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元发想让苏辙加入到自己青州的幕府，这样苏轼两兄弟就可以离得更近了，苏轼对于老藤这样的盛情自然是感激不尽。事后，苏轼还郑重地给滕元发写信询问这事能否办到，因为弟弟苏辙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人脉，希望滕大人能够稍加留神，给予办理。
遗憾的是，这件事到最后不知什么原因而未能如愿。
过了一段时间，滕元发被调离青州，由京东安抚使向经（字审礼）接任，而滕元发则改知齐州，没多久又出知邓州。
到密州后的次年三月间，苏轼给表兄、儿女亲家石康伯（字幼安）去了信，言语之间对密州灾荒年景、抢劫偷盗以及流殍遍野的现状深表忧虑。
石康伯这个人，字幼安，眉山人，石扬休（字昌言）之子。他与苏轼是亲家，因为苏轼的长子苏迈续娶了石康伯之女，而石康伯之婶母又是苏轼的姑母。石康伯年轻时考进士落榜后，就放弃不再考，他本可以凭借父辈的恩荫获得官位，但他只读书作诗让自己高兴罢了，也不去做官，不求别人了解他。小石特别爱好书法、名画、古器及各种奇异的东西，只要看见了，当掉衣服饿着肚子也要谋求到，从不关心还有没有吃穿用度。
石幼安曾与文与可有交往，二人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自然就多。而苏轼也擅长画些树木和竹子，就也送给石康伯一些，让他放在自己的画苑中。
文与可是苏轼的从表哥，也是苏辙的儿女亲家。巧的是，石康伯则与苏轼也是儿女亲家，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说我们的老祖宗诚不我欺也。
密州，可以说是苏轼重要的人生驿站。
此时苏轼已经四十岁了，经历了众多的家庭变故，父母、妻子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政治上，由于新旧党争的影响，使得苏轼被迫地离开了朝廷，来到相对闭塞的密州任地方官。在这里，他虽然勤政爱民，但由于自然灾害加上新法的影响，使得苏轼在政治上极为消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谈佛论道。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诗词经典，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苏轼的“密州时期”。
在这段时间，苏轼与顿起、段绎等人时常诗词唱和，流连于密州的铁钩、卢山与常山等地。
熙宁八年四月初，饱受创伤的密州百姓，又是一个来月没有见到一星半点儿的雨水，苏轼作为一州之父母官，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为民祈雨的重任。
从凤翔府再到杭州，祈雨这件官方参与的工作，对于苏轼来说那就是轻车熟路。先不说祈雨祝文文辞的润色，就其灵验程度来说，历次的祈雨没有一次不灵验的。这次苏轼选择的祈雨地点也是颇有讲究的，就在密州的常山，这可是自古以来齐人祈雨最为灵验的所在，由于祈雨常应，因此得名。
也许是苏轼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就在常山祈雨后的第三天，一场久违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滋润了密州龟裂的土地。朋友章传道望着苏轼祈来的雨水，还激动地写了《喜雨》诗呈给苏轼。
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
前一阵子，在登诸城县东南四十五里的卢山时，章传道还与苏轼等人唱和《卢山五咏》，苏轼在杭州时，就开始了与老章的交往，此人估计也是科班出身，诗写的也不会赖，要是不入流，苏轼也不会与之唱和。
祈完雨的苏轼，面对新法对底层民众的干扰，常常是夙夜忧叹，天灾已除，但人祸仍在持续上演。这时候，苏轼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湖州人刘述（字孝叔）。如今这位因与王安石不和而被贬外任的官员，已由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州转而赋闲提举崇禧观，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柜。在湖州时，刘大人曾陪同苏轼到处游玩，志同道合的二人自然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特别是在对新法上，更是看法出奇地一致。
于是，苏轼就提笔写下了一首二十二韵，一韵到底“上声七虞”韵的七言长诗，寄给了刘述，将自己心中的郁结一股脑地讲给了刘述听。
这首苏轼作于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的长诗，除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外，还对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至少在反动派看来）。
当时的情形是：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如今竟先后转而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心急火燎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
十一月朝廷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取鼍（扬子鳄）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的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
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神宗虽然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加上吏能浅薄，并未取得任何的实效。() ()
如今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苏轼也是“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只得时常与通判刘廷式（字得之），沿着古城废圃，采摘一些杞菊借以裹腹，过着“揽草木以诳口”凄惨的生活。
在诗中，苏轼称颂了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如今的时局和自己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自己却“未肯衣冠挂神武”，没能挂冠而去、归隐故里。
我们前面提到过，作为胸无城府的文人官员，苏轼的性格也不能免俗。一旦遇到了知己或好友，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唯恐有所保留。当然，作为行文与作诗，我们欣赏苏轼的这种坦诚。但从政治角度考虑，这样的做法，就显得有些意气用事了。
在随后的《乌台诗案》中，诗中那些引经据典、文绉绉的押韵诗句，毫无悬念地都变成了苏轼讥讽朝廷的证据了。
四月十二，朝廷突然下诏，宣布废止给田募役法。
此举使得苏轼一头雾水，因为自来密州任后，苏轼就积极推行这项政策，比如先用助役钱招募了一些弓手，老百姓对此也很认同，执行起来也颇为顺利。
谁知，就在密州官民齐心协力地要将政策推行下去之时，此法又被废止。
在苏轼眼中，这种给田募役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各级官吏将它执行得有失偏颇，收上来的钱财没有很好地反馈到百姓身上。这种制度中有五利二弊，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只要设法将弊端尽量减少即可，这项制度还是不要废除的好。
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原本就是以免役法替代差役法，所以说，免役法成了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给田募役法实为免役法的发展。就新法的整体而言，苏轼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对于新法中的具体措施，如“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则是持以肯定态度的。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就曾称赞过给田免役法，可见到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认识，已较新法执行初期有所发展，也就是说新法推行以来，有些好的结果已经开始凸显出来。
什么是差役法？
就是以前朝廷的各种差役均出于民，且各州都有定数，依照宋代的惯例，以衙前（宋代职役之一，负担最重的差役，往往赔累破产）主管财物，以里正、户长等督察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等逐捕盗贼，以承付、人力、散以官等确定差役人数。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种办法实行以后，民间为了规避繁重的徭役，大家有土地也不敢多耕以避户等，骨肉血亲不敢相认以惮人丁。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官府派给农户的役使依然是居高不下。
在这种背景之下，免役法横空出世，转而取代了旧的差役法。
免疫法说白了，就是让农户出钱雇人去完成徭役，只要你有钱，不管是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甚至是寺观、品官之家，都可以以钱代役，这些钱被称之为“助役钱”。
关于“免疫法”之义，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么多，那是事关苏轼的政治生活的历史背景，为了在后文中对苏轼的理解之需，我们有必要交代清楚。
这两天，杭州的余主簙来密，给苏轼带来了包括灵隐寺云知和尚在内的僧俗的书信百余道，并说杭州民众都忘不了苏学士，云云。
云知和尚，原本属于青原以下十世徒，泐潭澄禅师之法嗣，全称为：临安府灵隐云知慈觉禅师。
苏轼觉得，钱塘人怀念自己，自己也忘不了那里的百姓。也许是自己与杭州的缘分还未尽吧，就给云知和尚回信说，当初不如向朝廷求得湖州或是明州这样的州郡，在那里就算停留几个月，也能聊慰自己平生之心愿。
送走了杭州的故旧，苏轼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刚从青州离任两个多月的滕元发被朝廷降罪而落职！
事情的缘由是，右御林军大将军、秀州团练使赵世居谋逆，而滕元发的妻党李逢与赵世居竟是同伙，所以就有小人向朝廷施压想加害滕公。好在神宗皇帝了解滕元发这个“包拯式”的刚正人物，恕他无罪，只给了个降职的处罚。
后来得知，面对朝中小人变本加厉对滕公的中伤，神宗始终不愿相信。就在滕元发入朝辞行之际，神宗皇帝终于知道了滕公之冤，随即任命他为湖州知州，就在准备重新任用他更高的官职之时，神宗皇帝不幸驾崩了！
滕公读到了神宗的遗诏后，竟当场扑倒在地，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
滕公痛哭道，我没有为朝廷尽忠的机会了！
遗憾的是，这件事到最后不知什么原因而未能如愿。
过了一段时间，滕元发被调离青州，由京东安抚使向经（字审礼）接任，而滕元发则改知齐州，没多久又出知邓州。
到密州后的次年三月间，苏轼给表兄、儿女亲家石康伯（字幼安）去了信，言语之间对密州灾荒年景、抢劫偷盗以及流殍遍野的现状深表忧虑。
石康伯这个人，字幼安，眉山人，石扬休（字昌言）之子。他与苏轼是亲家，因为苏轼的长子苏迈续娶了石康伯之女，而石康伯之婶母又是苏轼的姑母。石康伯年轻时考进士落榜后，就放弃不再考，他本可以凭借父辈的恩荫获得官位，但他只读书作诗让自己高兴罢了，也不去做官，不求别人了解他。小石特别爱好书法、名画、古器及各种奇异的东西，只要看见了，当掉衣服饿着肚子也要谋求到，从不关心还有没有吃穿用度。
石幼安曾与文与可有交往，二人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自然就多。而苏轼也擅长画些树木和竹子，就也送给石康伯一些，让他放在自己的画苑中。
文与可是苏轼的从表哥，也是苏辙的儿女亲家。巧的是，石康伯则与苏轼也是儿女亲家，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说我们的老祖宗诚不我欺也。
密州，可以说是苏轼重要的人生驿站。
此时苏轼已经四十岁了，经历了众多的家庭变故，父母、妻子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政治上，由于新旧党争的影响，使得苏轼被迫地离开了朝廷，来到相对闭塞的密州任地方官。在这里，他虽然勤政爱民，但由于自然灾害加上新法的影响，使得苏轼在政治上极为消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谈佛论道。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诗词经典，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苏轼的“密州时期”。
在这段时间，苏轼与顿起、段绎等人时常诗词唱和，流连于密州的铁钩、卢山与常山等地。
熙宁八年四月初，饱受创伤的密州百姓，又是一个来月没有见到一星半点儿的雨水，苏轼作为一州之父母官，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为民祈雨的重任。
从凤翔府再到杭州，祈雨这件官方参与的工作，对于苏轼来说那就是轻车熟路。先不说祈雨祝文文辞的润色，就其灵验程度来说，历次的祈雨没有一次不灵验的。这次苏轼选择的祈雨地点也是颇有讲究的，就在密州的常山，这可是自古以来齐人祈雨最为灵验的所在，由于祈雨常应，因此得名。
也许是苏轼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就在常山祈雨后的第三天，一场久违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滋润了密州龟裂的土地。朋友章传道望着苏轼祈来的雨水，还激动地写了《喜雨》诗呈给苏轼。
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
前一阵子，在登诸城县东南四十五里的卢山时，章传道还与苏轼等人唱和《卢山五咏》，苏轼在杭州时，就开始了与老章的交往，此人估计也是科班出身，诗写的也不会赖，要是不入流，苏轼也不会与之唱和。
祈完雨的苏轼，面对新法对底层民众的干扰，常常是夙夜忧叹，天灾已除，但人祸仍在持续上演。这时候，苏轼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湖州人刘述（字孝叔）。如今这位因与王安石不和而被贬外任的官员，已由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州转而赋闲提举崇禧观，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柜。在湖州时，刘大人曾陪同苏轼到处游玩，志同道合的二人自然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特别是在对新法上，更是看法出奇地一致。
于是，苏轼就提笔写下了一首二十二韵，一韵到底“上声七虞”韵的七言长诗，寄给了刘述，将自己心中的郁结一股脑地讲给了刘述听。
这首苏轼作于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的长诗，除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外，还对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至少在反动派看来）。
当时的情形是：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如今竟先后转而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心急火燎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
十一月朝廷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取鼍（扬子鳄）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的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
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神宗虽然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加上吏能浅薄，并未取得任何的实效。() ()
如今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苏轼也是“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只得时常与通判刘廷式（字得之），沿着古城废圃，采摘一些杞菊借以裹腹，过着“揽草木以诳口”凄惨的生活。
在诗中，苏轼称颂了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如今的时局和自己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自己却“未肯衣冠挂神武”，没能挂冠而去、归隐故里。
我们前面提到过，作为胸无城府的文人官员，苏轼的性格也不能免俗。一旦遇到了知己或好友，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唯恐有所保留。当然，作为行文与作诗，我们欣赏苏轼的这种坦诚。但从政治角度考虑，这样的做法，就显得有些意气用事了。
在随后的《乌台诗案》中，诗中那些引经据典、文绉绉的押韵诗句，毫无悬念地都变成了苏轼讥讽朝廷的证据了。
四月十二，朝廷突然下诏，宣布废止给田募役法。
此举使得苏轼一头雾水，因为自来密州任后，苏轼就积极推行这项政策，比如先用助役钱招募了一些弓手，老百姓对此也很认同，执行起来也颇为顺利。
谁知，就在密州官民齐心协力地要将政策推行下去之时，此法又被废止。
在苏轼眼中，这种给田募役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各级官吏将它执行得有失偏颇，收上来的钱财没有很好地反馈到百姓身上。这种制度中有五利二弊，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只要设法将弊端尽量减少即可，这项制度还是不要废除的好。
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原本就是以免役法替代差役法，所以说，免役法成了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给田募役法实为免役法的发展。就新法的整体而言，苏轼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对于新法中的具体措施，如“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则是持以肯定态度的。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就曾称赞过给田免役法，可见到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认识，已较新法执行初期有所发展，也就是说新法推行以来，有些好的结果已经开始凸显出来。
什么是差役法？
就是以前朝廷的各种差役均出于民，且各州都有定数，依照宋代的惯例，以衙前（宋代职役之一，负担最重的差役，往往赔累破产）主管财物，以里正、户长等督察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等逐捕盗贼，以承付、人力、散以官等确定差役人数。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种办法实行以后，民间为了规避繁重的徭役，大家有土地也不敢多耕以避户等，骨肉血亲不敢相认以惮人丁。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官府派给农户的役使依然是居高不下。
在这种背景之下，免役法横空出世，转而取代了旧的差役法。
免疫法说白了，就是让农户出钱雇人去完成徭役，只要你有钱，不管是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甚至是寺观、品官之家，都可以以钱代役，这些钱被称之为“助役钱”。
关于“免疫法”之义，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么多，那是事关苏轼的政治生活的历史背景，为了在后文中对苏轼的理解之需，我们有必要交代清楚。
这两天，杭州的余主簙来密，给苏轼带来了包括灵隐寺云知和尚在内的僧俗的书信百余道，并说杭州民众都忘不了苏学士，云云。
云知和尚，原本属于青原以下十世徒，泐潭澄禅师之法嗣，全称为：临安府灵隐云知慈觉禅师。
苏轼觉得，钱塘人怀念自己，自己也忘不了那里的百姓。也许是自己与杭州的缘分还未尽吧，就给云知和尚回信说，当初不如向朝廷求得湖州或是明州这样的州郡，在那里就算停留几个月，也能聊慰自己平生之心愿。
送走了杭州的故旧，苏轼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刚从青州离任两个多月的滕元发被朝廷降罪而落职！
事情的缘由是，右御林军大将军、秀州团练使赵世居谋逆，而滕元发的妻党李逢与赵世居竟是同伙，所以就有小人向朝廷施压想加害滕公。好在神宗皇帝了解滕元发这个“包拯式”的刚正人物，恕他无罪，只给了个降职的处罚。
后来得知，面对朝中小人变本加厉对滕公的中伤，神宗始终不愿相信。就在滕元发入朝辞行之际，神宗皇帝终于知道了滕公之冤，随即任命他为湖州知州，就在准备重新任用他更高的官职之时，神宗皇帝不幸驾崩了！
滕公读到了神宗的遗诏后，竟当场扑倒在地，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
滕公痛哭道，我没有为朝廷尽忠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