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熙宁八年的密州,当老乡家的禾苗刚有点起色之际,农历五月间,又一场“掐脖子”的大旱如约而至。

    由于密州濒临大海,经常刮风,强劲的海风使得沟渎里根本就存不住水。月余的干旱,使得州城之外方圆百里之地,蝗虫的卵又孳生起来。此际的夏麦将熟,秋禾也快被旱死,父老乡亲们无奈仰天长叹、如坐针毡。

    此际,作为州守的苏轼,只有再次地披挂上阵,作好祝文,重上常山祈祷天神,为民祈雨了。

    常山毕竟是常山,求雨常应!

    苏轼的这次祈雨又大获全胜,于是乎,苏轼就郑重地重修了山神庙,还把庙前的一眼泉水垒石成台,保护起来,又在井上建一亭子,取名“雩泉”。苏轼还说,古者谓吁嗟而求雨曰雩,泉取其名,也是为了彰显常山能兴云作雨、取信于百姓的根源就在此泉。

    雨水从天而降,地里的庄稼保住了,苏轼也就有了闲暇,有些陈年的“文债”也该还上了,首先是孔延之的挽词。

    孔延之,字长源,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前面我们说了,苏轼在去汤村督役前,曾与孔文仲有过诗词唱和。如今,孔文仲的父亲孔延之(字长源)也因对盐法不满被罢越州任,经过杭州时,苏轼还在有美堂设宴接待过老孔。

    其子孔文仲,字经父,也是因为曾当面否定王安石的理财用人之法,遭到贬谪并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罢免。苏轼在杭州时曾收到过小孔的赠诗,苏轼感到三个人同为天涯沦落之人。

    这位小孔,就连司马光老先生也说过,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凌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一点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但王安石却十分厌恶孔文仲的策文,于是上书神宗,取消了贤良科试策考试,让小孔求上无门。

    孔文仲,系孔子四十七代孙,与其弟孔武仲、孔平仲并称“三孔”。黄庭坚有诗赞曰:“二苏上连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堕斯文,俱来集台省”。峡江的“三孔”兄弟与当代名人苏轼、苏辙兄弟常有诗文唱和,名噪一时。神宗熙宁三年,孔文仲夺取该科制举状元,成为有宋一代三百多年以来四位制举状元之一,也是江西唯一的一位制举状元。

    只不过,孔父延之已与去年的二月仙逝,在小孔的请求下,苏轼在密州为老孔写下了两首七律挽词,“少年才气冠当时,晚节孤风益自奇,君胜宜为夫子后,林宗不愧蔡邕碑。”高度概括了老孔光辉与传奇的一生。

    苏轼常山祈雨后,夏麦已收,秋庄稼也一片生机勃勃之状。

    诗兴大发的苏轼,就提笔给两位在杭州时的老朋友陈襄和吕仲甫(字穆仲)寄了诗,陈襄自不必说,吕仲甫乃丞相吕蒙正之孙,小吕刚开始任杭州教官,苏轼到杭州时已改任此州的观察推官。

    再就是张方平。

    自己的恩师张方平,早在镇守四川时,就曾向欧阳修推荐了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所以说,他既是苏轼兄弟二人的伯乐,也是他们共同的挚友——清虚居士王巩的岳父。作为苏轼的前辈与忘年之交,他还在“乌台诗案”发生后为苏轼说情,受到朝廷惩罚。他长期作为苏辙的直接上级,对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多有提携和影响。

    苏轼知密州时,张方平已修建了乐全堂,并自号乐全居士,以研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自娱。苏轼平生好喝酒,但酒量不大,就连自号醉翁的欧阳修,也远远不及张方平。但张方平十分自律,更重视个人修行,晚年后饮酒不再沾。从早年喜欢痛饮到晚年戒酒,已经超越以酒避祸的阮籍和以琴解忧的嵇康,以及善弹“无弦琴”的陶渊明,直达佛家维摩诘大士的境界。

    作为后辈饱学之士,苏轼毕恭毕敬地写下《张安道乐全堂》一诗,赞叹张方平“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才华气概远超同僚。

    刚还完恩公张方平的“文债”,又听说杭州前同事余主薄的母亲大人去世了。

    上一次,人家老余还专程从杭州过来,给苏轼带来了杭州僧俗的书信与问候。因此,苏轼又给老余的母亲写了挽词。接着为去年故去的老同事张掞(字文裕)写了挽词,张掞为齐州历城人,曾出知过益州的益都县知县,颇有善政。

    六月二十四,传来了朝中重臣韩琦大人逝世的消息。

    回想起韩大人曾经对自己的数次提携之恩,还有父丧时,韩大人还以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苏家兄弟虽婉辞不受,但可以看得出韩丞相对于苏家的关照之恩。() ()

    有一次,韩琦举荐苏轼为谏官,引发了朝中小人对于苏轼的攻击。

    当时的韩大人怒批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没成想,朝廷没有恩准也就罢了,还有歹人借机诬陷,使得苏轼反倒因我而受到连累。如今,为了赎回苏轼被诬罔之罪过,老夫特乞求致仕(恼了,不干了)!

    这一幕幕的往日恩情,令苏轼终生难忘,追昔抚今的他,含泪为恩公韩大人写下了一篇沉痛的祭文。

    这一时期,苏轼的祭文超多,但总算是都还上了这些文债。

    此时,刘攽从曹州寄诗来,时刘攽正知曹州。刚到任时曹州境内盗贼猖獗,虽用重典而不能禁,刘攽到任后,执政愈加宽平,盗贼遂渐次衰息。

    李常也自湖州寄诗来,对于这位湖州知州、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苏轼时常引以为知己兼诗友。我们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也许“诗逢知己千首少”也是成立的吧,苏轼接到老李的诗作后,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连作了两首和诗。

    我们知道,苏轼一旦面对知己,嘴上就没有了遮拦,祸患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后被反动派指为讥讽朝廷近日频颁新法,事尤其多也。“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被指讥讽朝廷削减公使钱太甚,造酒不得超过百石,致使弦管生衣,酒甑上布满尘埃,还有盗贼不绝、蝗虫肆虐、弃婴遍地,乱象都是推行新法惹的祸。

    这还不算完。

    常山庙修成之际,苏轼作了祝文,到常山还了愿。就在祭常山回来的路上,苏轼与同僚会猎于铁沟。

    经过苏轼近一年的努力,“蝗旱相仍”的灾情基本杜绝,“盗贼渐炽”的局面也大为改观,自己治下的密州正呈现出几年来少有的稳定富庶的局面。他在为自己治国理政才能窃喜的同时,也更加迫切希望得到朝廷的肯定。

    而且就在不久前,保守派在与变法派的较量中小胜了一把,变法派的二号人物——时任参知政事的吕惠卿被正式罢相,更为重要的还有知制诰陈襄向神宗再次举荐司马光、苏轼等三十三人。看到自己治理密州成果初现,还看到目前的政治形势似乎正沿着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向发展。苏轼此时的心情如乌云缝隙中透出的些许阳光,以前深埋在心底的不能想、不敢想的念头得以迸发。

    此时的苏轼,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渴望得到朝廷的召唤,渴望处在更高、更宽、更广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其豪情满怀于胸、狂喜溢于言表。

    于是,就在这秋高气爽、红叶满山的秋冬之际,苏轼兴致勃勃地赋下七律一首。

    “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这是苏轼在诗前序中所言,这本是一首借狩猎来抒发自己渴望驰骋疆场、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与激越情怀之诗,但这首题于本州小厅上的“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句,也被指为有讥讽之意。

    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次狩猎的最大福利,乃是苏轼给我们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作这首词,苏轼作为豪放派的代表,对词体、词风和词境进行了改革,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樊笼,使词也能成为豪放不羁、气象恢弘而无所拘束的作品,真正意义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在词的创作与发展上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连苏轼自己后来也因这首词有别于传统风格而颇为得意,曾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当然,在诗中苏轼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射虎,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及渴望报效朝廷的豪情壮志。但天不随人愿,在随后的日子里,变法派虽偶有折戟,保守派虽略获小胜,但在进退腾挪间,变法派总能左右朝堂的局势,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轼虽屡经举荐,但总也无功而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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