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莫斯科（一）
1941年10月，基辅战役结束后，第3、4装甲师及大德意志步兵团还在艰难地继续朝莫斯科方向推进。
苏联的秋季阴雨绵绵，再加上基础交通设施不完善，德军浩浩荡荡的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出在“闪电战”中的威力，坦克装甲车履带深陷在泥泞之中，举步维艰。
劳拉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营地，扎进短靴里的裤脚和袜子泡在泥浆里糊成一团，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个不停。
她浑身上下都溅满了泥点子，一双手倒是干净的，只不过散发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浓重血腥味。
原本是去救人的，不过，救着救着人没了。
仿佛应景似的，这雨越下越大，短短几步路，却愈走愈漫长。
说不上来，应该是有点难过的吧。
数天前，德军还在基辅临时驻扎休整的时候，劳拉偶然碰见了一位从前的邻居朋友。
从前那位在海德堡的邻居太太施密特夫人，她有一个儿子与劳拉年纪相仿，名字叫做乔纳斯，1935年，那时候“劳拉”俨然已是个23岁高龄未嫁并且愈发叛逆的剩女，她的母亲和施密特夫人曾一度试图撮合她和乔纳斯。
当然，这位母亲对劳拉本人根本无可奈何，于是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劳拉还曾经和乔纳斯站在院子里喝酒聊过天，这位小伙子当时刚应征入伍，对帝国和元首充满了期待，认为能为之而战是无上的荣耀。
谈论起爱情和婚姻，这个年轻人羞涩腼腆笑道，如果他要结婚，会等到功成名就退伍归来后再求婚，绝对不会让喜欢的姑娘白白等他。
她还记得当时自己是怎么回复他的：“如果你结婚的话，告诉我，我一定会来参加你的婚礼。”
或许是有感而发，又或许是随口一提，总之，劳拉早已不记得了。
时隔6年后，他们再次偶然重逢在异国他乡，乔纳斯在人群中认出了她，便惊喜地迫不及待地向她发出这个迟到了数年的邀请函：“我快要结婚了，劳拉！”
多年过去，历经战火洗礼，这个年轻人俨然已经沉稳老练了许多，此刻却忍不住欢呼雀跃：“我收到了夏洛特的回信，她在信中答应了我的求婚，劳拉，我就要结婚了！”
“那真是太好了。”劳拉抱了抱他，莫名热泪涌上眼眶。
战火中的相爱许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她所不敢面对的生活，却是他们每天都在憧憬的未来。
可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惊喜哪个先来。
在距离劳拉向这对新人表示祝福后仅仅一周的时间，一支德军步兵师在持续向莫斯科方向推进的过程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埋伏，这场伏击战打得极其惨烈，几乎全军覆没。
乔纳斯是其中阵亡的军官之一。
劳拉用布擦干净他被血污泥垢弄脏了的脸，想让他看起来英俊体面一些，但是她做不到，因为他的半边脸已经毁容了。
人们只能凭着他胸前的铭牌辩认出他的身份。
劳拉把那块坚硬的金属牌一分为二，一半留在遗体上，一半留了下来，最后摘下了那枚象征着普鲁士军人荣耀的“铁十字”。
不久后，在德国海德堡，那位素未谋面的名叫夏洛特的姑娘，就会收到在东线战场上未婚夫阵亡的消息和仅存的遗物。
真糟糕不是么，明明他们很快就能结为夫妻，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唾手可得。
“真该死啊，”劳拉仿佛自言自语地喃喃道，“去他妈的战争。”
这雨越下越大，周遭皆是人声、狗吠声、器械声和车声，混合在一起，听得耳朵嗡嗡响。
死了。
劳拉心想，“那些我所熟悉和在乎的人，将会如预料中的那样一个个死去。”
她原以为已经习惯了死亡，但内心的冷漠程度显然不足令自己对此无动于衷，原来就算再怎么抗拒，都会无法避免地会对他们产生感情。
劳拉莫名生出个念头，那种念头从未如此强烈，“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为什么我回不去，为什么我要不断承受失去的痛苦?”
这种想法伴随着恐惧，在她内心如同发酵般膨大。
或许她今天可以接受乔纳斯的死，毕竟他只是一个曾经的邻居朋友，但她的底线在哪里?总有人的死，是会让她无法接受的。
劳拉猛地停住了脚步。
天色阴沉。
阿德里安刚从帐篷里走出来，就看见外头哗啦啦地下着雨，有一个人如同灵魂出窍般站在半路上直愣愣地一动不动，有士兵上前问话，对方也一动不动。
他还在想是哪个小矮子士兵，是不是被吓傻了，话还没出口，就看清了劳拉的脸。
女人的神情有些木然，看不出悲喜，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从她皲裂的嘴唇和上面很深的齿痕就知道，她的内心正在经历煎熬。
阿德里安的胸腔莫名涌上一阵酸意，或许他根本不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劳拉不是个脆弱无能的女人，但此刻她贸贸然地出现在这里，一定是需要他。
至于她要的到底是吻、安慰还是拥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此刻需要他。
他喊了声她的名字：“劳拉，”还没想好要怎么做，但他下意识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膀，即使她身上的雨水弄湿了他的大衣，“好了，没事的。”
士兵见状迟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立定朝他行了个礼，“长官。”说罢便转身离去了。
雨滴顺着浓密的睫毛汇聚，在脸颊上滚落，看起来像是在流泪一样。
她看起来像只蔫嗒嗒的小狮子。
其实这会儿并不如何忙碌，阿德里安低头凝视劳拉片刻，便带着她往前走了几步，一手掀开了自己的帐篷，让她先进去躲雨。
帐篷掀起又放下，把一切风和雨都挡住了，狭小昏暗的室内，空气潮湿温暖。
阿德里安帮她解开身上的雨衣，撩开她额前被打湿了纠结成几缕的金发，然后用一点温水打湿了毛巾擦干净她的脸、手和胳膊。
劳拉一动不动，有些呆呆的，沉默着任他摆弄。
阿德里安半蹲在她面前，看了她一会儿，忽然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她的肌肤微凉，他的嘴唇却是温暖的，“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好吗?”
劳拉的眼睛动了动，仿佛被冻僵后终于缓过神来似的，嘴唇有了点血色。
“你刚才是在哭么?”阿德里安问道。
“……只是雨水弄进眼睛里了，”短暂地卡壳后，她好像又变回了那个牙尖嘴利的女人，“你在想些什么，阿德里安?”
劳拉看着他，“我们又不是在拍电影，如果想要接吻，不必说这些煽情肉麻的话。”
阿德里安：“……”
他下意识回头看了看门口，担心有人随时会进来。
然而劳拉没给他犹豫的时间，她伸手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扯了下来，到与她平视的位置。
可是她前面的动作那么粗暴用力，临到头了却忽然退缩了，近在咫尺，两人彼此呼吸交缠地对视了一阵，久到阿德里安觉得他的脖子开始酸痛起来。
这时，面前的女人却忽然先移开了视线。
劳拉垂着眼，阿德里安听见她低声问道：“亲亲我，好吗?”
明明她如此骄傲，什么时候需要向他乞怜了?
阿德里安的心忽然跳得厉害，有什么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种子在此刻埋下，但他无暇去计较那是什么东西，胸腔里好似堆满了浸湿泡发的海绵，拥堵、酸涩、挤胀，急于寻找一个发泄口。
在哗啦啦的雨声中，他低下头去，这吻热烈又急切，如同燎原的山火，在荒野中肆意疯长。
爱情啊，战争呐。
-----
泥泞多雨的秋天没能持续太久，苏联可怕的冬季就来临了，对于行军中的机械化部队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圣诞节近在眼前，但越过那一天后并不会是胜利的终点，而是另一场更惨烈的战争。
德军“战忽局”曾经试图对苏联实施战略欺骗，因此很多本该针对苏联战场提供的军备物资都没有生产，尤其是军用制式皮衣和棉服，军需处采购用于生产的绵羊数量只是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并没有增长，这就导致了现在大部分在一线战斗的官兵还穿着单薄的大衣，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这个时候劳拉的“先见之明”就体现出来了，几个月前，阿德里安在她的威逼利诱下冒着盛夏高温带上前线的冬衣在此刻发挥了作用。
但就在这样寒冷的冬天，1941年11月的一个夜里，一个德军步兵团驻扎的村庄忽然被人纵火焚烧，这里的房屋里面住着的全是德军军官和通信兵。
整个场面极其混乱，德军们宛如惊弓之鸟，毫无目标地开火并四下乱窜。
是夜袭。
可恶的苏联人偷袭了他们，为了“烧毁法西斯占领军的军事设施及驻地营房”，他们纵火点燃草垛为苏军轰炸机指引轰炸目标。
正当一个苏联人把汽油浇在干草上弯下腰去点火时，一个德军哨兵猛扑了过来，并打落了这人手里的枪支，接着，又扑过来两个士兵，一齐把这个可恶的苏联人摁倒在地上。
随着手电筒刺目的光照过来，德军哨兵才看清楚了这个人的面孔。
凌晨时分的枪炮声没能把白天累成狗晚上睡成猪的劳拉轰醒，但她于半梦半醒中，恍惚听见一阵陌生的呐喊和哀嚎，而那样凄厉的惨叫声，在无尽的黑暗中听起来格外渗人。
次日清晨。
又是新的一天，新的战争，新的杀戮。
劳拉从帐篷里走出来，迎面是冰冷彻骨的寒风，这让她的脑子稍微清醒了一点。
灰蒙蒙的天际之下，是一望无际的雪原，嘈杂的人声和犬吠声四起，在冰冷的空气中，突兀地弥漫着一阵刺鼻的血腥味，血迹蜿蜒，猩红的颜色在雪地里显得格外醒目。
等她来到急救站，门前已经黑压压地围了一群人，德军士兵们站在一旁，用憎恶又轻佻地目光打量着那具横陈在雪地上的人体，而那竟然是一个浑身赤露的女人，不知死活。
“怎么回事?”劳拉看向站在门口一脸焦急不安的贝拉，“为什么不救人?”
贝拉看见她，先是面上一喜，接着又皱起眉，摇了摇头，凑近了附耳对劳拉说道：“这是个苏联女人，是俘虏，”她语气愤恨道，“昨晚一个步兵团遭到了夜袭，听说她纵火烧死了我们的几位军官和通讯兵！”
劳拉：“……”
她起初十分震惊，但旋即想到，这他娘的简直是民族英雄啊！
“咳咳，”劳拉调整了一下表情，“所以他们想干什么?”
贝拉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一个声音从人群后响了起来。
“在这个苏联间谍，这个苏联婊子被五马分尸之前，我们必须从她嘴里撬出点有用的消息。”伴随着军靴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一位军官走了过来，他手里正攥着一根皮带。
军官抬手整了整帽檐，低头看向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俘虏，眼神中带着憎恨和滔天的愤怒。
好似不解气似的，他猛地大步踹向那苏联女人，直把她踹得在地上翻了过来，在低低的哀嚎声中，劳拉终于看清了她的脸。
苏联的冬季寒冷刺骨，这女人却被剥光了衣服，浑身上下布满了被抽打的痕迹，从四周絮絮的议论声可以知道，这帮德军在昨夜里每隔一个小时就令她赤脚行走在冰冷的雪地上。
在女人的惨叫声中，军官用皮带不断地抽打着她，他看向急救站的医生护士们：“在这期间，无论是往她的伤口上撒盐、往她眼睛里灌辣椒水，还是用刀割她的肉，都没有关系……只要让她活着，吊着一口气，还能说话就行。”
他的语调阴森可怖，每一句话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阴狠恶毒，让人眼前不禁浮现出那副血腥的场景。
“我和你们一样恨不得杀了她，但不是现在，我要她活着，可别把她给弄死了，”军官话锋一转，“不过，你们也最好不要有过于泛滥的同情心，做一些多余的事情，否则死的就不止是她了。”
没有人说话。
众人的神色复杂，说不清是厌恶、憎恨还是什么别的情绪，但显然没有人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浪费在一个俘虏身上。
军官环顾四周，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他看向了劳拉，与此同时，劳拉也看清了他帽檐上闪闪发亮的同心圆帝国徽章：“噢，你说对不对?穆勒医生。”
“我没有记错你的名字吧?”军官有些古怪地笑道。
劳拉终于想起来了，眼前这位军官，正是上次那个骚扰未遂反被她教训了一顿的男人。
这位国防军克莱蒙中尉在昨夜遇袭的德军步兵团中担任营长，被苏联人纵火烧死的德军军官和通信兵中，有一大半是他的同僚和下属。
怪不得他对这个苏联俘虏恨之入骨。
“把你那天的狠劲拿出来，”克莱蒙的眼中隐含威胁之意，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劳拉，“让我再见识一下‘柏林快刀手’的本事。”
德军派遣医生显然不是为了让这个苏联女俘虏活命，更像是某种另类变态的审讯手段中的一环。
但这么多医生在这里，为什么偏偏给她找茬?
或许是劳拉过于“心狠手辣”的医术在这位克莱蒙中尉心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让他在审讯俘虏的时候，不忘把她纳入擅长严刑拷打的“刽子手”行列，又或许他只是记恨她的所作所为曾经让他下不来台，纯粹是在给她没事找事。
该说她是太有本事了，还是太高调了，容易招人恨?
不管是哪种可能，这个苏联女俘虏都是个烫手的山芋，要换成个鸡肋点的波兰人或者法国人，劳拉都没这么犹豫。
不治她吧，就没法问出东西来，无法向德军交代；治好她吧，日后就有被战斗民族偷家和反杀的可能。
劳拉看过不少电影情节都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医生救活了俘虏，完了要么叛变和主角联手拯救世界，然后在叛逃路上被追杀嘎掉，要么直接变成主角团复仇路上的垫脚石。
她心想：“你可真是抬举我了。”
劳拉在这个战场上没有任何伟大高尚的梦想，她目前唯一的追求就是每天四肢健全地醒来，没事的时候能偷摸着溜进阿德里安的帐篷里，偶尔跟他亲一亲摸一摸。
果然改变历史和拯救世界什么的，不适合她这样的普通人。
事到如今，劳拉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把人抬进了手术室，她随意检查了一下，包括但不限于冻伤和皮外伤，不知道内脏有没有出血，她把手放在苏联女人的胸前，轻轻碰了碰，对方立刻发出痛苦微弱的哀嚎。
好了，肋骨骨折无疑。
贝拉用毛巾擦干净了她的脸，可以依稀看得出，这是个相当年轻秀美的女人，但侧脸有被灼烧的痕迹，起了水泡，已然感染。
于是劳拉默默地掰开她的腿检查，垂眼看去，一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一旁的贝拉惊恐地捂住了嘴。
“她叫什么名字?”劳拉看向那位全程站在一旁监督的德军翻译。
对方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语气却冷漠残忍：“俘虏的名字，好像不在医生的知情范畴内吧?”
“嗤，”她讽刺地冷笑一声，“参与对俘虏的性虐待，好像也不在翻译的工作范畴内吧?”
战争的仇恨是一回事，他们大可以像折磨男性俘虏一样拷打她，而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羞辱她，这位苏联女人的骨气不会逊色于任何一个男人，但为什么对于女性的恶意总要带着性别歧视的色彩?
劳拉故意把托盘里的手术器械弄得叮铃咣铛响，借此发泄着她的不满，锋利的手术刀反射出雪亮刺目的光，总能让人情不自禁地生出某种身临其境的紧张和畏惧感。
身为医生，这里就是她的主场，没有人可以忤逆她。
翻译沉默了一阵。
昨夜恼怒的德军步兵团团长下令让士兵们用皮带抽打这个苏联女人，足足抽了有200多下，但她仍然一声不吭，团长审问无果后，她被押送到一个农户家里，这里一共住着26个德军士兵，对她进行了彻夜的摧残。
作为翻译，他需要全程跟随，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暴行，但他站在一帘之隔的地方，机械地翻译着，而这个苏联女人自始至终都在重复一句话：“打死我吧，反正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脸上忽然露出一种古怪的神色，介于不忍和憎恶之间，但他最终还是答道：“Настасья，”顿了顿，他又用德语重复了一遍，“娜斯塔西娅。”
“不过，”像是为片刻恻隐之心找补似的，他不屑地笑了笑，“这帮狡猾的苏联间谍通常都会用假名字。”
“对于闯进家门的陌生人，”贝拉忽然开口道，她的声音有些压抑不住的激动，“我想没有哪位主人会给他好脸色看。”
劳拉安抚似的拍了拍贝拉的肩膀，示意她冷静，外面还站着看守的德国士兵。
接着，劳拉又无声地叹了口气，她曾经的邻居朋友乔纳斯死了，昨夜死去的几名德军军官和通信兵，同样也是死在了苏联人手里。
她看着身旁神情复杂的贝拉，不知她是否也有着相似的纠结之处。
明明她们该无条件憎恨他们的不是么?多少德国青年因为这场战争被葬送在西伯利亚的寒冬里。
可是此刻却仿佛失去了憎恨的借口，正在遭受侵略和苦难的分明是这片土地和它的人们，它的名字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来不过是两败俱伤。
苏联的秋季阴雨绵绵，再加上基础交通设施不完善，德军浩浩荡荡的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出在“闪电战”中的威力，坦克装甲车履带深陷在泥泞之中，举步维艰。
劳拉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营地，扎进短靴里的裤脚和袜子泡在泥浆里糊成一团，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个不停。
她浑身上下都溅满了泥点子，一双手倒是干净的，只不过散发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浓重血腥味。
原本是去救人的，不过，救着救着人没了。
仿佛应景似的，这雨越下越大，短短几步路，却愈走愈漫长。
说不上来，应该是有点难过的吧。
数天前，德军还在基辅临时驻扎休整的时候，劳拉偶然碰见了一位从前的邻居朋友。
从前那位在海德堡的邻居太太施密特夫人，她有一个儿子与劳拉年纪相仿，名字叫做乔纳斯，1935年，那时候“劳拉”俨然已是个23岁高龄未嫁并且愈发叛逆的剩女，她的母亲和施密特夫人曾一度试图撮合她和乔纳斯。
当然，这位母亲对劳拉本人根本无可奈何，于是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劳拉还曾经和乔纳斯站在院子里喝酒聊过天，这位小伙子当时刚应征入伍，对帝国和元首充满了期待，认为能为之而战是无上的荣耀。
谈论起爱情和婚姻，这个年轻人羞涩腼腆笑道，如果他要结婚，会等到功成名就退伍归来后再求婚，绝对不会让喜欢的姑娘白白等他。
她还记得当时自己是怎么回复他的：“如果你结婚的话，告诉我，我一定会来参加你的婚礼。”
或许是有感而发，又或许是随口一提，总之，劳拉早已不记得了。
时隔6年后，他们再次偶然重逢在异国他乡，乔纳斯在人群中认出了她，便惊喜地迫不及待地向她发出这个迟到了数年的邀请函：“我快要结婚了，劳拉！”
多年过去，历经战火洗礼，这个年轻人俨然已经沉稳老练了许多，此刻却忍不住欢呼雀跃：“我收到了夏洛特的回信，她在信中答应了我的求婚，劳拉，我就要结婚了！”
“那真是太好了。”劳拉抱了抱他，莫名热泪涌上眼眶。
战火中的相爱许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她所不敢面对的生活，却是他们每天都在憧憬的未来。
可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惊喜哪个先来。
在距离劳拉向这对新人表示祝福后仅仅一周的时间，一支德军步兵师在持续向莫斯科方向推进的过程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埋伏，这场伏击战打得极其惨烈，几乎全军覆没。
乔纳斯是其中阵亡的军官之一。
劳拉用布擦干净他被血污泥垢弄脏了的脸，想让他看起来英俊体面一些，但是她做不到，因为他的半边脸已经毁容了。
人们只能凭着他胸前的铭牌辩认出他的身份。
劳拉把那块坚硬的金属牌一分为二，一半留在遗体上，一半留了下来，最后摘下了那枚象征着普鲁士军人荣耀的“铁十字”。
不久后，在德国海德堡，那位素未谋面的名叫夏洛特的姑娘，就会收到在东线战场上未婚夫阵亡的消息和仅存的遗物。
真糟糕不是么，明明他们很快就能结为夫妻，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唾手可得。
“真该死啊，”劳拉仿佛自言自语地喃喃道，“去他妈的战争。”
这雨越下越大，周遭皆是人声、狗吠声、器械声和车声，混合在一起，听得耳朵嗡嗡响。
死了。
劳拉心想，“那些我所熟悉和在乎的人，将会如预料中的那样一个个死去。”
她原以为已经习惯了死亡，但内心的冷漠程度显然不足令自己对此无动于衷，原来就算再怎么抗拒，都会无法避免地会对他们产生感情。
劳拉莫名生出个念头，那种念头从未如此强烈，“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为什么我回不去，为什么我要不断承受失去的痛苦?”
这种想法伴随着恐惧，在她内心如同发酵般膨大。
或许她今天可以接受乔纳斯的死，毕竟他只是一个曾经的邻居朋友，但她的底线在哪里?总有人的死，是会让她无法接受的。
劳拉猛地停住了脚步。
天色阴沉。
阿德里安刚从帐篷里走出来，就看见外头哗啦啦地下着雨，有一个人如同灵魂出窍般站在半路上直愣愣地一动不动，有士兵上前问话，对方也一动不动。
他还在想是哪个小矮子士兵，是不是被吓傻了，话还没出口，就看清了劳拉的脸。
女人的神情有些木然，看不出悲喜，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从她皲裂的嘴唇和上面很深的齿痕就知道，她的内心正在经历煎熬。
阿德里安的胸腔莫名涌上一阵酸意，或许他根本不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劳拉不是个脆弱无能的女人，但此刻她贸贸然地出现在这里，一定是需要他。
至于她要的到底是吻、安慰还是拥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此刻需要他。
他喊了声她的名字：“劳拉，”还没想好要怎么做，但他下意识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膀，即使她身上的雨水弄湿了他的大衣，“好了，没事的。”
士兵见状迟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立定朝他行了个礼，“长官。”说罢便转身离去了。
雨滴顺着浓密的睫毛汇聚，在脸颊上滚落，看起来像是在流泪一样。
她看起来像只蔫嗒嗒的小狮子。
其实这会儿并不如何忙碌，阿德里安低头凝视劳拉片刻，便带着她往前走了几步，一手掀开了自己的帐篷，让她先进去躲雨。
帐篷掀起又放下，把一切风和雨都挡住了，狭小昏暗的室内，空气潮湿温暖。
阿德里安帮她解开身上的雨衣，撩开她额前被打湿了纠结成几缕的金发，然后用一点温水打湿了毛巾擦干净她的脸、手和胳膊。
劳拉一动不动，有些呆呆的，沉默着任他摆弄。
阿德里安半蹲在她面前，看了她一会儿，忽然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她的肌肤微凉，他的嘴唇却是温暖的，“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好吗?”
劳拉的眼睛动了动，仿佛被冻僵后终于缓过神来似的，嘴唇有了点血色。
“你刚才是在哭么?”阿德里安问道。
“……只是雨水弄进眼睛里了，”短暂地卡壳后，她好像又变回了那个牙尖嘴利的女人，“你在想些什么，阿德里安?”
劳拉看着他，“我们又不是在拍电影，如果想要接吻，不必说这些煽情肉麻的话。”
阿德里安：“……”
他下意识回头看了看门口，担心有人随时会进来。
然而劳拉没给他犹豫的时间，她伸手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扯了下来，到与她平视的位置。
可是她前面的动作那么粗暴用力，临到头了却忽然退缩了，近在咫尺，两人彼此呼吸交缠地对视了一阵，久到阿德里安觉得他的脖子开始酸痛起来。
这时，面前的女人却忽然先移开了视线。
劳拉垂着眼，阿德里安听见她低声问道：“亲亲我，好吗?”
明明她如此骄傲，什么时候需要向他乞怜了?
阿德里安的心忽然跳得厉害，有什么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种子在此刻埋下，但他无暇去计较那是什么东西，胸腔里好似堆满了浸湿泡发的海绵，拥堵、酸涩、挤胀，急于寻找一个发泄口。
在哗啦啦的雨声中，他低下头去，这吻热烈又急切，如同燎原的山火，在荒野中肆意疯长。
爱情啊，战争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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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多雨的秋天没能持续太久，苏联可怕的冬季就来临了，对于行军中的机械化部队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圣诞节近在眼前，但越过那一天后并不会是胜利的终点，而是另一场更惨烈的战争。
德军“战忽局”曾经试图对苏联实施战略欺骗，因此很多本该针对苏联战场提供的军备物资都没有生产，尤其是军用制式皮衣和棉服，军需处采购用于生产的绵羊数量只是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并没有增长，这就导致了现在大部分在一线战斗的官兵还穿着单薄的大衣，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这个时候劳拉的“先见之明”就体现出来了，几个月前，阿德里安在她的威逼利诱下冒着盛夏高温带上前线的冬衣在此刻发挥了作用。
但就在这样寒冷的冬天，1941年11月的一个夜里，一个德军步兵团驻扎的村庄忽然被人纵火焚烧，这里的房屋里面住着的全是德军军官和通信兵。
整个场面极其混乱，德军们宛如惊弓之鸟，毫无目标地开火并四下乱窜。
是夜袭。
可恶的苏联人偷袭了他们，为了“烧毁法西斯占领军的军事设施及驻地营房”，他们纵火点燃草垛为苏军轰炸机指引轰炸目标。
正当一个苏联人把汽油浇在干草上弯下腰去点火时，一个德军哨兵猛扑了过来，并打落了这人手里的枪支，接着，又扑过来两个士兵，一齐把这个可恶的苏联人摁倒在地上。
随着手电筒刺目的光照过来，德军哨兵才看清楚了这个人的面孔。
凌晨时分的枪炮声没能把白天累成狗晚上睡成猪的劳拉轰醒，但她于半梦半醒中，恍惚听见一阵陌生的呐喊和哀嚎，而那样凄厉的惨叫声，在无尽的黑暗中听起来格外渗人。
次日清晨。
又是新的一天，新的战争，新的杀戮。
劳拉从帐篷里走出来，迎面是冰冷彻骨的寒风，这让她的脑子稍微清醒了一点。
灰蒙蒙的天际之下，是一望无际的雪原，嘈杂的人声和犬吠声四起，在冰冷的空气中，突兀地弥漫着一阵刺鼻的血腥味，血迹蜿蜒，猩红的颜色在雪地里显得格外醒目。
等她来到急救站，门前已经黑压压地围了一群人，德军士兵们站在一旁，用憎恶又轻佻地目光打量着那具横陈在雪地上的人体，而那竟然是一个浑身赤露的女人，不知死活。
“怎么回事?”劳拉看向站在门口一脸焦急不安的贝拉，“为什么不救人?”
贝拉看见她，先是面上一喜，接着又皱起眉，摇了摇头，凑近了附耳对劳拉说道：“这是个苏联女人，是俘虏，”她语气愤恨道，“昨晚一个步兵团遭到了夜袭，听说她纵火烧死了我们的几位军官和通讯兵！”
劳拉：“……”
她起初十分震惊，但旋即想到，这他娘的简直是民族英雄啊！
“咳咳，”劳拉调整了一下表情，“所以他们想干什么?”
贝拉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一个声音从人群后响了起来。
“在这个苏联间谍，这个苏联婊子被五马分尸之前，我们必须从她嘴里撬出点有用的消息。”伴随着军靴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一位军官走了过来，他手里正攥着一根皮带。
军官抬手整了整帽檐，低头看向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俘虏，眼神中带着憎恨和滔天的愤怒。
好似不解气似的，他猛地大步踹向那苏联女人，直把她踹得在地上翻了过来，在低低的哀嚎声中，劳拉终于看清了她的脸。
苏联的冬季寒冷刺骨，这女人却被剥光了衣服，浑身上下布满了被抽打的痕迹，从四周絮絮的议论声可以知道，这帮德军在昨夜里每隔一个小时就令她赤脚行走在冰冷的雪地上。
在女人的惨叫声中，军官用皮带不断地抽打着她，他看向急救站的医生护士们：“在这期间，无论是往她的伤口上撒盐、往她眼睛里灌辣椒水，还是用刀割她的肉，都没有关系……只要让她活着，吊着一口气，还能说话就行。”
他的语调阴森可怖，每一句话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阴狠恶毒，让人眼前不禁浮现出那副血腥的场景。
“我和你们一样恨不得杀了她，但不是现在，我要她活着，可别把她给弄死了，”军官话锋一转，“不过，你们也最好不要有过于泛滥的同情心，做一些多余的事情，否则死的就不止是她了。”
没有人说话。
众人的神色复杂，说不清是厌恶、憎恨还是什么别的情绪，但显然没有人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浪费在一个俘虏身上。
军官环顾四周，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他看向了劳拉，与此同时，劳拉也看清了他帽檐上闪闪发亮的同心圆帝国徽章：“噢，你说对不对?穆勒医生。”
“我没有记错你的名字吧?”军官有些古怪地笑道。
劳拉终于想起来了，眼前这位军官，正是上次那个骚扰未遂反被她教训了一顿的男人。
这位国防军克莱蒙中尉在昨夜遇袭的德军步兵团中担任营长，被苏联人纵火烧死的德军军官和通信兵中，有一大半是他的同僚和下属。
怪不得他对这个苏联俘虏恨之入骨。
“把你那天的狠劲拿出来，”克莱蒙的眼中隐含威胁之意，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劳拉，“让我再见识一下‘柏林快刀手’的本事。”
德军派遣医生显然不是为了让这个苏联女俘虏活命，更像是某种另类变态的审讯手段中的一环。
但这么多医生在这里，为什么偏偏给她找茬?
或许是劳拉过于“心狠手辣”的医术在这位克莱蒙中尉心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让他在审讯俘虏的时候，不忘把她纳入擅长严刑拷打的“刽子手”行列，又或许他只是记恨她的所作所为曾经让他下不来台，纯粹是在给她没事找事。
该说她是太有本事了，还是太高调了，容易招人恨?
不管是哪种可能，这个苏联女俘虏都是个烫手的山芋，要换成个鸡肋点的波兰人或者法国人，劳拉都没这么犹豫。
不治她吧，就没法问出东西来，无法向德军交代；治好她吧，日后就有被战斗民族偷家和反杀的可能。
劳拉看过不少电影情节都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医生救活了俘虏，完了要么叛变和主角联手拯救世界，然后在叛逃路上被追杀嘎掉，要么直接变成主角团复仇路上的垫脚石。
她心想：“你可真是抬举我了。”
劳拉在这个战场上没有任何伟大高尚的梦想，她目前唯一的追求就是每天四肢健全地醒来，没事的时候能偷摸着溜进阿德里安的帐篷里，偶尔跟他亲一亲摸一摸。
果然改变历史和拯救世界什么的，不适合她这样的普通人。
事到如今，劳拉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把人抬进了手术室，她随意检查了一下，包括但不限于冻伤和皮外伤，不知道内脏有没有出血，她把手放在苏联女人的胸前，轻轻碰了碰，对方立刻发出痛苦微弱的哀嚎。
好了，肋骨骨折无疑。
贝拉用毛巾擦干净了她的脸，可以依稀看得出，这是个相当年轻秀美的女人，但侧脸有被灼烧的痕迹，起了水泡，已然感染。
于是劳拉默默地掰开她的腿检查，垂眼看去，一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一旁的贝拉惊恐地捂住了嘴。
“她叫什么名字?”劳拉看向那位全程站在一旁监督的德军翻译。
对方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语气却冷漠残忍：“俘虏的名字，好像不在医生的知情范畴内吧?”
“嗤，”她讽刺地冷笑一声，“参与对俘虏的性虐待，好像也不在翻译的工作范畴内吧?”
战争的仇恨是一回事，他们大可以像折磨男性俘虏一样拷打她，而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羞辱她，这位苏联女人的骨气不会逊色于任何一个男人，但为什么对于女性的恶意总要带着性别歧视的色彩?
劳拉故意把托盘里的手术器械弄得叮铃咣铛响，借此发泄着她的不满，锋利的手术刀反射出雪亮刺目的光，总能让人情不自禁地生出某种身临其境的紧张和畏惧感。
身为医生，这里就是她的主场，没有人可以忤逆她。
翻译沉默了一阵。
昨夜恼怒的德军步兵团团长下令让士兵们用皮带抽打这个苏联女人，足足抽了有200多下，但她仍然一声不吭，团长审问无果后，她被押送到一个农户家里，这里一共住着26个德军士兵，对她进行了彻夜的摧残。
作为翻译，他需要全程跟随，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暴行，但他站在一帘之隔的地方，机械地翻译着，而这个苏联女人自始至终都在重复一句话：“打死我吧，反正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脸上忽然露出一种古怪的神色，介于不忍和憎恶之间，但他最终还是答道：“Настасья，”顿了顿，他又用德语重复了一遍，“娜斯塔西娅。”
“不过，”像是为片刻恻隐之心找补似的，他不屑地笑了笑，“这帮狡猾的苏联间谍通常都会用假名字。”
“对于闯进家门的陌生人，”贝拉忽然开口道，她的声音有些压抑不住的激动，“我想没有哪位主人会给他好脸色看。”
劳拉安抚似的拍了拍贝拉的肩膀，示意她冷静，外面还站着看守的德国士兵。
接着，劳拉又无声地叹了口气，她曾经的邻居朋友乔纳斯死了，昨夜死去的几名德军军官和通信兵，同样也是死在了苏联人手里。
她看着身旁神情复杂的贝拉，不知她是否也有着相似的纠结之处。
明明她们该无条件憎恨他们的不是么?多少德国青年因为这场战争被葬送在西伯利亚的寒冬里。
可是此刻却仿佛失去了憎恨的借口，正在遭受侵略和苦难的分明是这片土地和它的人们，它的名字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来不过是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