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浮沉雨打萍
命运在时代洪流面前是那么的不可预测。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运相连，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灵山最早叫八山，源于八座主要山峰。其最高峰叫霸山，古人误以为此峰为县境最高峰之故。因"八"、"霸"音近，后八山被混称为霸山。此山"每有云气覆顶必雨，验之信然"，其中一次高峰叫小灵山，自然与山名吻合，"灵""霸"二字又同一"雨"头，故霸山之名渐被灵山取代。远近风传灵山有求必应，非常灵验，虽无科学道理，但信者甚众，有求必应的传闻颇多，有的求财求运者竟不惜跋涉数千里之遥。甘佳人病急乱投医，无路可走只能寄希望于灵山灵验，在灵山佛前日夜祷告，只愿找回丢失的儿子。大慧和尚发动信徒帮忙找寻，并且温言宽慰解怀甘佳人。
自古名山多寺庙，名山名寺有好茶。灵山一带不仅环境优美，还盛产名优绿茶。因茶本性和功用既符合佛教戒规，又能提神醒脑，佛教历来提倡饮茶，自古有“禅茶一味”之说。灵山一带的茶，最初是由僧徒从南方带来茶籽到寺院周围播种，尔后带动周边各个寺庙的茶叶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佛事活动，寺院种茶都配有专职僧侣管理茶园，常年贮备自制茶叶，用以招待香客施主和旅行者，或以茶向附近村民换取食物。甘佳人看到春来郁郁葱葱的茶园，突然想起了一生碌碌为茶奔走的父亲，她终于不再郁结于心，决定继承父志，继续开荒种茶。甘佳人主动接过了管理茶园的工作，她在山上种茶采茶，为来到灵山的信徒赠水送茶只愿广结善缘，同时心里也暗暗期望小儿子能得到这些善报。日夜陪同母亲劳作的陈子美竟意外在灵山遇见了行踪飘忽不定，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便衣队队长李世焱。父亲陈善同一直对参加“打土豪，杀劣绅”的“抗租、抗捐、抗债、抗税”农□□动的李世焱敬佩有加。国民党反动派烧毁了他家仅有的一间房子，杀害了他慈祥的父亲和心爱的妻子，逮捕了他母亲和弟弟，严刑拷打，并张贴布告悬赏捉拿他。在他身染痢疾在军休养所养病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冲散，与部队失去联系。拖着重病的身体讨了3个月的饭，找到了河口县便衣队，参加了河口县特委组织的武装工作队，与钱运华、徐海珊组成3人便衣队，积极活动在鄂东一带，打开了□□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局面，并将便衣队这一斗争形式在鄂东北地区加以推广。民国24年5月，高敬亭在安徽岳西县组建红二十八军，他任八十二师四十四团二营六连连长，在大别山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红二十八军不足2000人和国民党的30万军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打了许多险仗、硬仗，曾两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军长兼政治委员高敬亭。在此期间还受到"左"的错误路线迫害，被诬为"第三党"，但他革命信念不变，对党忠诚。这样一个忠心不改、一心为国的人一直是陈子美心中的偶像，不曾想能在这里遇见，陈子美当即主动要求加入便衣队。
李世焱问为什么，陈子美豪气干云的说：“当丈夫生当于世，当于国于民有益，倘于民无益，不死何为？”李世焱倒倒手上的烟灰说：“说嫩些听不懂的大话作甚，说直白点。”
“我要做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我要做一个大写的人。”陈子美坚定的说，李世焱点点头，“好小子，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做便衣更是像蝙蝠一样，只能在深夜出现，做了便衣队，就要抛弃爹娘，抛弃亲人，再也不能出现在白天了。”陈子美摇摇头，“我不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世焱虽然听不大懂这个半大的小子嘴里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听出了一个少年人的热血，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
李世焱向陈子美讲述了便衣队的由来：便衣队最早出现于1933年7月间，时值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为了既能反击敌人的疯狂进攻和血腥报复，又能更好地保存自己，中共红安县二程区委和仙居区委摸索和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对敌斗争武装。他集党政军的职责于一身，既是当地党的区委、或支部，又是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和军事组织。便衣队人员少而精，三五人一队，身藏□□、匕首进行活动。队员基本上是当地人，熟知民情、地形，战时是兵、平常是民，来得快，去得也快，因而不易被敌军发现，但却最容易发现敌军，善于避敌之长，击敌之短。
便衣队成立后主要是为红军筹粮筹款，搜集敌人情报，偷袭敌人的据点、碉楼，捕捉反动分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立于信阳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几乎天天处于敌人的围堵之中，部队根本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立足。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深刻地认识到:"便衣队是对敌斗争的一支坚强的重要力量，能完成主力部队不能完成的某些任务，已成为坚持老区，开辟新区的重要力量，是党和红军联系群众的桥梁，主力红军的得力助手，插向敌人心腹的利刃。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就把组织与发展便衣队放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高敬亭不仅要求地方党要大力发展便衣队，还亲自选派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战士，协助地方党组织来发展便衣队，并给他们独立处理党政军大事的权力。便衣队经过残酷斗争的锻炼，独立作战的能力很强，红军主力部队在外线牵着敌人兜圈子，便衣队就潜入基层大显神通，开辟出一小片又一小片的游击根据地，来作为红军的依托。1939年3月，□□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确山来到罗山县灵山大寺口，与罗山游击大队和罗、礼、经、光中心县委汇合。□□在灵山寺大雄宝殿主持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听取了罗礼陂孝中心县委和罗山游击大队在敌后斗争情况的汇报，并向到会的同志详细地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豫鄂边省委关于迅速发动豫鄂边区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创建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抗日武装斗争、发展华中根据地的具体任务。
李世焱对陈子美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地下党和革命群众，从单庄独户开始，立稳足后，再用亲连亲、邻连邻由点到面开展工作，由山区到平原，由一点到多点，点面开花连成一片，由一个队到几个队，由秘密活动组织秘密的农民小组、妇女小组、青年小组、发展地下党员到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到公开建立小便衣队和游击队，成立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基层政权，开设山林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建设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陈子美同志，能做到不能？”“能”陈子美斩钉截铁的回答。
为了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给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陈子美将母亲托付给了妹妹，和便衣队一起蛰伏在罗山县灵山北麓高寨村。村里有一个南北朝时建立的古寺龙牙寺，寺门前有两口荷塘，寺门两侧原有两棵大银杏树，树龄均约2000年，两颗树枝繁叶茂，生意盎然，树躯干须8人合抱，树冠盖地一亩有余。寺庙有房屋99.5间，大殿三重，每重18间，东西走向，中间有穿堂甬道，还有钟楼、鼓楼、厢房、护寺茅庵等附属建筑便于隐匿。陈子美便在此开启了他风风火火的救国生涯。
抗战之时，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汤恩伯部数十万人驻扎河南，军纪涣散，为害乡里。而在河南灾情严重之时，汤恩伯强征民役，数十万成分复杂的军队单靠对河南省征收粮饷，无力顾全军纪，引得民怨沸腾，造成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景象。陈子美跟随便衣队出没打击军纪败坏的国民党兵士和恶霸，开展起"七破"杀敌立功活动，破并村、破搜山、破坐探、破清乡、破连坐、破碉堡、破封锁。
高僧住持释大慧为便衣队提供了很多便利。住持释大慧经常云游豫鄂两省，他对共产党报以好感，时时提供掩护。1944年，□□为解放战争，秘密来到灵山，可是消息却走漏被国民党反动派知晓。为掩护□□离开，住持释大慧拦住了义无反顾准备牺牲的便衣队，他正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哪怕生在佛门也不能置身事外。”住持释大慧以开坛会讲经为由，挺身坐于在寺前诵经讲佛，为□□争取了离开的时间，但是实在按捺不住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周围信徒的阻拦将拦在门口的住持释大慧杀害，周围群众无不洒泪痛惜，住持释大慧火化时，临近的信徒数千人来送行。
陈子美在龙牙寺蛰伏一直到1946年，岁月把他从一个青葱小伙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子，他已经熟练地成为一个山区的汉子。在龙牙寺前的大银杏树下，陈子美遇见了一个泼辣明艳的少女。少女姓高，她是过来叔父家走亲戚的，她对陈子美遮遮掩掩的行径嗤之以鼻，一副看透一切的样子，嫌弃他欲盖弥彰，看见他们的配枪，她十分痛恨，满目怒火。她对陈子美的态度，让陈子美很是不解，总是忍不住靠近这个对他面若冰霜，对村民热情如火的女孩。她的笑脸是那样的明艳，村里的阿婆，调皮的幼童她都是言笑晏晏，可是对他们不是冷言冷语，满目嘲讽，就是恶语相向，挥舞起手里的鞭子，恨不得打死他们。可是在他们遇见危险的时候，她又巧言为他们打掩护，陈子美很是不解，找到了少女的叔父高老汉询问，看着一直为他们伸张正义，亲切可亲的年轻同志，少女的叔父高老汉终于说出了原因。
原来他并不是少女的亲叔父，少女的亲叔父是一名赫赫有名的战士，大别山老百姓的守护神高敬亭。高敬亭功昭大别山，征战皖中、皖东，功勋卓著。虽不能说高敬亭是常胜将军，但他领导的部队，确是胜利之师。高敬亭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但在革命内部斗争中，却被革命的子弹所误伤。1939年1月，新四军总部电令四支队开赴皖东至江苏部分地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高敬亭此时发现国民党第五路军(桂系)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开进红军坚持十年斗争的根据地，像一把尖刀刺在他的心中。于是，他立即致电新四军总部，要求返回大别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没有率部东进。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高敬亭的做法极为不满，指责高敬亭“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要求他改正错误，迅速率部东进。然而，高敬亭对项英的指责未予理睬，拒不东进。对于和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杀父灭妻大恨的高敬亭来说，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出任军队要职的心理转变殊为不易。高敬亭对中央向敌后挺进的决策有所抵触，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作战和他领导的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的胜利，也使他产生了居功心理。他创建的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为中心，背靠大别山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不愿让给国民党，是他"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延宕进军皖中的主要原因，最终被处决。
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肥东青龙厂被捕，24日被枪决。高敬亭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儿子，国民党花10万银元买他的人头没买到，却被自己人的子弹夺去了年仅32岁的生命。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将高敬亭枪杀在青龙场。高敬亭被错误杀害后，四支队被支解为几个部队，有2000多战士认为革命无望而脱离队伍。我在当时也脱离了队伍回到了老家新县，老家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老乡们前仆后继为了革命，为了国家都埋骨在他乡了。说起往事，高老汉泣不成声，他说起已经牺牲的吴焕先、高敬亭、叶成焕，肖国清、血染杜鹃晏春山、程儒香，提起那块被鲜血浸透的稻田，高老汉更是痛哭流涕，伤心欲绝。
1927年冬天，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发动的第一次武装斗争——黄麻起义后，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解放21天的黄安县城再陷敌手。妄图扑灭革命火种的反动地主清乡团勾结敌军一个营进犯新县南部地区，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把这块不足30平方米的稻田当作刑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敌人在这里先后屠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上至七旬的普通村民，下至16岁的儿童团员，还有很多来不及撤离的鄂东军伤员都惨遭屠戮。
革命烈士程怀天，曾领导熊家嘴农民暴动，还筹集资金，赶制武器，为黄麻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敌军进犯紫云区后，程怀天不幸被捕。敌人将他押到这块稻田审讯，逼他交出共产党的组织和账款，数九寒冬，剥光了他的衣服，将四肢钉在门板上，惨无人道地砍掉他的手和脚，活活折磨至死。共产党员汪心敏被捕后，敌人活活地挖出他的心脏，强迫其叔父吃掉；还有一位革命英雄，敌人将他的腹部剖开，把手榴弹放进他的肚子，内脏被炸得四处横飞，有的甚至还挂在了树上，在场的人都咬着牙、闭着眼、扭过头去，不忍看这悲惨的一幕。
30平方米，300多人，这块稻田的每一平方米至少倒下10多名烈士。随地抓起一把泥土，都能攥出血!从此，当地的农民不忍心在这块田里种庄稼，从此，这块被鲜血浸透的稻田尊称为“红田”。
门口听着叔父讲述的高怀英也忍不住泪如雨下，她痛恨战争痛恨斗争，可是希望却又只能寄托于斗争寄托于革命。她不明白革命为什么会夺去养育她呵护她长大的叔父，她不懂这么为人民的党却让她失去了最爱的亲人。那是她心中的英雄，是她最亲最爱的人啊。她的心自从叔父被杀后一直如在烈火中焚烧，她脱身不得，被困其中只剩下煎熬。也已泪流满面的陈子美走出，对着少女深深鞠了三躬，“您放心，党是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儿女的，我陈子美今日立下誓言，一定会为高将军讨一个公道，求一个正义。倘若我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做到，我会将枪给你，请你枪毙了我，这是我的承诺，矢志不忘。”说罢，陈子美将藏在腰间的枪递给少女。“这是我的承诺，请你收下。”少女噗嗤一笑，如身边的荷花一样耀眼，“谁要你的枪啊，你可记得你的承诺，我等着你实现，我可一直看着你呢！”说完这句话的女孩，感觉浑身的冰雪散去，周身的冷刺也被消除，第一次陈子美感受到了这个女孩的温暖和热情。
在深入农村和农民交谈走访中，陈子美发现农村农民们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写不出来，他们已经习惯了世世代代受穷的日子，对于地主富农的钟鸣鼎食与自己所受剥削和压迫也觉得天经地义。如何才能在“铁屋子”一样的农村点燃革命的火种？他深知，只有教会这些握惯锄把子的农民们读书识字，才能给他们讲明白反帝反封建等革命道理，只有广大农民群众都有了觉悟，中国的革命前途才有希望。陈子美深感农民普遍觉悟不高，扫盲任务艰巨。他十分认同老师李大钊的见解，认为农村地区所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陈子美牢记老师李大钊的话：“把中国的农民发动起来，中国革命就有前途了。”于是，陈子美在灵山附近开办“平民夜校”，学员多为村里的青壮年，还有些无钱上学的贫家少年。他担任夜校教师，所教内容多是一些简单的字，再后来就渐渐加上国内外时事，并借机宣传马列主义、反帝反封建等革命道理。陈子美努力的启发民智、争取民权，点燃信阳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
陈易安在哥哥的带领下也积极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她夜晚认真教学，白天组织妇女给红军家属代耕代种、做军鞋。陈易安还常常化装成提竹篮卖针线的妇女，出入灵山寺、莲塘寺以及朱堂境内的白云寺、观音寺等寺庙旁，侦察敌情，搜集情报。陈易安又是一位红色宣传员，她演唱的《送郎当红军》十分感人。凡是经她宣传过的地方，总有一批批热血青年，积极参加红军队伍。她经常到红军医院去探望伤员，给伤员洗衣服、换药、端茶送饭。
“平民夜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早期革命斗争形式，在启发民智、争取民权的斗争中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为大别山区农村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那时候，信阳农村普遍成立了农会、妇救会等组织，开展了减租减息、移风易俗等运动。农民也能够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名词了。夜校教育人们移风易俗不收彩礼，“有房无房你也别提，搭个窝棚也将就地；有盖的没盖的你也别提，铺着毡子盖着席也将就地……”；教育人们放平心态不要攀比，“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了推车汉……”。那时候庄户人家有几个能念书识字的？进夜校一不收费，二不耽误农活，三可以读书识字，农忙时三六九上学，冬春农闲时每晚都开课，农民都非常乐意，也都纷纷成为陈子美和陈易安兄妹俩的学生。
高怀英看着这个能文能武一心报国的男人，被他感动，终于放下心中的成见，璀璨如同朝阳的女孩就这样加入了陈子美的便衣队，也参与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两个人并肩扶持，一直到革命胜利，大别山薪火相传的佳话从来没有断过。
而二妹陈易安也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人曾成采。他曾是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受教于校长陶行知，对于校长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传承这一思想。古代的孔子开私学提倡“有教无类”，首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近代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位努力践行平民教育的人物，并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创助了各类新型学校。因信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取名“知行”。后来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又改名为陶行知，并终生在教育实践中探索求知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反对鼓吹“劳心者治人”而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良传统。他虽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却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起开荒并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极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为了实践理想，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还改地名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一起建茅屋。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的理论，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列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学到老，活到老。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陶行知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会大量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山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在长期的艰难跋涉中，陶行知逐步认识到，不改造旧中国黑暗的政治，就不可能真正繁荣中国的文化教育。
而陶行知的学生曾成采薪火相传带着陶行知的思想观念走进了大别山区，将他的思想和文化也传播了进来，最重要的是他的到来对陈易安的教学方法有非常多的启发，从而也坚定了陈易安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家的理想，决心一生投注于教育救国。二人立意相同，决心一起携手改变中国教育的未来。
自古名山多寺庙，名山名寺有好茶。灵山一带不仅环境优美，还盛产名优绿茶。因茶本性和功用既符合佛教戒规，又能提神醒脑，佛教历来提倡饮茶，自古有“禅茶一味”之说。灵山一带的茶，最初是由僧徒从南方带来茶籽到寺院周围播种，尔后带动周边各个寺庙的茶叶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佛事活动，寺院种茶都配有专职僧侣管理茶园，常年贮备自制茶叶，用以招待香客施主和旅行者，或以茶向附近村民换取食物。甘佳人看到春来郁郁葱葱的茶园，突然想起了一生碌碌为茶奔走的父亲，她终于不再郁结于心，决定继承父志，继续开荒种茶。甘佳人主动接过了管理茶园的工作，她在山上种茶采茶，为来到灵山的信徒赠水送茶只愿广结善缘，同时心里也暗暗期望小儿子能得到这些善报。日夜陪同母亲劳作的陈子美竟意外在灵山遇见了行踪飘忽不定，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便衣队队长李世焱。父亲陈善同一直对参加“打土豪，杀劣绅”的“抗租、抗捐、抗债、抗税”农□□动的李世焱敬佩有加。国民党反动派烧毁了他家仅有的一间房子，杀害了他慈祥的父亲和心爱的妻子，逮捕了他母亲和弟弟，严刑拷打，并张贴布告悬赏捉拿他。在他身染痢疾在军休养所养病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冲散，与部队失去联系。拖着重病的身体讨了3个月的饭，找到了河口县便衣队，参加了河口县特委组织的武装工作队，与钱运华、徐海珊组成3人便衣队，积极活动在鄂东一带，打开了□□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局面，并将便衣队这一斗争形式在鄂东北地区加以推广。民国24年5月，高敬亭在安徽岳西县组建红二十八军，他任八十二师四十四团二营六连连长，在大别山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红二十八军不足2000人和国民党的30万军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打了许多险仗、硬仗，曾两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军长兼政治委员高敬亭。在此期间还受到"左"的错误路线迫害，被诬为"第三党"，但他革命信念不变，对党忠诚。这样一个忠心不改、一心为国的人一直是陈子美心中的偶像，不曾想能在这里遇见，陈子美当即主动要求加入便衣队。
李世焱问为什么，陈子美豪气干云的说：“当丈夫生当于世，当于国于民有益，倘于民无益，不死何为？”李世焱倒倒手上的烟灰说：“说嫩些听不懂的大话作甚，说直白点。”
“我要做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我要做一个大写的人。”陈子美坚定的说，李世焱点点头，“好小子，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做便衣更是像蝙蝠一样，只能在深夜出现，做了便衣队，就要抛弃爹娘，抛弃亲人，再也不能出现在白天了。”陈子美摇摇头，“我不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世焱虽然听不大懂这个半大的小子嘴里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听出了一个少年人的热血，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
李世焱向陈子美讲述了便衣队的由来：便衣队最早出现于1933年7月间，时值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为了既能反击敌人的疯狂进攻和血腥报复，又能更好地保存自己，中共红安县二程区委和仙居区委摸索和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对敌斗争武装。他集党政军的职责于一身，既是当地党的区委、或支部，又是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和军事组织。便衣队人员少而精，三五人一队，身藏□□、匕首进行活动。队员基本上是当地人，熟知民情、地形，战时是兵、平常是民，来得快，去得也快，因而不易被敌军发现，但却最容易发现敌军，善于避敌之长，击敌之短。
便衣队成立后主要是为红军筹粮筹款，搜集敌人情报，偷袭敌人的据点、碉楼，捕捉反动分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立于信阳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几乎天天处于敌人的围堵之中，部队根本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立足。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深刻地认识到:"便衣队是对敌斗争的一支坚强的重要力量，能完成主力部队不能完成的某些任务，已成为坚持老区，开辟新区的重要力量，是党和红军联系群众的桥梁，主力红军的得力助手，插向敌人心腹的利刃。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就把组织与发展便衣队放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高敬亭不仅要求地方党要大力发展便衣队，还亲自选派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战士，协助地方党组织来发展便衣队，并给他们独立处理党政军大事的权力。便衣队经过残酷斗争的锻炼，独立作战的能力很强，红军主力部队在外线牵着敌人兜圈子，便衣队就潜入基层大显神通，开辟出一小片又一小片的游击根据地，来作为红军的依托。1939年3月，□□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确山来到罗山县灵山大寺口，与罗山游击大队和罗、礼、经、光中心县委汇合。□□在灵山寺大雄宝殿主持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听取了罗礼陂孝中心县委和罗山游击大队在敌后斗争情况的汇报，并向到会的同志详细地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豫鄂边省委关于迅速发动豫鄂边区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创建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抗日武装斗争、发展华中根据地的具体任务。
李世焱对陈子美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地下党和革命群众，从单庄独户开始，立稳足后，再用亲连亲、邻连邻由点到面开展工作，由山区到平原，由一点到多点，点面开花连成一片，由一个队到几个队，由秘密活动组织秘密的农民小组、妇女小组、青年小组、发展地下党员到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到公开建立小便衣队和游击队，成立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基层政权，开设山林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建设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陈子美同志，能做到不能？”“能”陈子美斩钉截铁的回答。
为了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给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陈子美将母亲托付给了妹妹，和便衣队一起蛰伏在罗山县灵山北麓高寨村。村里有一个南北朝时建立的古寺龙牙寺，寺门前有两口荷塘，寺门两侧原有两棵大银杏树，树龄均约2000年，两颗树枝繁叶茂，生意盎然，树躯干须8人合抱，树冠盖地一亩有余。寺庙有房屋99.5间，大殿三重，每重18间，东西走向，中间有穿堂甬道，还有钟楼、鼓楼、厢房、护寺茅庵等附属建筑便于隐匿。陈子美便在此开启了他风风火火的救国生涯。
抗战之时，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汤恩伯部数十万人驻扎河南，军纪涣散，为害乡里。而在河南灾情严重之时，汤恩伯强征民役，数十万成分复杂的军队单靠对河南省征收粮饷，无力顾全军纪，引得民怨沸腾，造成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景象。陈子美跟随便衣队出没打击军纪败坏的国民党兵士和恶霸，开展起"七破"杀敌立功活动，破并村、破搜山、破坐探、破清乡、破连坐、破碉堡、破封锁。
高僧住持释大慧为便衣队提供了很多便利。住持释大慧经常云游豫鄂两省，他对共产党报以好感，时时提供掩护。1944年，□□为解放战争，秘密来到灵山，可是消息却走漏被国民党反动派知晓。为掩护□□离开，住持释大慧拦住了义无反顾准备牺牲的便衣队，他正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哪怕生在佛门也不能置身事外。”住持释大慧以开坛会讲经为由，挺身坐于在寺前诵经讲佛，为□□争取了离开的时间，但是实在按捺不住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周围信徒的阻拦将拦在门口的住持释大慧杀害，周围群众无不洒泪痛惜，住持释大慧火化时，临近的信徒数千人来送行。
陈子美在龙牙寺蛰伏一直到1946年，岁月把他从一个青葱小伙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子，他已经熟练地成为一个山区的汉子。在龙牙寺前的大银杏树下，陈子美遇见了一个泼辣明艳的少女。少女姓高，她是过来叔父家走亲戚的，她对陈子美遮遮掩掩的行径嗤之以鼻，一副看透一切的样子，嫌弃他欲盖弥彰，看见他们的配枪，她十分痛恨，满目怒火。她对陈子美的态度，让陈子美很是不解，总是忍不住靠近这个对他面若冰霜，对村民热情如火的女孩。她的笑脸是那样的明艳，村里的阿婆，调皮的幼童她都是言笑晏晏，可是对他们不是冷言冷语，满目嘲讽，就是恶语相向，挥舞起手里的鞭子，恨不得打死他们。可是在他们遇见危险的时候，她又巧言为他们打掩护，陈子美很是不解，找到了少女的叔父高老汉询问，看着一直为他们伸张正义，亲切可亲的年轻同志，少女的叔父高老汉终于说出了原因。
原来他并不是少女的亲叔父，少女的亲叔父是一名赫赫有名的战士，大别山老百姓的守护神高敬亭。高敬亭功昭大别山，征战皖中、皖东，功勋卓著。虽不能说高敬亭是常胜将军，但他领导的部队，确是胜利之师。高敬亭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但在革命内部斗争中，却被革命的子弹所误伤。1939年1月，新四军总部电令四支队开赴皖东至江苏部分地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高敬亭此时发现国民党第五路军(桂系)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开进红军坚持十年斗争的根据地，像一把尖刀刺在他的心中。于是，他立即致电新四军总部，要求返回大别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没有率部东进。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高敬亭的做法极为不满，指责高敬亭“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要求他改正错误，迅速率部东进。然而，高敬亭对项英的指责未予理睬，拒不东进。对于和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杀父灭妻大恨的高敬亭来说，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出任军队要职的心理转变殊为不易。高敬亭对中央向敌后挺进的决策有所抵触，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作战和他领导的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的胜利，也使他产生了居功心理。他创建的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为中心，背靠大别山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不愿让给国民党，是他"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延宕进军皖中的主要原因，最终被处决。
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肥东青龙厂被捕，24日被枪决。高敬亭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儿子，国民党花10万银元买他的人头没买到，却被自己人的子弹夺去了年仅32岁的生命。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将高敬亭枪杀在青龙场。高敬亭被错误杀害后，四支队被支解为几个部队，有2000多战士认为革命无望而脱离队伍。我在当时也脱离了队伍回到了老家新县，老家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老乡们前仆后继为了革命，为了国家都埋骨在他乡了。说起往事，高老汉泣不成声，他说起已经牺牲的吴焕先、高敬亭、叶成焕，肖国清、血染杜鹃晏春山、程儒香，提起那块被鲜血浸透的稻田，高老汉更是痛哭流涕，伤心欲绝。
1927年冬天，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发动的第一次武装斗争——黄麻起义后，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解放21天的黄安县城再陷敌手。妄图扑灭革命火种的反动地主清乡团勾结敌军一个营进犯新县南部地区，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把这块不足30平方米的稻田当作刑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敌人在这里先后屠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上至七旬的普通村民，下至16岁的儿童团员，还有很多来不及撤离的鄂东军伤员都惨遭屠戮。
革命烈士程怀天，曾领导熊家嘴农民暴动，还筹集资金，赶制武器，为黄麻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敌军进犯紫云区后，程怀天不幸被捕。敌人将他押到这块稻田审讯，逼他交出共产党的组织和账款，数九寒冬，剥光了他的衣服，将四肢钉在门板上，惨无人道地砍掉他的手和脚，活活折磨至死。共产党员汪心敏被捕后，敌人活活地挖出他的心脏，强迫其叔父吃掉；还有一位革命英雄，敌人将他的腹部剖开，把手榴弹放进他的肚子，内脏被炸得四处横飞，有的甚至还挂在了树上，在场的人都咬着牙、闭着眼、扭过头去，不忍看这悲惨的一幕。
30平方米，300多人，这块稻田的每一平方米至少倒下10多名烈士。随地抓起一把泥土，都能攥出血!从此，当地的农民不忍心在这块田里种庄稼，从此，这块被鲜血浸透的稻田尊称为“红田”。
门口听着叔父讲述的高怀英也忍不住泪如雨下，她痛恨战争痛恨斗争，可是希望却又只能寄托于斗争寄托于革命。她不明白革命为什么会夺去养育她呵护她长大的叔父，她不懂这么为人民的党却让她失去了最爱的亲人。那是她心中的英雄，是她最亲最爱的人啊。她的心自从叔父被杀后一直如在烈火中焚烧，她脱身不得，被困其中只剩下煎熬。也已泪流满面的陈子美走出，对着少女深深鞠了三躬，“您放心，党是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儿女的，我陈子美今日立下誓言，一定会为高将军讨一个公道，求一个正义。倘若我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做到，我会将枪给你，请你枪毙了我，这是我的承诺，矢志不忘。”说罢，陈子美将藏在腰间的枪递给少女。“这是我的承诺，请你收下。”少女噗嗤一笑，如身边的荷花一样耀眼，“谁要你的枪啊，你可记得你的承诺，我等着你实现，我可一直看着你呢！”说完这句话的女孩，感觉浑身的冰雪散去，周身的冷刺也被消除，第一次陈子美感受到了这个女孩的温暖和热情。
在深入农村和农民交谈走访中，陈子美发现农村农民们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写不出来，他们已经习惯了世世代代受穷的日子，对于地主富农的钟鸣鼎食与自己所受剥削和压迫也觉得天经地义。如何才能在“铁屋子”一样的农村点燃革命的火种？他深知，只有教会这些握惯锄把子的农民们读书识字，才能给他们讲明白反帝反封建等革命道理，只有广大农民群众都有了觉悟，中国的革命前途才有希望。陈子美深感农民普遍觉悟不高，扫盲任务艰巨。他十分认同老师李大钊的见解，认为农村地区所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陈子美牢记老师李大钊的话：“把中国的农民发动起来，中国革命就有前途了。”于是，陈子美在灵山附近开办“平民夜校”，学员多为村里的青壮年，还有些无钱上学的贫家少年。他担任夜校教师，所教内容多是一些简单的字，再后来就渐渐加上国内外时事，并借机宣传马列主义、反帝反封建等革命道理。陈子美努力的启发民智、争取民权，点燃信阳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
陈易安在哥哥的带领下也积极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她夜晚认真教学，白天组织妇女给红军家属代耕代种、做军鞋。陈易安还常常化装成提竹篮卖针线的妇女，出入灵山寺、莲塘寺以及朱堂境内的白云寺、观音寺等寺庙旁，侦察敌情，搜集情报。陈易安又是一位红色宣传员，她演唱的《送郎当红军》十分感人。凡是经她宣传过的地方，总有一批批热血青年，积极参加红军队伍。她经常到红军医院去探望伤员，给伤员洗衣服、换药、端茶送饭。
“平民夜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早期革命斗争形式，在启发民智、争取民权的斗争中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为大别山区农村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那时候，信阳农村普遍成立了农会、妇救会等组织，开展了减租减息、移风易俗等运动。农民也能够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名词了。夜校教育人们移风易俗不收彩礼，“有房无房你也别提，搭个窝棚也将就地；有盖的没盖的你也别提，铺着毡子盖着席也将就地……”；教育人们放平心态不要攀比，“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了推车汉……”。那时候庄户人家有几个能念书识字的？进夜校一不收费，二不耽误农活，三可以读书识字，农忙时三六九上学，冬春农闲时每晚都开课，农民都非常乐意，也都纷纷成为陈子美和陈易安兄妹俩的学生。
高怀英看着这个能文能武一心报国的男人，被他感动，终于放下心中的成见，璀璨如同朝阳的女孩就这样加入了陈子美的便衣队，也参与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两个人并肩扶持，一直到革命胜利，大别山薪火相传的佳话从来没有断过。
而二妹陈易安也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人曾成采。他曾是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受教于校长陶行知，对于校长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传承这一思想。古代的孔子开私学提倡“有教无类”，首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近代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位努力践行平民教育的人物，并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创助了各类新型学校。因信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取名“知行”。后来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又改名为陶行知，并终生在教育实践中探索求知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反对鼓吹“劳心者治人”而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良传统。他虽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却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起开荒并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极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为了实践理想，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还改地名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一起建茅屋。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的理论，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列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学到老，活到老。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陶行知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会大量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山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在长期的艰难跋涉中，陶行知逐步认识到，不改造旧中国黑暗的政治，就不可能真正繁荣中国的文化教育。
而陶行知的学生曾成采薪火相传带着陶行知的思想观念走进了大别山区，将他的思想和文化也传播了进来，最重要的是他的到来对陈易安的教学方法有非常多的启发，从而也坚定了陈易安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家的理想，决心一生投注于教育救国。二人立意相同，决心一起携手改变中国教育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