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芳华之家父袁绍正文卷第六百九十二章千古难题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便到了春节时候。
蓟城之中，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迎接新年，街上的喧闹夹杂着声声爆竹，传入到了袁熙府邸中。
沮授抬起头，看在还在满屋的竹简中提笔苦思冥想的袁熙，以及一旁发呆的郭嘉，不由苦笑着着摇了摇头。
今天就要过年了，掾属们早就都各回各家，和家人团圆去了，偏偏袁熙拉着两人，商讨年后在幽州村镇安插官吏的事情，袁熙说出这些官吏负责的具体事项后，沮授便瞬间头大了几分。
管的好像也有些太多了！
从播种到救灾，从义学到互助，从征兵到劳役，这些下派的吏员都要掌握。
沮授也能了解袁熙的想法，在这之前，这些工作除了部分汉廷委派的吏员外，皆是由村里乡镇的地主豪族干预的。
而且沮授认为，这种做法流传了几百年，也有着其合理性。
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郡以下设县，大县设县令，小县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长官，与县同一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道，国，邑。
县以下的是乡，里，亭，汉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下有里，什，伍，里设里长，什设什长，伍设伍长，亭设亭长。
所以按汉制来说，其实有大量的村乡吏员，也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但实际上，汉廷对的行政权力能有效到达的最底层那一级，是县令。
再到下面，就很难顾得上了，很多政令的下达和行使，虽然也要经过乡长亭长，但真正落实执行出效果，就离不开另外一个势力。
当地大族。
作为的地头蛇，汉廷各级下来的政令，都需要其配合，不然完全无法推行。
而产生这种因素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
自西汉建立，从刘邦开始，推行了减免土地租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十税一改成三十税一，用来增加百姓收入，扩大人口增长。
据史书记载，这种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治政策，是汉廷的国库日渐充盈的原因，乃至三代后的汉武帝能够发动对匈奴的大战。
这乍听上去很美好，但仔细一想，却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国库的钱，到底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这是汉文帝向郡国开放了铸币权，以及卖爵位官位赚的，但只是一部分原因。
一般来说，若国库充盈，百姓必然生活富足，但真实情况却是汉文帝时期百姓生活困苦，甚至比刘邦立朝时还严重。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描述，百姓依然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大部百姓依然在生命线上挣扎。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记载，许多百姓因为没有地耕种，走上了落草为寇的道路，董仲舒数次上书朝廷的内容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有人私下将文景之治称作是虚假的繁华。
封建王朝开国之后经济变好，有时候和政策关系并不大，纯粹是太平时代，人口大规模增长的红利而已。
在汉朝初年到汉景帝时期，释放了大量的耕地，也推行了减少赋税的政策，但归根结底还是分配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鼓励兼并土地的政策下，绝大部分土地被当地的士族乡绅拥有，他们不但拿到了汉廷的免租政策，同时还利用这个政策去剥削百姓，他们把土地以高价租赁给农民，有本钱的农民租赁土地，租赁费用超过了五成。
如果风调雨顺，百姓在耕种过程中勉强能够留下供应一家人的粮食，但在汉朝灾害频发，风调雨顺的年份十不存一二，常态是连着数年歉收，百姓不仅交给土豪乡绅的赋税没有着落，一家人的吃喝都保证不了。
于是百姓为了活下去，要么卖身为奴，要么成为流民，要了落草为寇，干脆造反。
当一个朝代盗贼蜂起的时候，必然是朝廷的政策出了问题，这个从文景之治之前便开始的土地难题，困扰了华夏上千年。
之后历朝历代，从唐朝再到宋朝，最后到明朝，许多有志向的人，也都在想方设法改革土地政策，想要找出一条更好的路来，但每次改革，无一例外都是遇到了极大地阻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这便是几千年来存在于村乡之中的最大阻碍。
地主乡绅。
乡绅的正式名称，直到宋朝才出现，但从秦汉的士和绅的概念诞生起，就一直存在了，被称作“四民之首”，在交通信息不发达，政令不下乡村的古代，是联系百姓和朝廷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于是也诞生了北宋时一句有名的话。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里面的士大夫，便包括了庙堂之上的重臣大员，以及各层各级的官僚，最后乃至乡间的地主士绅。
皇帝并不直接面对百姓，而是面对士大夫，再通过士大夫治理百姓，从而治理天下。
这种方式充斥着无奈，是封建社会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有不少皇帝尝试改变，最后发现即使是皇帝的的力量，也无法彻底解决。
这套东西形成定式后，最基层的乡里村间，变成了最上面无法触及的地方，虽有亭长伍长，但这种数年轮替的官员，怎么比得上百年家族势力深厚？
所以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在华夏大一统的外表下，很多地方可谓是地主豪族控制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虽然明面尊奉的是朝廷律例，但也仅此而已了。
这种积重难返的陈苛，在皇朝兴盛时倒还能维持作用，但在皇朝积弱的时候，变成了极为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朝代末期，皇权衰败的时候，对于下层的平民百姓来说，决定他们生死的不是皇帝，而是同一个村里的乡绅豪族。() ()
问题回到了当初，文景之治为什么国库会那么充盈？
答案是，当时因为土地加速兼并，地主乡绅和贵族成了惠民政策的受益者，自然在上缴利税方面肯定非常的积极，不仅不会拖欠，甚至会想法设法多交，让朝廷延续这种政策，为此他们会变本加厉剥削农民百姓，收取更高的租税，来支持朝廷。
这便是文景之治，也是很多朝代国库充盈，下面却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被迫造反的的真相。
而之后被饱受诟病的汉武帝刘彻，反而是趁着对外用兵的机会，大改之前的国策，逐步分化贵族和豪绅的权利和土地，用中央集权将土地重新流转到了百姓的手中。
也因为如此，刘彻被出身地主阶级的史官抹黑了不少。
在袁熙心中，汉朝只有两个皇帝让他佩服。
一是刘邦，二是刘彻，这两人起码知道百姓要什么，其他人都差太远了。
他将这些观点写下来，拿给沮授郭嘉等人看时，众人无不目瞪口呆。
虽然他们都是博学之事，对于汉代的历史和记载都很熟悉，但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赤裸裸地将这层温情脉脉的外皮撕得如此干净，露出里面血淋淋的骨肉来。
相较于浑不在乎的郭嘉，沮授涩声道：“使君.明公要做什么？”
这是沮授第一次从心里佩服袁熙的见识，也是重新开始认识袁熙这个人，他自然知道，袁熙不会无缘无故写这种东西，自然是准备做些什么事情！
袁熙微笑道：“还是先生明白。”
“幽州不像中原，没有那么多地主豪族，而且随着外族南下，很多大族也会逃去中原。”
“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想尝试着做些东西，看看能不能稍微改变这个天下，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相比于受限于时代的郭嘉沮授等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袁熙，明白这样的土地政策走下去，最后都会进入一条死胡同。
不仅是汉代，唐宋元明的衰落，都和土地政策出现问题有关，而且这几千年来，无数比袁熙更加出类拔萃的聪明人的徒劳努力，宣告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对此现象，后世有评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处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些人还是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困农民破产，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我们的依靠。”
“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便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历史的循环，便是如此，这是无可压抑的人性，本来想要所有人都吃上饭，就是一个压抑人性本能之恶的艰苦卓绝的伟大事业。
袁熙知道自己不能脱离于时代的生产力局限，去做出一些高高在上，飘在云端的不切实际的行为，他想要做的，便是给天下看到，起码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沮授固然惊叹于袁熙的想法，但他还是很快提出了反对意见。
“明公的想法，便是直接控制乡亭，但没有当地大族的支持，怕是寸步难行啊。”
“毕竟大部分土地都在他们手上，相比十有七八的冀州，幽州也占到了十之五六啊。”
“既要他们的土地，又要他们为幽州出力，老夫实在想不出什么方法，防止他们吃里扒外。”
袁熙叹道：“先生说到点子上了。”
他也不由叹服沮授的敏锐，这个问题，宋朝表面的最为明显，受到的反噬也最为激烈。
宋朝尝试将士大夫从土地上剥离开来，于是以相当强硬的态度和政策限制了士大夫的土地数量，同时用俸禄来弥补。
想法是好的，但在士大夫看来，我既然土地都没了，何必还要为你大宋卖命啊？
女真辽国给的好处岂不是更多？
于是宋朝诞生了大量的投降派，士大夫通敌成了宋朝的主旋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看到了这个隐患，知道地主迟早会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寄生虫，于是一边大力打击地主管员，一边用诸王分封来控制土地。
但皇帝只有一个，地主却有千千万，甚至分封出的诸王最后也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所以朱元璋也失败了。
到了明末，反水的人不仅包括很多官员，还包括了晋商等势力，便是因为他们和政体的联系变弱，封建社会政体的根本是土地，剥夺了土地，便剥夺了认同感.
尤其是商人，商业越发达，和国家政体的联系便越脆弱，于是对政体的认同感也越薄弱，最终的道路，便是改换门庭。
历朝历代，商人有了钱便想取得地位，有门路的想方设法进入上层，没门路的直接用家底造反，很多时候造反作乱的，都是私盐贩子起家的。
士农工商的排名，便是由此而来，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仅仅是在现实中掀桌子那么简单，人心中的那张桌子，也必须彻底砸烂。
所以袁熙对沮授道：“所以我想请奉孝先生在义学中，把我的这篇东西作为必修讨论的科目。”
“另外幽州的村吏安排，由公与先生主持。”
郭嘉和沮授听了，都是面露苦涩，袁熙这人，每次让他们做的事情，都是极为难办的，这次更是坑中之坑！
蓟城之中，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迎接新年，街上的喧闹夹杂着声声爆竹，传入到了袁熙府邸中。
沮授抬起头，看在还在满屋的竹简中提笔苦思冥想的袁熙，以及一旁发呆的郭嘉，不由苦笑着着摇了摇头。
今天就要过年了，掾属们早就都各回各家，和家人团圆去了，偏偏袁熙拉着两人，商讨年后在幽州村镇安插官吏的事情，袁熙说出这些官吏负责的具体事项后，沮授便瞬间头大了几分。
管的好像也有些太多了！
从播种到救灾，从义学到互助，从征兵到劳役，这些下派的吏员都要掌握。
沮授也能了解袁熙的想法，在这之前，这些工作除了部分汉廷委派的吏员外，皆是由村里乡镇的地主豪族干预的。
而且沮授认为，这种做法流传了几百年，也有着其合理性。
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郡以下设县，大县设县令，小县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长官，与县同一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道，国，邑。
县以下的是乡，里，亭，汉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下有里，什，伍，里设里长，什设什长，伍设伍长，亭设亭长。
所以按汉制来说，其实有大量的村乡吏员，也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但实际上，汉廷对的行政权力能有效到达的最底层那一级，是县令。
再到下面，就很难顾得上了，很多政令的下达和行使，虽然也要经过乡长亭长，但真正落实执行出效果，就离不开另外一个势力。
当地大族。
作为的地头蛇，汉廷各级下来的政令，都需要其配合，不然完全无法推行。
而产生这种因素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
自西汉建立，从刘邦开始，推行了减免土地租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十税一改成三十税一，用来增加百姓收入，扩大人口增长。
据史书记载，这种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治政策，是汉廷的国库日渐充盈的原因，乃至三代后的汉武帝能够发动对匈奴的大战。
这乍听上去很美好，但仔细一想，却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国库的钱，到底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这是汉文帝向郡国开放了铸币权，以及卖爵位官位赚的，但只是一部分原因。
一般来说，若国库充盈，百姓必然生活富足，但真实情况却是汉文帝时期百姓生活困苦，甚至比刘邦立朝时还严重。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描述，百姓依然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大部百姓依然在生命线上挣扎。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记载，许多百姓因为没有地耕种，走上了落草为寇的道路，董仲舒数次上书朝廷的内容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有人私下将文景之治称作是虚假的繁华。
封建王朝开国之后经济变好，有时候和政策关系并不大，纯粹是太平时代，人口大规模增长的红利而已。
在汉朝初年到汉景帝时期，释放了大量的耕地，也推行了减少赋税的政策，但归根结底还是分配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鼓励兼并土地的政策下，绝大部分土地被当地的士族乡绅拥有，他们不但拿到了汉廷的免租政策，同时还利用这个政策去剥削百姓，他们把土地以高价租赁给农民，有本钱的农民租赁土地，租赁费用超过了五成。
如果风调雨顺，百姓在耕种过程中勉强能够留下供应一家人的粮食，但在汉朝灾害频发，风调雨顺的年份十不存一二，常态是连着数年歉收，百姓不仅交给土豪乡绅的赋税没有着落，一家人的吃喝都保证不了。
于是百姓为了活下去，要么卖身为奴，要么成为流民，要了落草为寇，干脆造反。
当一个朝代盗贼蜂起的时候，必然是朝廷的政策出了问题，这个从文景之治之前便开始的土地难题，困扰了华夏上千年。
之后历朝历代，从唐朝再到宋朝，最后到明朝，许多有志向的人，也都在想方设法改革土地政策，想要找出一条更好的路来，但每次改革，无一例外都是遇到了极大地阻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这便是几千年来存在于村乡之中的最大阻碍。
地主乡绅。
乡绅的正式名称，直到宋朝才出现，但从秦汉的士和绅的概念诞生起，就一直存在了，被称作“四民之首”，在交通信息不发达，政令不下乡村的古代，是联系百姓和朝廷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于是也诞生了北宋时一句有名的话。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里面的士大夫，便包括了庙堂之上的重臣大员，以及各层各级的官僚，最后乃至乡间的地主士绅。
皇帝并不直接面对百姓，而是面对士大夫，再通过士大夫治理百姓，从而治理天下。
这种方式充斥着无奈，是封建社会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有不少皇帝尝试改变，最后发现即使是皇帝的的力量，也无法彻底解决。
这套东西形成定式后，最基层的乡里村间，变成了最上面无法触及的地方，虽有亭长伍长，但这种数年轮替的官员，怎么比得上百年家族势力深厚？
所以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在华夏大一统的外表下，很多地方可谓是地主豪族控制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虽然明面尊奉的是朝廷律例，但也仅此而已了。
这种积重难返的陈苛，在皇朝兴盛时倒还能维持作用，但在皇朝积弱的时候，变成了极为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朝代末期，皇权衰败的时候，对于下层的平民百姓来说，决定他们生死的不是皇帝，而是同一个村里的乡绅豪族。() ()
问题回到了当初，文景之治为什么国库会那么充盈？
答案是，当时因为土地加速兼并，地主乡绅和贵族成了惠民政策的受益者，自然在上缴利税方面肯定非常的积极，不仅不会拖欠，甚至会想法设法多交，让朝廷延续这种政策，为此他们会变本加厉剥削农民百姓，收取更高的租税，来支持朝廷。
这便是文景之治，也是很多朝代国库充盈，下面却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被迫造反的的真相。
而之后被饱受诟病的汉武帝刘彻，反而是趁着对外用兵的机会，大改之前的国策，逐步分化贵族和豪绅的权利和土地，用中央集权将土地重新流转到了百姓的手中。
也因为如此，刘彻被出身地主阶级的史官抹黑了不少。
在袁熙心中，汉朝只有两个皇帝让他佩服。
一是刘邦，二是刘彻，这两人起码知道百姓要什么，其他人都差太远了。
他将这些观点写下来，拿给沮授郭嘉等人看时，众人无不目瞪口呆。
虽然他们都是博学之事，对于汉代的历史和记载都很熟悉，但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赤裸裸地将这层温情脉脉的外皮撕得如此干净，露出里面血淋淋的骨肉来。
相较于浑不在乎的郭嘉，沮授涩声道：“使君.明公要做什么？”
这是沮授第一次从心里佩服袁熙的见识，也是重新开始认识袁熙这个人，他自然知道，袁熙不会无缘无故写这种东西，自然是准备做些什么事情！
袁熙微笑道：“还是先生明白。”
“幽州不像中原，没有那么多地主豪族，而且随着外族南下，很多大族也会逃去中原。”
“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想尝试着做些东西，看看能不能稍微改变这个天下，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相比于受限于时代的郭嘉沮授等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袁熙，明白这样的土地政策走下去，最后都会进入一条死胡同。
不仅是汉代，唐宋元明的衰落，都和土地政策出现问题有关，而且这几千年来，无数比袁熙更加出类拔萃的聪明人的徒劳努力，宣告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对此现象，后世有评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处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些人还是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困农民破产，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我们的依靠。”
“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便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历史的循环，便是如此，这是无可压抑的人性，本来想要所有人都吃上饭，就是一个压抑人性本能之恶的艰苦卓绝的伟大事业。
袁熙知道自己不能脱离于时代的生产力局限，去做出一些高高在上，飘在云端的不切实际的行为，他想要做的，便是给天下看到，起码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沮授固然惊叹于袁熙的想法，但他还是很快提出了反对意见。
“明公的想法，便是直接控制乡亭，但没有当地大族的支持，怕是寸步难行啊。”
“毕竟大部分土地都在他们手上，相比十有七八的冀州，幽州也占到了十之五六啊。”
“既要他们的土地，又要他们为幽州出力，老夫实在想不出什么方法，防止他们吃里扒外。”
袁熙叹道：“先生说到点子上了。”
他也不由叹服沮授的敏锐，这个问题，宋朝表面的最为明显，受到的反噬也最为激烈。
宋朝尝试将士大夫从土地上剥离开来，于是以相当强硬的态度和政策限制了士大夫的土地数量，同时用俸禄来弥补。
想法是好的，但在士大夫看来，我既然土地都没了，何必还要为你大宋卖命啊？
女真辽国给的好处岂不是更多？
于是宋朝诞生了大量的投降派，士大夫通敌成了宋朝的主旋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看到了这个隐患，知道地主迟早会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寄生虫，于是一边大力打击地主管员，一边用诸王分封来控制土地。
但皇帝只有一个，地主却有千千万，甚至分封出的诸王最后也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所以朱元璋也失败了。
到了明末，反水的人不仅包括很多官员，还包括了晋商等势力，便是因为他们和政体的联系变弱，封建社会政体的根本是土地，剥夺了土地，便剥夺了认同感.
尤其是商人，商业越发达，和国家政体的联系便越脆弱，于是对政体的认同感也越薄弱，最终的道路，便是改换门庭。
历朝历代，商人有了钱便想取得地位，有门路的想方设法进入上层，没门路的直接用家底造反，很多时候造反作乱的，都是私盐贩子起家的。
士农工商的排名，便是由此而来，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仅仅是在现实中掀桌子那么简单，人心中的那张桌子，也必须彻底砸烂。
所以袁熙对沮授道：“所以我想请奉孝先生在义学中，把我的这篇东西作为必修讨论的科目。”
“另外幽州的村吏安排，由公与先生主持。”
郭嘉和沮授听了，都是面露苦涩，袁熙这人，每次让他们做的事情，都是极为难办的，这次更是坑中之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