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篇用于老百姓歌咏礼佛时的合乎声律的韵文,那是朱寿昌同志根据梁武帝忏悔之法中字句繁多的原文而改编的。苏轼见到这篇韵文时,在被朱寿昌孝行感动之余,极尽其才,奋笔作偈,附予其后,遂成绝响。
我国“二十四孝”的故事人物,宋朝占据其二,且都与苏轼有所关联。若朱寿昌是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明世,那么,另一位黄庭坚则是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以其“涤亲溺器”的事母至孝和奉母尽诚为世人称道的。
可以看得出,在苏轼的朋友圈中,个个都不是凡俗之人,能够载入史册的更是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那位表哥文同。
文同以善画竹著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如今,“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其后画竹者多从其学,世有“湖州竹派“之称。至元代画墨竹蔚为风尚,如李衎、赵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继承者,对后世影响极大。湖州竹派在宋以后的八百多年间,影响一直不衰,其中最著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明代王绂,清代郑燮(郑板桥)等人。
文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为传世之无价之宝。
七月二十一,有个学篆几十年、精通篆法的长安人氏李元直(字通叔),在苏轼处无意中见到了苏轼收藏的文与可墨竹画作的真迹。老李顿时激动的不能自已,加之对苏轼的书法也是极为喜爱,就央求苏轼在文与可的墨竹图后题字留念。
在当时,文与可还活着,他的画作虽然不好得到,但总还是有可能得到的,至少在苏轼这块还是可以搞到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练习篆书的书法家李元直先生,他的那幅文与可墨竹又配上了苏轼的题跋,假如保存到现在,那现世俗称之“升值空间”该会是多大呢?!
其实,在苏轼看来,自己的题跋内容也无非是抒发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已,并非是文人雅士的附庸风雅的极为俚俗的骈文骊句。
苏轼略加沉思,挥笔在他老表画作后边写道,从前的文与可画墨竹,是只要见到精良的笔与纸,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在上面奋笔挥洒。若是座中有人拿去收藏,与可也绝不会太珍惜。后来见到有人专门设置笔砚,就会索然离去。有人找他求画,也不会轻易给了,就是等候一年也不一定得到。有人问他原因,与可说他以前曾经学道,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就会用画墨竹来发泄。不过现在自己的病好了,你们设下纸笔,让我如何发泄呀!?
苏轼又补充道,我看与可的病还未痊愈,怎么可能以后就不发泄了!我今后还会趁其发泄时,不经意间索取他的画作。不过,与可在作画中病发作之时,我却以其发病为机会来索画,看来我也有毛病了。
总而言之,苏轼此时期还是以文人的纯真行事的,其内心并无什么城府。
大理寺少卿南城(今属江西)人蔡冠卿(字元辅),因一件“妇人阿云伤夫狱”的审判结果与王安石相左,闹到了神宗皇帝处,神宗自然是坚持王安石的处理意见。所以,最终蔡冠卿被补外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等到蔡冠卿将要离开饶州任后,“饶人思之,画其像于范文正祠,以配祀,并录冠卿诗一首”,当然这是后话。
当该年秋天蔡冠卿要离任京师时,苏轼作为朋友自然要作诗送行,把蔡冠卿比作是节操不改的天骥般的人物。比如,“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甚至还把蔡冠卿比作春秋时代被结草报恩的晋国将军魏颗。坏就坏在苏轼诗中的某些诗句,后来的《乌台诗案》案发,这些都被当成是苏轼有据可查的所谓“铁证”。
苏轼的另一位好友刘攽,知识渊博,文采斐然,在工作中“侔古循吏”,身兼数职,处理问题时刚正不阿。老刘起初与王安石还是好朋友,自从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在馆阁中任职的刘攽数度与安石谈论新法的不便与扰民。刘攽还说,自古以来的皇甫镈、裴延龄那些“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之流,和商鞅、张汤这样的酷吏、鹰犬,都鲜有好下场的,王安石听后大怒,后刘攽被除外任泰州。
苏轼给刘攽的送行诗中,有一句“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又被抓住了把柄。
说苏轼是用了《史记·张仪传》中张仪只要有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出外游说的典故,来讥讽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诗中又用了晋朝张翰“以莼鲈之思为由辞官而归”,还有刘禹锡两度被贬的“桃花诗案”,无情地讽刺和隐晦地批评了当今的朝政。() ()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出身儒学世家,家世显赫,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
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由于好友欧阳修的举荐,四十一岁的曾巩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先后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九年后,曾同志任职《宋英宗实录》检讨。
曾巩年轻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
自从登了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
虽然曾巩与王安石有着这样一层关系,但当神宗向他询问安石之为人时,曾巩仍然据实告以“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老曾说的都是实话,而不是朋比欺君。
吕公著,字晦叔,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第三子。
此人的家世与曾巩有得一拼。
父亲吕夷简主政时,吕公著从故乡寿州来京应试,他穿戴破旧,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太会装逼了),见到他的人虽然喜欢他的仪容举止,却也并未感到惊奇。等到他离开后,经询问得知是吕公著,才惊讶感叹。这一段子,使得小吕自小就有了“不仗父势”的美名,至少比当今兜售“我爸是**”之类坑爹的熊孩子要强。
吕公著从小好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忍不住说,今后这小子必定为王公辅臣。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录在《宋元学案》上者有十七人。
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属旧党,司马光在当政后,“尽废新法”。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恢复贤良方正科。
恰逢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吕公著极言道,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也没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现在都认为青苗法是不对的,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
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吕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慨,诬陷吕公著恶语中伤,神宗于熙宁三年四月初八贬吕公著为颍州知州。
吕公著大致也算得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到曾巩这儿却并不感冒。老吕知道神宗皇帝素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对曾巩的评价时,老吕就说,曾巩此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在神宗眼里弃如敝履的文章还不算太垃圾,那他的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都是一泡“臭狗屎”。
这种评论传到了世人耳中后,人们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巩的确是这样的人,那么当时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巩要在上,何以古往今来的史家为贤人立的传那么多,怎么行义、政事、文章都不及曾巩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们都说,曾巩的政绩及声誉卓然可见,历史上已成公论。
可吕公著还是这么损地去恶意贬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吕的行径与当年父亲吕夷简驱逐范仲淹和孔道辅的恶行如出一辙。
然而,老吕当年虽然“恣行奸利”,还尚且不会讳莫如深。而小吕则是“深中多数,不可测识”,把曾巩与其弟弟曾布相提并论,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巩忠义而曾布是个小人,难道小吕就不知道吗?为什么要去违背良心、贻害国家呢?
开个玩笑,凡是因反对新法被贬的官员,都是正直忠义的好人。凡是讨厌王安石的官员,都是苏轼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对新法、讨厌王安石而遭贬的官员离京外任,走之前苏轼都是要作诗相送的,
苏轼的失误,仍是源自这次送小吕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的赠诗。
我国“二十四孝”的故事人物,宋朝占据其二,且都与苏轼有所关联。若朱寿昌是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明世,那么,另一位黄庭坚则是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以其“涤亲溺器”的事母至孝和奉母尽诚为世人称道的。
可以看得出,在苏轼的朋友圈中,个个都不是凡俗之人,能够载入史册的更是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那位表哥文同。
文同以善画竹著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如今,“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其后画竹者多从其学,世有“湖州竹派“之称。至元代画墨竹蔚为风尚,如李衎、赵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继承者,对后世影响极大。湖州竹派在宋以后的八百多年间,影响一直不衰,其中最著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明代王绂,清代郑燮(郑板桥)等人。
文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为传世之无价之宝。
七月二十一,有个学篆几十年、精通篆法的长安人氏李元直(字通叔),在苏轼处无意中见到了苏轼收藏的文与可墨竹画作的真迹。老李顿时激动的不能自已,加之对苏轼的书法也是极为喜爱,就央求苏轼在文与可的墨竹图后题字留念。
在当时,文与可还活着,他的画作虽然不好得到,但总还是有可能得到的,至少在苏轼这块还是可以搞到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练习篆书的书法家李元直先生,他的那幅文与可墨竹又配上了苏轼的题跋,假如保存到现在,那现世俗称之“升值空间”该会是多大呢?!
其实,在苏轼看来,自己的题跋内容也无非是抒发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已,并非是文人雅士的附庸风雅的极为俚俗的骈文骊句。
苏轼略加沉思,挥笔在他老表画作后边写道,从前的文与可画墨竹,是只要见到精良的笔与纸,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在上面奋笔挥洒。若是座中有人拿去收藏,与可也绝不会太珍惜。后来见到有人专门设置笔砚,就会索然离去。有人找他求画,也不会轻易给了,就是等候一年也不一定得到。有人问他原因,与可说他以前曾经学道,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就会用画墨竹来发泄。不过现在自己的病好了,你们设下纸笔,让我如何发泄呀!?
苏轼又补充道,我看与可的病还未痊愈,怎么可能以后就不发泄了!我今后还会趁其发泄时,不经意间索取他的画作。不过,与可在作画中病发作之时,我却以其发病为机会来索画,看来我也有毛病了。
总而言之,苏轼此时期还是以文人的纯真行事的,其内心并无什么城府。
大理寺少卿南城(今属江西)人蔡冠卿(字元辅),因一件“妇人阿云伤夫狱”的审判结果与王安石相左,闹到了神宗皇帝处,神宗自然是坚持王安石的处理意见。所以,最终蔡冠卿被补外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等到蔡冠卿将要离开饶州任后,“饶人思之,画其像于范文正祠,以配祀,并录冠卿诗一首”,当然这是后话。
当该年秋天蔡冠卿要离任京师时,苏轼作为朋友自然要作诗送行,把蔡冠卿比作是节操不改的天骥般的人物。比如,“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甚至还把蔡冠卿比作春秋时代被结草报恩的晋国将军魏颗。坏就坏在苏轼诗中的某些诗句,后来的《乌台诗案》案发,这些都被当成是苏轼有据可查的所谓“铁证”。
苏轼的另一位好友刘攽,知识渊博,文采斐然,在工作中“侔古循吏”,身兼数职,处理问题时刚正不阿。老刘起初与王安石还是好朋友,自从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在馆阁中任职的刘攽数度与安石谈论新法的不便与扰民。刘攽还说,自古以来的皇甫镈、裴延龄那些“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之流,和商鞅、张汤这样的酷吏、鹰犬,都鲜有好下场的,王安石听后大怒,后刘攽被除外任泰州。
苏轼给刘攽的送行诗中,有一句“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又被抓住了把柄。
说苏轼是用了《史记·张仪传》中张仪只要有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出外游说的典故,来讥讽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诗中又用了晋朝张翰“以莼鲈之思为由辞官而归”,还有刘禹锡两度被贬的“桃花诗案”,无情地讽刺和隐晦地批评了当今的朝政。() ()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出身儒学世家,家世显赫,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
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由于好友欧阳修的举荐,四十一岁的曾巩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先后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九年后,曾同志任职《宋英宗实录》检讨。
曾巩年轻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
自从登了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
虽然曾巩与王安石有着这样一层关系,但当神宗向他询问安石之为人时,曾巩仍然据实告以“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老曾说的都是实话,而不是朋比欺君。
吕公著,字晦叔,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第三子。
此人的家世与曾巩有得一拼。
父亲吕夷简主政时,吕公著从故乡寿州来京应试,他穿戴破旧,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太会装逼了),见到他的人虽然喜欢他的仪容举止,却也并未感到惊奇。等到他离开后,经询问得知是吕公著,才惊讶感叹。这一段子,使得小吕自小就有了“不仗父势”的美名,至少比当今兜售“我爸是**”之类坑爹的熊孩子要强。
吕公著从小好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忍不住说,今后这小子必定为王公辅臣。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录在《宋元学案》上者有十七人。
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属旧党,司马光在当政后,“尽废新法”。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恢复贤良方正科。
恰逢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吕公著极言道,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也没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现在都认为青苗法是不对的,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
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吕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慨,诬陷吕公著恶语中伤,神宗于熙宁三年四月初八贬吕公著为颍州知州。
吕公著大致也算得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到曾巩这儿却并不感冒。老吕知道神宗皇帝素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对曾巩的评价时,老吕就说,曾巩此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在神宗眼里弃如敝履的文章还不算太垃圾,那他的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都是一泡“臭狗屎”。
这种评论传到了世人耳中后,人们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巩的确是这样的人,那么当时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巩要在上,何以古往今来的史家为贤人立的传那么多,怎么行义、政事、文章都不及曾巩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们都说,曾巩的政绩及声誉卓然可见,历史上已成公论。
可吕公著还是这么损地去恶意贬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吕的行径与当年父亲吕夷简驱逐范仲淹和孔道辅的恶行如出一辙。
然而,老吕当年虽然“恣行奸利”,还尚且不会讳莫如深。而小吕则是“深中多数,不可测识”,把曾巩与其弟弟曾布相提并论,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巩忠义而曾布是个小人,难道小吕就不知道吗?为什么要去违背良心、贻害国家呢?
开个玩笑,凡是因反对新法被贬的官员,都是正直忠义的好人。凡是讨厌王安石的官员,都是苏轼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对新法、讨厌王安石而遭贬的官员离京外任,走之前苏轼都是要作诗相送的,
苏轼的失误,仍是源自这次送小吕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的赠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