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以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加上政策上的若干错误,致使茶叶生产不论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显著下降。但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评选出全国十大名茶,信阳毛尖榜上有名。1961年企区茶叶面积较1958年减少26.81%,产量减少12.58%,其中信阳县面积减少36.55%,产量减少10.86%,但信阳县的茶叶生产仍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937年高90.91%,比1949年仍超过392.91%,主要是单位面积提高了产量。从1961年起,农村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少荒芜茶园已被垦复,加强了中耕除草和施肥,有些茶区已恢复或超过了1958年的生产水平。茶叶生产的恢复,主要是贯彻执行了以下几项政策:

    第一,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经营管理责任制,执行了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克服了过去那种“大队管不了,小队不愿管,社员不敢管,最后无人管”的混乱现象和平均分配的偏向。

    第二,确定并贯执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因地制宜的方针。茶多田少的以茶为主,亦粮亦茶,茶少田多的以粮为主,粮茶并举。粮茶任务一起包,粮茶工分统一计算,超产粮同样分配,茶队口粮不低于余粮队,从而解决了粮茶生产上的矛盾,调动了茶农的积极性。如信阳县把茶叶收入占总收入40%以上的队,划为经济作物区。口粮略高于余粮队,扣除“三留”后缺口粮由国家供应,公粮按1957年总产值的5%计征现金,茶区人民很满意。

    第三,正确执行了奖励政策和价格政策,采用好茶多奖,分级奖励,奖工业品的办法,调动群众积极性。1961年中央调拨粮食三万八千斤,规定每挖一亩,奖粮十五斤,全区茶山普遍中耕一次。1962年中央和省拨给茶区化肥四千九百担(比1961年的一千一百担多345.5%)。煤油二万二千六百五十斤,生产用布四千五百三十尺,胶鞋四百五十三双,食盐九千斤,纸烟二千零一十七箱《每箱五十条和其它如白麻、铁锅、煤炭等许多日用品和工业品。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无论是否愿意扎根广阔天地,知识青年不得不背井离乡,奔赴农村。1969年,陈易安和曾成采的学生也纷纷响应政策,成为一名下乡青年。而陈子美也在同年因为被下放到息县五七干校。陈子美告别爱憎分明的妻子高怀英,他握紧妻子冰凉的双手,反复劝慰妻子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知道妻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他甚是担忧,再三安排儿子一定要看好母亲,照顾好母亲。

    在热闹喧嚣的火车站之中,陈子美和陈易安两人看向对方面面相觑,二人掩不住分别的忧思,却又相互告诫对方,一定要熬到胜利。从此天高地远,各自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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