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元年五月。
入滇的孙可望颁发诏令：
“令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同时宣布“将云南府属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
这就是营庄制的开始。
所谓“营庄”只是当时的俗称，正式称呼是“皇庄”，其出产则为“皇粮”。
具体做法是通过大西军所掌握的全部土地，不分军田、民田，全部作为营庄。
营庄由大西军派出的管庄管理，营庄内所出产的所有物资，连田里的稻草、山上的柴禾，全都冠上“皇”字，称为“皇草、皇柴”。
这位“皇”，不是大明皇帝，也不是大西皇帝，而是一个叫做“大明天王”的虚拟存在。
大明（大西）统治下的所有田土，都属于这位大明天王。
实际上，就是一种公有制方式。
孙可望通过“大明天王”这个名号，忽悠过所有人，把“天王”名下土地的使用权控制在自己手上。
执掌过权力的人都知道：
所有权不是真正的权力，拥有使用权才是真正的权力。
“大义、委任状”只能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而真正的权力，是在于有多少人肯听你的话，以及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后世有一位美男子说过：
“我不依靠他们，我要依靠谁啊？我这个军机大臣，要是没有他们撑着，那就是个屁。”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调动的人和资源越多，权力越大。
而支持孙可望行使这些权力的，除了身后那群换了身明军服饰的大西军，以及明朝的大义名分外，最重要的，就是云南众多百姓的支持。
当时众多私有土地中，最大一部分就是原来的“沐氏勋庄”。
沐氏勋庄的“庄田”占云南土地三分之一以上，控制的军队屯田占%，余下田土又为土司和寺院占有。
因此孙可望将大量私有土地收为营庄，随后“分据民田”、“田亩分庄、委官管理”……“民以无田为庆”。
也就是说，以前的百姓连田都没得耕，几乎所有的田土全都被沐家、寺院、土司给占了。
现在孙可望把所有土地统一收集起来，包括地主的地，寺庙的地，土司的地，沐家的地，军队屯田的地，全部分给百姓耕作，按收成来分，百姓自然欢雀鼓舞。
在营庄制度下，大西军并不参与、组织集体生产，而是照常以小农个体的方式自行生产。
但营庄内的耕作、收获，都有大西军派出的管庄“踏看田地所出”、“征输运省”，营庄所出产的“皇粮”不准私自收获，连“皇草皇柴”也是属于“大明天王”的。
如果发现有私自使用的，就算只使用一束草，都是“或斩或杖”。
大体来说，就是除了维持百姓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再生产外，其余所有的剩余物资，全部上缴给“天王”。
这种“仅给百姓基本的生存物资”的制度在当时大受底层百姓欢迎！
因为在大西军的这种土地制度下，百姓尚且能活下去；而在大西军入滇之前，云南百姓连活下去都难。
在秦王孙可望主持的土地改制下，营庄制主要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军屯”、“条鞭半征”、“四六同分”。
其中影响范围最大的、最受百姓支持，但也最受士绅痛恨的，就是“四六同分”制。
甚至导致秦晋二王内讧的原因之一，就是“四六同分”制。() ()
在“四六同分”营庄制管理下，耕种、收成由营庄监督。
五成归耕种者（佃农），剩余五成归“大明天王”，再由“大明天王”从自己的收成中分出一成，给土地的所有者（即地主、寺庙、沐家等）。
称为“官四民六”。
这项土地政策，大西军承认“田主”有权享受土地收益，但“田主”的收益却是由大西军分给。
类似一份分红。
大西军实际上是绕过了地主这个中间阶层，直接跟耕种者对接，减少了征收的中间环节，同时对地主阶级也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从大西军的收益中，分出一部分收益给他们，以减少地主的反抗，缓和农民——地主——朝廷三方的矛盾。
一方面是承认土地私有，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权力实行限制与剥夺。
并且在表面上，这种改革方式，只是限制了地主的利益。
但本质上，是限制了地主对土地上佃农们的控制。
以及剥夺了地主在基层的话语权。
地主通过土地控制佃农的生产资料，让佃农离不开地主，从而达到控制佃农人身的目的。
而控制了绝大多数佃农的地主，自然在基层里，说什么就是什么。
说大西好，自家的佃农们就会一起说大西好；说大清对，那控制下的佃农们也自然会说大清对。
跟地主的利益一致，形成利益共同体。
也就是在实际上，佃农，已经成为地主的私有财产。
地主有了钱，有了人，有了话语权，就相当于有了武装力量，有了对抗朝廷的“权力”。
有了这种“权力”，在“县官不下乡”的广大农村地区，地主士绅就是“土皇帝”。
既然是“土皇帝”，那么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好处自家拿，骂名朝廷背。
隐藏在土地背后的“权力”，才是永历朝旧官绅们最看重的。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而孙可望断了地主士绅的“财路”、给百姓活路的做法，令永历朝的士绅们，极度痛恨孙可望。
因此，他们想到了拉拢原本就与秦王有隙的晋王李定国。
名义上很好听，就是孙可望“僭越，不敬皇帝”。
其实，皇帝只是一块牌子罢了。
而晋王在政治上的“质朴如初”，让官僚集团们找到利用的空间，最终造成秦晋内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晋王李定国所代表的，是旧士绅的地主势力，而秦王孙可望代表的，是底层百姓。
此次内讧，拥有官绅地主支持的晋王大获全胜，秦王败逃。
随后，秦王孙可望投靠清廷的错误做法，更是让旧士绅、地主们找到攻击“营庄制”的理由：
大家快来看，孙可望居然去投靠满清，他果然是坏人。
既然是坏人，那么他施行的制度，肯定是坏制度，我们要推翻他！
于是，以西南一隅，支撑永历朝十几万大军、对抗清廷十余年、甚至是支持李定国将军取得“两蹶名王”历史战绩的“营庄制”，被大明官僚们联合推翻。
重新恢复“大明旧制”。
这次内讧，永历皇帝获得实权、晋王获得声望、士绅地主获得利益，皆大欢喜。
受伤害的，只是刚有几日饱饭吃的生民罢了。
十五个月后，昆明城破，清兵入城。
入滇的孙可望颁发诏令：
“令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同时宣布“将云南府属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
这就是营庄制的开始。
所谓“营庄”只是当时的俗称，正式称呼是“皇庄”，其出产则为“皇粮”。
具体做法是通过大西军所掌握的全部土地，不分军田、民田，全部作为营庄。
营庄由大西军派出的管庄管理，营庄内所出产的所有物资，连田里的稻草、山上的柴禾，全都冠上“皇”字，称为“皇草、皇柴”。
这位“皇”，不是大明皇帝，也不是大西皇帝，而是一个叫做“大明天王”的虚拟存在。
大明（大西）统治下的所有田土，都属于这位大明天王。
实际上，就是一种公有制方式。
孙可望通过“大明天王”这个名号，忽悠过所有人，把“天王”名下土地的使用权控制在自己手上。
执掌过权力的人都知道：
所有权不是真正的权力，拥有使用权才是真正的权力。
“大义、委任状”只能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而真正的权力，是在于有多少人肯听你的话，以及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后世有一位美男子说过：
“我不依靠他们，我要依靠谁啊？我这个军机大臣，要是没有他们撑着，那就是个屁。”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调动的人和资源越多，权力越大。
而支持孙可望行使这些权力的，除了身后那群换了身明军服饰的大西军，以及明朝的大义名分外，最重要的，就是云南众多百姓的支持。
当时众多私有土地中，最大一部分就是原来的“沐氏勋庄”。
沐氏勋庄的“庄田”占云南土地三分之一以上，控制的军队屯田占%，余下田土又为土司和寺院占有。
因此孙可望将大量私有土地收为营庄，随后“分据民田”、“田亩分庄、委官管理”……“民以无田为庆”。
也就是说，以前的百姓连田都没得耕，几乎所有的田土全都被沐家、寺院、土司给占了。
现在孙可望把所有土地统一收集起来，包括地主的地，寺庙的地，土司的地，沐家的地，军队屯田的地，全部分给百姓耕作，按收成来分，百姓自然欢雀鼓舞。
在营庄制度下，大西军并不参与、组织集体生产，而是照常以小农个体的方式自行生产。
但营庄内的耕作、收获，都有大西军派出的管庄“踏看田地所出”、“征输运省”，营庄所出产的“皇粮”不准私自收获，连“皇草皇柴”也是属于“大明天王”的。
如果发现有私自使用的，就算只使用一束草，都是“或斩或杖”。
大体来说，就是除了维持百姓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再生产外，其余所有的剩余物资，全部上缴给“天王”。
这种“仅给百姓基本的生存物资”的制度在当时大受底层百姓欢迎！
因为在大西军的这种土地制度下，百姓尚且能活下去；而在大西军入滇之前，云南百姓连活下去都难。
在秦王孙可望主持的土地改制下，营庄制主要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军屯”、“条鞭半征”、“四六同分”。
其中影响范围最大的、最受百姓支持，但也最受士绅痛恨的，就是“四六同分”制。
甚至导致秦晋二王内讧的原因之一，就是“四六同分”制。() ()
在“四六同分”营庄制管理下，耕种、收成由营庄监督。
五成归耕种者（佃农），剩余五成归“大明天王”，再由“大明天王”从自己的收成中分出一成，给土地的所有者（即地主、寺庙、沐家等）。
称为“官四民六”。
这项土地政策，大西军承认“田主”有权享受土地收益，但“田主”的收益却是由大西军分给。
类似一份分红。
大西军实际上是绕过了地主这个中间阶层，直接跟耕种者对接，减少了征收的中间环节，同时对地主阶级也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从大西军的收益中，分出一部分收益给他们，以减少地主的反抗，缓和农民——地主——朝廷三方的矛盾。
一方面是承认土地私有，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权力实行限制与剥夺。
并且在表面上，这种改革方式，只是限制了地主的利益。
但本质上，是限制了地主对土地上佃农们的控制。
以及剥夺了地主在基层的话语权。
地主通过土地控制佃农的生产资料，让佃农离不开地主，从而达到控制佃农人身的目的。
而控制了绝大多数佃农的地主，自然在基层里，说什么就是什么。
说大西好，自家的佃农们就会一起说大西好；说大清对，那控制下的佃农们也自然会说大清对。
跟地主的利益一致，形成利益共同体。
也就是在实际上，佃农，已经成为地主的私有财产。
地主有了钱，有了人，有了话语权，就相当于有了武装力量，有了对抗朝廷的“权力”。
有了这种“权力”，在“县官不下乡”的广大农村地区，地主士绅就是“土皇帝”。
既然是“土皇帝”，那么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好处自家拿，骂名朝廷背。
隐藏在土地背后的“权力”，才是永历朝旧官绅们最看重的。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而孙可望断了地主士绅的“财路”、给百姓活路的做法，令永历朝的士绅们，极度痛恨孙可望。
因此，他们想到了拉拢原本就与秦王有隙的晋王李定国。
名义上很好听，就是孙可望“僭越，不敬皇帝”。
其实，皇帝只是一块牌子罢了。
而晋王在政治上的“质朴如初”，让官僚集团们找到利用的空间，最终造成秦晋内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晋王李定国所代表的，是旧士绅的地主势力，而秦王孙可望代表的，是底层百姓。
此次内讧，拥有官绅地主支持的晋王大获全胜，秦王败逃。
随后，秦王孙可望投靠清廷的错误做法，更是让旧士绅、地主们找到攻击“营庄制”的理由：
大家快来看，孙可望居然去投靠满清，他果然是坏人。
既然是坏人，那么他施行的制度，肯定是坏制度，我们要推翻他！
于是，以西南一隅，支撑永历朝十几万大军、对抗清廷十余年、甚至是支持李定国将军取得“两蹶名王”历史战绩的“营庄制”，被大明官僚们联合推翻。
重新恢复“大明旧制”。
这次内讧，永历皇帝获得实权、晋王获得声望、士绅地主获得利益，皆大欢喜。
受伤害的，只是刚有几日饱饭吃的生民罢了。
十五个月后，昆明城破，清兵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