人问津，茶社的茶园大面积荒芜，国民党军队抓丁拉夫，土匪出没，茶园荒芜，生产衰落，只有群众零星小片茶园还在生产。陈善同有感于慧思带领徒众在大苏山辟荒种茶，辟池种莲，在一个春天探寻古迹，来到峰塔岩峨，宗风浩荡的大苏山净居寺，陈善同来时正值春光旖旎，山花烂漫，万木争荣，却见一个老翁打柴经过，老翁边走边吟唱苏轼的《游净居寺》，“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老翁的歌声在山林中回响。陈善同突然有所思想起慧思结庵的故事。也正是见一白发老者路过，问其姓，答曰"苏氏"，又得南北大、小二苏山名，遂想起临行前师父曾对他说:"遇三苏则住"的话，于是慧思决定在此结庵。等慧思再寻老者时，已无影无踪，便料定是此山神。而陈善同却也在沉思的时候，一个不留神，老翁也已不见，陈善同不由得会心一笑，“难道是山神也要留住我在此结庵种茶吗？”后来，陈善同将苏轼在净居寺时读书的草庐辟为“东坡读书堂”，在净居寺开荒种茶，读书度日，不再过问世事，唯一过问茶事，每年只在谷雨时将山上新采制的上好毛尖茶寄与远在四川的好友黄炎培。
黄炎培，是当时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拓荒中国职业教育，一心扫除读书只为做官的旧习，让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真正连为一体。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筹办东南、暨南、同济等大学。1915年赴美国考察教育，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募款建立鸿英图书馆、中华职业学校附设实习工场。提倡“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教育，是民建的创始人之一。身为上海人的黄炎培不爱喝咖啡，极爱喝同样醉心教育的好友陈善同制的茶。1914年4月28日，黄炎培一行从溪口动身，一路行来至屯溪，屯溪为当时皖南的茶市中心，新安江南岸为阳湖市，两处合计人口当在十万以上。在屯溪，黄炎培对茶叶经济作了充分调研。在当时的皖南茶市，祁门红茶年产约九万箱，约占常年出口红茶七十万箱的八分之一，以汉口为行销中心点；婺源、休宁、歙等县绿茶由屯溪转运十七万箱，占常年出口绿茶四十万箱的42%，行销中心点在上海。红茶与绿茶的采制由农户和茶行分阶段进行。红茶采、晒、揉、窨、筛，均为茶户之事，称毛茶，烘、捡、装、售则是茶号之事。绿茶的采、炒、揉、焙为茶户之事；筛、捡、簸、扇、装、售为茶号之事。细茶每箱五十斤，粗茶每箱三四十斤。茶叶的贩卖也经过几道手续：贩客走家串户向从茶户收买后售给茶行，茶行售与茶号，茶号售与上海茶栈，茶栈售与洋行。贩户的资本最为微薄，大抵由茶行贷给。屯溪当时有茶号七十二家，茶行七家。价格毛茶每百斤十七、八元至四十二、三元不等，成茶头批最高者为银百两。末批四、五十两，尾庄、子茶二、三十元不等。最贱的1912年冬季，每百斤仅银十六两。
在红茶的制作过程中，揉捻是黄炎培比较感兴趣的工序，目的是挤出茶叶中的汁液，为下一步的发酵做准备，同时也在揉捻中形成条索。当年祁门茶农揉捻的办法，一如此前福建武夷山茶农，是将萎凋的茶叶放置大木桶中，人站其中，手扶桶沿，双脚频加揉转。足踩之前，或穿上新鞋，或预先洗净。但足踩终究有不洁之嫌，经外国人拍摄宣传之后，特别是竞争对手日本有意诋毁，致使我国茶叶出口大受影响。来徽州之前，黄炎培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他“此行考察，颇特别注意此点，且乘机为之劝诫。”但他发现，总体看来，皖南的茶户平时起居，未必十分清洁，但对于茶事非常郑重，譬如揉茶，大都用手不用足。歙县北乡杨村蒋雅堂家的制茶器具非常精洁，蒋雅堂的儿子也认为茶叶行销外国，卫生大有关系。令黄炎培十分感动。当然，当时徽州制作绿茶的揉捻工序，一般不会用脚。
虽然屯溪茶号很多，但整个茶业不能说繁盛。一般茶商，只是表面上勉强支撑，十有九家亏折。主要原因是茶市以洋商为主体，开盘定价，都听其命。“往往大批运往上海或汉口，当其去时，莫不欢欣鼓舞，冀得善价而归。及其入市定价，欲争论则无发言之权，欲不售遂绝后来之路，惟有垂首长吁以返耳。”既然茶商亏折，为何行号尚多？原来，从此业者，舍此无可营生。而当地一些富户，“鉴于大局之不靖，时势之日艰，悉收其存放外间各大埠之现金，归营茶业。盖亦无聊赖者之所为，非真有所利而出此也。”而茶户却因茶商多，竞买草茶，于是草茶价涨，利尚不薄。“春夏之交，采茶两次，以数十日之光阴，一家男妇老幼十数人之力，苟时机佳者，获百十元之收入不难。”但茶号成本愈重，亏折愈大，一旦倒闭，茶户之利也就终结了。
他将所见所闻寄与远在信阳的好友陈善同，并将揉捻这一工艺传达给了陈善同，提醒他是否可以引导信阳茶商加以引用学习，同时他也反复叮嘱陈善同特别注意将卫生，每次采茶、制茶前，茶商务必检查采茶姑娘，制茶师傅是否净手，净衣。他反复交代凡入口之物，务必洁净为上，他嘱咐陈善同将他的思想传达到千辛万苦采茶制茶的人心中，在他的影响下，信阳毛尖的采摘标准和制作标准格外的严格，每动工必净手，制茶师傅都是头发洗净包好，手更是不染任何污渍洁净如雪，信阳茶到了如今更是严格，茶室茶坊不准有异味、异香，每日清洁，保证无尘、卫生。黄炎培更是体恤茶户采茶制茶不易，于是萌生了将信阳毛尖引进了星五聚餐会的想法。
星五聚餐会是由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发起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以定期的聚会、座谈为主要活动方式的社会团体。黄炎培从1942年7月31日被推为星五聚餐会会员后，一直是星五聚餐会的重要成员，从1942年7月31日到1946年2月黄炎培离渝返沪为止，黄炎培参加星五聚餐会52次，五次担任星五聚餐会主席，每次他都用大杯的玻璃杯喝信阳毛尖，同时为各位会员倒上满满一大杯色泽翠绿、清香扑鼻的信阳毛尖，为会员提神醒脑。三年多时间里，黄炎培在参加职教界、文化界与抗战爱国人士组织的各种活动之余，往返于住地张家花园与白象街之间，利用星五聚餐会的平台，为重庆工商业界代表人士鼓与呼，推动了星五聚餐会的发展，也促进了信阳毛尖在四川的需求和市场，同时为川茶的制作技艺提供了改良的契机。
可惜，陈善同没有盼到光复的日子，但他知道以华夏之大和中华之光，中国必不能亡。陈善同，这个民国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河南省长，信阳民国期间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光绪年间的进士，民国的参政院议员。既是清廷，又是民国政府的大员，是信阳近代杰出的旧知识分子，最为值得称道的是退职赋闲回到老家信阳，他遍邀信阳名儒潜心重修了《信阳县志》，成为信阳史志史上贡献巨大的近现代典范，于1942年2月，病故于潢川，享年66岁。
民国初年这轮茶叶复兴，信阳茶初具上等毛尖的名头，战乱一起，再度衰微。
黄炎培，是当时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拓荒中国职业教育，一心扫除读书只为做官的旧习，让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真正连为一体。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筹办东南、暨南、同济等大学。1915年赴美国考察教育，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募款建立鸿英图书馆、中华职业学校附设实习工场。提倡“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教育，是民建的创始人之一。身为上海人的黄炎培不爱喝咖啡，极爱喝同样醉心教育的好友陈善同制的茶。1914年4月28日，黄炎培一行从溪口动身，一路行来至屯溪，屯溪为当时皖南的茶市中心，新安江南岸为阳湖市，两处合计人口当在十万以上。在屯溪，黄炎培对茶叶经济作了充分调研。在当时的皖南茶市，祁门红茶年产约九万箱，约占常年出口红茶七十万箱的八分之一，以汉口为行销中心点；婺源、休宁、歙等县绿茶由屯溪转运十七万箱，占常年出口绿茶四十万箱的42%，行销中心点在上海。红茶与绿茶的采制由农户和茶行分阶段进行。红茶采、晒、揉、窨、筛，均为茶户之事，称毛茶，烘、捡、装、售则是茶号之事。绿茶的采、炒、揉、焙为茶户之事；筛、捡、簸、扇、装、售为茶号之事。细茶每箱五十斤，粗茶每箱三四十斤。茶叶的贩卖也经过几道手续：贩客走家串户向从茶户收买后售给茶行，茶行售与茶号，茶号售与上海茶栈，茶栈售与洋行。贩户的资本最为微薄，大抵由茶行贷给。屯溪当时有茶号七十二家，茶行七家。价格毛茶每百斤十七、八元至四十二、三元不等，成茶头批最高者为银百两。末批四、五十两，尾庄、子茶二、三十元不等。最贱的1912年冬季，每百斤仅银十六两。
在红茶的制作过程中，揉捻是黄炎培比较感兴趣的工序，目的是挤出茶叶中的汁液，为下一步的发酵做准备，同时也在揉捻中形成条索。当年祁门茶农揉捻的办法，一如此前福建武夷山茶农，是将萎凋的茶叶放置大木桶中，人站其中，手扶桶沿，双脚频加揉转。足踩之前，或穿上新鞋，或预先洗净。但足踩终究有不洁之嫌，经外国人拍摄宣传之后，特别是竞争对手日本有意诋毁，致使我国茶叶出口大受影响。来徽州之前，黄炎培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他“此行考察，颇特别注意此点，且乘机为之劝诫。”但他发现，总体看来，皖南的茶户平时起居，未必十分清洁，但对于茶事非常郑重，譬如揉茶，大都用手不用足。歙县北乡杨村蒋雅堂家的制茶器具非常精洁，蒋雅堂的儿子也认为茶叶行销外国，卫生大有关系。令黄炎培十分感动。当然，当时徽州制作绿茶的揉捻工序，一般不会用脚。
虽然屯溪茶号很多，但整个茶业不能说繁盛。一般茶商，只是表面上勉强支撑，十有九家亏折。主要原因是茶市以洋商为主体，开盘定价，都听其命。“往往大批运往上海或汉口，当其去时，莫不欢欣鼓舞，冀得善价而归。及其入市定价，欲争论则无发言之权，欲不售遂绝后来之路，惟有垂首长吁以返耳。”既然茶商亏折，为何行号尚多？原来，从此业者，舍此无可营生。而当地一些富户，“鉴于大局之不靖，时势之日艰，悉收其存放外间各大埠之现金，归营茶业。盖亦无聊赖者之所为，非真有所利而出此也。”而茶户却因茶商多，竞买草茶，于是草茶价涨，利尚不薄。“春夏之交，采茶两次，以数十日之光阴，一家男妇老幼十数人之力，苟时机佳者，获百十元之收入不难。”但茶号成本愈重，亏折愈大，一旦倒闭，茶户之利也就终结了。
他将所见所闻寄与远在信阳的好友陈善同，并将揉捻这一工艺传达给了陈善同，提醒他是否可以引导信阳茶商加以引用学习，同时他也反复叮嘱陈善同特别注意将卫生，每次采茶、制茶前，茶商务必检查采茶姑娘，制茶师傅是否净手，净衣。他反复交代凡入口之物，务必洁净为上，他嘱咐陈善同将他的思想传达到千辛万苦采茶制茶的人心中，在他的影响下，信阳毛尖的采摘标准和制作标准格外的严格，每动工必净手，制茶师傅都是头发洗净包好，手更是不染任何污渍洁净如雪，信阳茶到了如今更是严格，茶室茶坊不准有异味、异香，每日清洁，保证无尘、卫生。黄炎培更是体恤茶户采茶制茶不易，于是萌生了将信阳毛尖引进了星五聚餐会的想法。
星五聚餐会是由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发起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以定期的聚会、座谈为主要活动方式的社会团体。黄炎培从1942年7月31日被推为星五聚餐会会员后，一直是星五聚餐会的重要成员，从1942年7月31日到1946年2月黄炎培离渝返沪为止，黄炎培参加星五聚餐会52次，五次担任星五聚餐会主席，每次他都用大杯的玻璃杯喝信阳毛尖，同时为各位会员倒上满满一大杯色泽翠绿、清香扑鼻的信阳毛尖，为会员提神醒脑。三年多时间里，黄炎培在参加职教界、文化界与抗战爱国人士组织的各种活动之余，往返于住地张家花园与白象街之间，利用星五聚餐会的平台，为重庆工商业界代表人士鼓与呼，推动了星五聚餐会的发展，也促进了信阳毛尖在四川的需求和市场，同时为川茶的制作技艺提供了改良的契机。
可惜，陈善同没有盼到光复的日子，但他知道以华夏之大和中华之光，中国必不能亡。陈善同，这个民国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河南省长，信阳民国期间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光绪年间的进士，民国的参政院议员。既是清廷，又是民国政府的大员，是信阳近代杰出的旧知识分子，最为值得称道的是退职赋闲回到老家信阳，他遍邀信阳名儒潜心重修了《信阳县志》，成为信阳史志史上贡献巨大的近现代典范，于1942年2月，病故于潢川，享年66岁。
民国初年这轮茶叶复兴，信阳茶初具上等毛尖的名头，战乱一起，再度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