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衣卫送来了郭图回家后的消息,看他那样子,张冲就明白他应该是懂了的。

    这郭图的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力和专业的确无话可说。

    此前他被自己贬斥,发到大理寺做了个协办,就很是做出了一番成绩。

    大理寺也叫廷尉,当年刘辩搞甘露之变的时候事败,大将军何进将廷尉改名大理寺,专门审查涉案皇党分子。

    之后这廷尉也不被改回来,倒不是大理寺这个名字有多好,而是自此之后,关东朝庭就在事实上停摆了。

    等泰山军入京都,自然是要定名分,安民心的。而处理那些积压在大理寺的诉讼案子,自然也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内容。

    于是,张冲专门让出自法律世家的郭图到了大理寺协办这件事。

    而郭图果然能力拔擢,对于这些积攒多年的案子,郭图只用了二十日便已厘清案件,除了因过久而无意义的案件外,其余都在棘数下审理结束。

    不仅审理得快,这些案子也让人心服口服。

    当然,张冲也看过几次审案,说实话就技术手段来说,并没有多出彩。

    但在这个以《春秋》决狱的时代,双方往往争的是以道理,谁的道理对,谁就合法,反之就违法。

    所以郭图往往并不需要从技术上确定谁是有罪的,而是只需要在道理上确定就行。

    而郭图决狱的理念根本,就是那本《公羊传》。

    众所周知,汉代都是按照《春秋》这本经书来审理案件的,但其中的细节却并不是多少人能分辨的。

    《春秋》有三经,分别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这三传虽然在内容上都有重合,但概要言之,那就是《左传》多叙于事,而《公羊传》、《谷梁传》则多释于义。

    而这当中《公羊传》、《谷梁传》又是比较对立的两种学术思潮。

    他们对于经文文本的阐释中,其中以《公羊》为进步,多主张变革,而以《谷梁传》为保守,多主张维持现有秩序。

    当年汉武帝与其子戾太子就有一段关于《公羊》和《谷梁》的公案,就可以见到两经之异。

    武帝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尊《公羊》的,不仅是因为董仲舒就是治的此经,更多的是此经暗合着武帝本人的政治诉求,也就是要一改前代之因循,开拓进取。

    所以当时武帝的儿子戾太子也是学的《公羊》,但忽然有一天,其人竟然问自己的讲经博士,《谷梁》如何。

    当时朝野就明白,戾太子的执政理念与其父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他似乎更愿意重新回到过往稳定的政治秩序中,而不是总是烦事天下。

    戾太子的这种执政理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当时天下因为武帝连发战事,国力消耗非常大,而武帝为了维持高额的战争费用,可以说将天下民力财力榨取到了极致。

    以至于到了武帝中后期,天下骚然,民户多逃亡,一些地区的在籍人口十不存一。

    武帝当然也非常了解这一现实,所以在得知太子与他的理念发生冲突时,他一开始甚至还是高兴的。

    他就对太子和皇后说,他现在将难拔的刺都拔了,那以后太子就会更趁手些。

    可以说,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公羊》与《谷梁》只是阶段的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补的。

    所以此两经,虽然看似对立,但却有一种阴阳融合的统一。

    可这两经在和《春秋》三经的另外一经《左传》放在一起时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因为这两者涉及到了东汉最重要的学术斗争,即今、古经文之争。

    当年秦始皇的一把大火,烧毁了儒家典籍。

    等到汉初时要重修《五经》时,就只能由幸存诸儒口授,然后以隶书释之,谓之今文。

    而古文呢?则是在汉以后的过程中,不断有民间人士发掘出一些秦以前的古籍,然后上交给朝廷,这类经典就被称呼为古文。

    所以换句话说,从传播的前后来看,反而是今文最早,古文反而是后面才出来的。

    当年儒家的《五经》都有古今不同经典,这里面的差别很多就是一些文字及篇目、章节等形式的不同。

    比如《春秋》一经中,《公羊》与《谷梁》就是今文,《左传》就是古文。

    但发展到了后面,这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大,已经引发了两个学术群体的利益的对立了。

    众所周知,汉家一直到汉宣帝时,还是以儒法相用的,而到了宣帝的儿子,元帝以后,汉家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倒向了儒学。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独尊直接就反映在国家寻求人才,开始按照儒家经典来举士。

    一个儒者可以靠着对经义的掌握一步步做到三公,这在汉武帝以前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所以,谁家掌握了经典的解释权,谁就能获得那份最大的蛋糕,不仅自己的家族可以荣享富贵,就是学生也可以按照这条学术道路一直走下去。

    这样,师生之间相互帮助,最终成为一个个学阀,学阀又成为门阀,二者就是一体的。

    而在古文学者发起进攻前,今文学一直是汉家官方的主流学说,那些掌握古文学的学者们只能在乡野做个野狐禅,对今文学造成不了任何影响。

    可在王莽之世的时候发生了一种改变,那就是古文学大家刘歆帮助王莽篡汉自立,再加上王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他的正统注脚,所以大兴古文。

    但后面王莽很快就被推翻了,上来的是再兴汉家的刘秀,所以按道理,他应该会重新确定前汉时期的官方正统学术思想。

    实际上,刘秀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因为以中兴汉家自居,所以刘秀在学术上自然也继承了前朝的今文思想。

    当时他广邀天下学士云会京师,重立五经博士,他所立的十四名博士,全部为今文学者。

    可见刘秀是要全面否定王莽倡导的古文经,显示自己拨乱反正的政治态度。

    但情况到了刘秀孙子汉章帝,形势却发生了大逆转。

    汉章帝通过亲自执掌白虎观会议,将今文学彻底纳为官方正统思想,而且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今学,自此古文经大兴。

    此后,古文学彻底成为正统思想,今文学越来越弱,直到二者被彻底熔合。

    为何会发生这种逆转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就学术的生命力来说,今文学已经走入了生命的末期。

    作为正统经典超过百年的经文,往往一本经的背后就有十余万字的讲解注疏,可以说一个学者学习今文,可能数年都学不完一经。

    而此前一直在民间发展的古文,因为微言大义的原因,学起来就非常快。一个学者可能数年就能学完五经,这不知道比前者快了多久。

    本来这种快慢也无所谓高低,但到了国朝需要统一学术思想的时候,今文就是因为太过于繁琐而被抛弃的。

    所以,今文学作为一种官方学说,因为生命力的丧失,其实已经退出了舞台。

    但偏偏郭图就是治的今学,不仅是郭图,他们整个郭氏家学都是尚今学,而且学的就是《公羊春秋》。

    这里面的原因很有趣,今学被汉家抛弃的原因,正是郭氏一族尚今学的动机。

    的确,今学是繁琐,但作为一个家族的传承来说又太有优势了。

    因为只有繁琐才能有门槛,尤其是他们郭氏世代作为汉家的法学家,就更是需要这种有门槛的经学来维持他们的垄断地位。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是郭氏这样,如袁氏、杨氏、韦氏这些大家族,都是治的今学,其背后的动机就是因为此。

    而郭图在审理案件时,就充分按照《公羊》的思想来断案。

    如子举父过,父有错,那就罚父。但如果是《谷梁》学者来断案,就会大骂儿子,作为人子如何能举父过呢?于是大罚儿子。

    从这可以看出两类学者之对立,前者总骂后者不知变通,迂腐守旧;而后者也总骂前者为贼,以权变的借口乱天命家法。

    但总而言之,张冲是比较认可《公羊》的,因为他和自己认同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很接近的。

    所以他对于郭图办理的大部分案件还是比较满意的,不然光办得快有什么用?

    也正是这份成绩,郭图才很快又被起复,做了于禁的长史,随军出阵伊洛,并最后立下大功,得迁少府少监,成为财部重要的官员。

    但现在看,郭图这小心思又冒出来了,在看了郭图的上表,张冲当时就知道这是郭图在培养政治盟友。

    所以张冲决定敲打一下他,正好让朝野知道绣衣卫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东西没必要说一直用,但其存在本身就已经在起作用了。

    当然张冲敲打郭图,除了有爱护他的原因外,还有一种“帝王”心术在。

    因为你稍微琢磨一下,就知道韩馥这件事在张冲心头转了多少个圈。

    这里面有几个事实,里面分别传递了不同的信息。

    先说韩馥私下送礼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韩馥这个人私德有亏,这样的人如何能被张冲放在眼里,更别说还要嘉奖?

    再看郭图拒不开门收礼这件事,说明郭图不论有没有结党营私的想法,但至少是明白轻重的,是知道公私的道理的,说明郭图能用。

    最后看整件事,那就是韩馥作为一反正人,竟然会找一个少府少卿去疏通关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郭图肯定是和韩馥有联系的,不然人家为何上来就送礼?

    这明确表明郭图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那的确是有私心在的,所以自然要敲打。

    其实从这类事,就可见张冲为政之艰难。

    有时候他非常喜欢沙场,因为敌人是看得见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在战场上打败敌人。

    但在政治上,强力的手段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只以强力来做事,那整个政治就会陷入一潭死水,人人自危下,谁敢做事?

    所以政治多讲柔,多讲究一个度。

    而拿捏住那个度,就是张冲必须要学习的。

    和他在军事上的超凡不同,张冲明白自己在政治的手段上也就是中人之姿。

    他前世学的是医学,人生了解政治最多的也就是那个小科室,所以和手下那些政治人精,张冲是有着明显劣势的。

    但好在张冲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哪。

    那就是他作为上者,自己天然就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只要他保持明察,政事总能处理好。

    而且,他还发挥后来者的成功经验,通过沿引唐宋时期的政事制度,从制度上就先保证政治上的效率。

    当然,张冲也明白这种政治制度的弊端,那就是必须要求上位者在体能上就是一个超人。

    单说最简单的一条,让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三点到五点间起床,你能不能做到。

    如果是后世的张冲,他会拍着胸脯说,他办不到。

    且不说夏天了,就问你冬天的时候,你能五点起床?光你身上的被子就能封印住你了。

    还有处理政务有多复杂。

    一件事你要找人开数次会,还要反复听不同渠道的反馈,这种高强度的信息获取,后世那些开会多的人,是能理解张冲的苦的。

    这个过程中,还不包括久坐的劳累,批阅的劳累,写字的劳累,可以说,作为一个上位者,坐在那位置的一刻,都是在上刑。

    所以,要想玩的转这种制度,你就必须是超人。

    不过谁让张冲真的就是超人呢?他那绝强的体质除了是天选的播种机,更是天选的牛马人。

    一天睡六个小时,没事;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没事!

    现在呐,还不是享受的时候,还需要努力!

    不过张冲自己也明白,这种高强度工作除了自己,放在谁身上,不是最后身体垮掉,就是摆烂到底。

    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集中体制配上他的非人体质,那确实是强强联合。

    不这么压榨自己,还真的就浪费这副牛马圣体了!

    至于后来者怎么办?

    那就后来再说吧,反正现在是最适合的!

    毕竟你们呀,要相信后人的智慧!

    能将古今文以及春秋决狱说清楚的怕是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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