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士设立、公士改动,这些都是朱由检私下的决定,没有和外廷官员商议。
在相关措施没有完善前,他不打算告诉外廷官员。准备在试行完善后,再一鼓作气推出去。
所以他嘱咐王承恩等人注意保密,另外还交待锦衣卫和文思院编写技术保密章程、对匠官进行培训,避免大明辛辛苦苦研发的技术,被随意泄露出去。
大明的官员和士子,对这些其实不关心。他们现在热议的,是刘宗周的重制礼乐。
尤其是参加会试的举子,根本没有人能想到,只是考了几天试,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全变了。
重制礼乐、重修礼经,每一件事都冲击着大明士子的神经,让他们知道大明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决定通过后,大明的未来,会和现在有很大不同。
甚至现在就发生了变化,那就是皇帝和刘宗周对礼运篇的解释,已经纳入科举。
若非会试已经考完了,说不定他们就要临时抱佛脚,学习礼运篇的新解释。
甚至有选择考《礼记》的举子、答题试卷涉及到礼运篇的,现在就惶惶不安,到处询问这次的评卷标准,是不是按新解释。
直到有礼部官员明确回应,告诉他们考官早已进场,根本不会知道礼运篇的新解释,这次评卷按原有解释来。这些人才终于放下心,知道对自己没影响,该担心的是下一科考试的人。
这个闹剧,让一些人对刘宗周心中腹诽,认为他是闲着没事,才想重制礼乐。
但是更多的士子,却欢呼雀跃,认为有刘宗周主持重制礼乐,一定能改变大明的风气,避免礼崩乐坏。
立国二百六十年,大明现在的状况,和国初已经完全不同,许多沿用自国初的旧制,早已不合实际。
大明的社会矛盾,也是空前加剧。尤其是辽东乱起、天灾频发之后,整个大明的局面,可谓迅速崩坏。
很多人都觉得,世界不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集会结社、讲论治化,想要用圣贤的学问,澄清当世风气。东林党就是其中的代表,很多东林书院的先生和学生,都是属于此类。
如今,刘宗周被拜为帝师、奉命重制礼乐。让他们欢呼雀跃,认为一直以来的推动,终于见到了成效。
也因为此,刘宗周得到了很多人支持。就连朝堂上的官员,也几乎没有提出异议――
他们也认为大明的礼乐制度该改变,谁都不敢厚着脸皮说,当今天下的礼乐很完美,不需要任何改动。
所以,皇帝在经筵上提出的重制礼乐的事情,几乎没有在朝堂上引发争议。很多人都默认了这件事,甚至还积极提建议。
钱谦益写出的《恒产论》,也同样被人重视,得到广泛讨论。
对于这篇文章,有的人大加称赞,认为钱谦益的理论符合《孟子》宗旨。
有的人咬牙切齿,对钱谦益提出的限制超级有产者,忿恨痛斥不已――
因为他们的家族就有很多产业,是钱谦益所说的超级有产者,按照恒产理论,应该额外征税。
这让他们如何能够接受,甚至对钱谦益都骂起来。
“邪说!”
“这是歪理邪说!”
“祖先辛勤劳作、积累了几辈子留下的财富,怎么就妨碍到他人拥有恒产了?”
“虞山先生的《恒产论》是邪说,我要找他理论!”
一位举人咬牙切齿,向其他士子大声道。
想要获得众人响应,一起去找钱谦益理论。
但是响应他的人并不多,因为大部分举子,是钱谦益所说的恒产者。
他们对《恒产论》就算不大力支持,也不会闲着没事反对。
尤其是那些贫寒的士子,对钱谦益的《恒产论》可谓很支持,他们认为就是有些人占有的产业太多,才让其他人没恒产。
家境贫寒、靠同乡资助才能来参加会试的刘理顺,便是《恒产论》的支持者,认为应该按钱谦益所说,限制超级有产者。不然一些士子,为何会无法置产?() ()
所以他站起身来,反驳道:
“只靠辛勤劳作,怎么可能成为超级有产者?”
“按虞山先生所说,超级有产者拥有的财富,是普通人劳作一千年都不可能拥有的。”
“难道你的家族,已经传承了一千年?”
这话顿时将对方问住了,没有言语能答出来。
因为唐末五代的乱世,摧毁了很多家族。现在大明的世家,流传久远的大多也只能追溯到前宋,怎么算也不到一千年。
所以辛勤劳作攒下家业的说法,自然是一戳就破。
甚至还有人嘲讽地说他是千年世家传人,不应该与自己这些凡夫俗子同坐。
羞得这个举人以袖掩面,急忙离开此地。去找钱谦益理论的事情,自然无人再提。
刘理顺把那个举人羞走后,却想找钱谦益探讨一下。只是他自忖钱谦益府上此时必然高朋满座,自己身为普通举子,过去也不可能得到接见,只能叹息一声,放下这个想法。
不过,他对《恒产论》确实很是支持,而且有很多想法。在看到报纸上征稿的广告之后,他顿时眼前一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直接去拜访可能得不到接见,但是发表在报纸上,虞山先生可能就看到了。』
『而且报纸上说文章被录用后,还会发放稿费。』
『有了这笔收入,我在京城的生活也能宽裕点。』
怀着这个想法,刘理顺向其他人告辞,返回房间写稿。
他的才学非凡、经术功底很深,结合自身的经历,对《恒产论》很有感触,文章一挥而就,很快就写完了,找到最近的报刊亭,把稿子投了过去――
这是报纸上说的投稿办法,也是京城报刊行业的无奈选择。
在报纸发行数量以万计数后,靠各家报房自己派人送报、收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规划之中,送报和收稿这些事情,由专门的邮递员负责。
但是邮递业务在机构调整中,被皇帝划给了太仆寺。太仆寺最重要的职责又是马政和各地的驿站,这段时间一直忙着整合地方行太仆寺,根本抽不出时间在京城增加邮递员。
王承恩去了太仆寺卿几次,都没能解决这件事。只能让锦衣卫在报刊亭增加人员,负责送报工作。收稿的事情,自然也给了报刊亭,让它作为报纸和文稿的集散地。
刘理顺的稿子投出后,和其它稿件一起,当晚就送到了《京报》编辑室。
得益于钱谦益的文章争议很大,很多考完会试的举子,都想发表些议论。他们在看到报纸上的征稿广告后,就写了文章投稿。
这些文稿之中,有的投向了其它报纸,但是大部分投向《京报》――
毕竟对大明人来说,邸报和京报是最有名的报纸,甚至是以前所有报纸的代称。
在邸报不向外收稿的情况下,他们投稿的第一选择自然是《京报》。
负责审稿的京报编辑,对此自然是痛并快乐着。这么多的稿子,他们要一个一个审,还要交叉审核,任务量自然很大。而且因为写稿的大多是举子,里面引经据典,他们有些都看不懂,只能再三斟酌,然后才能确定。
所以看到这些文稿后,他们就知道今晚多半是无法休息了。可能要点灯加班,一直读到天明。
快乐的是因为这么多举人投稿,代表着他们发行的《京报》真的火了,而且在士子中很有影响力。
想到自己之前用笔名写的文章被那么多士子看到,甚至被他们写文章回应,这些人就忍不住激动,真正认识到报纸的影响力――
这个行业,确实有很大影响,也难怪皇帝如此重视!
他们作为皇帝选拔的第一批编辑,当然要做好这件工作,不负皇帝信任。
在相关措施没有完善前,他不打算告诉外廷官员。准备在试行完善后,再一鼓作气推出去。
所以他嘱咐王承恩等人注意保密,另外还交待锦衣卫和文思院编写技术保密章程、对匠官进行培训,避免大明辛辛苦苦研发的技术,被随意泄露出去。
大明的官员和士子,对这些其实不关心。他们现在热议的,是刘宗周的重制礼乐。
尤其是参加会试的举子,根本没有人能想到,只是考了几天试,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全变了。
重制礼乐、重修礼经,每一件事都冲击着大明士子的神经,让他们知道大明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决定通过后,大明的未来,会和现在有很大不同。
甚至现在就发生了变化,那就是皇帝和刘宗周对礼运篇的解释,已经纳入科举。
若非会试已经考完了,说不定他们就要临时抱佛脚,学习礼运篇的新解释。
甚至有选择考《礼记》的举子、答题试卷涉及到礼运篇的,现在就惶惶不安,到处询问这次的评卷标准,是不是按新解释。
直到有礼部官员明确回应,告诉他们考官早已进场,根本不会知道礼运篇的新解释,这次评卷按原有解释来。这些人才终于放下心,知道对自己没影响,该担心的是下一科考试的人。
这个闹剧,让一些人对刘宗周心中腹诽,认为他是闲着没事,才想重制礼乐。
但是更多的士子,却欢呼雀跃,认为有刘宗周主持重制礼乐,一定能改变大明的风气,避免礼崩乐坏。
立国二百六十年,大明现在的状况,和国初已经完全不同,许多沿用自国初的旧制,早已不合实际。
大明的社会矛盾,也是空前加剧。尤其是辽东乱起、天灾频发之后,整个大明的局面,可谓迅速崩坏。
很多人都觉得,世界不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集会结社、讲论治化,想要用圣贤的学问,澄清当世风气。东林党就是其中的代表,很多东林书院的先生和学生,都是属于此类。
如今,刘宗周被拜为帝师、奉命重制礼乐。让他们欢呼雀跃,认为一直以来的推动,终于见到了成效。
也因为此,刘宗周得到了很多人支持。就连朝堂上的官员,也几乎没有提出异议――
他们也认为大明的礼乐制度该改变,谁都不敢厚着脸皮说,当今天下的礼乐很完美,不需要任何改动。
所以,皇帝在经筵上提出的重制礼乐的事情,几乎没有在朝堂上引发争议。很多人都默认了这件事,甚至还积极提建议。
钱谦益写出的《恒产论》,也同样被人重视,得到广泛讨论。
对于这篇文章,有的人大加称赞,认为钱谦益的理论符合《孟子》宗旨。
有的人咬牙切齿,对钱谦益提出的限制超级有产者,忿恨痛斥不已――
因为他们的家族就有很多产业,是钱谦益所说的超级有产者,按照恒产理论,应该额外征税。
这让他们如何能够接受,甚至对钱谦益都骂起来。
“邪说!”
“这是歪理邪说!”
“祖先辛勤劳作、积累了几辈子留下的财富,怎么就妨碍到他人拥有恒产了?”
“虞山先生的《恒产论》是邪说,我要找他理论!”
一位举人咬牙切齿,向其他士子大声道。
想要获得众人响应,一起去找钱谦益理论。
但是响应他的人并不多,因为大部分举子,是钱谦益所说的恒产者。
他们对《恒产论》就算不大力支持,也不会闲着没事反对。
尤其是那些贫寒的士子,对钱谦益的《恒产论》可谓很支持,他们认为就是有些人占有的产业太多,才让其他人没恒产。
家境贫寒、靠同乡资助才能来参加会试的刘理顺,便是《恒产论》的支持者,认为应该按钱谦益所说,限制超级有产者。不然一些士子,为何会无法置产?() ()
所以他站起身来,反驳道:
“只靠辛勤劳作,怎么可能成为超级有产者?”
“按虞山先生所说,超级有产者拥有的财富,是普通人劳作一千年都不可能拥有的。”
“难道你的家族,已经传承了一千年?”
这话顿时将对方问住了,没有言语能答出来。
因为唐末五代的乱世,摧毁了很多家族。现在大明的世家,流传久远的大多也只能追溯到前宋,怎么算也不到一千年。
所以辛勤劳作攒下家业的说法,自然是一戳就破。
甚至还有人嘲讽地说他是千年世家传人,不应该与自己这些凡夫俗子同坐。
羞得这个举人以袖掩面,急忙离开此地。去找钱谦益理论的事情,自然无人再提。
刘理顺把那个举人羞走后,却想找钱谦益探讨一下。只是他自忖钱谦益府上此时必然高朋满座,自己身为普通举子,过去也不可能得到接见,只能叹息一声,放下这个想法。
不过,他对《恒产论》确实很是支持,而且有很多想法。在看到报纸上征稿的广告之后,他顿时眼前一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直接去拜访可能得不到接见,但是发表在报纸上,虞山先生可能就看到了。』
『而且报纸上说文章被录用后,还会发放稿费。』
『有了这笔收入,我在京城的生活也能宽裕点。』
怀着这个想法,刘理顺向其他人告辞,返回房间写稿。
他的才学非凡、经术功底很深,结合自身的经历,对《恒产论》很有感触,文章一挥而就,很快就写完了,找到最近的报刊亭,把稿子投了过去――
这是报纸上说的投稿办法,也是京城报刊行业的无奈选择。
在报纸发行数量以万计数后,靠各家报房自己派人送报、收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规划之中,送报和收稿这些事情,由专门的邮递员负责。
但是邮递业务在机构调整中,被皇帝划给了太仆寺。太仆寺最重要的职责又是马政和各地的驿站,这段时间一直忙着整合地方行太仆寺,根本抽不出时间在京城增加邮递员。
王承恩去了太仆寺卿几次,都没能解决这件事。只能让锦衣卫在报刊亭增加人员,负责送报工作。收稿的事情,自然也给了报刊亭,让它作为报纸和文稿的集散地。
刘理顺的稿子投出后,和其它稿件一起,当晚就送到了《京报》编辑室。
得益于钱谦益的文章争议很大,很多考完会试的举子,都想发表些议论。他们在看到报纸上的征稿广告后,就写了文章投稿。
这些文稿之中,有的投向了其它报纸,但是大部分投向《京报》――
毕竟对大明人来说,邸报和京报是最有名的报纸,甚至是以前所有报纸的代称。
在邸报不向外收稿的情况下,他们投稿的第一选择自然是《京报》。
负责审稿的京报编辑,对此自然是痛并快乐着。这么多的稿子,他们要一个一个审,还要交叉审核,任务量自然很大。而且因为写稿的大多是举子,里面引经据典,他们有些都看不懂,只能再三斟酌,然后才能确定。
所以看到这些文稿后,他们就知道今晚多半是无法休息了。可能要点灯加班,一直读到天明。
快乐的是因为这么多举人投稿,代表着他们发行的《京报》真的火了,而且在士子中很有影响力。
想到自己之前用笔名写的文章被那么多士子看到,甚至被他们写文章回应,这些人就忍不住激动,真正认识到报纸的影响力――
这个行业,确实有很大影响,也难怪皇帝如此重视!
他们作为皇帝选拔的第一批编辑,当然要做好这件工作,不负皇帝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