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韬）
随着RARS病人增加和一线人员陆续感染发病，京西一院许许多多的护工吓得开溜，于是护理人员首先告急。
为减少感染，医院决定开设发热门诊，但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只得从行政、后勤人员中抽调曾经在医疗、护理岗位上工作过的职员充实护理一线。自4月21日起，从人事处、检查室、改革办、门诊办公室、病案室抽调的人员经过一天培训，于第二天就正式到发热门诊上班。翌日上午，病案室主任接到通知，即刻抽调9名临时卫生员，经培训后进入隔离病房打扫卫生。
在防疫基本物资严重缺乏的情形下，京西一院绝大多数的基层医护人员依然恪尽职守，拯救RARS病患。此肉搏情景经华视“调查传真”栏目播出后，让既华国老百姓激烈地同情，更加对院管理层愤概。对于这家由“鼠疫斗士”伍廉道创办九十余年的综合性医院，人们挺恼火的一件事是它迄今没有设立传染科。否则的话，RARS病人能够迅速确诊，不会暴发院内疫情。此一历史纰漏，令这家医院的普通医护人员想不通。可事到如今，想不通只得放到一边去，先千方百计地遏制院内疫情为要。
第一个RARS患者确诊后，“我们医院就开始联系本地传染病专业医院，希望把患者转过去。”李后海院长对《京西信报》记者吴铭说。
“怎么没及时转过去？”
“吴记者，你别急，听我说——在4月10日京西市卫生局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我得到了承诺：首都已经启动RARS病患运送、转诊绿色通道，非专业性医院一旦发现患者，马上转走。……但患者就是转不出去。我们医院等了一整天救护车，没见踪影。”
李院长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这份会议文件，吴铭记看到他在文件上密密麻麻地做注示：“目前信息不畅，资源不能共享，人才不能调度”“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建国以来对医务人员最大的考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荣誉、人民健康、国际形象、社会发展”。
“救护车没来，咋啦？”
李院长说明了缘故，无可奈何：“2家传染病医院里住满了艾滋病、肝病病人，没地方转走。因此，救护车来不了，我们医院根本转不过去RARS病人。”
“这就是文件办事，不顶用哇？”
“是啊，我有什么办法。”
就此衔接困难，吴铭记者在第三天下午电话采访京西市卫生局金鲲局长，对方表示，市政府制定的很多文件，落实时都遇到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统一的管理。
吴铭听了，硬生生地憋回去一句吐槽话：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汪山代市长被紧急调来首都“救火”，怎么没下好全市战疫一盘棋呢？是他闭目塞听，还是下属没及时汇报抗疫一些道道“肠梗塞”？
既然转不走RARS病人，京西一院只能自救更生，尽力死守抗疫“战壕”。
患者转不出去，只能自己建RARS隔离病房。覃符确诊后，京西一院马上改建成第1个RARS病房建成，被称为“一号病房”。谁，去一号病房治疗和护理?急诊科柴宏伟以身作则，迅速给李后海院长写申请书，请求去一号病房。院长在申请书上批示：“号召全院职工向柴宏伟医师学习！我相信，你一定会完成这个艰险的任务。”随后，年近花甲的肝病科大夫孙大焱与呼吸科大夫高成紧跟柴宏伟大夫，勇敢地临危受命，率领多名护士进入一号病房。
“一号病房匆匆成立，当晚休息的情景怎么样？”吴铭记者好奇地问。
“一言难尽，”柴宏伟主任回忆，“我们三位大夫没有休息的地方，只好在凳子上坐了一夜。那一夜，感到特别的长，二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终于熬到了天亮，大家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从那一天起，柴宏伟大夫半个月的RARS病房救人生活开始。在隔离病房工作，医护人员穿着多层隔离衣忒闷，做起事来迅速浑身冒汗，特别消耗体力。何况，防护用品紧缺，他们无法经常换衣服，直面这一切可怜的窘境，他们无可奈何，只能咬牙坚持，死命顶着。柴宏伟主任向吴铭记者吐露了些许苦水，憋得慌。“本来说好了有替换，但到时候没人顶替。吃饭时，送饭的人远远地把饭搁在警戒线，人走后，我们一号病房人员才能过去拿。”
不久后，京西一院建了二号病房和三号病房，总共69张床位。三号病房建成时已经到了4月22日，距离全院封控隔离还有5天，只是无人预卜先知。
然而，天井关闭而发热门诊开诊，天天带来源源不绝的新RARS患者，让建起的3个隔离病房基本上形同虚设。况且，隔离的条件非常简陋。有的区域不得不靠大立柜隔离。急诊走道上也躺着RARS病人，普通病人在旁边走来走去。到医院整体隔离的最后几天，发热门接诊了8000多名患者，太恐怖。就此，柴宏伟主任说，虽说隔离病房住了很多RARS患者，但更多的病人没地方住进来，救治条件已经无能为力。结果，传染源非但没切断，还在逐日增加。
这段日子，京西一院内部悲观的情绪无处不在。柴宏伟主任提及一个护士压力山大的事，外人可以略见灰心之一斑。一个刚调来三个月就进隔离病房的护士，承受不了长期没人替换的压力，濒临崩溃，向他提出离开一号病房。“我对她说，如果明天还没人替班，我就带着你们出去。可是，这位护士还是没能熬到第二天就不干了。当时，这种行为被视为辞职或者遭开除，我对院领导这样处置持有异议。其实人家太苦，一般人难以撑住，否则不会中途退岗。院领导是不是日日呆在办公室，不能换位体谅，不理解一线人员太难太难？不将心比心，唉。”
时值4月下旬，京西一院的RARS疫情貌似即将失控。一个严峻而重大的课题，摆在了院长的面前：医院，要不要整体封控？对全院隔离，他必须当机立断？
其实，京西一院得以封控隔离，内含玄机。
采访急诊科柴宏伟主任到尾声，《京西信报》记者吴铭无意间问了一句，“柴主任，你们医院整体隔离是院领导层断然决策的吗？”
“吴记者，哪有这么果断。幸亏王彬副院长坚定向中央高层建言力主隔离我们医院，才避免闹出不可收拾的院内疫情。”
“咋一回事？”
“具体内情，我不明白。你还是向他采访，了解详情吧。”
“麻烦你引荐。”
“恰好，王彬副院长是我的师兄，关系不错。等下，我打电话给他，帮你联络试试。”
“谢谢先！”
当场，柴宏伟联络大约一份多钟搞定约访，于第二天下午13：30才见面访谈。吴铭记者不晓得，自己将独家访问到一个怎样的内幕？
当晚，他查询了王彬副院长的简单资料，知悉他尽管在京西一院班子里排名最后，还是京西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看来，王彬在一院与医学部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在王斌副院长的办公室，吴铭记者听了他侃侃而谈，讲述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
在我们医院确诊了第一例RARS患者覃符的一个礼拜内，我探访了同样接诊染疫病人的京西二院、三院等兄弟医院和市传染病医院，了解人家是如何抗疫并诊治病患的情况？比较人家已经建立了隔离病房和我们医院急诊科天井污染，认为京西一院非隔离不可！
4月15日，我闯入自身医院RARS指挥部，向大领导进谏：“院长，我们医院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本院疫情就要大爆发。”
“怎么办？”
“整体隔离。”
“你不要危言耸听，”李后海院长奚落他，“如果实施，这么多人怎么隔离？”
“至少要关掉暴发疫情的科室，比如急诊科、呼吸科。”
可是，院长不同意，“你不要开玩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治疗。”指挥部其他领导附和院长的看法，都反对我。
对此，我不认同，提出相反的意见：“传染病出现了，医疗机构第一重要的任务不是治疗，而是切断传染途径，控制传染源。”
4月17日，我给华国政务院高层写了一封信，力主京西一院隔离。这封信通过一个朋友送到高层。写信前，朋友正色问我：“兄弟，你写信，愿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
我坚定表态,“愿意。”
就两人交锋之事，吴铭记者向李后海院长求证，得到确认。李院长还添加了别的内情：“就全院隔离一事，我向卫生部医政司反映过。一位负责人说，你们医院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影响力，你把医院关了，你考虑一下后果，别意气用事。”
几天后，王彬的建议信有了反应。4月22日，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犷代表京西市政府到京西一院调查，王彬副院长陪同。经过3小时的调查，曾犷提出3个结论：一、京西一院的建筑格局和医疗流程设计，不适合收治RARS病人；二、京西一院已经被严重污染，医院反映的情况属实；三、京西一院，整体隔离。
很快，首都政府当天就在京西一院开现场办公会。汪山代市长率市卫生局局长、市疾控中心主任、市防疫专家小组成员等相关人士，到场开会。王彬副院长讲了自家医院的情况，并破釜沉舟表态，“以脑袋担保所说属实”。他大胆放话，谁要是再让普通民众进京西一院就是犯罪。
当晚，曾犷打电话给王彬，“你们院的领导，为什么都反对隔离？”
“不晓得，无语。”
就此，吴铭记者直截了当问李后海院长：“王彬副院长极力主张隔离医院，你为何坚决反对？”
李院长回答说，对于一家有着90多年历史的医院来说，隔离要考虑很多因素。“一旦全院隔离，有多少责任啊！这个责任，谁来负？经济损失谁管？不经过上级同意擅自关医院，政治责任谁负？终究，还不是我这个院长承担。”
吴记者紧问不放，“李院长，京西一院面临疫情失控的危险，多少医护人员和病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的境地啊，王彬副院长的迫切建议多么明智，可是，你仅仅只想着自己担不担责？救死扶伤的天职，难道比不上一顶院长官帽？”
这一刻，李后海院长眼神飘忽、闪躲，缄默不言。既没有无地自容的内疚，也无昂首挺胸的坦然。
4月26日，已染疫的呼吸科护士陈忆有事推开急诊室的门，倏然一凉：“糟了”。宽敞的急诊室空空如也，不见医生也没有病人；桌椅缭乱歪斜，病例散落一地，风撞击着窗户，“咣咣咣”发声。整个急诊科，完全透露着“逃离”的痕迹。她被这个了无生气的景象吓着，“灾难”一词瞬间划过脑海。她不知道，这是医院隔离之前最后的惨淡场景。
第二天，王彬副院长再一次给华国高层写信，急切建议立马对京西一院隔离。他心急地写道，京西一院已有12个病房感染RARS，如果不隔离，将会造成更大面积的院内及社会感染。就此，提出三条建议，一、全面停诊；二、将现有留院的RARS及疑似RARS病人全部转走；三、对密切接触的医务人员进行集中隔离、检疫。在这封信的左上角，他标注了“十万火急”四个字。
当天中午，首都警局派员找到王彬，向他咨询有关全院隔离的建议。晚上19：05，李后海院长去京西市政府开会，会上宣布了封控京西一院的决定。
从4月27日24：00开始，华国老牌医院——京西一院正式隔离。
京西大学校史记住了这一稀罕的时刻，医学部更加记住了。这一刻，却让首都市民惊诧异常，京西一院怎么遽然走到这个地步？
京西一院总共隔离了1556人，包括工作人员944人、病人293人、陪住205人、家属楼109人，其他人员5人。王彬副院长对吴铭记者说，“其他人员”是指没能在指定27日24时之前撤离的号贩子，这几个人为了挣钱连命都不顾。
1556人突然被隔离，顿时反应各异。有的病人及其陪住亲属感到天塌了，哭闹纷扰。号贩子抱怨不迭，倒霉了，何日才能出去？占大比例的医护人员，情绪如何？绝大多数已经感到院内感染恶劣，所以冷静面对迟早到来的隔离战疫。该来的总会来，躲也躲不过去，只有镇定面对。
当晚后半夜，防化兵进入京西一院消毒，医院里刹那间白茫茫一片。从此，京西一院进入另一个世界，地处闹市无人喧，一片沉寂。留在院内的人，每天只关心一桩事：京西一院，何日怎么样解除隔离？
封控隔离期间，京西一院有着3道封锁线。最外面一道是民警，第二道是保安，第三道是卫生监督。任何与外界的接触，必须经区防治非典前指总指挥和王彬副院长两人同意。那会儿，王彬兼任京西一院隔离期间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共有4人，负责人由京西大学医学部副主任魏惠担任，实际上主要的工作由王彬负责。
之前默默无闻的王彬，突然间冒出来。由于隔离期事多，他脾气急躁，引发了一些非议。有人说他要抢班夺权，有人说他自找苦吃，还有人对他阴阳怪气，“你要对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负责任。”
当时，解除隔离的条件有两个：一、连续14天，一个区域里没有再发烧的人；二、连续14天，此区域人员没有跟外界接触。按照这两个标准，要想将1554人一起完全隔离几乎不可能。于是，王彬提出了分区隔离，要求以病房为单位，其中的病人、家属、医生和护士组成一个区，这个区的人员不能与其他区交流，要什么给什么，就是不许出来。
隔离首日，有人提出，隔离区内的医护人员应该体现京西一院的乐观精神，组织一些集体活动。王彬知道后十分生气，责备出馊主意的人，这种时候竟然还想搞聚集活动，于是制止了这种胡乱行为。他坦诚地告诉吴铭记者：“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说话非常冲。要人，第一句话就是，你给我几个‘干净人’。第二句就是，你干得了干不了？那个急火火的状态，跟在战场上打仗似的。”
那段日子，有的职工不愿意进发热观察室，我没法子，就放下狠话，“就是我父母发热，也要进去！”
京西一院封控期内，定期开视频会议。在5月4日的一段视频中，王彬副组长点名批评了几个不遵守纪律的人，其中有一人是多年老友。“在特殊时期，毫无情面可讲。老朋友想不通，也得立刻理解。”王彬笑了笑，“当夜我给朋友私下发短信讲道理，他总算理解我严肃做事的一片苦心。”
正是遵照严格的封控抗疫举措，京西一院的一些区域陆续达到了解除隔离的条件。王彬副组长将名单上报给区指挥部，待后者批准了，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出院，具体细致到走哪条道，坐哪个电梯。
5月14日零时，京西一院被整体解除隔离。院内人欢呼雀跃，仿佛做了一场恶梦。
这些人总算劫后余生，幸运活下来。然而，有的人却悲惨地永远留在梦魇中，比如殉职的急诊科副主任丁丽兰与护士王莹。
闻讯丁丽兰医师在方镇医院病故，《华国青年报》名记贺衍明迅速赶去抢救室拍照，致敬这位奋不顾身而壮烈牺牲的白衣使者。此前，他拍摄报道的《直面生命》注定将定格在华国新闻史，让这位大名顶顶的记者再度名声大噪。此一新闻照刊登后，国内外反响热烈。他决定拍摄悲伤殉职的医务工作者，为历史记录下最勇敢的抗疫“战士”悲壮而崇高的风范。到了现场，全副防护装备的贺记者与抢救人员一样默哀大约三秒。凝视着丁丽兰医生的遗容，他不忍心拍她安息的面貌，转而拍摄她伸出被单而垂下的那只特别瘦弱的手......
随着RARS病人增加和一线人员陆续感染发病，京西一院许许多多的护工吓得开溜，于是护理人员首先告急。
为减少感染，医院决定开设发热门诊，但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只得从行政、后勤人员中抽调曾经在医疗、护理岗位上工作过的职员充实护理一线。自4月21日起，从人事处、检查室、改革办、门诊办公室、病案室抽调的人员经过一天培训，于第二天就正式到发热门诊上班。翌日上午，病案室主任接到通知，即刻抽调9名临时卫生员，经培训后进入隔离病房打扫卫生。
在防疫基本物资严重缺乏的情形下，京西一院绝大多数的基层医护人员依然恪尽职守，拯救RARS病患。此肉搏情景经华视“调查传真”栏目播出后，让既华国老百姓激烈地同情，更加对院管理层愤概。对于这家由“鼠疫斗士”伍廉道创办九十余年的综合性医院，人们挺恼火的一件事是它迄今没有设立传染科。否则的话，RARS病人能够迅速确诊，不会暴发院内疫情。此一历史纰漏，令这家医院的普通医护人员想不通。可事到如今，想不通只得放到一边去，先千方百计地遏制院内疫情为要。
第一个RARS患者确诊后，“我们医院就开始联系本地传染病专业医院，希望把患者转过去。”李后海院长对《京西信报》记者吴铭说。
“怎么没及时转过去？”
“吴记者，你别急，听我说——在4月10日京西市卫生局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我得到了承诺：首都已经启动RARS病患运送、转诊绿色通道，非专业性医院一旦发现患者，马上转走。……但患者就是转不出去。我们医院等了一整天救护车，没见踪影。”
李院长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这份会议文件，吴铭记看到他在文件上密密麻麻地做注示：“目前信息不畅，资源不能共享，人才不能调度”“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建国以来对医务人员最大的考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荣誉、人民健康、国际形象、社会发展”。
“救护车没来，咋啦？”
李院长说明了缘故，无可奈何：“2家传染病医院里住满了艾滋病、肝病病人，没地方转走。因此，救护车来不了，我们医院根本转不过去RARS病人。”
“这就是文件办事，不顶用哇？”
“是啊，我有什么办法。”
就此衔接困难，吴铭记者在第三天下午电话采访京西市卫生局金鲲局长，对方表示，市政府制定的很多文件，落实时都遇到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统一的管理。
吴铭听了，硬生生地憋回去一句吐槽话：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汪山代市长被紧急调来首都“救火”，怎么没下好全市战疫一盘棋呢？是他闭目塞听，还是下属没及时汇报抗疫一些道道“肠梗塞”？
既然转不走RARS病人，京西一院只能自救更生，尽力死守抗疫“战壕”。
患者转不出去，只能自己建RARS隔离病房。覃符确诊后，京西一院马上改建成第1个RARS病房建成，被称为“一号病房”。谁，去一号病房治疗和护理?急诊科柴宏伟以身作则，迅速给李后海院长写申请书，请求去一号病房。院长在申请书上批示：“号召全院职工向柴宏伟医师学习！我相信，你一定会完成这个艰险的任务。”随后，年近花甲的肝病科大夫孙大焱与呼吸科大夫高成紧跟柴宏伟大夫，勇敢地临危受命，率领多名护士进入一号病房。
“一号病房匆匆成立，当晚休息的情景怎么样？”吴铭记者好奇地问。
“一言难尽，”柴宏伟主任回忆，“我们三位大夫没有休息的地方，只好在凳子上坐了一夜。那一夜，感到特别的长，二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终于熬到了天亮，大家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从那一天起，柴宏伟大夫半个月的RARS病房救人生活开始。在隔离病房工作，医护人员穿着多层隔离衣忒闷，做起事来迅速浑身冒汗，特别消耗体力。何况，防护用品紧缺，他们无法经常换衣服，直面这一切可怜的窘境，他们无可奈何，只能咬牙坚持，死命顶着。柴宏伟主任向吴铭记者吐露了些许苦水，憋得慌。“本来说好了有替换，但到时候没人顶替。吃饭时，送饭的人远远地把饭搁在警戒线，人走后，我们一号病房人员才能过去拿。”
不久后，京西一院建了二号病房和三号病房，总共69张床位。三号病房建成时已经到了4月22日，距离全院封控隔离还有5天，只是无人预卜先知。
然而，天井关闭而发热门诊开诊，天天带来源源不绝的新RARS患者，让建起的3个隔离病房基本上形同虚设。况且，隔离的条件非常简陋。有的区域不得不靠大立柜隔离。急诊走道上也躺着RARS病人，普通病人在旁边走来走去。到医院整体隔离的最后几天，发热门接诊了8000多名患者，太恐怖。就此，柴宏伟主任说，虽说隔离病房住了很多RARS患者，但更多的病人没地方住进来，救治条件已经无能为力。结果，传染源非但没切断，还在逐日增加。
这段日子，京西一院内部悲观的情绪无处不在。柴宏伟主任提及一个护士压力山大的事，外人可以略见灰心之一斑。一个刚调来三个月就进隔离病房的护士，承受不了长期没人替换的压力，濒临崩溃，向他提出离开一号病房。“我对她说，如果明天还没人替班，我就带着你们出去。可是，这位护士还是没能熬到第二天就不干了。当时，这种行为被视为辞职或者遭开除，我对院领导这样处置持有异议。其实人家太苦，一般人难以撑住，否则不会中途退岗。院领导是不是日日呆在办公室，不能换位体谅，不理解一线人员太难太难？不将心比心，唉。”
时值4月下旬，京西一院的RARS疫情貌似即将失控。一个严峻而重大的课题，摆在了院长的面前：医院，要不要整体封控？对全院隔离，他必须当机立断？
其实，京西一院得以封控隔离，内含玄机。
采访急诊科柴宏伟主任到尾声，《京西信报》记者吴铭无意间问了一句，“柴主任，你们医院整体隔离是院领导层断然决策的吗？”
“吴记者，哪有这么果断。幸亏王彬副院长坚定向中央高层建言力主隔离我们医院，才避免闹出不可收拾的院内疫情。”
“咋一回事？”
“具体内情，我不明白。你还是向他采访，了解详情吧。”
“麻烦你引荐。”
“恰好，王彬副院长是我的师兄，关系不错。等下，我打电话给他，帮你联络试试。”
“谢谢先！”
当场，柴宏伟联络大约一份多钟搞定约访，于第二天下午13：30才见面访谈。吴铭记者不晓得，自己将独家访问到一个怎样的内幕？
当晚，他查询了王彬副院长的简单资料，知悉他尽管在京西一院班子里排名最后，还是京西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看来，王彬在一院与医学部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在王斌副院长的办公室，吴铭记者听了他侃侃而谈，讲述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
在我们医院确诊了第一例RARS患者覃符的一个礼拜内，我探访了同样接诊染疫病人的京西二院、三院等兄弟医院和市传染病医院，了解人家是如何抗疫并诊治病患的情况？比较人家已经建立了隔离病房和我们医院急诊科天井污染，认为京西一院非隔离不可！
4月15日，我闯入自身医院RARS指挥部，向大领导进谏：“院长，我们医院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本院疫情就要大爆发。”
“怎么办？”
“整体隔离。”
“你不要危言耸听，”李后海院长奚落他，“如果实施，这么多人怎么隔离？”
“至少要关掉暴发疫情的科室，比如急诊科、呼吸科。”
可是，院长不同意，“你不要开玩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治疗。”指挥部其他领导附和院长的看法，都反对我。
对此，我不认同，提出相反的意见：“传染病出现了，医疗机构第一重要的任务不是治疗，而是切断传染途径，控制传染源。”
4月17日，我给华国政务院高层写了一封信，力主京西一院隔离。这封信通过一个朋友送到高层。写信前，朋友正色问我：“兄弟，你写信，愿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
我坚定表态,“愿意。”
就两人交锋之事，吴铭记者向李后海院长求证，得到确认。李院长还添加了别的内情：“就全院隔离一事，我向卫生部医政司反映过。一位负责人说，你们医院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影响力，你把医院关了，你考虑一下后果，别意气用事。”
几天后，王彬的建议信有了反应。4月22日，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犷代表京西市政府到京西一院调查，王彬副院长陪同。经过3小时的调查，曾犷提出3个结论：一、京西一院的建筑格局和医疗流程设计，不适合收治RARS病人；二、京西一院已经被严重污染，医院反映的情况属实；三、京西一院，整体隔离。
很快，首都政府当天就在京西一院开现场办公会。汪山代市长率市卫生局局长、市疾控中心主任、市防疫专家小组成员等相关人士，到场开会。王彬副院长讲了自家医院的情况，并破釜沉舟表态，“以脑袋担保所说属实”。他大胆放话，谁要是再让普通民众进京西一院就是犯罪。
当晚，曾犷打电话给王彬，“你们院的领导，为什么都反对隔离？”
“不晓得，无语。”
就此，吴铭记者直截了当问李后海院长：“王彬副院长极力主张隔离医院，你为何坚决反对？”
李院长回答说，对于一家有着90多年历史的医院来说，隔离要考虑很多因素。“一旦全院隔离，有多少责任啊！这个责任，谁来负？经济损失谁管？不经过上级同意擅自关医院，政治责任谁负？终究，还不是我这个院长承担。”
吴记者紧问不放，“李院长，京西一院面临疫情失控的危险，多少医护人员和病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的境地啊，王彬副院长的迫切建议多么明智，可是，你仅仅只想着自己担不担责？救死扶伤的天职，难道比不上一顶院长官帽？”
这一刻，李后海院长眼神飘忽、闪躲，缄默不言。既没有无地自容的内疚，也无昂首挺胸的坦然。
4月26日，已染疫的呼吸科护士陈忆有事推开急诊室的门，倏然一凉：“糟了”。宽敞的急诊室空空如也，不见医生也没有病人；桌椅缭乱歪斜，病例散落一地，风撞击着窗户，“咣咣咣”发声。整个急诊科，完全透露着“逃离”的痕迹。她被这个了无生气的景象吓着，“灾难”一词瞬间划过脑海。她不知道，这是医院隔离之前最后的惨淡场景。
第二天，王彬副院长再一次给华国高层写信，急切建议立马对京西一院隔离。他心急地写道，京西一院已有12个病房感染RARS，如果不隔离，将会造成更大面积的院内及社会感染。就此，提出三条建议，一、全面停诊；二、将现有留院的RARS及疑似RARS病人全部转走；三、对密切接触的医务人员进行集中隔离、检疫。在这封信的左上角，他标注了“十万火急”四个字。
当天中午，首都警局派员找到王彬，向他咨询有关全院隔离的建议。晚上19：05，李后海院长去京西市政府开会，会上宣布了封控京西一院的决定。
从4月27日24：00开始，华国老牌医院——京西一院正式隔离。
京西大学校史记住了这一稀罕的时刻，医学部更加记住了。这一刻，却让首都市民惊诧异常，京西一院怎么遽然走到这个地步？
京西一院总共隔离了1556人，包括工作人员944人、病人293人、陪住205人、家属楼109人，其他人员5人。王彬副院长对吴铭记者说，“其他人员”是指没能在指定27日24时之前撤离的号贩子，这几个人为了挣钱连命都不顾。
1556人突然被隔离，顿时反应各异。有的病人及其陪住亲属感到天塌了，哭闹纷扰。号贩子抱怨不迭，倒霉了，何日才能出去？占大比例的医护人员，情绪如何？绝大多数已经感到院内感染恶劣，所以冷静面对迟早到来的隔离战疫。该来的总会来，躲也躲不过去，只有镇定面对。
当晚后半夜，防化兵进入京西一院消毒，医院里刹那间白茫茫一片。从此，京西一院进入另一个世界，地处闹市无人喧，一片沉寂。留在院内的人，每天只关心一桩事：京西一院，何日怎么样解除隔离？
封控隔离期间，京西一院有着3道封锁线。最外面一道是民警，第二道是保安，第三道是卫生监督。任何与外界的接触，必须经区防治非典前指总指挥和王彬副院长两人同意。那会儿，王彬兼任京西一院隔离期间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共有4人，负责人由京西大学医学部副主任魏惠担任，实际上主要的工作由王彬负责。
之前默默无闻的王彬，突然间冒出来。由于隔离期事多，他脾气急躁，引发了一些非议。有人说他要抢班夺权，有人说他自找苦吃，还有人对他阴阳怪气，“你要对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负责任。”
当时，解除隔离的条件有两个：一、连续14天，一个区域里没有再发烧的人；二、连续14天，此区域人员没有跟外界接触。按照这两个标准，要想将1554人一起完全隔离几乎不可能。于是，王彬提出了分区隔离，要求以病房为单位，其中的病人、家属、医生和护士组成一个区，这个区的人员不能与其他区交流，要什么给什么，就是不许出来。
隔离首日，有人提出，隔离区内的医护人员应该体现京西一院的乐观精神，组织一些集体活动。王彬知道后十分生气，责备出馊主意的人，这种时候竟然还想搞聚集活动，于是制止了这种胡乱行为。他坦诚地告诉吴铭记者：“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说话非常冲。要人，第一句话就是，你给我几个‘干净人’。第二句就是，你干得了干不了？那个急火火的状态，跟在战场上打仗似的。”
那段日子，有的职工不愿意进发热观察室，我没法子，就放下狠话，“就是我父母发热，也要进去！”
京西一院封控期内，定期开视频会议。在5月4日的一段视频中，王彬副组长点名批评了几个不遵守纪律的人，其中有一人是多年老友。“在特殊时期，毫无情面可讲。老朋友想不通，也得立刻理解。”王彬笑了笑，“当夜我给朋友私下发短信讲道理，他总算理解我严肃做事的一片苦心。”
正是遵照严格的封控抗疫举措，京西一院的一些区域陆续达到了解除隔离的条件。王彬副组长将名单上报给区指挥部，待后者批准了，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出院，具体细致到走哪条道，坐哪个电梯。
5月14日零时，京西一院被整体解除隔离。院内人欢呼雀跃，仿佛做了一场恶梦。
这些人总算劫后余生，幸运活下来。然而，有的人却悲惨地永远留在梦魇中，比如殉职的急诊科副主任丁丽兰与护士王莹。
闻讯丁丽兰医师在方镇医院病故，《华国青年报》名记贺衍明迅速赶去抢救室拍照，致敬这位奋不顾身而壮烈牺牲的白衣使者。此前，他拍摄报道的《直面生命》注定将定格在华国新闻史，让这位大名顶顶的记者再度名声大噪。此一新闻照刊登后，国内外反响热烈。他决定拍摄悲伤殉职的医务工作者，为历史记录下最勇敢的抗疫“战士”悲壮而崇高的风范。到了现场，全副防护装备的贺记者与抢救人员一样默哀大约三秒。凝视着丁丽兰医生的遗容，他不忍心拍她安息的面貌，转而拍摄她伸出被单而垂下的那只特别瘦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