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沥青的路面上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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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诗人或圣贤才会相信，在沥青的路面上浇水，会长出百合花来回报他辛勤的付出。”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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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写过一本叫《忏悔录》的书，在哲学界和文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本货真价实的经典流传下来，甚至后来卢梭和托尔斯泰等人纷纷效仿他，一人去写了一本《忏悔录》。
当然，在现代人的视野里，奥古斯丁这个名字也就只能在各类短视频内出现了，题材不限，从“奥古斯丁怎么这么可爱”到“天啊原来这种人也能当哲学家”不等，代表性事件是小时候出去玩和小伙伴们一起偷梨，啃了几口就拿去喂猪。
奥古斯丁就这样在口口相传中偷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梨，但他并不孤单，和他相伴的还有无数典型人物，他们分别是被苹果砸中脑袋的牛顿、尝试一万次发明电灯泡的爱迪生、身残志坚的霍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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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们看向奥古斯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唯独能在他的那些“典型事例”里找到自我。
奥古斯丁是那种敢于将自己从内部撕开然后翻出来给人看的人，我们惊奇地感叹，他的内里原来这样肮脏不堪。可当我们将自己划开一道小口，并从棉絮与碎线中窥探自己的时候，我们竟然也发现了同样的污垢和破损。
奥古斯丁从偷窃梨的行为中获取了令他困惑并羞耻一生的快感，他如实地将它记录下来，勇敢地将它拿给了那些伪装得恰如其分的世人。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心里都藏着一面镜子，我们不用它来审视自己，而是用它来审视自己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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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忏悔录》时，我们感叹“如果我的罪孽仅仅是偷了一个梨，我也会去写一本《忏悔录》”，但事实上，我们甚至不会记得自己偷了一个梨。
在指责那些不符合道德观念的行为时，我们也在担忧自己：我是这样的吗？我的行为会被看到吗？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说话，他们中的一半是无法表达，一半是不愿表达。
翻出自己棉絮包裹的内心，把它放在那看上去明媚耀眼的阳光下，这无疑是一种冒险的举动。
我们普普通通，而像奥古斯丁这样勇敢且坦率的人，我们一般将他们称为，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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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大部分人都能度过不算短的一生，在这一生里，值得我们忏悔的事情多了去了。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养成了一个恶劣的习惯：当我看到路上有一只蚂蚁，尽管它并没有挡住我的路，我还是会走过去，哪怕绕路，也要一脚踩死它。有时候蚂蚁个子小，会卡在我鞋底的缝隙里逃过一劫，也是我步步紧逼，观察它奄奄一息的生命，面无表情地再补上一脚，直到它彻底死亡。
我将它写出来，于是这听起来很残忍，可这明明只是大多数人一个无意识的行为，当一个孩子在我们面前用棉絮点燃一座蚂蚁巢穴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样地夸赞他，天哪，这是一个多么天真活泼的孩子。
我下意识地踩蚂蚁、踩落叶，那棵树的牌子上写着“请勿攀折”，于是我没有攀折，可不久之后，我路过另一棵树，一颗普通到没有人在意的树，我摘下了它的叶子，撕碎，然后扔到了一边。
这是这个无意识的世界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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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乙一在他的成名作《夏日，烟火，我的尸体》里写孩子最本真的恶，他们杀死同伴，藏匿同伴的尸体，最后被更深的黑暗吞噬。
七岁那年，我的尸体漫山遍野地奔跑。
小说里天真无邪的恶童，小说外居心叵则的孩子，血淋淋的真相一遍又一遍地被揭开，于是我们又问自己，我是那样的人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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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一生里，可能产生过无数次对他人恶意的揣测，莫名其妙的厌恶，似有若无的歧视，同样的，我们也无数次地被他人这样对待着。
对于美好记忆的向往和对迷蒙回忆的排斥导致我们忽略了它们的存在。它们对我们情绪价值的产生毫无作用，所以我们正确或不正确地逃避了它们。
说实在的，这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角，一个很小的碎片，而生活就是把那些散落满整个房间的碎片收集起来，努力地拼出一幅不知道形状的拼图。
我们都在拼拼图，有人耗费一生拼拼图，有人毁掉拼图，有人拼好拼图，这也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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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这些微小的拼图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之处提现在哪里？我试图丈量过自己与恶的距离，我询问自己，我有多大的可能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我是否会抛弃自己的道德感、责任感，去做那样一个曾经被自己唾弃的人？
答案是，我与恶的距离，无限接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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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简单的事例，一个猎人，因为猎杀珍稀动物而获得了大量的钱财，我们会以保护珍稀动物为由唾弃他，审判他，这时候我们似乎与法律和道德感站在同一边。而只要我们将这个猎人替换成一个需要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猎杀珍惜动物的农民工，这件事情的性质好像就不一样了，我们会为他辩解，他只是想要活命，他有什么错。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怒斥法律的不公，痛斥社会的冷漠，可或许，猎人在最开始，也仅仅是这样一个想要活命的人。
在这个星球上，似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亘古不变的，除了观点和立场，它们永远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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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是否说明，在某一天，出于某个不得不的理由，甚至仅仅是因为利欲熏心，我会成为那个曾经我眼中的恶人？这是十分简单且轻易的。
我们有无数个机会，站在选择的岔路口前，这时这个世界像一枚旋转的银币，概率只有二分之一，我们必须痛苦地做出那个抉择，无法预知对或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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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同时，我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又强烈而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去成为那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我们读书，受教育，从一次又一次的浪潮中猛然探出头来，拼尽全力使自己不被淹没。我们给自己画下一道又一道清晰而明确的线，试图阻止自己踏入深渊，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一条真正正确的分界线，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不恃强凌弱，不倚势欺人，不成为那个自己讨厌的人。
所以真理到底是什么？梭罗在《瓦尔登湖》的最后篇章里写，“别给我盛宴，别给我荣誉，别给我财富，别为我加冕，给我真理吧”，奇怪，他在瓦尔登湖旁隐居了那么多个日月，他没有找到真理。
但瓦尔登湖成为梭罗心中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那无数个日日夜夜使他无法再回头重新成为那个甘愿沉沦在人群里的梭罗，他带着他所思考过的一切生活，他在那片湖边学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如果我能活，那么我要最大可能地不去伤害他人。
我们与恶的距离，无限接近于零。
但并非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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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最基本的道德感，把对他人利益的损伤尽力降到最低，留意脚下，不踏过那些曾经的自己为自己画下的红线——这是我们的生存法则。
理性约束我们，感性包容我们，道德塑造我们，而我们无数次地、在最细微的地方重塑着自己。
恶就在我们的身体里，从某种角度看来，这也是我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抉择的，是与之共生并与之战斗，或者，成为它。这是我们真正需要面临的东西，也是我们最不可跨过的那一条红线。
不要成为那个自己曾经厌恶的人。
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走上平整而坦荡的大道。
我们，哪怕不是诗人，不是圣贤，但也要怀抱着希望，希望用水浇灌沥青的路面，能看见百合花向阳生长。
“只有诗人或圣贤才会相信，在沥青的路面上浇水，会长出百合花来回报他辛勤的付出。”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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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写过一本叫《忏悔录》的书，在哲学界和文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本货真价实的经典流传下来，甚至后来卢梭和托尔斯泰等人纷纷效仿他，一人去写了一本《忏悔录》。
当然，在现代人的视野里，奥古斯丁这个名字也就只能在各类短视频内出现了，题材不限，从“奥古斯丁怎么这么可爱”到“天啊原来这种人也能当哲学家”不等，代表性事件是小时候出去玩和小伙伴们一起偷梨，啃了几口就拿去喂猪。
奥古斯丁就这样在口口相传中偷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梨，但他并不孤单，和他相伴的还有无数典型人物，他们分别是被苹果砸中脑袋的牛顿、尝试一万次发明电灯泡的爱迪生、身残志坚的霍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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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们看向奥古斯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唯独能在他的那些“典型事例”里找到自我。
奥古斯丁是那种敢于将自己从内部撕开然后翻出来给人看的人，我们惊奇地感叹，他的内里原来这样肮脏不堪。可当我们将自己划开一道小口，并从棉絮与碎线中窥探自己的时候，我们竟然也发现了同样的污垢和破损。
奥古斯丁从偷窃梨的行为中获取了令他困惑并羞耻一生的快感，他如实地将它记录下来，勇敢地将它拿给了那些伪装得恰如其分的世人。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心里都藏着一面镜子，我们不用它来审视自己，而是用它来审视自己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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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忏悔录》时，我们感叹“如果我的罪孽仅仅是偷了一个梨，我也会去写一本《忏悔录》”，但事实上，我们甚至不会记得自己偷了一个梨。
在指责那些不符合道德观念的行为时，我们也在担忧自己：我是这样的吗？我的行为会被看到吗？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说话，他们中的一半是无法表达，一半是不愿表达。
翻出自己棉絮包裹的内心，把它放在那看上去明媚耀眼的阳光下，这无疑是一种冒险的举动。
我们普普通通，而像奥古斯丁这样勇敢且坦率的人，我们一般将他们称为，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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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大部分人都能度过不算短的一生，在这一生里，值得我们忏悔的事情多了去了。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养成了一个恶劣的习惯：当我看到路上有一只蚂蚁，尽管它并没有挡住我的路，我还是会走过去，哪怕绕路，也要一脚踩死它。有时候蚂蚁个子小，会卡在我鞋底的缝隙里逃过一劫，也是我步步紧逼，观察它奄奄一息的生命，面无表情地再补上一脚，直到它彻底死亡。
我将它写出来，于是这听起来很残忍，可这明明只是大多数人一个无意识的行为，当一个孩子在我们面前用棉絮点燃一座蚂蚁巢穴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样地夸赞他，天哪，这是一个多么天真活泼的孩子。
我下意识地踩蚂蚁、踩落叶，那棵树的牌子上写着“请勿攀折”，于是我没有攀折，可不久之后，我路过另一棵树，一颗普通到没有人在意的树，我摘下了它的叶子，撕碎，然后扔到了一边。
这是这个无意识的世界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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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乙一在他的成名作《夏日，烟火，我的尸体》里写孩子最本真的恶，他们杀死同伴，藏匿同伴的尸体，最后被更深的黑暗吞噬。
七岁那年，我的尸体漫山遍野地奔跑。
小说里天真无邪的恶童，小说外居心叵则的孩子，血淋淋的真相一遍又一遍地被揭开，于是我们又问自己，我是那样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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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一生里，可能产生过无数次对他人恶意的揣测，莫名其妙的厌恶，似有若无的歧视，同样的，我们也无数次地被他人这样对待着。
对于美好记忆的向往和对迷蒙回忆的排斥导致我们忽略了它们的存在。它们对我们情绪价值的产生毫无作用，所以我们正确或不正确地逃避了它们。
说实在的，这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角，一个很小的碎片，而生活就是把那些散落满整个房间的碎片收集起来，努力地拼出一幅不知道形状的拼图。
我们都在拼拼图，有人耗费一生拼拼图，有人毁掉拼图，有人拼好拼图，这也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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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这些微小的拼图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之处提现在哪里？我试图丈量过自己与恶的距离，我询问自己，我有多大的可能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我是否会抛弃自己的道德感、责任感，去做那样一个曾经被自己唾弃的人？
答案是，我与恶的距离，无限接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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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简单的事例，一个猎人，因为猎杀珍稀动物而获得了大量的钱财，我们会以保护珍稀动物为由唾弃他，审判他，这时候我们似乎与法律和道德感站在同一边。而只要我们将这个猎人替换成一个需要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猎杀珍惜动物的农民工，这件事情的性质好像就不一样了，我们会为他辩解，他只是想要活命，他有什么错。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怒斥法律的不公，痛斥社会的冷漠，可或许，猎人在最开始，也仅仅是这样一个想要活命的人。
在这个星球上，似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亘古不变的，除了观点和立场，它们永远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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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是否说明，在某一天，出于某个不得不的理由，甚至仅仅是因为利欲熏心，我会成为那个曾经我眼中的恶人？这是十分简单且轻易的。
我们有无数个机会，站在选择的岔路口前，这时这个世界像一枚旋转的银币，概率只有二分之一，我们必须痛苦地做出那个抉择，无法预知对或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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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同时，我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又强烈而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去成为那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我们读书，受教育，从一次又一次的浪潮中猛然探出头来，拼尽全力使自己不被淹没。我们给自己画下一道又一道清晰而明确的线，试图阻止自己踏入深渊，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一条真正正确的分界线，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不恃强凌弱，不倚势欺人，不成为那个自己讨厌的人。
所以真理到底是什么？梭罗在《瓦尔登湖》的最后篇章里写，“别给我盛宴，别给我荣誉，别给我财富，别为我加冕，给我真理吧”，奇怪，他在瓦尔登湖旁隐居了那么多个日月，他没有找到真理。
但瓦尔登湖成为梭罗心中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那无数个日日夜夜使他无法再回头重新成为那个甘愿沉沦在人群里的梭罗，他带着他所思考过的一切生活，他在那片湖边学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如果我能活，那么我要最大可能地不去伤害他人。
我们与恶的距离，无限接近于零。
但并非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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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最基本的道德感，把对他人利益的损伤尽力降到最低，留意脚下，不踏过那些曾经的自己为自己画下的红线——这是我们的生存法则。
理性约束我们，感性包容我们，道德塑造我们，而我们无数次地、在最细微的地方重塑着自己。
恶就在我们的身体里，从某种角度看来，这也是我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抉择的，是与之共生并与之战斗，或者，成为它。这是我们真正需要面临的东西，也是我们最不可跨过的那一条红线。
不要成为那个自己曾经厌恶的人。
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走上平整而坦荡的大道。
我们，哪怕不是诗人，不是圣贤，但也要怀抱着希望，希望用水浇灌沥青的路面，能看见百合花向阳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