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的四月十九,朝中传出时称“铁面御史”的赵抃上奏,恳乞去位参政知事,朝廷无奈,遂拜其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杭州。

    原来,王安石当初到到神宗处游说新法时,赵抃就屡斥其不便。

    宰相韩琦也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宋神宗也有意取消青苗法的实施。当时正值王安石家居求去,赵抃上奏道,这些个新法都是安石老弟所建,不如等到他还朝后再议吧。赵抃本意是王安石在家里冷静下来后可能会回心转意,谁知当王安石还朝后,其变法的意志却更为坚决(持之愈坚),赵抃知道后把肠子都悔青了。

    所以赵抃当即就上奏神宗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骚动天下。王安石这家伙强辩自用,竟当朝公然诋毁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罔民,文过饰非。近来朝中的台谏侍从,多以谏言不被理睬而辞职。司马光出任枢密使,王安石不肯跪拜。且凡事有轻重,事体有大小。财利於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啊!

    可惜,神宗正被王安石忽悠得心旌荡漾,幻想着新法推行后将会使北宋王朝脱胎换骨、国富民强,到时候自己将会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明君。

    所以,宋神宗这位小伙子对于赵抃的上奏就不置可否,一个臣僚乞求离朝外任这样的小事,自然就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清献公赵抃收拾行李去杭州上任的前后,对苏轼说,小苏啊,您的文笔好,我有个老乡梁处士有座绿筠亭,你给作首诗如何?

    苏轼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对他来说,作首诗还不是像吃个馒头那样容易。诗做好了,将绿筠亭的格调拔得很高,甚至将梁处士和陶渊明拉到一块相提并论,“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

    谁想世事难料,二十五年后,已满六十、风烛残年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竟然在那里见到了梁处士的儿子梁琯。

    小梁望着形容憔悴、失魂落魄的苏轼老先生,恳请这位当朝文坛大腕留点墨宝,东坡就把自己此前写给梁处士的一首《绿筠亭》诗又写了一遍,赠给了小梁。

    那么,安惇是如何获取苏轼的信任的,常常使人不得其解。

    安惇,字处厚,广安军(中国宋朝的行政区划“军”始于宋太祖,开宝二年分渠州渠江、果州岳池、合州新明三县,以广土安辑之意设广安军,属于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广安市,南渡后,增和溪县)人,此人的光辉事迹被收入《宋史·奸臣传》。安惇曾数次落第,久困场屋,数度“失解”。

    唐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发送入试﹐称为解。解为解送、发送之意。故科举时中乡榜者称发解﹐不中者称落解或失解。

    安惇秀才失解后,从汴京打道回府要回他的四川老家去,苏轼作诗送别。

    不知为何,苏轼诗句中的名句,都是在不经意间鸡毛蒜皮的场合产生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种劝学或者做学问场合的警句,竟然出现在送别一位奸臣贼子青年时期落榜归乡的场合,真是太可惜了!

    哪知五年之后,这位安惇秀才就像开挂一样一路攀升,绍圣初,被召为国子司业,三迁为谏议大夫。虽至徽宗朝,宋徽宗好雅,对安惇之流极为厌恶。后蔡京为相,复拜安惇为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可见此人的混世功夫。

    苏轼可谓是看走了眼,把一首流传至今的好诗,赠给了当时如丧家之犬的安惇秀才。

    河东人吕希道,前面我已经详细介绍过,是个雅量自如的正派角色,在解州任上,州民为其立过生祠。如今解州任满,回京后又被任命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历阳”,作为朋友,苏轼自然是要到场送送,还要作首诗什么的。

    苏轼在直史馆上班期间,夜里校理校勘们也要轮流在崇文院的秘阁里值班。

    漫漫长夜里,苏轼联想到新法推行后民间的怨声载道之状,又想自己不会像其他官员那样去随波逐流,在京师里的天子脚下,急于求进而违背良心的官员百态,时常在眼前浮现。除了能和喜好收藏的王珪之子王仲修(字敏甫)这样的人诗书唱和之外,有谁还能推心置腹。

    于是,苏轼在值夜班期间写给敏甫的诗中倾诉道,如今想要找个清静的所在还真不容易,自己只好把在这深宫秘阁里的清净之地当成山林来隐身了,“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漫移文”。() ()

    不过,在馆阁里上班,闲暇之时还有个同事能在一起谈论谈论孟襄阳和王摩诘。这是苏轼的忘年交,这个老头大苏轼二十三岁,叫王益柔。

    王益柔,字胜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王曙子,用荫入官。庆历四年()以殿中丞召试,除集贤校理。曾因醉作《傲歌》,黜监复州酒税。神宗时,累迁知制诰,直学士院,先后知蔡、扬、毫州和江宁、应天府。

    此外,王举正之子王诲,去年以群牧司(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判官身份上书《马政条贯》,今年又上《群牧司编敕》十二卷,都被朝廷批准,所以是个有作为的官员,苏轼与之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爱君东阁能延客,顾我闲官不计员”。

    四五月间,正当苏轼在京师百无聊赖之际,他的表哥文同(字与可)被调回京师,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

    自苏轼在凤翔府任上初次认识了这位大表哥后,就对这位方口秀眉、谈吐敏捷、文质彬彬的文同钦佩有加,加之文同近年来博学修德,名声远播,更加地让苏轼佩服。

    表哥的到来,两人又重逢在京师高官名流云集之地。苏轼看到表哥如今默默无语颇为深沉,已把自己性情陶冶得清虚宏深,文质彬彬而又虚怀若谷。反观自己终日惶惶,深陷繁琐的事务之中。所以,这次苏轼对这位表兄是真心崇拜并真心欢迎的。

    五月里,王闰之诞下一子,小名叔寄、竺僧,大名苏迨,字仲豫。为什么取“叔寄”这样的名字,有苏学研究者称,在苏迨与苏迈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因此苏迨小名中有一“叔”字。只是后来,这位位居中间的哥哥不幸早夭,直到苏过出生后,苏家才重定行次。

    就在苏轼沉浸在王闰之又给自己生下儿子的喜悦之中时,朝廷上又下诏令两制举荐谏官。时年以六十三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礼部侍郎范镇,在听到了朝廷上下都以为当今最适合出任谏官的人选是苏轼时,毅然向朝廷举荐苏轼充任谏官。但由于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表弹劾从中作梗,此事便不了了之。

    谢景温素与王安石相友善,又将其妹妹嫁给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便成了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妻哥。为了在政治上追随王安石,遂积极参与变法活动,因此被擢为侍御史知杂事,这厮曾上书弹劾苏轼在丁忧归蜀时,用官船贩卖私货。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所幸最终查无此事。

    奇怪的是,私底下谢景温博学洽闻,才华横溢,还与范仲淹、欧阳修相友善。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时人以为“吏师“。这种人,可算作封建社会读书人中的政治投机人物。

    北宋熙宁年间,还出了一位已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朱寿昌,成为了苏轼人生阅历中的一段插曲。。

    朱寿昌字康叔,宋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市)人。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成功地跻身于“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

    朱寿昌的父亲朱巽是宋真宗年间的工部侍郎,寿昌为庶出,其母刘氏是朱巽之妾。

    朱寿昌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从此,母子分离。朱寿昌长大成人之后,荫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先后做过陕州荆、南通荆,岳州知州,阆州知州等,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萦萦于怀,以至于“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

    母子分离后的五十年间,他四方打听生母下落,均杳无音讯,为此他烧香拜佛,并依照佛法,灼背烧顶,以示虔诚。熙宁初年,听说他母亲流落于陕西一带,已嫁为民妻,他又刺血书写《金刚经》,并辞去官职,与家人远别,千里迢迢,往陕西一带寻母,并与家人道“不见母,吾不返矣”。

    可能是精诚所至,朱寿昌终于在同州(今渭南市大荔县)找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

    当年母子分离时,寿昌尚年幼,五十年后重逢,老母已七十有余,寿昌也年过半百了。原来,寿昌母刘氏离开朱家以后,改嫁党氏,又有子女数人,寿昌视之如亲弟妹,全部接回家中供养,有人将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上奏神宗。熙宁三年的六月初四,宋神宗得知朱寿昌的事迹后,责令其官复原职。

    当时,朝中的名公巨卿如苏轼、王安石等还都争相述文作诗赞美其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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