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说话。
积年累月的记忆深处，事物单纯的堆积着，打着瞌睡。
我希望它们永远沉睡下去。
母亲非常温柔。
无论我哪一个阶段的同学、老师、亲戚和朋友，以及常去买菜的菜市场大妈、旁边小卖部的老板娘、总来店里讲价的熟客……，她们都这样说。
母亲温柔又关心我。
“是不是让妈妈太担心了？”她们问我。母亲就抻一抻拉着我的手，“说话！”
“我……”我说不出话来，一般我伤心的时候会彻底沉浸在某种情绪之中，头脑乱作一团。
这时母亲就不好意思的笑笑，‘你看看这孩子的样子。’然后母亲再说一两句解释的话，她们就点点头，‘啊，明白了’。
“妈妈怎么可能……（做出什么什么事情），都是因为太关心你啊。”，这话犹如春风，像粗糙的手掌轻轻抚过我的脸庞。
我拿来回应的只有抽泣的不规律呼吸声。
她们停顿一会儿，跟母亲聊了几句（这给了我喘气的时间），又低下头对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和妈妈好好说啊，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妈妈要看店，还要照顾你，每天多辛苦啊，要站在妈妈的角度想一想。”
啊，好温柔的话语。
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
和善又体谅。
那正是母亲平日里教我的。
“我……”我还想说什么，可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又觉得她们说得也有道理，我便泄了气，“……哦。”
哦，我低下头。
人们说记忆暧昧不清，编造自己的记忆如同编造自己的生活，一边自我责备一边又乐此不疲的持续，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的记忆就像一百层上等的蚕丝羽绒被，将我安安全全的包裹起来，一切都那么美好。母亲的灵魂笼罩着我。
“长大了孩子就走了，嗐，能指望上她什么。”
“哎呀，你家胜男一看就是个懂事的，哪像我们家那小子，一出去就没影儿了。”
“唉哟，你家那个是小子，长大了就知道心疼爹妈了。”
“希望如此吧。还是你家好，姑娘贴心。”
“好什么呀，一样气人。”
“胜男？不会吧，我看她挺听你话的呀。”
“这倒是，我家孩子就这点让人放心。”
“是吧？哈哈。”
“哈哈……我啊，也不图胜男什么，只要她能好，我就放心了。”
“……”
“太虚伪了。”母亲说，“那些谁谁谁，太虚伪了。”
母亲认为自己很真实，完全把自己袒露在人前，她也教我要这样做。
真诚。
我读的那所小学里，老师从三年级开始教我们写周记，摘抄大段的课文，然后模仿。写作业的时候，母亲就在旁边看着。
我9岁那年。十一过后，天气变冷的时候，在过年之前，母亲递给我几个信封，“你有什么话不愿意给妈说的，可以给妈写信啊。”母亲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她很关心我。
“你写信给妈，还能锻炼你的文笔，妈也会给你回信的。”
“……哦。”
“那行，妈把信封放桌子上了。”
“……哦。”
看着那些信封，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母亲离去后，我能感觉到自己僵硬的颈背一点一点放松下来，我把信封收在抽屉里，却好像把它们收在我心里一样，老是挂在我心头，沉甸甸的。
母亲非常关心我的学习。
四年级时，小区里在隔壁班念书的女同学发表一篇文章，登在在校报上。
“看看人家！”母亲拿着校报给我看，“看看人家，写篇迎春花儿都能写得这么好，你怎么就写不出来呢。”
母亲问我。
她拿着我从学校带回家的校报，激动又兴奋。
“看看，“母亲又对我说，“文笔好到哪都不会吃亏的，我早就让你写日记你不干，现在知道了吧，人家雨婷天天在家写日记呢，你也学学，写写日记吧，多练一练。”
“……”我看着母亲。
“妈。”
“干嘛？”
“老师说要订校报，需要5元钱。”
“什么校报啊，要那么多钱，从哪冒出的校报，成天变着法的要钱。”
“……老师说的，明天早上交。”
“……”母亲抬起头来，两只眼睛正视着我，过了一会儿，她拉起我的手，“你有什么想买的啊？”
“……？”
“妈也不是不给你，5块钱而已，有什么想买的就和妈说。”
“你这孩子，和妈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啊？”
“说话啊！”
“我告诉你爸剌！”
……
“啊？”、“啊？”，有人在用手推搡我，是母亲。她推一下就发出一声询问，已经把话题从夸奖别人跳到督促我写日记上。
“……”我眨了眨眼睛，想说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说出来。
对我而言，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是出乎意料的事。
我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摘抄或者是背诵，计算一点儿都不费力气，其他的作业我都完成的很好，成绩永远名列前茅。
直到写周记脱离了连词成句，和连句成段。
我总是磕磕巴巴的写着，周一交给老师，然后再磕磕巴巴的写，如此循环往复于周记，母亲也只是看着干着急，除了不停的催促我，再无其他办法。
信封静静的躺在抽屉里。
我不知道后来它们去哪儿了。
“什么都行，写什么都可以，想到什么写什么。”
“我……”
“你就写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几点上学，写流水账也行啊。”
什么东西？有什么从我的意识中溜走了，我抓不住它。
“……流水账？”
“对啊，你就每天写，写着写着就会了。”
写着写着……刚刚我在想什么来着？
“慢慢来，一天写一点，很快就有感觉了。”
慢慢……
母亲坐在我旁边，她的气息一呼一吐，掺进我的呼吸里，一呼，一吸，我立刻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顺着母亲的思路，开始想自己能写什么，想啊想，母亲就在旁边看着我。然后有什么一闪，就像闪着雪花的老式电视机突然对上信号一样，每天要给钢笔吸满墨水囊这件事蹦了出来。
“那写这个行吗”
“行啊，写什么都行。”
母亲答应的痛快。
“‘墨’字怎么写？”
“查字典，给你买字典干什么的？”
“哦……”
查完“墨”字，我又查了“囊”字，翻来翻去的，我查得很慢。
“哎呀，不会写的你先用拼音嘛。”
“……哦。”
那时，老师让我们写“一件小事”，鲁迅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也叫“一件小事”，不知道两者有没有关系。
我恨死鲁迅了。
那两节连着的作文课，老师先是让同桌之间互相批改作文，后来又宣布要前后四人形成小组互相提建议。
我到现在也无法忘记，一双瞧不起的向上翻的眼睛，一双强势的、拼命想打压我的眼睛，还有一双开始时心虚友善，后来明目张胆催促嫌弃的眼睛。
“你再想想？就没有什么可写的？”
“你也可以写小白鞋这件事啊，当时你为什么不说他？”
两人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这有什么不好写的？就你多事。你是吃特殊饲料长大的吗？
“小白鞋……”
我看向同桌。
“哎呀，你赶紧写啊，写什么不行！”他更着急的催促我。
“就是！快要收作文了！”，前桌的一个女生。
“切！”，另一个女生。
“……”
我也无法忘记那时同桌的表情。
对于这个粗心大意的男同桌，我做过最多的事情是在他越过三八线时把他推回去，还有把他踢到我这边的垃圾踢回去，以及对他用铅笔扎橡皮这件事表示讨厌，在他无数次向我借笔、借橡皮、借笔记的时候表示拒绝……
讨厌的男生。
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有向他表示过善意，包括小白鞋这种事，从家里把包好的小白鞋带到学校，到用得时候再换上，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人穿着到处跑，踩脏了再想办法蒙混过关呢？
我不理解。
“有这回事吗？”
“嘿嘿……嘿嘿嘿嘿”，他看着我挤眉弄眼的笑，好像我们之间达成了什么无声的协议。
最后我写了同桌辅导我数学题的故事。
同桌写得是某一天校园活动要求大家穿小白鞋，他一不小心把我的小白鞋弄脏了，不知怎么办好的时候，我告诉他“不要在意，我有办法。”，然后用粉笔覆盖污渍，成功蒙混过关的故事。
前桌的女生写得是写了上学路上捡到5元钱，不知怎么处理刚好遇到失主来找，最终皆大欢喜的故事。
前桌女生的同桌写得是放学时下雨没带雨伞，幸好同学送她到家，甚至为此绕了路互助友爱的故事。
我们都得了很高的分数。
一个10岁的小男孩可以把表情演绎的那么活灵活现吗？
不可思议。
我总是怀疑自己记错了，或者心眼太阴暗。
记得参加奥数选拔时，那间教室里都是熟面孔。
除了一个男生。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半咧的嘴唇，看起来脑袋不太好使的样子，衣服很邋遢。让我猜他平时会做什么的话，我一定说：他会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大半天，动也不需要动一下。
奇怪的人。
我回家和母亲谈到考试的时候提起他。
“那孩子啊，指不定他妈怎么头疼呢。”
她说那种孩子的母亲都很辛苦。
“啊？”为什么？
全家都要因为他过痛苦的生活，不孝顺的孩子，“不知道给她妈添了多少麻烦呢，真是……啧啧。”
“……哦”
看着母亲的表情，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对那个男生存在一种淡淡的优越，还有一种无名的自豪感。
他是唯一通过奥数选拔的人。
但我懂事。
懂事又孝顺。
我到底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呢，我也不知道。
母亲总是说我笨，她一边检查我的日记一边叹气，看着她，我的脑海中总闪过斑驳的树影，那是下午的阳光照在树枝上的投影，投在我家墙壁上。
晦暗的光线下，母亲在揉面，她从大面团上揪下一块小面团来给我，“拿着，那边去玩，啊。”
我便拿着这新鲜的橡皮泥，把它颠来倒去，揉成各种形状。玩得时候，我能感觉到母亲的目光。她时不时抬起头来看我，用眼睛爬过我的脊背，就像毛毛虫爬过树干。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正是在那个眼神里，我窥见了命运的一角。
“你长大了，可千万不能找你爸那样的啊！”
嗯，我会的。
我的人生会无止尽的向下坍塌崩坏，我会嫁给一个男人，把大半精力用来服侍他，剩下的一小半则毫无保留的奉献给自己的倒影，像熬油一样熬尽我的人生，再把这样的使命代代相传。
不需要明确的语言，我可以感受到那些影影绰绰的东西，无处不在的母亲的投影。
我的未来，在灿烂金黄的阳光的反面。
“你要用心。”母亲看完我的日记抬起头来，“生活中只要留心处处都是新鲜事，你得留心啊。”
“哦……”我看着母亲眨眨眼。
母亲也看着我，“唉……”
我不知道说什么，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没什么可新鲜的。
母亲盯着我看了半天，放下日记本，拉起我的手，“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妈讲啊。”
“……”啊？什么事？
“妈还能骗你吗？谁最无私，只有母亲对女儿最无私。”
“……”怎么了？
她又在说什么？
某种预感在冥冥在传递给我。
母亲又要哭了。
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汹涌澎湃的风暴。
它积累已久，在这一刻蠢蠢欲动。它敦促着我，想要驱使我做出某种行为，在我体内叫嚣着横冲直撞。
身体想推开母亲，腿想冲到街上，喉咙想要大声呼喊，直到所有人用怪异的眼光看我，直到一辆失控的轿车把我的身体撞飞。
“胜男？胜男啊，”母亲的眼睛变得水润，声音里有明显的鼻音，“妈都是为你好啊，世界上还有谁能比妈对你好吗？”
“……嗯。”
母亲的眼睛红红的，鼻翼跟随着抽气声一张一翕，蒜头一样的鼻头微微抖动着，她哭起来不算美，或者说跟美完全扯不上关系，但不知为什么就会给我一种受了委屈的感觉，能触动我的心。
“你怎么什么事都不告诉妈啊？”
“……也没什么事啊。”
“你写吧，把日记本当成你的朋友，写出来你就舒服点，啊。”
啊。
那种来自母亲的恳求，那种眼泪带来的强烈紧张和焦虑，那种巨大的压力和深深的恐惧，不安却像地震一样排山倒海。
我没有做女儿的天赋吗？
我知道我可以用稚嫩的想象力填满日记本。
可以让母亲开心。
我开始写两个男生去抬水，结果一不小心踩滑水洒一地；写一个女生做什么都要人陪，上厕所也是，最后忍耐不住在上课时请假；写后桌的女生看到男同桌越过三八线用自动铅笔扎他胳膊，在我的日记里，他疼得哎哎直叫唤。
这样母亲就开心了。
我也就轻松了。
啊。
多简单。
母亲看得时候呵呵直笑，“哎呀，她拿自动铅笔扎人家干嘛，现在这孩子……”母亲摇摇头，拿着我的日记本笑着叮嘱我，“你可不能这样啊，和同桌要好好处，要对人家好点儿，知道吗？”
“哦。”
“嗯。”母亲点点头，又嘱咐我，“离那孩子（扎人的那个）远点，知道吗？”
“……哦。”
我又写了冬天的打雪仗，夏天的吃冰棍，等等，等等。
每写出一篇日记，我的心就像失去一块，一页一页，不过是连绵起伏的幻觉，荒诞的戏剧。
“要不是我当初逼着你写日记，你这成绩啊，啧啧，还不愿意写。”她上上下下用视线描摹着这张小纸片，一遍一遍，像是要把高考成绩刻进心里。
灰尘在阳光里漂浮，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她在说什么。
“还怨妈不？”母亲笑着问我，“我都知道，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
“唉，妈老了，现在你能考上个好大学，妈也就放心了。”
看着地上新买的行李箱，我还是没说话。
为什么要看行李箱呢？
我不知道。
就像“妈也就放心了”一样。
我从没有想明白过这句话。
那个时候，我还不清楚自己正在慢慢靠近另一种生活，一种我当时无法清楚预见的生活。头脑中那套千百年来沉积下来的牢固体系与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样，会随着时代转变而流逝，尽管它曾为我描绘了一种据说很稳定、很轻松的幸福。
一切都发生的那么自然，就像有一部分的我早就在等待了。
这样一个时刻终于到来，在过去的漫长人生里，早在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我，“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于是我就等着，等了好久好久，时间和空间轻而易举将我困住，好像我永远不能挣脱，好像为了顺应生活而改变自己是理所当然，我已经忘记会有那一刻的到来。
小学升三年级那个暑假过完的时候，或许早有迹象，我变得沉默，仿佛不受意识支配一样，各种各样的事情变得无关紧要，以前在学校里遇到什么事，我总爱和母亲说的。
太奇怪了。
那时我有说不完的话，像朵开放的花苞，每伸展开一片叶子，一片花瓣，就一定要有人来欣赏，“看看我！”，“看看我！”，我快活的叫着，一旦有人过来，我便把新长的地方展示出来，“摸摸我。”，“摸摸我。”
要是有人过来抚摸我，用他的指尖轻轻碰一碰我，我便要用脑袋蹭他，求他多摸一会儿，直到我每一条脉络都舒展起来。
这样我就很开心。
有的时候我又像只小鸟飞来飞去，站在枝头蹦蹦哒哒，一边卖弄我纤细灵动的小短腿，一边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
我感觉生命的脉动与我同在，世界对我歌唱。
同样是那年，小区门口的迎春花丛开得热热闹闹，大家习以为常。大人们路过的时候不会多看一眼，小孩子们也很少关注。
我在花丛旁发现一只飞不起来的蜜蜂，哪里受伤了的样子，我蹲下，把它捡起来放在手心上，它那么漂亮，精致的身体，小小的胸脯上包裹着绒绒的毛。
我小心翼翼的伸出食指，想拨一拨它的翅膀。
引人喜爱的小东西，它把尾巴撇向我，一个黏黏的东西从下面探出来，过程进行的和慢动作一样，有根刺伸进我的手指，又从我的手指抽出去。
这小家伙更加虚弱了。
生命一点一滴从那个小身体流失掉，看起来可怜巴巴的，弄得我有点心疼，不知该怎么是好。
肿痛是后来才注意到的。
迎春花下多了一座小小的墓，偶尔我会想起来。
积年累月的记忆深处，事物单纯的堆积着，打着瞌睡。
我希望它们永远沉睡下去。
母亲非常温柔。
无论我哪一个阶段的同学、老师、亲戚和朋友，以及常去买菜的菜市场大妈、旁边小卖部的老板娘、总来店里讲价的熟客……，她们都这样说。
母亲温柔又关心我。
“是不是让妈妈太担心了？”她们问我。母亲就抻一抻拉着我的手，“说话！”
“我……”我说不出话来，一般我伤心的时候会彻底沉浸在某种情绪之中，头脑乱作一团。
这时母亲就不好意思的笑笑，‘你看看这孩子的样子。’然后母亲再说一两句解释的话，她们就点点头，‘啊，明白了’。
“妈妈怎么可能……（做出什么什么事情），都是因为太关心你啊。”，这话犹如春风，像粗糙的手掌轻轻抚过我的脸庞。
我拿来回应的只有抽泣的不规律呼吸声。
她们停顿一会儿，跟母亲聊了几句（这给了我喘气的时间），又低下头对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和妈妈好好说啊，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妈妈要看店，还要照顾你，每天多辛苦啊，要站在妈妈的角度想一想。”
啊，好温柔的话语。
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
和善又体谅。
那正是母亲平日里教我的。
“我……”我还想说什么，可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又觉得她们说得也有道理，我便泄了气，“……哦。”
哦，我低下头。
人们说记忆暧昧不清，编造自己的记忆如同编造自己的生活，一边自我责备一边又乐此不疲的持续，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的记忆就像一百层上等的蚕丝羽绒被，将我安安全全的包裹起来，一切都那么美好。母亲的灵魂笼罩着我。
“长大了孩子就走了，嗐，能指望上她什么。”
“哎呀，你家胜男一看就是个懂事的，哪像我们家那小子，一出去就没影儿了。”
“唉哟，你家那个是小子，长大了就知道心疼爹妈了。”
“希望如此吧。还是你家好，姑娘贴心。”
“好什么呀，一样气人。”
“胜男？不会吧，我看她挺听你话的呀。”
“这倒是，我家孩子就这点让人放心。”
“是吧？哈哈。”
“哈哈……我啊，也不图胜男什么，只要她能好，我就放心了。”
“……”
“太虚伪了。”母亲说，“那些谁谁谁，太虚伪了。”
母亲认为自己很真实，完全把自己袒露在人前，她也教我要这样做。
真诚。
我读的那所小学里，老师从三年级开始教我们写周记，摘抄大段的课文，然后模仿。写作业的时候，母亲就在旁边看着。
我9岁那年。十一过后，天气变冷的时候，在过年之前，母亲递给我几个信封，“你有什么话不愿意给妈说的，可以给妈写信啊。”母亲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她很关心我。
“你写信给妈，还能锻炼你的文笔，妈也会给你回信的。”
“……哦。”
“那行，妈把信封放桌子上了。”
“……哦。”
看着那些信封，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母亲离去后，我能感觉到自己僵硬的颈背一点一点放松下来，我把信封收在抽屉里，却好像把它们收在我心里一样，老是挂在我心头，沉甸甸的。
母亲非常关心我的学习。
四年级时，小区里在隔壁班念书的女同学发表一篇文章，登在在校报上。
“看看人家！”母亲拿着校报给我看，“看看人家，写篇迎春花儿都能写得这么好，你怎么就写不出来呢。”
母亲问我。
她拿着我从学校带回家的校报，激动又兴奋。
“看看，“母亲又对我说，“文笔好到哪都不会吃亏的，我早就让你写日记你不干，现在知道了吧，人家雨婷天天在家写日记呢，你也学学，写写日记吧，多练一练。”
“……”我看着母亲。
“妈。”
“干嘛？”
“老师说要订校报，需要5元钱。”
“什么校报啊，要那么多钱，从哪冒出的校报，成天变着法的要钱。”
“……老师说的，明天早上交。”
“……”母亲抬起头来，两只眼睛正视着我，过了一会儿，她拉起我的手，“你有什么想买的啊？”
“……？”
“妈也不是不给你，5块钱而已，有什么想买的就和妈说。”
“你这孩子，和妈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啊？”
“说话啊！”
“我告诉你爸剌！”
……
“啊？”、“啊？”，有人在用手推搡我，是母亲。她推一下就发出一声询问，已经把话题从夸奖别人跳到督促我写日记上。
“……”我眨了眨眼睛，想说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说出来。
对我而言，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是出乎意料的事。
我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摘抄或者是背诵，计算一点儿都不费力气，其他的作业我都完成的很好，成绩永远名列前茅。
直到写周记脱离了连词成句，和连句成段。
我总是磕磕巴巴的写着，周一交给老师，然后再磕磕巴巴的写，如此循环往复于周记，母亲也只是看着干着急，除了不停的催促我，再无其他办法。
信封静静的躺在抽屉里。
我不知道后来它们去哪儿了。
“什么都行，写什么都可以，想到什么写什么。”
“我……”
“你就写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几点上学，写流水账也行啊。”
什么东西？有什么从我的意识中溜走了，我抓不住它。
“……流水账？”
“对啊，你就每天写，写着写着就会了。”
写着写着……刚刚我在想什么来着？
“慢慢来，一天写一点，很快就有感觉了。”
慢慢……
母亲坐在我旁边，她的气息一呼一吐，掺进我的呼吸里，一呼，一吸，我立刻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顺着母亲的思路，开始想自己能写什么，想啊想，母亲就在旁边看着我。然后有什么一闪，就像闪着雪花的老式电视机突然对上信号一样，每天要给钢笔吸满墨水囊这件事蹦了出来。
“那写这个行吗”
“行啊，写什么都行。”
母亲答应的痛快。
“‘墨’字怎么写？”
“查字典，给你买字典干什么的？”
“哦……”
查完“墨”字，我又查了“囊”字，翻来翻去的，我查得很慢。
“哎呀，不会写的你先用拼音嘛。”
“……哦。”
那时，老师让我们写“一件小事”，鲁迅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也叫“一件小事”，不知道两者有没有关系。
我恨死鲁迅了。
那两节连着的作文课，老师先是让同桌之间互相批改作文，后来又宣布要前后四人形成小组互相提建议。
我到现在也无法忘记，一双瞧不起的向上翻的眼睛，一双强势的、拼命想打压我的眼睛，还有一双开始时心虚友善，后来明目张胆催促嫌弃的眼睛。
“你再想想？就没有什么可写的？”
“你也可以写小白鞋这件事啊，当时你为什么不说他？”
两人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这有什么不好写的？就你多事。你是吃特殊饲料长大的吗？
“小白鞋……”
我看向同桌。
“哎呀，你赶紧写啊，写什么不行！”他更着急的催促我。
“就是！快要收作文了！”，前桌的一个女生。
“切！”，另一个女生。
“……”
我也无法忘记那时同桌的表情。
对于这个粗心大意的男同桌，我做过最多的事情是在他越过三八线时把他推回去，还有把他踢到我这边的垃圾踢回去，以及对他用铅笔扎橡皮这件事表示讨厌，在他无数次向我借笔、借橡皮、借笔记的时候表示拒绝……
讨厌的男生。
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有向他表示过善意，包括小白鞋这种事，从家里把包好的小白鞋带到学校，到用得时候再换上，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人穿着到处跑，踩脏了再想办法蒙混过关呢？
我不理解。
“有这回事吗？”
“嘿嘿……嘿嘿嘿嘿”，他看着我挤眉弄眼的笑，好像我们之间达成了什么无声的协议。
最后我写了同桌辅导我数学题的故事。
同桌写得是某一天校园活动要求大家穿小白鞋，他一不小心把我的小白鞋弄脏了，不知怎么办好的时候，我告诉他“不要在意，我有办法。”，然后用粉笔覆盖污渍，成功蒙混过关的故事。
前桌的女生写得是写了上学路上捡到5元钱，不知怎么处理刚好遇到失主来找，最终皆大欢喜的故事。
前桌女生的同桌写得是放学时下雨没带雨伞，幸好同学送她到家，甚至为此绕了路互助友爱的故事。
我们都得了很高的分数。
一个10岁的小男孩可以把表情演绎的那么活灵活现吗？
不可思议。
我总是怀疑自己记错了，或者心眼太阴暗。
记得参加奥数选拔时，那间教室里都是熟面孔。
除了一个男生。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半咧的嘴唇，看起来脑袋不太好使的样子，衣服很邋遢。让我猜他平时会做什么的话，我一定说：他会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大半天，动也不需要动一下。
奇怪的人。
我回家和母亲谈到考试的时候提起他。
“那孩子啊，指不定他妈怎么头疼呢。”
她说那种孩子的母亲都很辛苦。
“啊？”为什么？
全家都要因为他过痛苦的生活，不孝顺的孩子，“不知道给她妈添了多少麻烦呢，真是……啧啧。”
“……哦”
看着母亲的表情，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对那个男生存在一种淡淡的优越，还有一种无名的自豪感。
他是唯一通过奥数选拔的人。
但我懂事。
懂事又孝顺。
我到底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呢，我也不知道。
母亲总是说我笨，她一边检查我的日记一边叹气，看着她，我的脑海中总闪过斑驳的树影，那是下午的阳光照在树枝上的投影，投在我家墙壁上。
晦暗的光线下，母亲在揉面，她从大面团上揪下一块小面团来给我，“拿着，那边去玩，啊。”
我便拿着这新鲜的橡皮泥，把它颠来倒去，揉成各种形状。玩得时候，我能感觉到母亲的目光。她时不时抬起头来看我，用眼睛爬过我的脊背，就像毛毛虫爬过树干。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正是在那个眼神里，我窥见了命运的一角。
“你长大了，可千万不能找你爸那样的啊！”
嗯，我会的。
我的人生会无止尽的向下坍塌崩坏，我会嫁给一个男人，把大半精力用来服侍他，剩下的一小半则毫无保留的奉献给自己的倒影，像熬油一样熬尽我的人生，再把这样的使命代代相传。
不需要明确的语言，我可以感受到那些影影绰绰的东西，无处不在的母亲的投影。
我的未来，在灿烂金黄的阳光的反面。
“你要用心。”母亲看完我的日记抬起头来，“生活中只要留心处处都是新鲜事，你得留心啊。”
“哦……”我看着母亲眨眨眼。
母亲也看着我，“唉……”
我不知道说什么，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没什么可新鲜的。
母亲盯着我看了半天，放下日记本，拉起我的手，“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妈讲啊。”
“……”啊？什么事？
“妈还能骗你吗？谁最无私，只有母亲对女儿最无私。”
“……”怎么了？
她又在说什么？
某种预感在冥冥在传递给我。
母亲又要哭了。
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汹涌澎湃的风暴。
它积累已久，在这一刻蠢蠢欲动。它敦促着我，想要驱使我做出某种行为，在我体内叫嚣着横冲直撞。
身体想推开母亲，腿想冲到街上，喉咙想要大声呼喊，直到所有人用怪异的眼光看我，直到一辆失控的轿车把我的身体撞飞。
“胜男？胜男啊，”母亲的眼睛变得水润，声音里有明显的鼻音，“妈都是为你好啊，世界上还有谁能比妈对你好吗？”
“……嗯。”
母亲的眼睛红红的，鼻翼跟随着抽气声一张一翕，蒜头一样的鼻头微微抖动着，她哭起来不算美，或者说跟美完全扯不上关系，但不知为什么就会给我一种受了委屈的感觉，能触动我的心。
“你怎么什么事都不告诉妈啊？”
“……也没什么事啊。”
“你写吧，把日记本当成你的朋友，写出来你就舒服点，啊。”
啊。
那种来自母亲的恳求，那种眼泪带来的强烈紧张和焦虑，那种巨大的压力和深深的恐惧，不安却像地震一样排山倒海。
我没有做女儿的天赋吗？
我知道我可以用稚嫩的想象力填满日记本。
可以让母亲开心。
我开始写两个男生去抬水，结果一不小心踩滑水洒一地；写一个女生做什么都要人陪，上厕所也是，最后忍耐不住在上课时请假；写后桌的女生看到男同桌越过三八线用自动铅笔扎他胳膊，在我的日记里，他疼得哎哎直叫唤。
这样母亲就开心了。
我也就轻松了。
啊。
多简单。
母亲看得时候呵呵直笑，“哎呀，她拿自动铅笔扎人家干嘛，现在这孩子……”母亲摇摇头，拿着我的日记本笑着叮嘱我，“你可不能这样啊，和同桌要好好处，要对人家好点儿，知道吗？”
“哦。”
“嗯。”母亲点点头，又嘱咐我，“离那孩子（扎人的那个）远点，知道吗？”
“……哦。”
我又写了冬天的打雪仗，夏天的吃冰棍，等等，等等。
每写出一篇日记，我的心就像失去一块，一页一页，不过是连绵起伏的幻觉，荒诞的戏剧。
“要不是我当初逼着你写日记，你这成绩啊，啧啧，还不愿意写。”她上上下下用视线描摹着这张小纸片，一遍一遍，像是要把高考成绩刻进心里。
灰尘在阳光里漂浮，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她在说什么。
“还怨妈不？”母亲笑着问我，“我都知道，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
“唉，妈老了，现在你能考上个好大学，妈也就放心了。”
看着地上新买的行李箱，我还是没说话。
为什么要看行李箱呢？
我不知道。
就像“妈也就放心了”一样。
我从没有想明白过这句话。
那个时候，我还不清楚自己正在慢慢靠近另一种生活，一种我当时无法清楚预见的生活。头脑中那套千百年来沉积下来的牢固体系与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样，会随着时代转变而流逝，尽管它曾为我描绘了一种据说很稳定、很轻松的幸福。
一切都发生的那么自然，就像有一部分的我早就在等待了。
这样一个时刻终于到来，在过去的漫长人生里，早在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我，“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于是我就等着，等了好久好久，时间和空间轻而易举将我困住，好像我永远不能挣脱，好像为了顺应生活而改变自己是理所当然，我已经忘记会有那一刻的到来。
小学升三年级那个暑假过完的时候，或许早有迹象，我变得沉默，仿佛不受意识支配一样，各种各样的事情变得无关紧要，以前在学校里遇到什么事，我总爱和母亲说的。
太奇怪了。
那时我有说不完的话，像朵开放的花苞，每伸展开一片叶子，一片花瓣，就一定要有人来欣赏，“看看我！”，“看看我！”，我快活的叫着，一旦有人过来，我便把新长的地方展示出来，“摸摸我。”，“摸摸我。”
要是有人过来抚摸我，用他的指尖轻轻碰一碰我，我便要用脑袋蹭他，求他多摸一会儿，直到我每一条脉络都舒展起来。
这样我就很开心。
有的时候我又像只小鸟飞来飞去，站在枝头蹦蹦哒哒，一边卖弄我纤细灵动的小短腿，一边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
我感觉生命的脉动与我同在，世界对我歌唱。
同样是那年，小区门口的迎春花丛开得热热闹闹，大家习以为常。大人们路过的时候不会多看一眼，小孩子们也很少关注。
我在花丛旁发现一只飞不起来的蜜蜂，哪里受伤了的样子，我蹲下，把它捡起来放在手心上，它那么漂亮，精致的身体，小小的胸脯上包裹着绒绒的毛。
我小心翼翼的伸出食指，想拨一拨它的翅膀。
引人喜爱的小东西，它把尾巴撇向我，一个黏黏的东西从下面探出来，过程进行的和慢动作一样，有根刺伸进我的手指，又从我的手指抽出去。
这小家伙更加虚弱了。
生命一点一滴从那个小身体流失掉，看起来可怜巴巴的，弄得我有点心疼，不知该怎么是好。
肿痛是后来才注意到的。
迎春花下多了一座小小的墓，偶尔我会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