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年的时间节点也很适宜。
宋朝虽然规定了三年一考的时限，但很多官员的任期并不会满任。
观政两年，也很符合眼下的情况。
只是，刘娥并不知道，李杰对于眼下的任期制度，却是不怎么满意的。
两到三年一任，一转迁？
这明显不太合适。
考虑到当下的行政效率，参照后世的五年一任，算是比较合适的。
毕竟，官员刚刚上任，熟悉当地的民情，总是需要时间的吧？
如果是县级官员，两三个月大概能摸到一些，但若是州府级的官员，没个一年半载，怕是无法洞悉当地的情况。
如此一来，留给亲民官的时间就更短了。
这种制度下，往往是上一届亲民官定下的政策刚刚开始施行，效果还没见到，亲民官本人就要转迁了。
紧接着，下一任亲民官到来，如果遇到政见类似的，这项制度或许还能保存下去。
但这种情况，并不多。
久而久之，亲民官推行改制的动力便大大削减。
相比于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亲民官大多会将注意力转到别的事上，如修浚河道，如劝农。
或者干脆来一个无为而治。
不过，改变任期的事，必须要徐徐图之。
因为做官的，最关注的便是升迁。
从三年一转迁，到五年一转，这无疑拖慢了官员的升迁速度。
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为五年一任，需得定下一系列的配套机制。
像某些差遣的任职资格就得跟着改，举个例子，如三司副使的硬性资格，官员不仅本官要达标，而且还得历任三路转运使。
改革之前，担任三路转运使，最快只要六年左右的时间。
改制之后呢？
得十五年。
在人均寿命偏低的古代，十五年，也许便是半辈子。
而这仅仅只是担任三路转运使的时间，升任转运使之前的需要花费多久？
如果不改变转迁标准，即便升到了中央，留给官员的时间又剩下多少？
到了那时，朝堂之上怕是全都是耋耄之年的老人。
“六哥，打算从明年开始推行观政？”
也不怪刘娥这么想，因为明年恰好是科举年，国朝又要诞生一批新科进士。
“嗯。”
李杰确实有直接推行的意思，而今，距离省试还有一段时间。
随着年关将近，全国各路前来应考的士子陆续抵京，借着这股东风，正好可以让士子们提前做好准备。
……
……
……
两天后。
两府大臣陆续收到了禁中传出的手诏，虽然手诏名义上是征询他们的意见。
但谁人不知官家的脾性。
征询？
不！
这是通知！
对于下发的观政制度，两府大臣虽然多少有些微词，但这些抱怨并不是针对制度本身。
而是针对官家的做法。
官家又一次绕开廷议，直接下达了政令。
抛开官家的做法不谈，他们对于观政制度的接受程度还是很高的。() ()
毕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科举发家的，除了吕夷简等世宦之家出身的，其他人入仕时，多少有些手忙脚乱。
读书和做官，是两回事。
书读的好，不代表做官就做得好。
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的，大有人在。
然而，两府大臣认可，并不代表士子们也跟着认可。
当这阵风吹向了士子群体，顿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所在的位置不同，观点和看法自然不尽相同。
站在执政官的角度，观政制度的确可以加快士子融入官场的时间，并且还有监督地方之效。
可站在士子的角度，这项制度无疑会拖延他们入仕的步伐。
一步慢，步步慢！
自隋唐史便有一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科举中，进士一科，最重，也最是难考。
很多士子进士及第时，往往都不在年轻，似寇准、晏殊这样，年少成名的进士只是少数。
三十岁左右，才是常态。
三十，半辈子都过去了，朝廷还要让新科进士观政两年？
这……这简直是宋版的‘何不食肉糜’？
当然，除了两府大臣之外，旁人并不知道这项制度是由李杰亲自提出来的。
因此，在应试的举子眼中，这完全是朝堂诸公的错！
……
……
应天府。
这一日，范仲淹接待了一位同乡。
此人名为郑戬，也是苏州吴县人，不仅如此，郑戬的幼年和范仲淹颇为相似。
他们两人皆是幼年丧父，以学业为主，志在科举。
另外，两人不止是同乡，未来很可能会成为连襟。
这段时间，范仲淹不仅官场得意，情场上同样得意，未婚三十多年的范仲淹，终于要结亲了。
说起来，这件事还得感谢戚舜宾。
自范仲淹被李杰点名调到应天书院后，范仲淹名声大噪，顿时成了官场上的红人。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应天府当地的大族李氏便相中了至今未娶的范仲淹。
太平兴国三年，李昌图、李昌言、李昌龄三兄弟，同登进士科，一门三进士，自此，李氏彻底发迹。
好巧不巧，李氏三兄弟也是睢阳书院的学生，睢阳书院‘七榜五十六进士’，李氏三兄弟独占三席。
正因为有这层渊源，李氏方能率先接触到大红人范仲淹。
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范仲淹的命运轨迹明明已经发生了改变，但再看到李昌言之女李氏之后，仍是一见倾心。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年两人便会成婚。
文人见面，除了学问，免不了聊一些时政，两人说着说着，话题就拐到了观政之事上。
“希文兄，近日京中盛传的进士观政制度，不知书院中的学子是怎么看的？”
其实，郑戬对这项制度也是颇有微词的。
两年，时间可不短。
与此同时，吕府中也有一场类似的谈话。
宋祁和宋痒两兄弟借着吕夷简岳父马亮的渊源，拜访了当朝参政。
不过，话题并不是宋祁宋痒两兄弟提出的，而是吕夷简主动问了两人的看法。
宋朝虽然规定了三年一考的时限，但很多官员的任期并不会满任。
观政两年，也很符合眼下的情况。
只是，刘娥并不知道，李杰对于眼下的任期制度，却是不怎么满意的。
两到三年一任，一转迁？
这明显不太合适。
考虑到当下的行政效率，参照后世的五年一任，算是比较合适的。
毕竟，官员刚刚上任，熟悉当地的民情，总是需要时间的吧？
如果是县级官员，两三个月大概能摸到一些，但若是州府级的官员，没个一年半载，怕是无法洞悉当地的情况。
如此一来，留给亲民官的时间就更短了。
这种制度下，往往是上一届亲民官定下的政策刚刚开始施行，效果还没见到，亲民官本人就要转迁了。
紧接着，下一任亲民官到来，如果遇到政见类似的，这项制度或许还能保存下去。
但这种情况，并不多。
久而久之，亲民官推行改制的动力便大大削减。
相比于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亲民官大多会将注意力转到别的事上，如修浚河道，如劝农。
或者干脆来一个无为而治。
不过，改变任期的事，必须要徐徐图之。
因为做官的，最关注的便是升迁。
从三年一转迁，到五年一转，这无疑拖慢了官员的升迁速度。
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为五年一任，需得定下一系列的配套机制。
像某些差遣的任职资格就得跟着改，举个例子，如三司副使的硬性资格，官员不仅本官要达标，而且还得历任三路转运使。
改革之前，担任三路转运使，最快只要六年左右的时间。
改制之后呢？
得十五年。
在人均寿命偏低的古代，十五年，也许便是半辈子。
而这仅仅只是担任三路转运使的时间，升任转运使之前的需要花费多久？
如果不改变转迁标准，即便升到了中央，留给官员的时间又剩下多少？
到了那时，朝堂之上怕是全都是耋耄之年的老人。
“六哥，打算从明年开始推行观政？”
也不怪刘娥这么想，因为明年恰好是科举年，国朝又要诞生一批新科进士。
“嗯。”
李杰确实有直接推行的意思，而今，距离省试还有一段时间。
随着年关将近，全国各路前来应考的士子陆续抵京，借着这股东风，正好可以让士子们提前做好准备。
……
……
……
两天后。
两府大臣陆续收到了禁中传出的手诏，虽然手诏名义上是征询他们的意见。
但谁人不知官家的脾性。
征询？
不！
这是通知！
对于下发的观政制度，两府大臣虽然多少有些微词，但这些抱怨并不是针对制度本身。
而是针对官家的做法。
官家又一次绕开廷议，直接下达了政令。
抛开官家的做法不谈，他们对于观政制度的接受程度还是很高的。() ()
毕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科举发家的，除了吕夷简等世宦之家出身的，其他人入仕时，多少有些手忙脚乱。
读书和做官，是两回事。
书读的好，不代表做官就做得好。
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的，大有人在。
然而，两府大臣认可，并不代表士子们也跟着认可。
当这阵风吹向了士子群体，顿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所在的位置不同，观点和看法自然不尽相同。
站在执政官的角度，观政制度的确可以加快士子融入官场的时间，并且还有监督地方之效。
可站在士子的角度，这项制度无疑会拖延他们入仕的步伐。
一步慢，步步慢！
自隋唐史便有一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科举中，进士一科，最重，也最是难考。
很多士子进士及第时，往往都不在年轻，似寇准、晏殊这样，年少成名的进士只是少数。
三十岁左右，才是常态。
三十，半辈子都过去了，朝廷还要让新科进士观政两年？
这……这简直是宋版的‘何不食肉糜’？
当然，除了两府大臣之外，旁人并不知道这项制度是由李杰亲自提出来的。
因此，在应试的举子眼中，这完全是朝堂诸公的错！
……
……
应天府。
这一日，范仲淹接待了一位同乡。
此人名为郑戬，也是苏州吴县人，不仅如此，郑戬的幼年和范仲淹颇为相似。
他们两人皆是幼年丧父，以学业为主，志在科举。
另外，两人不止是同乡，未来很可能会成为连襟。
这段时间，范仲淹不仅官场得意，情场上同样得意，未婚三十多年的范仲淹，终于要结亲了。
说起来，这件事还得感谢戚舜宾。
自范仲淹被李杰点名调到应天书院后，范仲淹名声大噪，顿时成了官场上的红人。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应天府当地的大族李氏便相中了至今未娶的范仲淹。
太平兴国三年，李昌图、李昌言、李昌龄三兄弟，同登进士科，一门三进士，自此，李氏彻底发迹。
好巧不巧，李氏三兄弟也是睢阳书院的学生，睢阳书院‘七榜五十六进士’，李氏三兄弟独占三席。
正因为有这层渊源，李氏方能率先接触到大红人范仲淹。
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范仲淹的命运轨迹明明已经发生了改变，但再看到李昌言之女李氏之后，仍是一见倾心。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年两人便会成婚。
文人见面，除了学问，免不了聊一些时政，两人说着说着，话题就拐到了观政之事上。
“希文兄，近日京中盛传的进士观政制度，不知书院中的学子是怎么看的？”
其实，郑戬对这项制度也是颇有微词的。
两年，时间可不短。
与此同时，吕府中也有一场类似的谈话。
宋祁和宋痒两兄弟借着吕夷简岳父马亮的渊源，拜访了当朝参政。
不过，话题并不是宋祁宋痒两兄弟提出的，而是吕夷简主动问了两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