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审判室专门审理涉及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借贷纠纷案件，如果银行不起诉，经济审判室就没活儿干。
郑庭长走马上任后，天天催促王加根，叫他快点儿递交起诉状。
按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情。A银行那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不良贷款清单》，涉及好几百个不守信用的借款人。他们都可以成为被告——诉讼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王加根每天浏览着“裹脚布”，脑子又难免开小差儿。他想，A银行孝天市支行有这么多不良贷款，整个A银行该有多少啊？如果算上B银行、C银行、D银行和其他中小银行，全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共有多少啊？这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大到他想都不敢想。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是妇孺皆知的道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拖欠银行的贷款？甚至想方设法地赖账呢？银行自有资本有限，发放贷款的资金主要靠吸收存款。存款到期必须兑付，而贷款又有这么多收不回来。那么，兑付存款的资金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王加根提出这些疑问时，坐在一旁的郑庭长抢白道:“你管这些干什么？咸吃萝卜淡操心。银行拿什么兑付存款，与我们屁不相干！我们的任务是清收不良贷款。收回了不良贷款，我们才能拿到费用，工资和奖金才有保障。你还是抓紧时间搞正事，快点儿写起诉状，别让大家都窝在这儿没事干。”
王加根满不在乎地笑了笑，漫不经心地从“裹脚布”的首页往后翻，装出选择起诉对象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无论他起诉谁，洪远平都有可能同意。洪远平明确地告诉过他，依法清收不良贷款，全权委托他办理。领导之所以如此信任他，当然是有原因的。
为了防止不良贷款失去诉讼时效，他向洪远平提建议，对逾期时间超过两年和接近两年的贷款，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催收。洪远平采纳他的建议，要求全行迅速贯彻落实，很快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些胆小怕事或者并非成心赖账的借款人，看到A银行如此大动干戈，担心自己吃官司，就主动把拖欠的贷款偿还了。据A银行孝天市支行信贷股统计，统一催收行动开展仅一个多月，就收回不良贷款本金和利息三百多万元。因为这个了不起的成绩，王加根有了地位。包括洪远平在内的行领导，都把他当成清收不良贷款的功臣。在确定依法清收的起诉对象时，他自然而然就有了话语权。洪远平非常尊重他的意见。他想起诉谁就起诉谁。只要是他递交审批单，洪远平就签“同意”，从来没有否决过。
王加根把起诉状写好后，附上搜集到的证据材料，一并交给郑庭长。郑庭长看过起诉状和证据材料，如果觉得没问题，就算正式受理了。然后，安排人复印，并把起诉状副本送交被告人。
“别忘了告知被告人，叫他们在十五天内提交答辩状！”每次饶春芳和老易出发时，郑庭长都会这么嘱咐。
送达起诉状副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不良贷款全是陈年旧账。时过境迁，有的借款人搬家了，难觅行踪；有的借款单位厂垮人散，别说找负责人，连普通工人都找不到；有的国营或集体单位改制了，连单位名称都发生了变化。为借款人担保的保证人也有类似情况。饶春芳和老易经常无功而返，在郑庭长面前倒苦水。
找不到被告人，起诉状副本送达不了，官司就没办法打。
郑庭长也坐不住了。号召经济审判室人员全体出动，分成多个小分队，在孝天城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还让司机小张开上那辆半新不旧的吉普车，去外地寻找。有时好不容易逮住被告，给他们起诉状副本，他们又不愿意签收。
“这只是走个程序。签字并不代表你认可起诉状的内容，仅表明你收到了我们送的东西。”郑庭长耐心解释。
“今天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饶春芳耀武扬威地抖狠，说话的同时，手里还挥舞着电棍，“我们找你，不是代表我们个人，而是代表法院！”
“我们不是逼迫你还贷款，也不需要你对我们作什么承诺。只要你在送达回执上签个名，或者按个手印，表明已经收到就行了。”老易有点儿央求的意味。
潘蕾补充道：“如果你坚持不收，我们就去街道办事处找人，让他们作个见证，一样可以证明起诉状副本送到你手里了。”
……
大家有的唱红脸，有的唱黑脸，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目的就是把起诉状副本送出去。可还是有一些顽固不化的被告人，不买他们的账。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把起诉状副本交给当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让基层组织代收代转。
起诉状副本送达之后，无论被告人提交还是不提交答辩状，都得耐心地等上十五天。这半个月，王加根不能消极等待。他要调查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弄清楚有没有可以处置的房产，有没有值钱的机器设备，有没有库存的产品或者半成品，账上有没有存款，对第三方有没有债权……摸清情况后，就申请诉讼保全，让法院对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或冻结，以免当事人隐匿或者转移。开庭时间确定后，他又要撰写诉讼代理词，做好在法庭上发言和辩论的准备。
经济审判室只有由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拼成的长方型桌台。开庭的时候，郑庭长和潘蕾坐在桌台的顶端，一侧坐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另一侧坐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设旁听席，也没有法警。不像审理案件，更像是在召开一个会议。虽说是简易程序，该走的步骤一个也不能少。宣布法庭纪律，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征询各方最后的意见，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当庭判决或择日制作判决书。潘蕾负责法庭记录，记录完成之后，交双方当事人签字，按手印。最终形成的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也会盖上带有国徽的“孝天市人民法院”的印章……
客观地讲，这些案子的审理并不难。借贷纠纷本来就是借款人理亏，加上法院又和A银行有合作协议。官司谁胜谁败,没什么悬念。问题是，调解书或者判决书生效后，执行起来不容易。被告人往往在法庭上说得很好，真正到了应该履行义务的时候，又没有实际行动。他们还是赖账不还，把神圣的法律文书视同儿戏，让其成为一纸空文。
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又该王加根忙乎。他得撰写《申请执行书》，要求法院采取强制措施。通常情况下，执行应该由法院执行庭实施，但他们这个经济审判室，执行还是得靠自己。进入执行程序，郑庭长、潘蕾、饶春芳、老易和司机小张摇身一变，就成了法院的执行员。向被执行人下达《执行通知书》，要求其报告财产情况。如果当事人不如实报告，或者想方设法隐匿财产。他们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协助查询通知书》，去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一旦发现账户里有钱，马上填写《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冻结或者划拨。有时被执行人提出用财产或物资充抵债务，诸如：卖不出去的商品，停止使用的机器设备，快报废的汽车，荒芜的土地，破旧的厂房，款式过时的服装……接不接受这些抵债资产？谁也不敢擅自作主，也不敢贸然拒绝。为了防止被执行人转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查封了再说。贴上盖有法院红印的封条，再去征求银行领导的意见。
见到洪远平，郑庭长把那些查封的破玩艺儿吹上了天，极力劝说银行同意以物抵债。他的意图很明确，只要银行同意接收这些东西，就可以折算成收回的贷款，法院就能够按比例提取费用。
洪远平自然心知肚明，用浓重的应山口音表明观点：“收不收这些东西，我不发表意见。你们既然收回了，就要负责卖出去，用出售所得价款来偿还贷款。这些抵债资产值多少钱我不管，我只按实际收回的现金给你们兑现。”
一听这话，郑庭长如泄了气的皮球。
抵债资产变现，比收回这些东西更难。首先得请资产评估公司估价，再交给拍卖行拍卖，或者想办法变卖。拍卖和变卖流程复杂，耗时不说，成功的概率还很小——拍卖有可能流拍，变卖有可能无人问津。结果，那些查封和扣押的财产成了烫手山芋。经济审判室难以正常运转，陷入停滞状态。
郑庭长的工作积极性严重挫伤。他不再关心银行案子的执行，也不催王加根起诉。每天照常来经济审判室上班，但胳膊肘下总是夹着其他案子的案卷。既然银行的案子推不动，他就转移工作重心，利用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办理其他案子。其他人拖拖拉拉地来了之后，他就像生产队长一样，给每个人安排点儿事情做。然后，就坐在那里看案卷，做笔记，写呀画的。饶春芳、老易和小张开着吉普车，按照郑庭长的指令出去跑一圈儿，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一无所获，叫苦连天，通娘骂老子。然后，每人泡上一杯茶，或站着，或坐着，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山南海北，天文地理，城市乡村，今古传奇，趣事逸闻……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郑庭长不仅不阻止，有时还饶有兴致地参与其中，发表看法和观点。不过，一旦谈话接触到打官司，涉及到法律问题，他又会退避三舍，回到自己的座位，缄默不语，接着看那些与银行无关的案卷。他不屑于与法盲讨论专业问题。饶春芳、老易和小张虽说在经济审判室上班，但没有学过法学，对法律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他们连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搞不清楚，还老是争得脸红脖子粗。尤其是饶春芳，不懂装懂，做事又没主见，纯粹是个吃闲饭的主儿。每逢这个时候，王加根就感到悲哀，毫无疑问，经济审判室这个草台班子，根本担负不起清收不良贷款的责任。在这里无所事事，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
成为律师一度是他梦寐以求的，可真正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他又发现律师其实并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神圣。其社会地位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比法院的审判人员差多了。不管律师多么能言善辩，案子最终还是得法官审理。官司输赢，还是法官说了算。因此，法官更受当事人的追捧，经常有人请吃饭，送东西，打砣子，塞红包。律师享受不到这些“待遇”，而且特别辛苦。接到案子，律师得绞尽脑汁地写起诉状或者答辩状，东奔西走地调查取证，撰写代理词或辩护词，翻阅海量的法学书籍，熟悉法律法规，为出庭作准备。开庭审理时，法官是裁判，只须按程序向双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问，无须动什么脑子。而律师就不一样了，走上法庭就如同上了前线，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精神高度紧张。
依法收贷没什么进展，经济审判室的人员队伍却在日益壮大。每隔一段时间，这里就会出现新面孔。这些“新同事”都是郑庭长弄进来的，其中还有市法院副院长的千金。经济审判室是银行和法院联合设立的，招收员工征求过双方领导的意见没有？他们的薪酬如何确定？工资和奖金由谁来支付？所有这些问题，只有郑庭长一个人清楚，其他人心里都是黑的。
在经济审判室，郑庭长的权力至高无上。什么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从来不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即使是银行方的负责人饶春芳，他也不放在眼里。饶春芳的水平本来就不怎么样，遇事没主见，更谈不上有魄力，窝窝囊囊。加上品行又差，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心胸狭窄，没什么人缘儿，根本就没有能力与郑庭长抗衡。
经济审判室自开张以来，所有的花销都是银行出的，法院只派了两个人，没承担一分钱费用。前期审理的那些案件，都收取了诉讼费用。按照银行与法院签订的协议，这些诉讼费用应该作为经济审判室的收入。但郑庭长不同意，坚持交给法院经济审判庭。看到这些不平事，饶春芳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倒是肝火旺盛的老易，时不时找郑庭长理论。老易年过半百，是快退休的人了，又没职务和头衔。光脚不怕穿鞋的，因此什么话都敢说。只要觉得郑庭长做得不对，他就会拍案而起，吵吵嚷嚷地据理力争。郑庭长自然非常恼火，唇枪舌剑地予以回应。两人的嗓门都大，吵得房顶上的阳尘直往下落。饶春芳见老易冲在前面，于是也参与其中，与老易并肩作战。经济审判室霎时变得热闹非凡……
每逢这个时候，王加根就安静地坐着，如同看猴把戏，欣赏他们的表演。凭心而论，他也觉得郑庭长做事情过分。尤其是在短短个把月时间弄进来四个可有可无的“新员工”，让人难以忍受。经济审判室本来就没什么事做，又弄进来这么多人吃闲饭，纯粹是揩银行的油。不过，这种事情在银行也不少见啊！银行办了那么多实体，招收人员没有计划，处于失控状态。摊子越铺越大，机构越来越臃肿。谁知道将来如何收场！一想起这些，王加根忧心如焚，晚上睡不着觉，通宵达旦失眠。心里不舒服，有了牢骚，就在日记本里发泄一通。有时他也自己劝自己：没必要忧国忧民，全当你还是在牌坊中学教书。你一个平头百姓，位卑言轻，说话也没人听，起不了什么作用。按部就班，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按月领回工资，再写写文章。多投稿，争取多领通讯报道奖。银行政策这么好，不充分利用就可惜了。
调经济审判室之后，他写通讯报道的数量明显减少，发表得也不多。按照奖励标准，三季度能够领一千多块钱。样报样刊复印件和用稿通知单提交支行办公室了，等待审核。他想去打听兑现的流程走到了哪一步，又担心别人说他钻进了钱眼儿。等着吧！兑现的时候办公室自然会通知的，孙志雄和张清泉又不是不熟悉。
有一天，王加根正在写起诉状，楼下的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主任突然来找他，说孙志雄来电话，叫他赶紧去支行一趟。
“孙主任讲没讲是什么事情？”王加根问，内心里当然希望是兑现通讯报道奖。
“说是洪行长找你有事。”
洪远平？王加根有点儿紧张，一刻也不敢耽误，向郑庭长打了声招呼，就赶紧下楼去推自行车。骑车赶到支行机关，爬楼到五楼办公室，见到了孙志雄。
“来了。”孙志雄主动向他打招呼，急匆匆地吩咐道，“你快去洪行长办公室，他有急事找你，等好半天了。”
他快步来到洪远平的办公室。门没关，他敲了敲门板。
“来来来。坐吧！”洪远平脸色有点儿难看，指了指大班桌前的靠背椅。
王加根在靠背椅上坐下，与洪远平面对面。
洪远平从桌子上拿起两份材料，叫他先看看。
王加根瞟了一眼，见是起诉状：一份是山西省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送来的，一份是孝天市人民法院卧龙法庭送来的。
“你看看这两个案子怎么弄？”洪远平显然非常着急。
王加根没有应声，开始认真地阅读起诉状。
一份起诉状的原告是孝天市燃料公司，状告A银行大同市中心支行营业部和A银行孝天市支行；另一份起诉状的原告是孝天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状告人行孝天市支行和A银行孝天市支行。一起案子涉及票据纠纷；另一起案子涉及国库券兑付。这些业务王加根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过错究竟在哪一方，更不知道这两起官司该怎么弄，两眼迷茫地望着洪远平。
“以前别人告我们，支行都是请律师代理。律师费花了不少，可官司从来就没赢过。”洪远平懊恼地说，“这次我不想请律师，两个案子都交给你去弄。官司打赢了支行给你奖励，输了也不怪你。反正请其他律师也是个输。”
听洪远平这样讲，王加根的压力就小了许多。管他呢，全当是实战演练。前段日子一直当原告，案子都是借贷纠纷，又有郑庭长庇护。官司虽然赢了，但体现不出他的水平。这两个案子是被告，官司又涉及其他银行业务，法官他都不认识，能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想到这儿，他莫名兴奋起来，还有点儿迫不及待。
“大同的那个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你抓紧时间到营业室了解一下情况。”洪远平直接安排下一步的工作，“我个人觉得，无论燃料公司索赔多少，责任不能全部由我们承担。我们的底线，是和大同分行营业部各承担一半儿的责任。”
“行。我先找具体经办人员问一下，查查相关法律条款和规定。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我相信你不会比那些专业律师差！”洪远平给王加根打气，又说，“去山西出差，可以到行政科借点儿钱。找左股长签字，就说我已经同意了。”
“好的，谢谢洪行长。”
走出行长办公室，王加根没有马上离开，在走道上迟疑了一会儿，又前往办公室，打听三季度通讯报道奖兑现情况。
孙志雄不在。办公室里坐着张清泉和小郭。
看到王加根，两个人都满面笑容地打招呼。那股热情劲儿，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不过，得知王加根是来领通讯报道奖，张清泉的脸色又晴转多云，为难地说，奖金已经从支行计财股领出来了，但出了点儿状况，暂时拿不出钱来给王加根。
“怎么回事？”王加根疑惑不解地问。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反正我手上的钱已经出水了。”张清泉支支吾吾，“你看能不能这样，等四季度兑现的时候，我把两个季度的奖金一起给你。”
王加根没吭声。通讯报道奖向来是按季度兑现，为什么这个季度的钱要拖到下个季度才发？
“你能不能把兑现明细表给我看一下？”
张清泉犹豫了一下，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王加根。
王加根翻了翻，看到孙志雄和另外几个得奖的人都签了字，说明这些人的钱已经领走，只剩下他和张清泉两栏空着。张清泉负责发放，所有奖金都在他手里，签不签字无所谓。也就是说，唯独他王加根一个人的钱没有领。
“怎么会这样？是因为我领的奖金太多？还是因为我调离了支行办公室？”王加根对此想不通，红着脸与张清泉理论。
“钱真的出水了！我自己的钱也没有领。”张清泉同样成了红脸关公，又不肯道出其中的缘由。
王加根更觉蹊跷。他知道张清泉是个老实人，不会撒谎，肯定有苦衷。他不想继续为难张清泉，决定去找孙志雄。他坚定不移地认定，是孙志雄在其中捣鬼。孙志雄这个人虚伪得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笑里藏刀，口是心非。与这种人打交道，不能和稀泥，不能太老实。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自己该得的钱，一定去要讨回来。
“孙主任外出办事了，上午回不了。”张清泉说。
王加根果断地决定：“那我下午再来。”
下午见到孙志雄，他才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农运动会闭幕后，楚天广播电台新闻部的余主任来到了孝天城。作为东道主和业务合作伙伴，孙志雄和张清泉代表单位热情地接待了他。余主任的食宿都是他们安排的，张清泉还陪同余主任去双峰山风景区玩了一天。他们以为这样已经很够意思，没想到，余主任临回武汉时，索要九百元钱的车马费。孙志雄来不及申请这笔费用，就让张清泉挪用通讯报道奖金，暂时垫付。
“你的奖金多一点儿，我就让清泉先缓发你的钱，免得动静搞大了影响不好。”孙志雄这样解释，“余主任说，他回武汉后就弄几张用稿通知单，寄给我们作为补偿。等那几张用稿通知单的奖金兑出来后，就把该兑现给你的钱补发给你。”
这种安排听起来没毛病，但王加根还是觉得不舒服。
余主任这次来孝天城，还不是因为前期做了《董永故里A银行》专题节目？以功臣自居。那期节目的稿件本来是他写的，可广播时作者变成了“通讯员孙志雄”，用稿通知单也都寄给了孙志雄，与他王加根没半毛钱的关系。想起这事他就窝火！为了多拿通讯报道奖，孙志雄可谓费尽心机。想方设法与媒体单位拉关系，甚至弄虚作假。作品难以发表时，就撰写一些内部材料来充数。比方，向地方党委政府、人民银行和上级行报送的先进事迹材料，都作为通讯报道滥竽充数。周兴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让这家伙冒领了多少钱。
“就算是这样，我觉得也不合理。如果担心知道的人多了影响不好，至少支行办公室有通讯报道奖的人应该分担。”王加根理直气壮地指出，矛头直指孙志雄和张清泉。
孙志雄愣了一下，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从钱包里掏出三百元钱，交给张清泉：“余主任那九百元，就由我们三人垫付吧！”
领过通讯报道奖，走出银行办公大楼的时候，王加根碰到了副行长周兴国。他热情地与领导打招呼，没想到周兴国只是应付差事地哼了一声，神情冷淡地与他擦身而过。
这让王加根感到很难堪。
周兴国为什么对我不冷不热？未必有什么不当言论传到了他耳朵里？或者是他眼红我通讯报道奖拿得太多？政策是你们制定的，我才不管这些呢，老子就是要领得让你们眼红！招聘文秘人员时，你们要会写的。我现在发表的文章多了，多领了点儿奖金，你们又不舒服。哪有这样的道理？会不会是经济审判室审理的案子牵涉到了周兴国？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王加根自作主张地起诉不良贷款户，引起很多非议。特别是信贷人员和各办事处负责人，每天都提心吊胆，关注被起诉的单位或个人名单，害怕那些收不回的贷款是自己负责发放的。这并不是说，起诉了他们发放的贷款户，就会追究他们的责任，而是有可能拔萝卜带泥，扯出一些见不得阳光的猫腻。比方，毛陈镇一个姓宋的个体工商户，五年前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贷款七万元，期限六个月，用于做生意临时周转，但这笔贷款至今还没有偿还，利息也只付了半年。案件被起诉后，郑庭长带人前去送起诉状副本。结果，宋老板在毛陈镇的商铺早已关门，住的房子也卖给了别人。几经周折，他们在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找到了宋老板。原来他在这里承包了一个池塘，转行养鱼，和老婆孩子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宋老板接过起诉状副本，仔细看了一遍，吞吞吐吐地说：“贷款是有这么一回事，但贷款金额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郑庭长疑惑地问。
“我当初得到的贷款是五万元，而不是七万元。”
“五万元？”郑庭长从皮包里拿出借款借据，伸到宋老板面前，“借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七万元。你怎么说是五万元？还想赖账不成？”
宋老板瞟了一眼借据，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告诉郑庭长：当时发放这笔贷款时，银行信贷股长蔡梅生提了一个附加条件，说是从七万元贷款里面，挪出两万元给蔡的亲戚用。他没有办法，只好无奈地答应了。
“借据上写的七万元没有错，但我只拿了五万元，另外两万元蔡股长拿去给他亲戚用了。”宋老板再次强调。
一听这话，郑庭长和王加根都惊呆了。
“这事可不能随便乱讲。”郑庭长非常严肃，“你能与蔡梅生当面对质吗？”
“当然能！我和你们一起去见蔡股长。”
就这样，他们带着宋老板回到孝天城。见到蔡梅生，宋老板非常热情地走过去，掏出香烟敬上一支。
蔡梅生已经不记得宋老板，疑疑惑惑地望着他。
宋老板非常吃力地自我介绍，提到了五年前的那笔贷款。
蔡梅生显然非常吃惊，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他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说这事时间太久了，自己没有印象。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谈吧！”郑庭长笑着建议道，“去北街口经济审判室，或者在附近找个吃饭的地方？肚子有点儿饿了。”
“行行行！中午我请客。”宋老板表现得非常大度，同意在附近找家餐馆坐坐。
一大干子人走出银行办公大楼，进入附近的一家餐馆。
坐定之后，蔡梅生眉宇间拧起的疙瘩才慢慢松开，对宋老板说：“你说的这事，我好像有点儿印象，但那个亲戚一直没有把钱还给我，我再去催催。”
“那你可得抓紧点儿！”郑庭长开始将军，“一个星期之内，如果那两万元贷款还上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如果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还上，我就要向你们银行的领导汇报！”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一定督促亲戚马上还钱。”蔡梅生信誓旦旦，“不过呢，这事到此为止，再不要往外扩散了。”
就这样，蔡梅生很快就把两万元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送到了经济审判室。自那之后，他每遇见王加根，就像见到仇人一样，不理不睬，似乎满肚子都是火。
王加根之前当然没有预料到，依法清收不良贷款会得罪银行的同事。城区办事处主任都在抱怨他，信贷人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说风凉话，嘲笑和讽刺他，对他进行攻击和谩骂。
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起诉。准备起诉哪笔贷款，还是先征求一下支行信贷股及相关办事处主任的意见，免得把大家都得罪干净了。不良贷款能不能收回，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何必那么卖力？学聪明一点儿，就像老易讲的那样，别人玩的时候，就陪着大家一起玩儿。表现得那么积极干什么，又有谁赏识你？只会遭大家嫉恨。回想起周兴国横眉怒目的态度，王加根这样劝自己。
回到北街口经济审判室，他好半天都平静不下来。
去了一趟支行办公大楼，感觉那边儿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洋溢着现代化的气息。垂直升降的箱式电梯已经投入使用。支行机关干部员工都佩戴上了新发的行徽。股长主任们腰间挂着BP机。楼上楼下的经警都用对讲机喊话……真是日新月异啊！这才离开了个把月，就感觉那里完全变了样子。而北街口这边儿的经济审判室，破烂不堪，死气沉沉，简直就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什么狗屁经济审判室？其实就是清收不良贷款的专班。什么银行律师？要打官司时想到你，不打官司时你什么都不是，连支行机关那边儿的普通员工都不如。意识到这一点儿，他不免悲从中来。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这么忍气吞声地干下去。把洪远平委托的官司打好，干出点儿名堂来，或许能够提高自己在银行的地位。
“发什么呆？是不是又在想老婆？”司机小张这时凑到他身边，开玩笑，并且小声告诉他，刚买了一张新碟片，最流行的歌曲，问他想不想听。
王加根心情烦乱，也干不成什么事情，就站起身，跟着小张一起下楼，钻进吉普车里听音乐。
两个人听得正带劲儿，饶春芳突然跟了过来。他拉开车门，二话不说，就把汽车钥匙给拔走了。
小张非常尴尬地呆在那儿。坐在副驾的王加根也非常生气，克制着情绪，强忍怒火，一句话也没有讲。
回到经济审判室，王加根刚坐下，饶春芳拿着一张传票朝他走过来，叫他去一趟孝天车站印刷厂。
“送传票是法院的事情！我是银行诉讼代理人，送什么传票？”王加根没好气地予以拒绝。
饶春芳脸色变了，质问道：“那你今天上班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代理诉讼的。”
“是哪个叫你代理诉讼的？”
“未必还要你叫？我有洪远平签名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是洪远平让我来代理诉讼的！”
饶春芳被呛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地返回座位。
出了这口恶气，王加根才感觉心里舒服了一点儿。
狗日的饶春芳，总是把经济审判室的吉普车当成他的私家车，接他上班，送他下班，干私人的事情。别人用一下，他就不舒服，连听听音乐都不行。欺人太甚！老子就是要出你的洋相，看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去行领导那里说我的坏话吗？给小鞋我穿吗？老子才不怕呢！不给点儿颜色你看看，总以为老子是好欺负的。
饶春芳与王加根交火，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坐在一边儿看笑话。尤其是郑庭长，看到饶春芳白眼翻，心里要多熨帖就有多熨帖。
短暂的安静之后，王加根起身走到郑庭长面前，简单地汇报了洪远平向他布置的工作任务，最后说：“估计这段日子我得把审判室的事情放一放，全力以赴打那两场官司。”
郑庭长很聪明，心领神会，知道自己无论同意与否，王加根都会去忙洪远平交办的案子，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行！洪行长安排的工作，我全力支持。忙你的去吧！反正审判室眼下事情也不多，前期审的案子都没有办结，也没必要再起诉新案子。”
王加根道过谢，回到座位上收拾东西，锁好抽屉，拿上自行车钥匙出去了。他准备去北街口办事处，了解一下燃料公司那笔汇票业务的具体经办情况。原来，这起官司的始作俑者是陈俊杰。
陈俊杰实习期满，在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营业室当柜员，负责联行会计业务。为市燃料公司开汇票是他办理的第一笔票据业务。开票的各个环节他都做得比较仔细，但票开出去之后，忘记了邮寄票根。
按照A银行业务处理的内部管理制度，开出的汇票交给持票人，票根则由开票行邮寄给付款行。付款行只有在汇票与票根核对无误后，才能兑付。A银行山西省大同市中心支行营业部就是因为没有收到票根，才拒绝兑付汇票，引发了这场官司。
看到昔日同室而居的朋友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王加根也很同情。他劝陈俊杰想开一些，刚走上工作岗位出差错是难免的，不要背太大的思想包袱。而银行坐班主任和几个会计人员却站出来，为陈俊杰打抱不平。他们说，这事不能完全怪小陈，付款行也有责任。没有收到票根可以打电话询问，都是一个系统的，完全可以内部沟通。
“我们开出的汇票应该见票即付，凭什么拒绝付款给持票人？”坐班主任气呼呼地问。
票据业务方面的事情，王加根不懂，不敢贸然发表意见。无论别人讲什么，他都认真倾听，不清楚的地方，就虚心向别人请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过错究竟在哪一方，他也拿不准。怎么办？只有求助于书本。他走出银行，翻过大天桥，来到市新华书店。楼上楼下找了好半天，没有看到票据业务方面的书籍。他又骑上自行车，前往城站路与文化路交汇处的地区新华书店。在法律书籍专柜，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结算办法》。
他喜出望外，掏钱买了一本，回到后湖宿舍，如饥似渴地阅读。看完这个单行本，他也觉得兑付行有问题。汇票上的各项要素齐全，必须无条件付款。至于核对票根的行为，只是A银行内部规定，不应该成为拒绝付款的理由。找到了法律上的依据，他觉得这个官司有得一打，情绪比较亢奋。
看到窗户外面断了光，这才感觉肚子有点儿饿。于是起床洗米煮饭，打理蔬菜，准备简单的晚餐。平时日子，他吃过晚饭后总是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住在后湖宿舍，到了晚上就感觉特别无聊。这里不像北街口那么热闹，附近没什么好玩的地方。他总是一个人关在家里，看书，或者听收录机。老易和司机小张也住在这个院子里，有时会过来邀他打麻将，但他对此提不起兴趣。赢钱输钱是事小，那种无聊的游戏特别浪费时间，还容易伤感情。百无聊赖，他有时也会去敬文家里看电视。可步行好几里路，来到北正街上的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常会见敬文家的大门被铁将军把守。他只好失望地回后湖宿舍睡觉。因为睡得太早，下半夜就睡不着了，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到天亮……
今天晚上有事干。他得抓紧时间写答辩状，把脑子里想好的一些观点和理由记下来。其实，这也没花多少时间。答辩状初稿完成时，八点钟不到。由于刚刚用过脑子，一点儿睡意也没有。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又开始想念远在花园镇的老婆和女儿。
此时此刻，她们母女俩在干什么呢？
王欣肯定趴在木凳子上写作业。方红梅上礼拜病了，咳嗽，流鼻涕，打喷嚏，症状有点儿像感冒，也不知好些没有。晚上她要么在办公室备课改作业，要么在家里忙家务，洗碗，清场，洗衣服，拖地……唉，她们娘儿俩也够可怜的。隔这么远，自己一点儿忙也帮不上，难得为她们分忧。往后周末回家应该多干点活儿，多尽点儿义务，不能总是发牢骚、耍脾气，把负面情绪带给家人。更不能只想着自己快活，像小孩子一样与老婆闹别扭。欣欣那么听话，我还动不动就吼她，甚至动手打她，真是不该啊！
总盼着改行和进城，梦想成真了，也不过如此。在牌坊中学教书时，忙得脚不沾地，业余时间还写出了那么多文学作品，干出了让人羡慕的成绩。现在呢？上班轻松，下班有的是时间。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可半年过去了，却没有发表一篇像样儿的文章。经常感到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游荡。一些好的生活习惯都丢了，规律也打乱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那么白白地流走。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老是快活不起来？今后的生活如何安排？日子怎样过才有意义？”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真是贱啊！我就是个贱骨头。”
郑庭长走马上任后，天天催促王加根，叫他快点儿递交起诉状。
按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情。A银行那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不良贷款清单》，涉及好几百个不守信用的借款人。他们都可以成为被告——诉讼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王加根每天浏览着“裹脚布”，脑子又难免开小差儿。他想，A银行孝天市支行有这么多不良贷款，整个A银行该有多少啊？如果算上B银行、C银行、D银行和其他中小银行，全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共有多少啊？这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大到他想都不敢想。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是妇孺皆知的道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拖欠银行的贷款？甚至想方设法地赖账呢？银行自有资本有限，发放贷款的资金主要靠吸收存款。存款到期必须兑付，而贷款又有这么多收不回来。那么，兑付存款的资金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王加根提出这些疑问时，坐在一旁的郑庭长抢白道:“你管这些干什么？咸吃萝卜淡操心。银行拿什么兑付存款，与我们屁不相干！我们的任务是清收不良贷款。收回了不良贷款，我们才能拿到费用，工资和奖金才有保障。你还是抓紧时间搞正事，快点儿写起诉状，别让大家都窝在这儿没事干。”
王加根满不在乎地笑了笑，漫不经心地从“裹脚布”的首页往后翻，装出选择起诉对象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无论他起诉谁，洪远平都有可能同意。洪远平明确地告诉过他，依法清收不良贷款，全权委托他办理。领导之所以如此信任他，当然是有原因的。
为了防止不良贷款失去诉讼时效，他向洪远平提建议，对逾期时间超过两年和接近两年的贷款，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催收。洪远平采纳他的建议，要求全行迅速贯彻落实，很快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些胆小怕事或者并非成心赖账的借款人，看到A银行如此大动干戈，担心自己吃官司，就主动把拖欠的贷款偿还了。据A银行孝天市支行信贷股统计，统一催收行动开展仅一个多月，就收回不良贷款本金和利息三百多万元。因为这个了不起的成绩，王加根有了地位。包括洪远平在内的行领导，都把他当成清收不良贷款的功臣。在确定依法清收的起诉对象时，他自然而然就有了话语权。洪远平非常尊重他的意见。他想起诉谁就起诉谁。只要是他递交审批单，洪远平就签“同意”，从来没有否决过。
王加根把起诉状写好后，附上搜集到的证据材料，一并交给郑庭长。郑庭长看过起诉状和证据材料，如果觉得没问题，就算正式受理了。然后，安排人复印，并把起诉状副本送交被告人。
“别忘了告知被告人，叫他们在十五天内提交答辩状！”每次饶春芳和老易出发时，郑庭长都会这么嘱咐。
送达起诉状副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不良贷款全是陈年旧账。时过境迁，有的借款人搬家了，难觅行踪；有的借款单位厂垮人散，别说找负责人，连普通工人都找不到；有的国营或集体单位改制了，连单位名称都发生了变化。为借款人担保的保证人也有类似情况。饶春芳和老易经常无功而返，在郑庭长面前倒苦水。
找不到被告人，起诉状副本送达不了，官司就没办法打。
郑庭长也坐不住了。号召经济审判室人员全体出动，分成多个小分队，在孝天城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还让司机小张开上那辆半新不旧的吉普车，去外地寻找。有时好不容易逮住被告，给他们起诉状副本，他们又不愿意签收。
“这只是走个程序。签字并不代表你认可起诉状的内容，仅表明你收到了我们送的东西。”郑庭长耐心解释。
“今天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饶春芳耀武扬威地抖狠，说话的同时，手里还挥舞着电棍，“我们找你，不是代表我们个人，而是代表法院！”
“我们不是逼迫你还贷款，也不需要你对我们作什么承诺。只要你在送达回执上签个名，或者按个手印，表明已经收到就行了。”老易有点儿央求的意味。
潘蕾补充道：“如果你坚持不收，我们就去街道办事处找人，让他们作个见证，一样可以证明起诉状副本送到你手里了。”
……
大家有的唱红脸，有的唱黑脸，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目的就是把起诉状副本送出去。可还是有一些顽固不化的被告人，不买他们的账。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把起诉状副本交给当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让基层组织代收代转。
起诉状副本送达之后，无论被告人提交还是不提交答辩状，都得耐心地等上十五天。这半个月，王加根不能消极等待。他要调查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弄清楚有没有可以处置的房产，有没有值钱的机器设备，有没有库存的产品或者半成品，账上有没有存款，对第三方有没有债权……摸清情况后，就申请诉讼保全，让法院对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或冻结，以免当事人隐匿或者转移。开庭时间确定后，他又要撰写诉讼代理词，做好在法庭上发言和辩论的准备。
经济审判室只有由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拼成的长方型桌台。开庭的时候，郑庭长和潘蕾坐在桌台的顶端，一侧坐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另一侧坐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设旁听席，也没有法警。不像审理案件，更像是在召开一个会议。虽说是简易程序，该走的步骤一个也不能少。宣布法庭纪律，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征询各方最后的意见，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当庭判决或择日制作判决书。潘蕾负责法庭记录，记录完成之后，交双方当事人签字，按手印。最终形成的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也会盖上带有国徽的“孝天市人民法院”的印章……
客观地讲，这些案子的审理并不难。借贷纠纷本来就是借款人理亏，加上法院又和A银行有合作协议。官司谁胜谁败,没什么悬念。问题是，调解书或者判决书生效后，执行起来不容易。被告人往往在法庭上说得很好，真正到了应该履行义务的时候，又没有实际行动。他们还是赖账不还，把神圣的法律文书视同儿戏，让其成为一纸空文。
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又该王加根忙乎。他得撰写《申请执行书》，要求法院采取强制措施。通常情况下，执行应该由法院执行庭实施，但他们这个经济审判室，执行还是得靠自己。进入执行程序，郑庭长、潘蕾、饶春芳、老易和司机小张摇身一变，就成了法院的执行员。向被执行人下达《执行通知书》，要求其报告财产情况。如果当事人不如实报告，或者想方设法隐匿财产。他们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协助查询通知书》，去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一旦发现账户里有钱，马上填写《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冻结或者划拨。有时被执行人提出用财产或物资充抵债务，诸如：卖不出去的商品，停止使用的机器设备，快报废的汽车，荒芜的土地，破旧的厂房，款式过时的服装……接不接受这些抵债资产？谁也不敢擅自作主，也不敢贸然拒绝。为了防止被执行人转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查封了再说。贴上盖有法院红印的封条，再去征求银行领导的意见。
见到洪远平，郑庭长把那些查封的破玩艺儿吹上了天，极力劝说银行同意以物抵债。他的意图很明确，只要银行同意接收这些东西，就可以折算成收回的贷款，法院就能够按比例提取费用。
洪远平自然心知肚明，用浓重的应山口音表明观点：“收不收这些东西，我不发表意见。你们既然收回了，就要负责卖出去，用出售所得价款来偿还贷款。这些抵债资产值多少钱我不管，我只按实际收回的现金给你们兑现。”
一听这话，郑庭长如泄了气的皮球。
抵债资产变现，比收回这些东西更难。首先得请资产评估公司估价，再交给拍卖行拍卖，或者想办法变卖。拍卖和变卖流程复杂，耗时不说，成功的概率还很小——拍卖有可能流拍，变卖有可能无人问津。结果，那些查封和扣押的财产成了烫手山芋。经济审判室难以正常运转，陷入停滞状态。
郑庭长的工作积极性严重挫伤。他不再关心银行案子的执行，也不催王加根起诉。每天照常来经济审判室上班，但胳膊肘下总是夹着其他案子的案卷。既然银行的案子推不动，他就转移工作重心，利用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办理其他案子。其他人拖拖拉拉地来了之后，他就像生产队长一样，给每个人安排点儿事情做。然后，就坐在那里看案卷，做笔记，写呀画的。饶春芳、老易和小张开着吉普车，按照郑庭长的指令出去跑一圈儿，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一无所获，叫苦连天，通娘骂老子。然后，每人泡上一杯茶，或站着，或坐着，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山南海北，天文地理，城市乡村，今古传奇，趣事逸闻……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郑庭长不仅不阻止，有时还饶有兴致地参与其中，发表看法和观点。不过，一旦谈话接触到打官司，涉及到法律问题，他又会退避三舍，回到自己的座位，缄默不语，接着看那些与银行无关的案卷。他不屑于与法盲讨论专业问题。饶春芳、老易和小张虽说在经济审判室上班，但没有学过法学，对法律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他们连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搞不清楚，还老是争得脸红脖子粗。尤其是饶春芳，不懂装懂，做事又没主见，纯粹是个吃闲饭的主儿。每逢这个时候，王加根就感到悲哀，毫无疑问，经济审判室这个草台班子，根本担负不起清收不良贷款的责任。在这里无所事事，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
成为律师一度是他梦寐以求的，可真正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他又发现律师其实并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神圣。其社会地位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比法院的审判人员差多了。不管律师多么能言善辩，案子最终还是得法官审理。官司输赢，还是法官说了算。因此，法官更受当事人的追捧，经常有人请吃饭，送东西，打砣子，塞红包。律师享受不到这些“待遇”，而且特别辛苦。接到案子，律师得绞尽脑汁地写起诉状或者答辩状，东奔西走地调查取证，撰写代理词或辩护词，翻阅海量的法学书籍，熟悉法律法规，为出庭作准备。开庭审理时，法官是裁判，只须按程序向双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问，无须动什么脑子。而律师就不一样了，走上法庭就如同上了前线，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精神高度紧张。
依法收贷没什么进展，经济审判室的人员队伍却在日益壮大。每隔一段时间，这里就会出现新面孔。这些“新同事”都是郑庭长弄进来的，其中还有市法院副院长的千金。经济审判室是银行和法院联合设立的，招收员工征求过双方领导的意见没有？他们的薪酬如何确定？工资和奖金由谁来支付？所有这些问题，只有郑庭长一个人清楚，其他人心里都是黑的。
在经济审判室，郑庭长的权力至高无上。什么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从来不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即使是银行方的负责人饶春芳，他也不放在眼里。饶春芳的水平本来就不怎么样，遇事没主见，更谈不上有魄力，窝窝囊囊。加上品行又差，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心胸狭窄，没什么人缘儿，根本就没有能力与郑庭长抗衡。
经济审判室自开张以来，所有的花销都是银行出的，法院只派了两个人，没承担一分钱费用。前期审理的那些案件，都收取了诉讼费用。按照银行与法院签订的协议，这些诉讼费用应该作为经济审判室的收入。但郑庭长不同意，坚持交给法院经济审判庭。看到这些不平事，饶春芳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倒是肝火旺盛的老易，时不时找郑庭长理论。老易年过半百，是快退休的人了，又没职务和头衔。光脚不怕穿鞋的，因此什么话都敢说。只要觉得郑庭长做得不对，他就会拍案而起，吵吵嚷嚷地据理力争。郑庭长自然非常恼火，唇枪舌剑地予以回应。两人的嗓门都大，吵得房顶上的阳尘直往下落。饶春芳见老易冲在前面，于是也参与其中，与老易并肩作战。经济审判室霎时变得热闹非凡……
每逢这个时候，王加根就安静地坐着，如同看猴把戏，欣赏他们的表演。凭心而论，他也觉得郑庭长做事情过分。尤其是在短短个把月时间弄进来四个可有可无的“新员工”，让人难以忍受。经济审判室本来就没什么事做，又弄进来这么多人吃闲饭，纯粹是揩银行的油。不过，这种事情在银行也不少见啊！银行办了那么多实体，招收人员没有计划，处于失控状态。摊子越铺越大，机构越来越臃肿。谁知道将来如何收场！一想起这些，王加根忧心如焚，晚上睡不着觉，通宵达旦失眠。心里不舒服，有了牢骚，就在日记本里发泄一通。有时他也自己劝自己：没必要忧国忧民，全当你还是在牌坊中学教书。你一个平头百姓，位卑言轻，说话也没人听，起不了什么作用。按部就班，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按月领回工资，再写写文章。多投稿，争取多领通讯报道奖。银行政策这么好，不充分利用就可惜了。
调经济审判室之后，他写通讯报道的数量明显减少，发表得也不多。按照奖励标准，三季度能够领一千多块钱。样报样刊复印件和用稿通知单提交支行办公室了，等待审核。他想去打听兑现的流程走到了哪一步，又担心别人说他钻进了钱眼儿。等着吧！兑现的时候办公室自然会通知的，孙志雄和张清泉又不是不熟悉。
有一天，王加根正在写起诉状，楼下的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主任突然来找他，说孙志雄来电话，叫他赶紧去支行一趟。
“孙主任讲没讲是什么事情？”王加根问，内心里当然希望是兑现通讯报道奖。
“说是洪行长找你有事。”
洪远平？王加根有点儿紧张，一刻也不敢耽误，向郑庭长打了声招呼，就赶紧下楼去推自行车。骑车赶到支行机关，爬楼到五楼办公室，见到了孙志雄。
“来了。”孙志雄主动向他打招呼，急匆匆地吩咐道，“你快去洪行长办公室，他有急事找你，等好半天了。”
他快步来到洪远平的办公室。门没关，他敲了敲门板。
“来来来。坐吧！”洪远平脸色有点儿难看，指了指大班桌前的靠背椅。
王加根在靠背椅上坐下，与洪远平面对面。
洪远平从桌子上拿起两份材料，叫他先看看。
王加根瞟了一眼，见是起诉状：一份是山西省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送来的，一份是孝天市人民法院卧龙法庭送来的。
“你看看这两个案子怎么弄？”洪远平显然非常着急。
王加根没有应声，开始认真地阅读起诉状。
一份起诉状的原告是孝天市燃料公司，状告A银行大同市中心支行营业部和A银行孝天市支行；另一份起诉状的原告是孝天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状告人行孝天市支行和A银行孝天市支行。一起案子涉及票据纠纷；另一起案子涉及国库券兑付。这些业务王加根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过错究竟在哪一方，更不知道这两起官司该怎么弄，两眼迷茫地望着洪远平。
“以前别人告我们，支行都是请律师代理。律师费花了不少，可官司从来就没赢过。”洪远平懊恼地说，“这次我不想请律师，两个案子都交给你去弄。官司打赢了支行给你奖励，输了也不怪你。反正请其他律师也是个输。”
听洪远平这样讲，王加根的压力就小了许多。管他呢，全当是实战演练。前段日子一直当原告，案子都是借贷纠纷，又有郑庭长庇护。官司虽然赢了，但体现不出他的水平。这两个案子是被告，官司又涉及其他银行业务，法官他都不认识，能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想到这儿，他莫名兴奋起来，还有点儿迫不及待。
“大同的那个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你抓紧时间到营业室了解一下情况。”洪远平直接安排下一步的工作，“我个人觉得，无论燃料公司索赔多少，责任不能全部由我们承担。我们的底线，是和大同分行营业部各承担一半儿的责任。”
“行。我先找具体经办人员问一下，查查相关法律条款和规定。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我相信你不会比那些专业律师差！”洪远平给王加根打气，又说，“去山西出差，可以到行政科借点儿钱。找左股长签字，就说我已经同意了。”
“好的，谢谢洪行长。”
走出行长办公室，王加根没有马上离开，在走道上迟疑了一会儿，又前往办公室，打听三季度通讯报道奖兑现情况。
孙志雄不在。办公室里坐着张清泉和小郭。
看到王加根，两个人都满面笑容地打招呼。那股热情劲儿，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不过，得知王加根是来领通讯报道奖，张清泉的脸色又晴转多云，为难地说，奖金已经从支行计财股领出来了，但出了点儿状况，暂时拿不出钱来给王加根。
“怎么回事？”王加根疑惑不解地问。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反正我手上的钱已经出水了。”张清泉支支吾吾，“你看能不能这样，等四季度兑现的时候，我把两个季度的奖金一起给你。”
王加根没吭声。通讯报道奖向来是按季度兑现，为什么这个季度的钱要拖到下个季度才发？
“你能不能把兑现明细表给我看一下？”
张清泉犹豫了一下，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王加根。
王加根翻了翻，看到孙志雄和另外几个得奖的人都签了字，说明这些人的钱已经领走，只剩下他和张清泉两栏空着。张清泉负责发放，所有奖金都在他手里，签不签字无所谓。也就是说，唯独他王加根一个人的钱没有领。
“怎么会这样？是因为我领的奖金太多？还是因为我调离了支行办公室？”王加根对此想不通，红着脸与张清泉理论。
“钱真的出水了！我自己的钱也没有领。”张清泉同样成了红脸关公，又不肯道出其中的缘由。
王加根更觉蹊跷。他知道张清泉是个老实人，不会撒谎，肯定有苦衷。他不想继续为难张清泉，决定去找孙志雄。他坚定不移地认定，是孙志雄在其中捣鬼。孙志雄这个人虚伪得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笑里藏刀，口是心非。与这种人打交道，不能和稀泥，不能太老实。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自己该得的钱，一定去要讨回来。
“孙主任外出办事了，上午回不了。”张清泉说。
王加根果断地决定：“那我下午再来。”
下午见到孙志雄，他才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农运动会闭幕后，楚天广播电台新闻部的余主任来到了孝天城。作为东道主和业务合作伙伴，孙志雄和张清泉代表单位热情地接待了他。余主任的食宿都是他们安排的，张清泉还陪同余主任去双峰山风景区玩了一天。他们以为这样已经很够意思，没想到，余主任临回武汉时，索要九百元钱的车马费。孙志雄来不及申请这笔费用，就让张清泉挪用通讯报道奖金，暂时垫付。
“你的奖金多一点儿，我就让清泉先缓发你的钱，免得动静搞大了影响不好。”孙志雄这样解释，“余主任说，他回武汉后就弄几张用稿通知单，寄给我们作为补偿。等那几张用稿通知单的奖金兑出来后，就把该兑现给你的钱补发给你。”
这种安排听起来没毛病，但王加根还是觉得不舒服。
余主任这次来孝天城，还不是因为前期做了《董永故里A银行》专题节目？以功臣自居。那期节目的稿件本来是他写的，可广播时作者变成了“通讯员孙志雄”，用稿通知单也都寄给了孙志雄，与他王加根没半毛钱的关系。想起这事他就窝火！为了多拿通讯报道奖，孙志雄可谓费尽心机。想方设法与媒体单位拉关系，甚至弄虚作假。作品难以发表时，就撰写一些内部材料来充数。比方，向地方党委政府、人民银行和上级行报送的先进事迹材料，都作为通讯报道滥竽充数。周兴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让这家伙冒领了多少钱。
“就算是这样，我觉得也不合理。如果担心知道的人多了影响不好，至少支行办公室有通讯报道奖的人应该分担。”王加根理直气壮地指出，矛头直指孙志雄和张清泉。
孙志雄愣了一下，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从钱包里掏出三百元钱，交给张清泉：“余主任那九百元，就由我们三人垫付吧！”
领过通讯报道奖，走出银行办公大楼的时候，王加根碰到了副行长周兴国。他热情地与领导打招呼，没想到周兴国只是应付差事地哼了一声，神情冷淡地与他擦身而过。
这让王加根感到很难堪。
周兴国为什么对我不冷不热？未必有什么不当言论传到了他耳朵里？或者是他眼红我通讯报道奖拿得太多？政策是你们制定的，我才不管这些呢，老子就是要领得让你们眼红！招聘文秘人员时，你们要会写的。我现在发表的文章多了，多领了点儿奖金，你们又不舒服。哪有这样的道理？会不会是经济审判室审理的案子牵涉到了周兴国？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王加根自作主张地起诉不良贷款户，引起很多非议。特别是信贷人员和各办事处负责人，每天都提心吊胆，关注被起诉的单位或个人名单，害怕那些收不回的贷款是自己负责发放的。这并不是说，起诉了他们发放的贷款户，就会追究他们的责任，而是有可能拔萝卜带泥，扯出一些见不得阳光的猫腻。比方，毛陈镇一个姓宋的个体工商户，五年前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贷款七万元，期限六个月，用于做生意临时周转，但这笔贷款至今还没有偿还，利息也只付了半年。案件被起诉后，郑庭长带人前去送起诉状副本。结果，宋老板在毛陈镇的商铺早已关门，住的房子也卖给了别人。几经周折，他们在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找到了宋老板。原来他在这里承包了一个池塘，转行养鱼，和老婆孩子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宋老板接过起诉状副本，仔细看了一遍，吞吞吐吐地说：“贷款是有这么一回事，但贷款金额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郑庭长疑惑地问。
“我当初得到的贷款是五万元，而不是七万元。”
“五万元？”郑庭长从皮包里拿出借款借据，伸到宋老板面前，“借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七万元。你怎么说是五万元？还想赖账不成？”
宋老板瞟了一眼借据，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告诉郑庭长：当时发放这笔贷款时，银行信贷股长蔡梅生提了一个附加条件，说是从七万元贷款里面，挪出两万元给蔡的亲戚用。他没有办法，只好无奈地答应了。
“借据上写的七万元没有错，但我只拿了五万元，另外两万元蔡股长拿去给他亲戚用了。”宋老板再次强调。
一听这话，郑庭长和王加根都惊呆了。
“这事可不能随便乱讲。”郑庭长非常严肃，“你能与蔡梅生当面对质吗？”
“当然能！我和你们一起去见蔡股长。”
就这样，他们带着宋老板回到孝天城。见到蔡梅生，宋老板非常热情地走过去，掏出香烟敬上一支。
蔡梅生已经不记得宋老板，疑疑惑惑地望着他。
宋老板非常吃力地自我介绍，提到了五年前的那笔贷款。
蔡梅生显然非常吃惊，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他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说这事时间太久了，自己没有印象。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谈吧！”郑庭长笑着建议道，“去北街口经济审判室，或者在附近找个吃饭的地方？肚子有点儿饿了。”
“行行行！中午我请客。”宋老板表现得非常大度，同意在附近找家餐馆坐坐。
一大干子人走出银行办公大楼，进入附近的一家餐馆。
坐定之后，蔡梅生眉宇间拧起的疙瘩才慢慢松开，对宋老板说：“你说的这事，我好像有点儿印象，但那个亲戚一直没有把钱还给我，我再去催催。”
“那你可得抓紧点儿！”郑庭长开始将军，“一个星期之内，如果那两万元贷款还上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如果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还上，我就要向你们银行的领导汇报！”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一定督促亲戚马上还钱。”蔡梅生信誓旦旦，“不过呢，这事到此为止，再不要往外扩散了。”
就这样，蔡梅生很快就把两万元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送到了经济审判室。自那之后，他每遇见王加根，就像见到仇人一样，不理不睬，似乎满肚子都是火。
王加根之前当然没有预料到，依法清收不良贷款会得罪银行的同事。城区办事处主任都在抱怨他，信贷人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说风凉话，嘲笑和讽刺他，对他进行攻击和谩骂。
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起诉。准备起诉哪笔贷款，还是先征求一下支行信贷股及相关办事处主任的意见，免得把大家都得罪干净了。不良贷款能不能收回，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何必那么卖力？学聪明一点儿，就像老易讲的那样，别人玩的时候，就陪着大家一起玩儿。表现得那么积极干什么，又有谁赏识你？只会遭大家嫉恨。回想起周兴国横眉怒目的态度，王加根这样劝自己。
回到北街口经济审判室，他好半天都平静不下来。
去了一趟支行办公大楼，感觉那边儿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洋溢着现代化的气息。垂直升降的箱式电梯已经投入使用。支行机关干部员工都佩戴上了新发的行徽。股长主任们腰间挂着BP机。楼上楼下的经警都用对讲机喊话……真是日新月异啊！这才离开了个把月，就感觉那里完全变了样子。而北街口这边儿的经济审判室，破烂不堪，死气沉沉，简直就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什么狗屁经济审判室？其实就是清收不良贷款的专班。什么银行律师？要打官司时想到你，不打官司时你什么都不是，连支行机关那边儿的普通员工都不如。意识到这一点儿，他不免悲从中来。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这么忍气吞声地干下去。把洪远平委托的官司打好，干出点儿名堂来，或许能够提高自己在银行的地位。
“发什么呆？是不是又在想老婆？”司机小张这时凑到他身边，开玩笑，并且小声告诉他，刚买了一张新碟片，最流行的歌曲，问他想不想听。
王加根心情烦乱，也干不成什么事情，就站起身，跟着小张一起下楼，钻进吉普车里听音乐。
两个人听得正带劲儿，饶春芳突然跟了过来。他拉开车门，二话不说，就把汽车钥匙给拔走了。
小张非常尴尬地呆在那儿。坐在副驾的王加根也非常生气，克制着情绪，强忍怒火，一句话也没有讲。
回到经济审判室，王加根刚坐下，饶春芳拿着一张传票朝他走过来，叫他去一趟孝天车站印刷厂。
“送传票是法院的事情！我是银行诉讼代理人，送什么传票？”王加根没好气地予以拒绝。
饶春芳脸色变了，质问道：“那你今天上班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代理诉讼的。”
“是哪个叫你代理诉讼的？”
“未必还要你叫？我有洪远平签名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是洪远平让我来代理诉讼的！”
饶春芳被呛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地返回座位。
出了这口恶气，王加根才感觉心里舒服了一点儿。
狗日的饶春芳，总是把经济审判室的吉普车当成他的私家车，接他上班，送他下班，干私人的事情。别人用一下，他就不舒服，连听听音乐都不行。欺人太甚！老子就是要出你的洋相，看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去行领导那里说我的坏话吗？给小鞋我穿吗？老子才不怕呢！不给点儿颜色你看看，总以为老子是好欺负的。
饶春芳与王加根交火，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坐在一边儿看笑话。尤其是郑庭长，看到饶春芳白眼翻，心里要多熨帖就有多熨帖。
短暂的安静之后，王加根起身走到郑庭长面前，简单地汇报了洪远平向他布置的工作任务，最后说：“估计这段日子我得把审判室的事情放一放，全力以赴打那两场官司。”
郑庭长很聪明，心领神会，知道自己无论同意与否，王加根都会去忙洪远平交办的案子，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行！洪行长安排的工作，我全力支持。忙你的去吧！反正审判室眼下事情也不多，前期审的案子都没有办结，也没必要再起诉新案子。”
王加根道过谢，回到座位上收拾东西，锁好抽屉，拿上自行车钥匙出去了。他准备去北街口办事处，了解一下燃料公司那笔汇票业务的具体经办情况。原来，这起官司的始作俑者是陈俊杰。
陈俊杰实习期满，在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营业室当柜员，负责联行会计业务。为市燃料公司开汇票是他办理的第一笔票据业务。开票的各个环节他都做得比较仔细，但票开出去之后，忘记了邮寄票根。
按照A银行业务处理的内部管理制度，开出的汇票交给持票人，票根则由开票行邮寄给付款行。付款行只有在汇票与票根核对无误后，才能兑付。A银行山西省大同市中心支行营业部就是因为没有收到票根，才拒绝兑付汇票，引发了这场官司。
看到昔日同室而居的朋友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王加根也很同情。他劝陈俊杰想开一些，刚走上工作岗位出差错是难免的，不要背太大的思想包袱。而银行坐班主任和几个会计人员却站出来，为陈俊杰打抱不平。他们说，这事不能完全怪小陈，付款行也有责任。没有收到票根可以打电话询问，都是一个系统的，完全可以内部沟通。
“我们开出的汇票应该见票即付，凭什么拒绝付款给持票人？”坐班主任气呼呼地问。
票据业务方面的事情，王加根不懂，不敢贸然发表意见。无论别人讲什么，他都认真倾听，不清楚的地方，就虚心向别人请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过错究竟在哪一方，他也拿不准。怎么办？只有求助于书本。他走出银行，翻过大天桥，来到市新华书店。楼上楼下找了好半天，没有看到票据业务方面的书籍。他又骑上自行车，前往城站路与文化路交汇处的地区新华书店。在法律书籍专柜，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结算办法》。
他喜出望外，掏钱买了一本，回到后湖宿舍，如饥似渴地阅读。看完这个单行本，他也觉得兑付行有问题。汇票上的各项要素齐全，必须无条件付款。至于核对票根的行为，只是A银行内部规定，不应该成为拒绝付款的理由。找到了法律上的依据，他觉得这个官司有得一打，情绪比较亢奋。
看到窗户外面断了光，这才感觉肚子有点儿饿。于是起床洗米煮饭，打理蔬菜，准备简单的晚餐。平时日子，他吃过晚饭后总是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住在后湖宿舍，到了晚上就感觉特别无聊。这里不像北街口那么热闹，附近没什么好玩的地方。他总是一个人关在家里，看书，或者听收录机。老易和司机小张也住在这个院子里，有时会过来邀他打麻将，但他对此提不起兴趣。赢钱输钱是事小，那种无聊的游戏特别浪费时间，还容易伤感情。百无聊赖，他有时也会去敬文家里看电视。可步行好几里路，来到北正街上的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常会见敬文家的大门被铁将军把守。他只好失望地回后湖宿舍睡觉。因为睡得太早，下半夜就睡不着了，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到天亮……
今天晚上有事干。他得抓紧时间写答辩状，把脑子里想好的一些观点和理由记下来。其实，这也没花多少时间。答辩状初稿完成时，八点钟不到。由于刚刚用过脑子，一点儿睡意也没有。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又开始想念远在花园镇的老婆和女儿。
此时此刻，她们母女俩在干什么呢？
王欣肯定趴在木凳子上写作业。方红梅上礼拜病了，咳嗽，流鼻涕，打喷嚏，症状有点儿像感冒，也不知好些没有。晚上她要么在办公室备课改作业，要么在家里忙家务，洗碗，清场，洗衣服，拖地……唉，她们娘儿俩也够可怜的。隔这么远，自己一点儿忙也帮不上，难得为她们分忧。往后周末回家应该多干点活儿，多尽点儿义务，不能总是发牢骚、耍脾气，把负面情绪带给家人。更不能只想着自己快活，像小孩子一样与老婆闹别扭。欣欣那么听话，我还动不动就吼她，甚至动手打她，真是不该啊！
总盼着改行和进城，梦想成真了，也不过如此。在牌坊中学教书时，忙得脚不沾地，业余时间还写出了那么多文学作品，干出了让人羡慕的成绩。现在呢？上班轻松，下班有的是时间。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可半年过去了，却没有发表一篇像样儿的文章。经常感到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游荡。一些好的生活习惯都丢了，规律也打乱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那么白白地流走。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老是快活不起来？今后的生活如何安排？日子怎样过才有意义？”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真是贱啊！我就是个贱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