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金矿里的黄金大部分是以微粒状，分布在于岩石里面的，必须将含有黄金的岩石破碎、磨细，去除一些不含黄金的岩石粉末，沉淀出含黄金比例较高的金精矿粉，再从金精矿粉里面用化学和物理手段提炼成金块，从矿石到金精矿粉这个过程就是选矿生产，从金精矿粉到提炼成金块是冶炼环节，把矿石变成金精矿粉后，就可以对外卖钱了，原矿石也可以卖，但是价格卖不高，很不划算，因此一般的矿山都会兴建一个选矿厂，建选矿厂要购置一系列机械设备和化学药剂反应槽，这些东西统称为选矿设备。
采购选矿设备期间，我在会南岳市和HN省国有矿产企业，大禹矿业公司的几位高管一起吃了顿饭，大禹矿业是国内矿产界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以金矿开采为主，技术实力雄厚，公司人才济济，专家云集，与我吃饭的几位都是具有丰富矿产管理经验的人士，坐在我旁边的戴女士，是中南地质大学毕业的博士，大禹矿业拓展部经理，主管矿产项目的前期开发，说得通俗点，也就是拿项目的负责人，一座矿山值不值得投，她很有发言权，大家叫她戴博士，席间，我就缅甸金三角矿山的相关情况，请教戴博士和她的同事，当听说我们刚刚开始打洞，就要上五百吨的选矿厂时，戴博士显得有些惊讶，她问：“你们打到主矿脉了吗，矿的贮量是多少呢？”
“我们只打了几十米的洞子，还没有打到主脉，正在追脉，我们矿区上面有氧化矿，氧化矿矿脉走势很明显，就是往我们矿区方向延伸下去的，我们估计下面有四到五吨黄金的贮量。”我回答说。
“仅凭氧化矿脉的走向，断定你们矿区有矿，是不可靠的，相差几米矿脉的走向也会改变，四、五吨黄金的贮量也不是随便估计，需要专业测评，这些黄金分布在多少矿石之中，如何控制成本，将它们选取出来，也要有科学的规划，你们有没有做选矿实验？把实验报告拿给我看看！”戴博士对我说。
“这是我们在山东招远做的选矿实验报告。”我将豪迈机械厂为我们做的选矿试验报告递给戴博士看。
戴博士接过实验报告仔细地看起来，一会儿抬起头对我说：“这个选矿实验做得太简单了，很多项目都没做，不够准确，含金量最高12.38克/吨，平均品味6.3克/吨，回收率85%，这些数据倒不差，你们做实验的矿样是多少个采点选取的呢？”
“我们洞子里打出了几条支脉，做实验的矿样有二处是在我们洞子里采的，另外二处是在别人矿区露天采场采的，那个矿区的主脉下面就是我们的矿区，在别人矿区取样实验，主要是想分析矿石里面所含的成份，选择适合我们的选矿工艺。”我回答说。
戴博士对我分析说：“对金矿来说，五百吨的选厂规模很大，需要开二十几个采矿作业面，二百号矿工采矿，每天采出大量的矿石，不然，选厂吃不饱，损耗降不下来，是要亏损的，以你介绍的情况，现在上五百吨的选厂，有点盲目，风险很大！”
戴博士向我展示了一份其它金矿的选矿实验报告，有八十多个页面，做了多项实验，对各种可能性作了分析，我们的选矿实验项目做得很少，实验报告只有十来页，与之相比显得很单薄，这实际上体现了二种不同的经营方式，国营大矿工作周密严谨，凡事按部就班，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再做，不打无把握的仗，是正规军的做法，因此他们投的矿鲜有失手；私营矿产讲究的是简单实用，决策依靠对事物走势的预先判断，提前布局，多头并进，要的是行动迅速，能够出奇制胜，当然，这也许会导致一些不利的因素，我们矿也确实出现了不利因素，发生了长时间的资金短缺。
金三角金矿原计划由黄莉、杨长兵、马呈祥三方，投资一千多万元人民币进行开采的，按黄莉认筹的股份，我和黄莉一方只需要出资五百多万元，后来因为杨长兵的资金不到位，他的认筹的股份由黄莉和马呈祥接手，我和黄莉要增加投资到六百多万元，也是在我们融资能力范围之内的，但后来投资规模急骤扩大，却是我们难以承受之重。
张文武最初的规划是，在矿区山顶打一个洞口，建一个二、三吨的选矿厂，先进行小规模开采，等赚钱以后再扩大生产规模，按这个规划一千多万的投资是足够的，矿山开发启动后，张文武根据周边矿区的资源状况改变计划，决定在矿区山顶与山脚，各开一个洞口，将来贯通，这样做一是可以锁定资源，将边界模糊的矿藏纳入我们的开采范围，二是形成一个采矿的快捷通道，由这条通道运输山脚的矿石到山顶，可以缩短从山外绕行的距离，且不受外面风雨的影响，还有利于一个洞口发生塌方事故时，可以从另一个洞口逃生，同时挖掘二个洞口，资金投入和人员规模几乎要增加一倍。
挖掘采矿的规模增加了，选矿厂的规模势必也要增加，根据周边已呈现的资源状况，张文武满怀信心地，把选矿厂规模扩大到五百吨，坚信大规模出大效益，安排我采购五百吨的选矿设备，我请教大禹矿业的几位高管之前，张文武已要我与山东招远豪迈机械厂，签订了采购选矿设备的合同，并预付了定金，开弓没有回头箭。
张文武之所以着急确定选矿设备，与缅甸的气候条件有关，缅甸的气候一年分三季，三至五月为热季，平均气温达到35℃，六至十月为雨季，降雨持续，雨势很大，十一月至次年二月为凉季，气候干燥宜人，我们矿区开挖洞口之后，张文武迅速作出建设选矿厂的决定，是想赶在雨季之前产矿出效益，我们提早一个月投产，要减少几十万元人民币的投入，反之，要增加几十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和生产投入，选矿厂如果不能在雨季来临之前投产，雨季来临后，大雨持续，是无法进行户外作业的，投产周期只能再往后推迟几个月，我们资金薄弱，发生这种情况难以承受。
在金三角金矿开发未有结局之前，我无法判定规范的运作模式，与张文武的决策孰优孰劣，或许各有千秋，但在采购选矿设备的过程中，根据矿上的资金计划，我意识到这个项目面临投资超预算，将会出现资金短缺的危机，我将这个情况和资金短缺的数额，反馈给了黄莉、张文武、马呈祥三人，我提出二种解决方案，一种是项目整体溢价，三方一致对外转让一部分股份，引进新的投资合伙人，第二种是，原有股东抓紧融资，加大对矿山的投入，已经深入其中，只有把选矿厂建成了，赢利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凡事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在实施这二种行动的时候，我们面临最后一刻的反转，体验到不可预测的人情，是很富有戏剧色彩的。
人做事总是趋易避难，融资与传销一样，都是从亲戚朋友开始的，获得亲戚朋友的信任与帮助，比其他人总是要容易一些的，我觉得最能够帮助我获得资金的人，就是我的哥哥，于是，我便找哥哥，开始了融资之路。
2019年清明前夕，我在山东招远与豪迈机械厂，签订完选矿设备采购合同后，专程赶到武汉，先和父亲与哥哥，给已故的母亲扫墓，晚上，哥哥和嫂子带着他们八岁的儿子，与我和父亲一起吃晚餐，我没有冒然向哥哥提融资的事，不想让带有功利的话题，破坏聚餐的气氛，席间以亲情叙旧为主，再者，当着嫂子的面谈融资，我怕不会成功，女人对金钱利益总是看得很重，对于我和哥哥来说，嫂子始终是个“外人”，不象我们俩兄弟有几十年血缘关系，而且感情深厚。
饭后，哥哥提出到餐厅旁边的武汉江滩公园散步，我觉得这是向他提出融资的好时机，欣然同意，我和哥哥并排走在前面边走边聊，嫂子和我父亲跟在后面，带着小孩沿途玩耍，我向哥哥详细地介绍了金三角金矿的资源状况，和我的工作职责，我打开手机里的照片给哥哥看，我对他说：“氧化矿的矿脉十分清晰，走势很明确，是往我们矿区延伸的，可以断定我们矿区有大量的矿藏，我们拥有十一年的开采权，到期以后还可以再申请延期，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建选矿厂了，资金跟得上三、四个月就能产矿，产矿后四、五月个就能回本，以后每年能分投资金额一到三倍的红利，你如果给我们投资500万，我们转让一部分股份给你。”
“对陈小平的投资失败后，我和你嫂子约定，以后不是自己操作的项目，不再投资了。”哥哥停下脚步对我说。
陈小平是一个在广州做皮具的北京商人，和哥哥原本并不认识，哥哥是通过一个叫易广朝的朋友认识陈小平的，易广朝在武汉做金融证券，几年前，易广朝对我哥哥说，他准备包装一家做皮具的公司上市，这家公司在海南有鳄鱼养殖场，在广州有皮具工厂，计划二年内在全国开设几百家专卖店，做全产业链大品牌整合上市，让哥哥作这家公司的前期投资人，等上市成功后卖掉手中的原始股份获利，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陈小平。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出于对易广朝的信任，哥哥同意了，为此，哥哥和嫂子专程到海南、广州考察陈小平的公司，得到陈小平的热情接待。
我对哥哥陈小平投资是强烈反对的，类似这种养殖种植，做全产业链吸引投资的骗局，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即便陈小平公司是可信的，但没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创造优异的业绩，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是很难上市的，广州芳村象陈小平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都是以高仿世界名牌来生存。
我在深圳与陈小平和易广朝见了一面，陈小平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京油子”，听说我是做影视的，陈小平马上说他在北京，有一个影视界很牛的朋友，操作了几部非常了不起的电影，要介绍给我认识，其实，他说的那人在影视界默默无闻，很普通，根本不值一提，陈小平对那人大吹特吹，就是拿别人来抬高自己，露了自己浅薄的馅。
易广朝则喜欢给别人当老师，他自己从来没有操作过影视融资，却要指导我如何进行影视融资，给我讲了一通虚头巴脑的金融大道理。
哥哥对我的忠告不屑一顾，选择相信易广朝和陈小平俩人，最终向他们投资了五百万元人民币，其结果可想而知，分文无归，哥哥仅得到过陈小平赠送的一个男式棕色小手包，后来哥哥将那个手包转送给了我，我私下说这是全球最贵的手包，价值五百万人民币。
当然，被易广朝陈小平忽悠上当的，绝不止哥哥一个人，其中还有易广朝表弟，投资金额与结局和哥哥都是一样的，其实，投资就是投人，人的品行能力决定事物的成败，我在深圳这个务实的市场阵地生存多年，推崇实干精神，行事风格与易广朝陈小平截然相反，金三角金矿无论前景怎样，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绝对不是以假乱真，或是击鼓传花的投资骗局，哥哥提起对陈小平投资的事，难道是要把我和他相提并论吗？
我走近哥哥，停下脚步说：“投资就是投人，我跟陈小平易广朝不一样，我们兄弟几十年，我的为人你不了解吗？！金三角金矿是我在那里亲自操作把控，我的合作伙伴张文武是做过大事，赚过大钱的人，以他的能力和经验，我们办好这个矿是没问题的，现在还缺几百万的资金，就可以把事情做团圆，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好机会。”
哥哥低头沉默不语。
“你不想投资承担风险也可以，能不能把你深圳碧海港的房子借给我，以天一传媒的名义，向银行申请五百万贷款，借款主体是我们，本金和利息由我们每月按时向银行还款，不影响你房子出租，只要你提供房产证，出面签字就可以了，没有其它的麻烦，你要承担的风险是，万一我还不上款，银行会拍卖你的房子，或者由你帮我还款，但以我的信誉和能力，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天一传媒在外面还有几百万的应收款，只是近期一下子收不回，用你的房子做一个抵押经营贷，实际上是你为我作个担保！”我向哥哥提出我事先想好的第二套方案说。
“你们的资金缺口要你一方来承担吗？”哥哥问道。
“不是，三个股东按股份共同承担，我和黄莉内还有一部分议定资金没到位，加上我们要承担的超支部分，一共只有三百多万，我们贷五百万，是想预留一些流动资金，有更多缓解压力的资金。”我回答说。
“这个恐怕你嫂子孙娟不会同意，尽管房子是写的我的名字，但都是我们的共同财产，我要尊重她的意见。”哥哥说。
碧海港的房子是2007年，房价未大涨之前，哥哥来深圳以一百三十万元价格购买的，位于福田区红树木地段，是面朝香港的海景公寓，一百二十多平米，是准备送给一个有恩于他的朋友的，后来这个朋友离开中国，并没有要这套房子，多年来，我一直帮哥哥对外出租，房子出租当然会有很多麻烦事，寻找租客，跟租客讨价还价、谈判签约、清算水电、物业管理费等，老租客退租后，还要找人将房子粉刷翻新一遍，保持租得高价，寻找新的租客，这些琐事都是我来做，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报怨过，也没有让哥哥插过手，他只管查看账号收房租。
中间有几次空租时期，哥哥要我帮他卖掉这套房子，都被我给制止了，我觉得房屋租金不仅是一笔价格不菲，旱涝保收的收入，还能保证资产稳健，甚至快速增值，没有什么比持有房子更能增值的手段，这套房现在的价值已上涨到近千万元，当初听他的卖掉房子，最多只获得三、四百万元。
“这么多年我俩兄弟感情深厚，不相互依赖，却相互帮助，你以前借过二次钱给我，我都按时还给你了，我是讲信誉的，这几年我公司的业务越来越难做，我一直想转行，做一个赚钱一点的行业，保障下半辈子的生活，金三角金矿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这个矿赚了钱，我可能就彻底摆脱生存危机，以前我从不强求你，这次就算我求你帮忙，如果你不帮，我只能去七拼八凑地借钱，不仅花精力，利息成本也会高很多，你拿房子给我抵押，一笔贷款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银行还可以给我优惠利率。”我诚恳地对哥哥说。
“你莫顶着了搞，你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个事，莫把我给扯进去了，今天就这样吧，我们还要带小孩早点回家休息。”哥哥有点不耐烦地说。
“你回去跟嫂子商量一下，看她的意见如何！”我不甘心就这样被拒绝，还想保留一点回旋的余地，期待着哥哥的态度接下来发生转变。
“好吧。”哥哥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我乘坐高铁返回深圳，一路上我想起和哥哥之间的许多事情。
我父母一共有三个孩子，哥哥是老大，我是老幺，我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哥哥比我大六岁，从小独立好强，成绩出众，一直倍受老师和父母的称赞，是我学习的榜样，哥哥对我说的话有时比父母还管用。
1977年，“十年内乱”结束，哥哥高中毕业，他才15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停止，哥哥成为最后一批到农村去的知青，“十年内乱”后我们家乡的第一次高考是1978年，哥哥向农村生产队请假，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以几分之差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于是哥哥发奋苦读，夏夜炎热，蚊子叮咬，他就将脚泡在水桶里，经过一年的努力复习，哥哥于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在我们小镇上引起轰动，他是“十年内乱”后小镇中学第一个从文科班考取大学的人，这个纪录保持了多年，父母一直为此感到骄傲，后来大学普及，录取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纪录才被人遗忘了，哥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一所高校任教，任教期间，他又考取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1991年底，我在老家的文化馆工作，哥哥鼓励我南下闯深圳，并拿出一千元钱给我作路费盘缠，我来深圳找到工作，在一家杂志社做记者，1992年夏天，哥哥在学校放了暑假，我邀请他也到深圳来看看。
那时，我刚采访过深圳的风云人物骆家豪，骆家豪是深圳国辉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国辉房地产公司是深圳市属国有企业，骆家豪是军人出身，敢说敢干，开创了深圳乃至全国的多个第一，是一个勇为天下先的人，哥哥来深圳后，我带他去找骆家豪，我对骆家豪说：“骆总，这是我的哥哥周拥军，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武汉一所高等学院任教，他想调到深圳来工作，您这里有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我们现在正在筹备武汉分公司，他就在武汉分公司工作吧。”骆家豪说着，左手右手各拿起一部电话，“喂，人事部、行政部吗，我这里有一位同志叫周拥军，要被派驻到武汉分公司工作，人事部给他办理劳动手续，行政部给他开一个委托书，让他去跑分公司营业执照！”
骆家豪放下电话，安排他办公室外面的王秘书，带着哥哥到人事部与行政部去办理手续。
我们离开国辉房地产公司，哥哥的心情有些失落，他本来是想调到深圳来工作的，却又被打发回武汉，除了行政部开的一张薄薄的委托书，什么也没有了，连营业执照都要他去跑，一切从头来，办公费用也没说清楚怎么支付，这不是典型的皮包公司吗？！
我对他分析说：“这就是典型的深圳特色，简单高效，雷厉风行，一切从零开始，正是你一显身手的好时机，你在武汉学习工作多年，有不少同学、朋友与学生，关系健全好办事，国辉房地产给你开委托书，相当于给了你一柄尚方宝剑，你可以理直气壮地拿着它办事，国辉是深圳首屈一指的地产公司，半个深圳的土地资源都是他们的，谁能不给面子，你办执照筹备分公司，就是分公司元老，职位肯定不底，办公费你先垫付，再找骆总报销，他现在还是深圳房管局副局长，深圳土地开发中心的公章都归他管，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不会少你钱，你在学校教书的工作也可以不辞，一周上几节课，又不用坐班，二份工可以兼着做，二边拿工资，等国辉有调令再说。”
哥哥释然了，感叹深圳的办事效率，骆家豪左右手同时开弓，拔打二个电话，果断敏捷的形象一直深刻地印在他脑海中，多年来屡次被他提起。
哥哥回武汉之前，我要将一千元的路费盘缠还给他，他不肯要，我提出送一份礼物给他，作为他来深圳的纪念，我问他想要什么，他说想看看热销中的“日立777”变速录像放映机，这台机器在武汉很紧俏，卖三千二百多元，还要托关系才能买得到，当时武汉人均收入才一百多元，这是十分昂贵的高档商品，深圳的电器大多从香港进货，货源充足，而且价格便宜，“日立777”录放机在深圳只卖二千五百元，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台送给哥哥，尽管我当时还在杂志社睡办公桌，连房子也舍不得租，哥哥带着录放机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武汉。
进入国辉房地产公司是哥哥人生重要的拐点，开启了他步入商海序幕，让他赶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发展时期，赚取了不少财富，哥哥对自己能进入房地产领域，从事房地产开发颇为自豪，有极大的优越感，我好几次听他说：“男人搞了房地产开发，女人去坐了台，其他么子事都不想干了。”这是武汉地区流行的一句俗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入哪一行，嫁哪个郎，有时候是靠机缘巧合的。
哥哥在国辉（武汉）分公司工作了四年，职务是总经理助理，国辉（武汉）分公司的总经理，由国辉深圳总部一名副总兼任，总经理很多时候不在武汉，哥哥经常代表总经理，主持武汉分公司的工作，哥哥的工作能力得到骆家豪的赏识，后来，国辉房地产要在上海成立分公司，骆家豪想调哥哥做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被深圳总部那名分管武汉公司的副总给否决了，因为如果调哥哥去上海，武汉公司的业务要受到影响，国辉房地产在武汉投资的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着，骆家豪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
哥哥在武汉大学有一位叫赵国忠的同学，赵国忠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北京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给机关领导当秘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掀起“全民经商”的热潮，这家中直机关在上海市有几千亩土地，机关领导安排赵国忠到上海开办航空俱乐部，经营通用航空和房地业务，赵国忠没有经商和房地产开发经验，便邀请哥哥到上海和他一起操作航空俱乐部，赵国忠对哥哥承诺，将哥哥的工作关系调入北京中直机关，任命哥哥为航空俱乐部副总裁，行政级别为副处，哥哥觉得赵国忠提供的平台更大，让他更有发挥才能的空间，同意了赵国忠的邀请，加入筹建上海国际航空俱乐部。
航空俱乐部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是高端热门的项目，市场行情非常好，也许是当时中国还不太富裕，航空俱乐部这种富人游戏在国内太超前，也许是操作这种大项目，需要有象骆家豪那样的魄力，和敏锐商业头脑的人才行，尽管有良好的土地资源，和高大上的牌照，赵国忠和哥哥还是没有将航空俱乐部运作成功，哥哥是1996年离开国辉（武汉）分公司，前往上海和赵国忠一起运作航空俱乐部的，三年之后，上海航空俱乐项目部黯然收场，赵国忠又回北京中直机关任职，哥哥重新回到武汉，成为一个几不靠的自由人，这是他人生的低谷时期，跟赵国忠做航空俱乐部，哥哥不仅没有拿到多少工资，还自掏腰包垫进去十几万的差旅费和办公开支，把在国辉房地产（武汉）分公司挣的钱花光了。
哥哥想自己当老板，在武汉开发房地产，找几个朋友合伙拿了一块地皮，准备盖一栋多层公寓出售，每个合伙人出资四万元，预算二十多万元盖公寓，哥哥没有钱，打电话向我借，那时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已在深圳买车买房，并小有积蓄，我有过疑问，二十多万元怎么可能盖一栋多层公寓？哥哥说：“先启动，只要给工程队支付第一笔工程款就可以了，以后想办法拖欠工程款，变向让工程队垫付开发资金，大家都是这样操作的！”
我听哥哥说得信心十足，二话没说，到银行汇款了四万元钱给他，后来，事情的并象哥哥说的那么简单，工程队也很精明，对付小开发商有的是办法，不按进度支付工程款就停工，逼迫合伙人再拿钱，哥哥又开口向我借二万元，我又给他汇了过去，但他们凑的那点钱，对搞房地产开发是杯水车薪，工程队并不买账，绑架了其中一个合伙人，工程队包工头是哥哥高中的同学，还策划准备绑架哥哥，被哥哥事先察觉，侥幸逃脱了，哥哥和那位同学因此绝交，公寓开发烂尾失败，我借给哥哥的六万元投资款，没有收回分文。
在高等学院教书的时候，哥哥从学院分得一套二房一厅的房子，并办理了房产证，他去上海三年多，房子无人居住，学院强行将门撬开，又将房子分给其他人居住，哥哥从上海回武汉后，居无定所，只能租住一间条件很差的单身公寓，与人合伙开发公寓项目失败，哥哥无所事事，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几年前，我在深圳购买了一套三房二厅的房子，并把父母亲接到深圳，和我一起居住，我在深圳的生活很稳定，于是，我邀请哥哥重新来深圳找工作，和我们同吃同住，一家团圆。
我积极地为哥哥物色工作，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深圳市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招聘广告，其中有一个策划部经理的职位，我觉得很适合哥哥，建议他去应聘，深圳市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隶属于深圳市国土局，是一个半行政半公司化的机构，当时，深圳所有二手房交易，都要在这个中心登记过户，这样一个机构公开招聘，应聘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凭实力，哥哥肯定是策划部经理合适的人选，但我觉得单凭实力恐怕还不够，我向一些朋友打听，有没有认识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领导的，希望能在人情关系上助哥哥一把力，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总经理是位女士，我一个画家朋友的妻子，恰巧和这位女老总是闺蜜，我便拜托画家的妻子，替哥哥跟女老总打招呼，女老总看了哥哥的简历，觉得很不错，直接安排哥哥做了策划部经理。
哥哥做入职体检时，被查出有患有乙肝小三阳，尽管乙肝小三阳传染性很弱，不会通过饮食传播，但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分发午餐时，还是给哥哥准备了易于识别的专用餐具，这让哥哥感觉受到了歧视，心里很不痛快，住在我的房子里，哥哥也觉得是寄人篱下，心情压抑，下班回来把自己就关在卧室里，长时间给武汉的女朋友打电话聊天。
哥哥在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只上了二十多天的班，未过试用期，武汉一家大型国企的董事长联系哥哥，让哥哥回武汉给他做秘书，哥哥经过权衡，认为武汉更适合他发展，于是，他辞去深圳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工作，再次回到武汉。
武汉那家大型国企的董事长叫项永忠，是我们一个镇上的老乡，是我父亲的学生，但哥哥给项永忠当秘书，并不是我父亲的缘故，而是项永忠弟弟推荐的，哥哥和项永忠弟弟是高中同学，他俩一直保持着联系。
武汉市张家桥有一处军用机场，随着城市的发展壮大，原本偏远的军用机场逐渐成为城市的中心区域，再作军用机场不太合适在，武汉市政府计划将军用机场外迁至新的区域，成立了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用机场迁出后空余出大片的土地可用于城市建设。
项永忠原来是武汉房管局副局长，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成立后，武汉市政府任命项永忠为机场迁建公司的董事长，主管军用机场迁出后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永忠大哥哥十来岁，以前与哥哥未曾谋面，但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项永忠是听说过的。
与人合伙开发公寓失败后，哥哥听说项永忠要出任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董事长，哥哥找项永忠的弟弟，表达想调入机场迁建公司工作的愿望，项永忠的弟弟对项永忠转达了哥哥的请求，项永忠答应考虑考虑，哥哥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得到答复，就在我的邀请下重新来深圳找工作，哥哥对此事本来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想最终如愿以偿，或许这就是“否极泰来”吧。
给项永忠当秘书是哥哥人生的重要机遇，哥哥展现的能力和才华，很快得到了项永忠的赏识，项永忠多次对其他人说：“周拥军不简单，办事严谨，思路清晰，稳重干练，能够独挡一面挑大梁，要他做秘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不久，机场迁建公司要派二名高管，到上海同济大学学习城市规划专业，项永忠将其中一个名额分配给了哥哥，半年后，哥哥学习完毕回到机场迁建公司，项永忠安排哥哥到机场迁建公司房下属的房地产公司做总经理，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名称叫鼎盛地产。
哥哥当了鼎盛地产公司总经理后，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婚姻，哥哥第一段婚姻是他在高等学院任教期间，娶了同校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那是一位小巧玲珑温文尔雅的武汉姑娘，和哥哥感情甚笃，可惜结婚不到二年，她就突发先天性脑血栓死亡，哥哥因此成了鳏夫，哥哥在国辉（武汉）分公司工作期间，曾苦苦追求一位名叫孙娟的女同事，孙娟当时已有男朋友，但孙娟对哥哥也很有好感，认为他很优秀，然而，孙娟的父母却反对孙娟同哥哥来往，孙娟的父母在武汉很有地位，如果他们未出阁的女儿嫁给一位鳏夫，会让他们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最终，孙娟选择跟男朋友结了婚，哥哥去上海与赵国忠一起办航空俱乐部，或许是想离开武汉休养情伤，后来哥哥的工作不稳定，居无定所，也没有找女人结婚的愿望，哥哥第二次到深圳找工作前夕，有热心的朋友为哥哥介绍了一个叫王慧的武汉姑娘，王慧年近三十还未结婚，属于老姑娘，那段时间是哥哥人生的低俗期，哥哥自信心不足，没有那么挑剔，就和王慧谈起了恋爱，王慧是干部家庭出生，知书达理，心地也很善良，哥哥慢慢地对她产生了感情，不久，哥哥从深圳又回到武汉，给项永忠当秘书，很快又当了鼎盛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工作稳定，地位得到大幅提高，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哥哥和王慧领取了结婚证，王慧成为我的新嫂子。
哥哥想买一套房子作为他和王慧的新房，他在鼎盛地产公司附近，物色了一套八十多平米的二手房，要八万元人民币，哥哥虽然当了总经理，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但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毕竟他还是工薪阶层，于是父母亲跟我商量，父母亲把他们积攒的四万元全部拿出来，我再拿出四万元，凑足八万给哥哥买房，已出嫁的姐姐借二万元给哥哥装修新房，这样哥哥又重新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加上我之前借给他开发公寓的六万，我一共给了他十万元人民币，十万元钱在1999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哥哥和王慧举行婚礼时，我又送给他五千元的礼金，婚礼后的第二天，哥哥开车和我一起去武汉商场买东西，路上，我对哥哥说，我给他的十万元钱不用他还了，是我送给他的，哥哥听了很高兴，连声道谢，说我够兄弟。
哥哥在鼎盛地产主持开发的第一个楼盘是“柳岸春风”，占地面积二百多亩，当时是武汉市的大型楼盘，启动资金由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注入，先进行小规模开发，第一期楼盘推向市场后十分畅销，迅速树立起口碑，回笼了资金，第二期全面开发，除保留单位外，推出的房子一售而空，整个过程十分顺利，“柳岸春风”超前的规划，茂盛的植被，和充满人文气息的设计，受到武汉地产界广泛的赞誉，让哥哥在业内崭露头角，名声大噪。
“柳岸春风”刚刚开发完毕，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受到武汉市政府专项资金审计，为弥补被挪用的专项资金，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决定对鼎盛地产进行改制，将股份出售给员工和私营企业，那时中央倡导“抓大放小”，对不涉及国计民生，激烈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提高竞争力，一些规模不大的国有房地产公司也在其中，哥哥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大胆地向民间资本高息借贷融资，联合海南一家制药公司对鼎盛地产进行收购，随后，国内的房价疯狂上涨，哥哥将“柳岸春风”保留的单位分阶段出售，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利润，凭借公司分红，哥哥归还了民间借贷，又收购了海南制药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将整个鼎盛地产纳入名下，完成了财富积累，“柳岸春风”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商铺、会所、车库等物业，哥哥将这些物业作为不动产，只租不售，不仅收入稳定，资产还保值增值，如今市场价值过亿。
收购完鼎盛地产，哥哥进入义气奋发的阶段，多次表示要在经济上给予我帮助，让我摆脱生存压力，他曾当着孙娟的面说过要给我200万元的话，但这些话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从来没有兑现过。
以前，哥哥离开国辉（武汉）分公司，去上海与赵国忠一起办航空俱乐部，不久，孙娟也离开国辉（武汉）分公司，到英国留学，期间，孙娟与老公感情不合离异，后来，哥哥发迹了，孙娟对哥哥刮目相看，二人旧情重燃，展开婚外情，孙娟回国后应聘到深圳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有一天，哥哥来深圳看孙娟，我开车送他俩到酒店，路上，哥哥对我说：“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规划，想想以后该怎么做，假如我现在给你200万，你准备怎么用？”
哥哥这话说得很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随口答道：“我可以扩大公司规模，招人拓展业务。”
“不是招人就能拓展业务的，你们这一行业务要靠平时积累，招来的人能跟你搞业务，他自己不早做老板了？！”哥哥反问道。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我从事的是广告服务，是轻资产行业，开公司的门槛很低，但专业性强，不仅要懂行，还要有独特的创意，否则很难拿到客户的订单，在这个行业做，就是挖掘自己的潜力，依靠别人是不行的，我们公司的员工多年来频繁地进出也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我不需要钱，我们做单是客户先打订金，业务完成收余款，中间也不需要购买设备和原料，以后我需要钱的时候再向你开口。”我回答说。
哥哥所说的“给”是赠予，或者说是不需要归还的援助，这种“恩惠”我一直没有享受到，当然，我自己有能力，也不需要这种“恩惠”。
我向哥哥借过二次钱，分别是一百万和二百万，时间都很短暂，是用于企业验资，第一次借款周期是一个月，验完资我马上还给他了，第二次借款周期要长一些，大约三个月，当时我和黄莉购买了“云山海景高尔夫花园”的房子，验完资后，我又用他的钱垫了房子的首付款，很快，我自己的资金就回来了，我立刻将钱归还给他，他还客气地说：“你差不差钱？差钱就拿着用。”我都要还钱给他了，肯定是不差钱，他知道我的公司处在一个上升阶段，我有偿还能力。
这次投资金三角金矿，我之所以要哥哥把深圳碧海港的房子给我作抵押，因为前二次有借有还的经历，我认为在哥哥的心目中，我是一个有信誉，有偿还能力的人，他拿房子给我到银行作抵押，严格来说连向他借款都算不上，只是让他给我起一个担保的作用，他应该不用担心我还不起钱，让他的房子蒙受损失，他却拒绝了我，让我感到很意外。
回到深圳，我对哥哥回心转意，仍然报有一线期望，我向他编辑发送了一条信息：“哥哥好，昨晚我冒昧地提出，用你碧海港的房子作抵押，由我向银行申请是中小企业贷款，我们兄弟几十年感情深厚，是建立在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这样大恩大德的基础之上，不是靠相互送礼，以小利小惠维持情感关系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之间时常互送礼物。一九九一年在你的鼓励与支持下，我孤身一人闯荡深圳，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创业，虽然没有很大的成就，但也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一些成绩，近年来广告传媒行业确实不好做了，我也不想老是靠订单服务生存，年近半百还要去求人，我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转行对我势在必行，我想通过投资金三角金矿赚钱，以后实现创作自由，如果你能帮助我成功，我将万分感激你！”
哥哥很快回复了一条信息：“说实话，你的要求让我陷入了矛盾，一时间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方面，从情感的角度来说，我应该答应你，但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你这是商业投资行为，投资的基本原则是量力而行，你应该自己想办法解决你目前的难题，去寻找新的合伙人，让出你们的部分股份，就象马云当初找孙正义，没有必要押上自己全部的家当，把所有的投资与风险一个人扛着，如果项目成功了，大家一起分享成果，万一失败了，也不致于危害到生计，合作共赢才是新时代的商道，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财畗是集累起来的，一夜暴富少之又少。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其实很好，房子、车子、公司样样都好，你觉得广告传媒做腻了，不想长期靠订单生存，想转行，但不可否认你在这个行业上得心应手，这几年大环境对民企不利，不象过去那么好做，什么行业都一样的，不单单只是你这个行业，你的行业就象是一头奶牛一样，还是为你们贡献了很多现金，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地做好现有的业务，而不是转行做一个你不熟悉的领域，任何行业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或难处，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好做。”
尽管被哥哥拒绝已在我意料之中，但我还是感觉不快，我再次编辑了一条信息发结他：“哥哥好，你的回复让我感觉失望，记得二十多年前，你在人生的低谷阶段，陆续从我手上要了十万元钱，那时我总共只有十几万元的储蓄，我分几次汇款给你，最后，我看着只剩二、三万元的存折，我心里是有不安全感觉的，因为，那时你曾说过：要保障一个人生活的安全线，应该有十万元的存款，我手头的存款已经远在安全线之下了，我帮你称得上是倾其所有，义无反顾，没有象你说那么多道理和理由，当时，你要钱也是和人家一起盖房子，搞房地产开发，是商业行为吧？！你和王慧结婚的时候，我对你说这十万元钱不用偿还，你感到很高兴，到今天二十多年了，我从没向你提过这事，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你的自尊心，和我们兄弟间的感情，人生就象爬山，一个人在攀登悬崖峭壁，精疲力竭时，如果另一个人伸手拉一把，这是关键时刻改变命运的帮助，是会令人永生不忘的。我对你提出借房子作抵押，是我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鼓足勇气才向你开口的。”
哥哥又回复了一条信息过来：“看了你的这个信息我也很失望，我不反对你转行追求梦想，但没有必要连累自己的兄弟姐妹，如果你记得我向借你钱沒还你，你现在想要多少，说个数吧，其他的就不要说了。”
哥哥的言语间透露着不快，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无所顾忌了，我对他再发一条信息说：“哥哥好，我提这事是想告诉你，我当初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帮助你的，我说好十万元钱是送给你的，就从没有想过还找你要回来，即便我刚跟黄莉结婚那段时间，手头很拮据，也没有找你要过钱，今后更不会有。投资金矿的事上，我不一个只看重自己利益，贪大求全的人，寻找合伙人转让股份这一点，我早就就想到了，我找你既有亲情关系，也是商业行为，自己的亲哥哥都不愿意投资入股，不信任弟弟，不做‘孙正义’，要别人来投资，岂不是更难？！寻找投资人需要时间，别人投资前要对项目进行考查评估，还要凑钱，这个过程很漫长，会耽误矿山的建设进度，缅甸很快就要进入雨季了，我们必须抢在6月份投入生产，雨季影响矿山施工作业，我们投产要往后延迟好几个月，这将使成本增高，投资增大，整个项目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现在战斗已经打响，后勤保障必须跟上，要准备充足的资金。以你房子抵押贷款，是我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时间，得到所需要资金的最佳方法，如果你能答应我的要求，我保证每月按时向银行还款，不让你的房子蒙受损失，力争一年左右还清贷款，赎回你的房子，请你不要只把事情往坏的一面想，相信我的人品和能力，关键时刻出手相助，雪中送炭，方显兄弟情谊！”
“思前想后，兄弟一场，我想现在就把‘柳岸春风’的房子送给你好了，也算是还你当年的借款吧。正好这套房子的产权证办在你名下，原本想是给你留条退路的，这套房子面积170多平方米，加上200多平米的花园平台，市价应该超过600万，今天晚上以后，你怎么处置都可以，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大家好自为之吧！” 哥哥最后给我回复了一条信息，发完这条信息他就在微信上把我拉黑了。
“柳岸春风”的房子是哥哥开发完楼盘后，拿出一套给父母居住的，当初将房产证办到我的名下有二个原因，一是，如他所说为我留后路，怕我万一在深圳混不下去了，可以回武汉居住，二是，那段时间因为孙娟插足的缘故，哥哥和王慧的婚姻破裂，正闹离婚，王慧要分割哥哥名下的财产，哥哥把房产证办到我的名下，说这套房子是我买给父母居住的，这套房子自然不能算他和王慧二人的共有财产。
“柳岸春风”这套房子的面积和价值，和哥哥说的有较大出入，房子后面200多平米的花园平台，其实是公用阳台，这套房子位于三楼，一、二楼是商铺，平层面积做的要大一些，三楼以上是住宅，平层面积做的要小一些，三楼每个单元外面都多出来一块，实际上是公用阳台，未计算在三楼业主的房产证之内，哥哥利用开发商的权力，将这套房子后面那块阳台，用栏杆与外面隔开占为已有，种植了很多盆景与植物，作私家花园，为此还引来过其他业主的抗议，这套房的市场价值是三百六十多万元左右，与深圳近千万元的碧海湾房子相比，哥哥说把这套房子送给我，其实是弃卒保车。
“感谢哥哥的慷慨大方，但我真的不需要你‘柳岸春风’的房子，它不是我出的钱，不是我的财产，我想用你‘碧海港’的房子给作我贷款担保，解决我的燃眉之急，并不要和你算经济账，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兄弟情谊算得清吗？打断骨头还连着胫呢，你确为难就算了，我另想办法，‘柳岸春风’的房子，还是把它过户到你们名下吧，你为我留后路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这条信息我是通过短信发送给哥哥的，他没回，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通信录里把我设置成黑名单，如果设置了，这条信息会被屏蔽掉，他是看不到的。
我和哥哥之间有一个悖论，凡是我想做的事，他一定会反对，但只要我坚持做的事，一定会成功。
我和哥哥不同，他成绩出众，一直以来是一个被夸奖的好学生，我从小调皮捣蛋，学习成绩很差，是个“学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中毕业后，我在老家直接参加工作，单位是小镇文化馆，在文化馆我接触到相机，爱上了摄影，二年后，我听说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班在招生，便想报考，哥哥听说我要报考摄影班极力反对，他要我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摄影班是武大开办的成人教育班，二年大专文凭，通过成人高考录取，学校收钱赚学费，入学门槛低；插班生是武大中文系的正式本科生，面对有成果的社会人士进行招生，要在全国性刊物发表二篇以上的文学作品，才有报名资格，参加武汉大学自主的招生考试，录取后直接进入本科三年级读书，二年毕业拿本科文凭，有国营单位正式工作分配，插班生肯定层次更高，但对我来说难度很大，不现实，我没有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不具备报名资格，再者，我学习成绩差，参加插班生考试未必能通过，考摄影班难度对我来说低得多，有大专文凭对我也是一大进步，尽管哥哥反对，但我坚持报考了摄影班，正是因为有了摄影班大专文凭，我才能在深圳找到工作，立下足来。
2005年，我创立的天一传媒公司刚刚起步，出于自用的目的，我物色在福田区深南路边“艳阳蓝天”大厦，购买一套房子作办公室，我的想法很简单，即便公司不赚钱，省下来的房租也是自己的，不会让房东赚走，“艳阳蓝天”大厦已经售罄，售楼部被撤消了，买房只能找二手中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悉“艳阳蓝天”开发商市场部经理手中，还有几套房源，从他那里拿到的房屋价格，比从二手中介拿到的价格便宜十万块钱，我将这个情况告诉哥哥，其实，也是希望他能在经济上帮助我一下，当时我和黄莉刚结婚，手头很紧张，哥哥出任鼎盛地产公司总经理三年，尽管他还没有对公司私有化改组发迹，但他连续几年拿高薪，在经济上已比我强很多了，哥哥也是非常反对我购买那套房子，要我量力而行，我知道他是怕我给他增加负担找麻烦。
冲着我得到的房源，比二手市场便宜十万元的动力，我还是不顾哥哥的反对，用我的住宅向银行抵押借贷获得资金，来交“艳阳蓝天”房子的首期款，黄莉怀孕在家，没有工作和收入，靠我一个人养家，要还住宅和“艳阳蓝天”二套房子的贷款，令我感觉十分吃力，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我买那套房子时，深圳的房价正处于低谷期，“艳阳蓝天”一百一十平米的房子才六十多万元，第二年，深圳的房价开始领涨全国，此后一路高歌猛进，只涨不跌，现在这套“艳阳蓝天”房子的价格在八百万元左右，哥哥有一次出差来深圳，到“艳阳蓝天”我的办公室里坐，还问我当时为什么不多买几套。
买“艳阳蓝天”的房子作办公室，天一传媒公司的业务也有了起色，我又不安份了，不满足只做单一平面设计，我想将业务链拓展到影视制作领域，因为平面设计和影视制作的客户是重合的，影视制作是我没有涉足过的领域，我感觉无从下手，很茫然，哥哥知道后，以万科地产放弃万佳百货为例子，力劝我专精一门，不要冒然扩张，我没有听从他的告诫，那时，我买的“艳阳蓝天”的房子因房价上涨而增了值，我将增值的部分向银行增加贷款，用得到的贷款资金购买影视制作设备，聘请影视制作人员，在谷歌百度上开通“影视制作”搜索引擎，拓展影视制作业务，不久，在多媒体应用的推动下，各行各业对影视制作的需求旺盛，我很快成为影视制作方面的行家里手，公司得到了较大发展。
其实，哥哥不愿意将“碧海港”的房子借给我抵押贷款，除了不相信我的能力和信誉以外，就是他根本不想我过得比他好，令他丧失对我居高临下，优越的心态，我觉得这三点中但凡有一点不是，他都会帮助我一把，哥哥的行为，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情淡漠。
我和黄莉名下各有一套房子，分别是“艳阳蓝天”，与“云山海景高尔夫花园”，“艳阳蓝天”的房子，在我们没有投资金三角金矿前，就抵押给一家银行，贷了四百多万元的款，用于公司经营，或者说被公司慢慢亏损掉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转行投资金三角金矿的原因；“云山海景高尔夫花园”除了买房时的按揭款，后来又将买房后增值的部分，找银行加贷了五百多万元，来向金矿投资，二套房子的贷款加在一起，我们已负债一千多万元，没有可以向银行抵押的房产了。
采购选矿设备期间，我在会南岳市和HN省国有矿产企业，大禹矿业公司的几位高管一起吃了顿饭，大禹矿业是国内矿产界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以金矿开采为主，技术实力雄厚，公司人才济济，专家云集，与我吃饭的几位都是具有丰富矿产管理经验的人士，坐在我旁边的戴女士，是中南地质大学毕业的博士，大禹矿业拓展部经理，主管矿产项目的前期开发，说得通俗点，也就是拿项目的负责人，一座矿山值不值得投，她很有发言权，大家叫她戴博士，席间，我就缅甸金三角矿山的相关情况，请教戴博士和她的同事，当听说我们刚刚开始打洞，就要上五百吨的选矿厂时，戴博士显得有些惊讶，她问：“你们打到主矿脉了吗，矿的贮量是多少呢？”
“我们只打了几十米的洞子，还没有打到主脉，正在追脉，我们矿区上面有氧化矿，氧化矿矿脉走势很明显，就是往我们矿区方向延伸下去的，我们估计下面有四到五吨黄金的贮量。”我回答说。
“仅凭氧化矿脉的走向，断定你们矿区有矿，是不可靠的，相差几米矿脉的走向也会改变，四、五吨黄金的贮量也不是随便估计，需要专业测评，这些黄金分布在多少矿石之中，如何控制成本，将它们选取出来，也要有科学的规划，你们有没有做选矿实验？把实验报告拿给我看看！”戴博士对我说。
“这是我们在山东招远做的选矿实验报告。”我将豪迈机械厂为我们做的选矿试验报告递给戴博士看。
戴博士接过实验报告仔细地看起来，一会儿抬起头对我说：“这个选矿实验做得太简单了，很多项目都没做，不够准确，含金量最高12.38克/吨，平均品味6.3克/吨，回收率85%，这些数据倒不差，你们做实验的矿样是多少个采点选取的呢？”
“我们洞子里打出了几条支脉，做实验的矿样有二处是在我们洞子里采的，另外二处是在别人矿区露天采场采的，那个矿区的主脉下面就是我们的矿区，在别人矿区取样实验，主要是想分析矿石里面所含的成份，选择适合我们的选矿工艺。”我回答说。
戴博士对我分析说：“对金矿来说，五百吨的选厂规模很大，需要开二十几个采矿作业面，二百号矿工采矿，每天采出大量的矿石，不然，选厂吃不饱，损耗降不下来，是要亏损的，以你介绍的情况，现在上五百吨的选厂，有点盲目，风险很大！”
戴博士向我展示了一份其它金矿的选矿实验报告，有八十多个页面，做了多项实验，对各种可能性作了分析，我们的选矿实验项目做得很少，实验报告只有十来页，与之相比显得很单薄，这实际上体现了二种不同的经营方式，国营大矿工作周密严谨，凡事按部就班，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再做，不打无把握的仗，是正规军的做法，因此他们投的矿鲜有失手；私营矿产讲究的是简单实用，决策依靠对事物走势的预先判断，提前布局，多头并进，要的是行动迅速，能够出奇制胜，当然，这也许会导致一些不利的因素，我们矿也确实出现了不利因素，发生了长时间的资金短缺。
金三角金矿原计划由黄莉、杨长兵、马呈祥三方，投资一千多万元人民币进行开采的，按黄莉认筹的股份，我和黄莉一方只需要出资五百多万元，后来因为杨长兵的资金不到位，他的认筹的股份由黄莉和马呈祥接手，我和黄莉要增加投资到六百多万元，也是在我们融资能力范围之内的，但后来投资规模急骤扩大，却是我们难以承受之重。
张文武最初的规划是，在矿区山顶打一个洞口，建一个二、三吨的选矿厂，先进行小规模开采，等赚钱以后再扩大生产规模，按这个规划一千多万的投资是足够的，矿山开发启动后，张文武根据周边矿区的资源状况改变计划，决定在矿区山顶与山脚，各开一个洞口，将来贯通，这样做一是可以锁定资源，将边界模糊的矿藏纳入我们的开采范围，二是形成一个采矿的快捷通道，由这条通道运输山脚的矿石到山顶，可以缩短从山外绕行的距离，且不受外面风雨的影响，还有利于一个洞口发生塌方事故时，可以从另一个洞口逃生，同时挖掘二个洞口，资金投入和人员规模几乎要增加一倍。
挖掘采矿的规模增加了，选矿厂的规模势必也要增加，根据周边已呈现的资源状况，张文武满怀信心地，把选矿厂规模扩大到五百吨，坚信大规模出大效益，安排我采购五百吨的选矿设备，我请教大禹矿业的几位高管之前，张文武已要我与山东招远豪迈机械厂，签订了采购选矿设备的合同，并预付了定金，开弓没有回头箭。
张文武之所以着急确定选矿设备，与缅甸的气候条件有关，缅甸的气候一年分三季，三至五月为热季，平均气温达到35℃，六至十月为雨季，降雨持续，雨势很大，十一月至次年二月为凉季，气候干燥宜人，我们矿区开挖洞口之后，张文武迅速作出建设选矿厂的决定，是想赶在雨季之前产矿出效益，我们提早一个月投产，要减少几十万元人民币的投入，反之，要增加几十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和生产投入，选矿厂如果不能在雨季来临之前投产，雨季来临后，大雨持续，是无法进行户外作业的，投产周期只能再往后推迟几个月，我们资金薄弱，发生这种情况难以承受。
在金三角金矿开发未有结局之前，我无法判定规范的运作模式，与张文武的决策孰优孰劣，或许各有千秋，但在采购选矿设备的过程中，根据矿上的资金计划，我意识到这个项目面临投资超预算，将会出现资金短缺的危机，我将这个情况和资金短缺的数额，反馈给了黄莉、张文武、马呈祥三人，我提出二种解决方案，一种是项目整体溢价，三方一致对外转让一部分股份，引进新的投资合伙人，第二种是，原有股东抓紧融资，加大对矿山的投入，已经深入其中，只有把选矿厂建成了，赢利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凡事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在实施这二种行动的时候，我们面临最后一刻的反转，体验到不可预测的人情，是很富有戏剧色彩的。
人做事总是趋易避难，融资与传销一样，都是从亲戚朋友开始的，获得亲戚朋友的信任与帮助，比其他人总是要容易一些的，我觉得最能够帮助我获得资金的人，就是我的哥哥，于是，我便找哥哥，开始了融资之路。
2019年清明前夕，我在山东招远与豪迈机械厂，签订完选矿设备采购合同后，专程赶到武汉，先和父亲与哥哥，给已故的母亲扫墓，晚上，哥哥和嫂子带着他们八岁的儿子，与我和父亲一起吃晚餐，我没有冒然向哥哥提融资的事，不想让带有功利的话题，破坏聚餐的气氛，席间以亲情叙旧为主，再者，当着嫂子的面谈融资，我怕不会成功，女人对金钱利益总是看得很重，对于我和哥哥来说，嫂子始终是个“外人”，不象我们俩兄弟有几十年血缘关系，而且感情深厚。
饭后，哥哥提出到餐厅旁边的武汉江滩公园散步，我觉得这是向他提出融资的好时机，欣然同意，我和哥哥并排走在前面边走边聊，嫂子和我父亲跟在后面，带着小孩沿途玩耍，我向哥哥详细地介绍了金三角金矿的资源状况，和我的工作职责，我打开手机里的照片给哥哥看，我对他说：“氧化矿的矿脉十分清晰，走势很明确，是往我们矿区延伸的，可以断定我们矿区有大量的矿藏，我们拥有十一年的开采权，到期以后还可以再申请延期，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建选矿厂了，资金跟得上三、四个月就能产矿，产矿后四、五月个就能回本，以后每年能分投资金额一到三倍的红利，你如果给我们投资500万，我们转让一部分股份给你。”
“对陈小平的投资失败后，我和你嫂子约定，以后不是自己操作的项目，不再投资了。”哥哥停下脚步对我说。
陈小平是一个在广州做皮具的北京商人，和哥哥原本并不认识，哥哥是通过一个叫易广朝的朋友认识陈小平的，易广朝在武汉做金融证券，几年前，易广朝对我哥哥说，他准备包装一家做皮具的公司上市，这家公司在海南有鳄鱼养殖场，在广州有皮具工厂，计划二年内在全国开设几百家专卖店，做全产业链大品牌整合上市，让哥哥作这家公司的前期投资人，等上市成功后卖掉手中的原始股份获利，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陈小平。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出于对易广朝的信任，哥哥同意了，为此，哥哥和嫂子专程到海南、广州考察陈小平的公司，得到陈小平的热情接待。
我对哥哥陈小平投资是强烈反对的，类似这种养殖种植，做全产业链吸引投资的骗局，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即便陈小平公司是可信的，但没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创造优异的业绩，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是很难上市的，广州芳村象陈小平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都是以高仿世界名牌来生存。
我在深圳与陈小平和易广朝见了一面，陈小平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京油子”，听说我是做影视的，陈小平马上说他在北京，有一个影视界很牛的朋友，操作了几部非常了不起的电影，要介绍给我认识，其实，他说的那人在影视界默默无闻，很普通，根本不值一提，陈小平对那人大吹特吹，就是拿别人来抬高自己，露了自己浅薄的馅。
易广朝则喜欢给别人当老师，他自己从来没有操作过影视融资，却要指导我如何进行影视融资，给我讲了一通虚头巴脑的金融大道理。
哥哥对我的忠告不屑一顾，选择相信易广朝和陈小平俩人，最终向他们投资了五百万元人民币，其结果可想而知，分文无归，哥哥仅得到过陈小平赠送的一个男式棕色小手包，后来哥哥将那个手包转送给了我，我私下说这是全球最贵的手包，价值五百万人民币。
当然，被易广朝陈小平忽悠上当的，绝不止哥哥一个人，其中还有易广朝表弟，投资金额与结局和哥哥都是一样的，其实，投资就是投人，人的品行能力决定事物的成败，我在深圳这个务实的市场阵地生存多年，推崇实干精神，行事风格与易广朝陈小平截然相反，金三角金矿无论前景怎样，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绝对不是以假乱真，或是击鼓传花的投资骗局，哥哥提起对陈小平投资的事，难道是要把我和他相提并论吗？
我走近哥哥，停下脚步说：“投资就是投人，我跟陈小平易广朝不一样，我们兄弟几十年，我的为人你不了解吗？！金三角金矿是我在那里亲自操作把控，我的合作伙伴张文武是做过大事，赚过大钱的人，以他的能力和经验，我们办好这个矿是没问题的，现在还缺几百万的资金，就可以把事情做团圆，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好机会。”
哥哥低头沉默不语。
“你不想投资承担风险也可以，能不能把你深圳碧海港的房子借给我，以天一传媒的名义，向银行申请五百万贷款，借款主体是我们，本金和利息由我们每月按时向银行还款，不影响你房子出租，只要你提供房产证，出面签字就可以了，没有其它的麻烦，你要承担的风险是，万一我还不上款，银行会拍卖你的房子，或者由你帮我还款，但以我的信誉和能力，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天一传媒在外面还有几百万的应收款，只是近期一下子收不回，用你的房子做一个抵押经营贷，实际上是你为我作个担保！”我向哥哥提出我事先想好的第二套方案说。
“你们的资金缺口要你一方来承担吗？”哥哥问道。
“不是，三个股东按股份共同承担，我和黄莉内还有一部分议定资金没到位，加上我们要承担的超支部分，一共只有三百多万，我们贷五百万，是想预留一些流动资金，有更多缓解压力的资金。”我回答说。
“这个恐怕你嫂子孙娟不会同意，尽管房子是写的我的名字，但都是我们的共同财产，我要尊重她的意见。”哥哥说。
碧海港的房子是2007年，房价未大涨之前，哥哥来深圳以一百三十万元价格购买的，位于福田区红树木地段，是面朝香港的海景公寓，一百二十多平米，是准备送给一个有恩于他的朋友的，后来这个朋友离开中国，并没有要这套房子，多年来，我一直帮哥哥对外出租，房子出租当然会有很多麻烦事，寻找租客，跟租客讨价还价、谈判签约、清算水电、物业管理费等，老租客退租后，还要找人将房子粉刷翻新一遍，保持租得高价，寻找新的租客，这些琐事都是我来做，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报怨过，也没有让哥哥插过手，他只管查看账号收房租。
中间有几次空租时期，哥哥要我帮他卖掉这套房子，都被我给制止了，我觉得房屋租金不仅是一笔价格不菲，旱涝保收的收入，还能保证资产稳健，甚至快速增值，没有什么比持有房子更能增值的手段，这套房现在的价值已上涨到近千万元，当初听他的卖掉房子，最多只获得三、四百万元。
“这么多年我俩兄弟感情深厚，不相互依赖，却相互帮助，你以前借过二次钱给我，我都按时还给你了，我是讲信誉的，这几年我公司的业务越来越难做，我一直想转行，做一个赚钱一点的行业，保障下半辈子的生活，金三角金矿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这个矿赚了钱，我可能就彻底摆脱生存危机，以前我从不强求你，这次就算我求你帮忙，如果你不帮，我只能去七拼八凑地借钱，不仅花精力，利息成本也会高很多，你拿房子给我抵押，一笔贷款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银行还可以给我优惠利率。”我诚恳地对哥哥说。
“你莫顶着了搞，你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个事，莫把我给扯进去了，今天就这样吧，我们还要带小孩早点回家休息。”哥哥有点不耐烦地说。
“你回去跟嫂子商量一下，看她的意见如何！”我不甘心就这样被拒绝，还想保留一点回旋的余地，期待着哥哥的态度接下来发生转变。
“好吧。”哥哥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我乘坐高铁返回深圳，一路上我想起和哥哥之间的许多事情。
我父母一共有三个孩子，哥哥是老大，我是老幺，我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哥哥比我大六岁，从小独立好强，成绩出众，一直倍受老师和父母的称赞，是我学习的榜样，哥哥对我说的话有时比父母还管用。
1977年，“十年内乱”结束，哥哥高中毕业，他才15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停止，哥哥成为最后一批到农村去的知青，“十年内乱”后我们家乡的第一次高考是1978年，哥哥向农村生产队请假，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以几分之差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于是哥哥发奋苦读，夏夜炎热，蚊子叮咬，他就将脚泡在水桶里，经过一年的努力复习，哥哥于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在我们小镇上引起轰动，他是“十年内乱”后小镇中学第一个从文科班考取大学的人，这个纪录保持了多年，父母一直为此感到骄傲，后来大学普及，录取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纪录才被人遗忘了，哥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一所高校任教，任教期间，他又考取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1991年底，我在老家的文化馆工作，哥哥鼓励我南下闯深圳，并拿出一千元钱给我作路费盘缠，我来深圳找到工作，在一家杂志社做记者，1992年夏天，哥哥在学校放了暑假，我邀请他也到深圳来看看。
那时，我刚采访过深圳的风云人物骆家豪，骆家豪是深圳国辉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国辉房地产公司是深圳市属国有企业，骆家豪是军人出身，敢说敢干，开创了深圳乃至全国的多个第一，是一个勇为天下先的人，哥哥来深圳后，我带他去找骆家豪，我对骆家豪说：“骆总，这是我的哥哥周拥军，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武汉一所高等学院任教，他想调到深圳来工作，您这里有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我们现在正在筹备武汉分公司，他就在武汉分公司工作吧。”骆家豪说着，左手右手各拿起一部电话，“喂，人事部、行政部吗，我这里有一位同志叫周拥军，要被派驻到武汉分公司工作，人事部给他办理劳动手续，行政部给他开一个委托书，让他去跑分公司营业执照！”
骆家豪放下电话，安排他办公室外面的王秘书，带着哥哥到人事部与行政部去办理手续。
我们离开国辉房地产公司，哥哥的心情有些失落，他本来是想调到深圳来工作的，却又被打发回武汉，除了行政部开的一张薄薄的委托书，什么也没有了，连营业执照都要他去跑，一切从头来，办公费用也没说清楚怎么支付，这不是典型的皮包公司吗？！
我对他分析说：“这就是典型的深圳特色，简单高效，雷厉风行，一切从零开始，正是你一显身手的好时机，你在武汉学习工作多年，有不少同学、朋友与学生，关系健全好办事，国辉房地产给你开委托书，相当于给了你一柄尚方宝剑，你可以理直气壮地拿着它办事，国辉是深圳首屈一指的地产公司，半个深圳的土地资源都是他们的，谁能不给面子，你办执照筹备分公司，就是分公司元老，职位肯定不底，办公费你先垫付，再找骆总报销，他现在还是深圳房管局副局长，深圳土地开发中心的公章都归他管，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不会少你钱，你在学校教书的工作也可以不辞，一周上几节课，又不用坐班，二份工可以兼着做，二边拿工资，等国辉有调令再说。”
哥哥释然了，感叹深圳的办事效率，骆家豪左右手同时开弓，拔打二个电话，果断敏捷的形象一直深刻地印在他脑海中，多年来屡次被他提起。
哥哥回武汉之前，我要将一千元的路费盘缠还给他，他不肯要，我提出送一份礼物给他，作为他来深圳的纪念，我问他想要什么，他说想看看热销中的“日立777”变速录像放映机，这台机器在武汉很紧俏，卖三千二百多元，还要托关系才能买得到，当时武汉人均收入才一百多元，这是十分昂贵的高档商品，深圳的电器大多从香港进货，货源充足，而且价格便宜，“日立777”录放机在深圳只卖二千五百元，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台送给哥哥，尽管我当时还在杂志社睡办公桌，连房子也舍不得租，哥哥带着录放机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武汉。
进入国辉房地产公司是哥哥人生重要的拐点，开启了他步入商海序幕，让他赶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发展时期，赚取了不少财富，哥哥对自己能进入房地产领域，从事房地产开发颇为自豪，有极大的优越感，我好几次听他说：“男人搞了房地产开发，女人去坐了台，其他么子事都不想干了。”这是武汉地区流行的一句俗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入哪一行，嫁哪个郎，有时候是靠机缘巧合的。
哥哥在国辉（武汉）分公司工作了四年，职务是总经理助理，国辉（武汉）分公司的总经理，由国辉深圳总部一名副总兼任，总经理很多时候不在武汉，哥哥经常代表总经理，主持武汉分公司的工作，哥哥的工作能力得到骆家豪的赏识，后来，国辉房地产要在上海成立分公司，骆家豪想调哥哥做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被深圳总部那名分管武汉公司的副总给否决了，因为如果调哥哥去上海，武汉公司的业务要受到影响，国辉房地产在武汉投资的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着，骆家豪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
哥哥在武汉大学有一位叫赵国忠的同学，赵国忠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北京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给机关领导当秘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掀起“全民经商”的热潮，这家中直机关在上海市有几千亩土地，机关领导安排赵国忠到上海开办航空俱乐部，经营通用航空和房地业务，赵国忠没有经商和房地产开发经验，便邀请哥哥到上海和他一起操作航空俱乐部，赵国忠对哥哥承诺，将哥哥的工作关系调入北京中直机关，任命哥哥为航空俱乐部副总裁，行政级别为副处，哥哥觉得赵国忠提供的平台更大，让他更有发挥才能的空间，同意了赵国忠的邀请，加入筹建上海国际航空俱乐部。
航空俱乐部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是高端热门的项目，市场行情非常好，也许是当时中国还不太富裕，航空俱乐部这种富人游戏在国内太超前，也许是操作这种大项目，需要有象骆家豪那样的魄力，和敏锐商业头脑的人才行，尽管有良好的土地资源，和高大上的牌照，赵国忠和哥哥还是没有将航空俱乐部运作成功，哥哥是1996年离开国辉（武汉）分公司，前往上海和赵国忠一起运作航空俱乐部的，三年之后，上海航空俱乐项目部黯然收场，赵国忠又回北京中直机关任职，哥哥重新回到武汉，成为一个几不靠的自由人，这是他人生的低谷时期，跟赵国忠做航空俱乐部，哥哥不仅没有拿到多少工资，还自掏腰包垫进去十几万的差旅费和办公开支，把在国辉房地产（武汉）分公司挣的钱花光了。
哥哥想自己当老板，在武汉开发房地产，找几个朋友合伙拿了一块地皮，准备盖一栋多层公寓出售，每个合伙人出资四万元，预算二十多万元盖公寓，哥哥没有钱，打电话向我借，那时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已在深圳买车买房，并小有积蓄，我有过疑问，二十多万元怎么可能盖一栋多层公寓？哥哥说：“先启动，只要给工程队支付第一笔工程款就可以了，以后想办法拖欠工程款，变向让工程队垫付开发资金，大家都是这样操作的！”
我听哥哥说得信心十足，二话没说，到银行汇款了四万元钱给他，后来，事情的并象哥哥说的那么简单，工程队也很精明，对付小开发商有的是办法，不按进度支付工程款就停工，逼迫合伙人再拿钱，哥哥又开口向我借二万元，我又给他汇了过去，但他们凑的那点钱，对搞房地产开发是杯水车薪，工程队并不买账，绑架了其中一个合伙人，工程队包工头是哥哥高中的同学，还策划准备绑架哥哥，被哥哥事先察觉，侥幸逃脱了，哥哥和那位同学因此绝交，公寓开发烂尾失败，我借给哥哥的六万元投资款，没有收回分文。
在高等学院教书的时候，哥哥从学院分得一套二房一厅的房子，并办理了房产证，他去上海三年多，房子无人居住，学院强行将门撬开，又将房子分给其他人居住，哥哥从上海回武汉后，居无定所，只能租住一间条件很差的单身公寓，与人合伙开发公寓项目失败，哥哥无所事事，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几年前，我在深圳购买了一套三房二厅的房子，并把父母亲接到深圳，和我一起居住，我在深圳的生活很稳定，于是，我邀请哥哥重新来深圳找工作，和我们同吃同住，一家团圆。
我积极地为哥哥物色工作，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深圳市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招聘广告，其中有一个策划部经理的职位，我觉得很适合哥哥，建议他去应聘，深圳市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隶属于深圳市国土局，是一个半行政半公司化的机构，当时，深圳所有二手房交易，都要在这个中心登记过户，这样一个机构公开招聘，应聘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凭实力，哥哥肯定是策划部经理合适的人选，但我觉得单凭实力恐怕还不够，我向一些朋友打听，有没有认识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领导的，希望能在人情关系上助哥哥一把力，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总经理是位女士，我一个画家朋友的妻子，恰巧和这位女老总是闺蜜，我便拜托画家的妻子，替哥哥跟女老总打招呼，女老总看了哥哥的简历，觉得很不错，直接安排哥哥做了策划部经理。
哥哥做入职体检时，被查出有患有乙肝小三阳，尽管乙肝小三阳传染性很弱，不会通过饮食传播，但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分发午餐时，还是给哥哥准备了易于识别的专用餐具，这让哥哥感觉受到了歧视，心里很不痛快，住在我的房子里，哥哥也觉得是寄人篱下，心情压抑，下班回来把自己就关在卧室里，长时间给武汉的女朋友打电话聊天。
哥哥在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只上了二十多天的班，未过试用期，武汉一家大型国企的董事长联系哥哥，让哥哥回武汉给他做秘书，哥哥经过权衡，认为武汉更适合他发展，于是，他辞去深圳鹏兴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工作，再次回到武汉。
武汉那家大型国企的董事长叫项永忠，是我们一个镇上的老乡，是我父亲的学生，但哥哥给项永忠当秘书，并不是我父亲的缘故，而是项永忠弟弟推荐的，哥哥和项永忠弟弟是高中同学，他俩一直保持着联系。
武汉市张家桥有一处军用机场，随着城市的发展壮大，原本偏远的军用机场逐渐成为城市的中心区域，再作军用机场不太合适在，武汉市政府计划将军用机场外迁至新的区域，成立了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用机场迁出后空余出大片的土地可用于城市建设。
项永忠原来是武汉房管局副局长，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成立后，武汉市政府任命项永忠为机场迁建公司的董事长，主管军用机场迁出后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永忠大哥哥十来岁，以前与哥哥未曾谋面，但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项永忠是听说过的。
与人合伙开发公寓失败后，哥哥听说项永忠要出任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董事长，哥哥找项永忠的弟弟，表达想调入机场迁建公司工作的愿望，项永忠的弟弟对项永忠转达了哥哥的请求，项永忠答应考虑考虑，哥哥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得到答复，就在我的邀请下重新来深圳找工作，哥哥对此事本来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想最终如愿以偿，或许这就是“否极泰来”吧。
给项永忠当秘书是哥哥人生的重要机遇，哥哥展现的能力和才华，很快得到了项永忠的赏识，项永忠多次对其他人说：“周拥军不简单，办事严谨，思路清晰，稳重干练，能够独挡一面挑大梁，要他做秘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不久，机场迁建公司要派二名高管，到上海同济大学学习城市规划专业，项永忠将其中一个名额分配给了哥哥，半年后，哥哥学习完毕回到机场迁建公司，项永忠安排哥哥到机场迁建公司房下属的房地产公司做总经理，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名称叫鼎盛地产。
哥哥当了鼎盛地产公司总经理后，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婚姻，哥哥第一段婚姻是他在高等学院任教期间，娶了同校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那是一位小巧玲珑温文尔雅的武汉姑娘，和哥哥感情甚笃，可惜结婚不到二年，她就突发先天性脑血栓死亡，哥哥因此成了鳏夫，哥哥在国辉（武汉）分公司工作期间，曾苦苦追求一位名叫孙娟的女同事，孙娟当时已有男朋友，但孙娟对哥哥也很有好感，认为他很优秀，然而，孙娟的父母却反对孙娟同哥哥来往，孙娟的父母在武汉很有地位，如果他们未出阁的女儿嫁给一位鳏夫，会让他们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最终，孙娟选择跟男朋友结了婚，哥哥去上海与赵国忠一起办航空俱乐部，或许是想离开武汉休养情伤，后来哥哥的工作不稳定，居无定所，也没有找女人结婚的愿望，哥哥第二次到深圳找工作前夕，有热心的朋友为哥哥介绍了一个叫王慧的武汉姑娘，王慧年近三十还未结婚，属于老姑娘，那段时间是哥哥人生的低俗期，哥哥自信心不足，没有那么挑剔，就和王慧谈起了恋爱，王慧是干部家庭出生，知书达理，心地也很善良，哥哥慢慢地对她产生了感情，不久，哥哥从深圳又回到武汉，给项永忠当秘书，很快又当了鼎盛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工作稳定，地位得到大幅提高，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哥哥和王慧领取了结婚证，王慧成为我的新嫂子。
哥哥想买一套房子作为他和王慧的新房，他在鼎盛地产公司附近，物色了一套八十多平米的二手房，要八万元人民币，哥哥虽然当了总经理，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但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毕竟他还是工薪阶层，于是父母亲跟我商量，父母亲把他们积攒的四万元全部拿出来，我再拿出四万元，凑足八万给哥哥买房，已出嫁的姐姐借二万元给哥哥装修新房，这样哥哥又重新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加上我之前借给他开发公寓的六万，我一共给了他十万元人民币，十万元钱在1999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哥哥和王慧举行婚礼时，我又送给他五千元的礼金，婚礼后的第二天，哥哥开车和我一起去武汉商场买东西，路上，我对哥哥说，我给他的十万元钱不用他还了，是我送给他的，哥哥听了很高兴，连声道谢，说我够兄弟。
哥哥在鼎盛地产主持开发的第一个楼盘是“柳岸春风”，占地面积二百多亩，当时是武汉市的大型楼盘，启动资金由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注入，先进行小规模开发，第一期楼盘推向市场后十分畅销，迅速树立起口碑，回笼了资金，第二期全面开发，除保留单位外，推出的房子一售而空，整个过程十分顺利，“柳岸春风”超前的规划，茂盛的植被，和充满人文气息的设计，受到武汉地产界广泛的赞誉，让哥哥在业内崭露头角，名声大噪。
“柳岸春风”刚刚开发完毕，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受到武汉市政府专项资金审计，为弥补被挪用的专项资金，张家桥机场迁建公司决定对鼎盛地产进行改制，将股份出售给员工和私营企业，那时中央倡导“抓大放小”，对不涉及国计民生，激烈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提高竞争力，一些规模不大的国有房地产公司也在其中，哥哥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大胆地向民间资本高息借贷融资，联合海南一家制药公司对鼎盛地产进行收购，随后，国内的房价疯狂上涨，哥哥将“柳岸春风”保留的单位分阶段出售，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利润，凭借公司分红，哥哥归还了民间借贷，又收购了海南制药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将整个鼎盛地产纳入名下，完成了财富积累，“柳岸春风”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商铺、会所、车库等物业，哥哥将这些物业作为不动产，只租不售，不仅收入稳定，资产还保值增值，如今市场价值过亿。
收购完鼎盛地产，哥哥进入义气奋发的阶段，多次表示要在经济上给予我帮助，让我摆脱生存压力，他曾当着孙娟的面说过要给我200万元的话，但这些话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从来没有兑现过。
以前，哥哥离开国辉（武汉）分公司，去上海与赵国忠一起办航空俱乐部，不久，孙娟也离开国辉（武汉）分公司，到英国留学，期间，孙娟与老公感情不合离异，后来，哥哥发迹了，孙娟对哥哥刮目相看，二人旧情重燃，展开婚外情，孙娟回国后应聘到深圳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有一天，哥哥来深圳看孙娟，我开车送他俩到酒店，路上，哥哥对我说：“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规划，想想以后该怎么做，假如我现在给你200万，你准备怎么用？”
哥哥这话说得很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随口答道：“我可以扩大公司规模，招人拓展业务。”
“不是招人就能拓展业务的，你们这一行业务要靠平时积累，招来的人能跟你搞业务，他自己不早做老板了？！”哥哥反问道。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我从事的是广告服务，是轻资产行业，开公司的门槛很低，但专业性强，不仅要懂行，还要有独特的创意，否则很难拿到客户的订单，在这个行业做，就是挖掘自己的潜力，依靠别人是不行的，我们公司的员工多年来频繁地进出也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我不需要钱，我们做单是客户先打订金，业务完成收余款，中间也不需要购买设备和原料，以后我需要钱的时候再向你开口。”我回答说。
哥哥所说的“给”是赠予，或者说是不需要归还的援助，这种“恩惠”我一直没有享受到，当然，我自己有能力，也不需要这种“恩惠”。
我向哥哥借过二次钱，分别是一百万和二百万，时间都很短暂，是用于企业验资，第一次借款周期是一个月，验完资我马上还给他了，第二次借款周期要长一些，大约三个月，当时我和黄莉购买了“云山海景高尔夫花园”的房子，验完资后，我又用他的钱垫了房子的首付款，很快，我自己的资金就回来了，我立刻将钱归还给他，他还客气地说：“你差不差钱？差钱就拿着用。”我都要还钱给他了，肯定是不差钱，他知道我的公司处在一个上升阶段，我有偿还能力。
这次投资金三角金矿，我之所以要哥哥把深圳碧海港的房子给我作抵押，因为前二次有借有还的经历，我认为在哥哥的心目中，我是一个有信誉，有偿还能力的人，他拿房子给我到银行作抵押，严格来说连向他借款都算不上，只是让他给我起一个担保的作用，他应该不用担心我还不起钱，让他的房子蒙受损失，他却拒绝了我，让我感到很意外。
回到深圳，我对哥哥回心转意，仍然报有一线期望，我向他编辑发送了一条信息：“哥哥好，昨晚我冒昧地提出，用你碧海港的房子作抵押，由我向银行申请是中小企业贷款，我们兄弟几十年感情深厚，是建立在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这样大恩大德的基础之上，不是靠相互送礼，以小利小惠维持情感关系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之间时常互送礼物。一九九一年在你的鼓励与支持下，我孤身一人闯荡深圳，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创业，虽然没有很大的成就，但也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一些成绩，近年来广告传媒行业确实不好做了，我也不想老是靠订单服务生存，年近半百还要去求人，我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转行对我势在必行，我想通过投资金三角金矿赚钱，以后实现创作自由，如果你能帮助我成功，我将万分感激你！”
哥哥很快回复了一条信息：“说实话，你的要求让我陷入了矛盾，一时间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方面，从情感的角度来说，我应该答应你，但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你这是商业投资行为，投资的基本原则是量力而行，你应该自己想办法解决你目前的难题，去寻找新的合伙人，让出你们的部分股份，就象马云当初找孙正义，没有必要押上自己全部的家当，把所有的投资与风险一个人扛着，如果项目成功了，大家一起分享成果，万一失败了，也不致于危害到生计，合作共赢才是新时代的商道，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财畗是集累起来的，一夜暴富少之又少。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其实很好，房子、车子、公司样样都好，你觉得广告传媒做腻了，不想长期靠订单生存，想转行，但不可否认你在这个行业上得心应手，这几年大环境对民企不利，不象过去那么好做，什么行业都一样的，不单单只是你这个行业，你的行业就象是一头奶牛一样，还是为你们贡献了很多现金，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地做好现有的业务，而不是转行做一个你不熟悉的领域，任何行业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或难处，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好做。”
尽管被哥哥拒绝已在我意料之中，但我还是感觉不快，我再次编辑了一条信息发结他：“哥哥好，你的回复让我感觉失望，记得二十多年前，你在人生的低谷阶段，陆续从我手上要了十万元钱，那时我总共只有十几万元的储蓄，我分几次汇款给你，最后，我看着只剩二、三万元的存折，我心里是有不安全感觉的，因为，那时你曾说过：要保障一个人生活的安全线，应该有十万元的存款，我手头的存款已经远在安全线之下了，我帮你称得上是倾其所有，义无反顾，没有象你说那么多道理和理由，当时，你要钱也是和人家一起盖房子，搞房地产开发，是商业行为吧？！你和王慧结婚的时候，我对你说这十万元钱不用偿还，你感到很高兴，到今天二十多年了，我从没向你提过这事，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你的自尊心，和我们兄弟间的感情，人生就象爬山，一个人在攀登悬崖峭壁，精疲力竭时，如果另一个人伸手拉一把，这是关键时刻改变命运的帮助，是会令人永生不忘的。我对你提出借房子作抵押，是我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鼓足勇气才向你开口的。”
哥哥又回复了一条信息过来：“看了你的这个信息我也很失望，我不反对你转行追求梦想，但没有必要连累自己的兄弟姐妹，如果你记得我向借你钱沒还你，你现在想要多少，说个数吧，其他的就不要说了。”
哥哥的言语间透露着不快，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无所顾忌了，我对他再发一条信息说：“哥哥好，我提这事是想告诉你，我当初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帮助你的，我说好十万元钱是送给你的，就从没有想过还找你要回来，即便我刚跟黄莉结婚那段时间，手头很拮据，也没有找你要过钱，今后更不会有。投资金矿的事上，我不一个只看重自己利益，贪大求全的人，寻找合伙人转让股份这一点，我早就就想到了，我找你既有亲情关系，也是商业行为，自己的亲哥哥都不愿意投资入股，不信任弟弟，不做‘孙正义’，要别人来投资，岂不是更难？！寻找投资人需要时间，别人投资前要对项目进行考查评估，还要凑钱，这个过程很漫长，会耽误矿山的建设进度，缅甸很快就要进入雨季了，我们必须抢在6月份投入生产，雨季影响矿山施工作业，我们投产要往后延迟好几个月，这将使成本增高，投资增大，整个项目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现在战斗已经打响，后勤保障必须跟上，要准备充足的资金。以你房子抵押贷款，是我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时间，得到所需要资金的最佳方法，如果你能答应我的要求，我保证每月按时向银行还款，不让你的房子蒙受损失，力争一年左右还清贷款，赎回你的房子，请你不要只把事情往坏的一面想，相信我的人品和能力，关键时刻出手相助，雪中送炭，方显兄弟情谊！”
“思前想后，兄弟一场，我想现在就把‘柳岸春风’的房子送给你好了，也算是还你当年的借款吧。正好这套房子的产权证办在你名下，原本想是给你留条退路的，这套房子面积170多平方米，加上200多平米的花园平台，市价应该超过600万，今天晚上以后，你怎么处置都可以，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大家好自为之吧！” 哥哥最后给我回复了一条信息，发完这条信息他就在微信上把我拉黑了。
“柳岸春风”的房子是哥哥开发完楼盘后，拿出一套给父母居住的，当初将房产证办到我的名下有二个原因，一是，如他所说为我留后路，怕我万一在深圳混不下去了，可以回武汉居住，二是，那段时间因为孙娟插足的缘故，哥哥和王慧的婚姻破裂，正闹离婚，王慧要分割哥哥名下的财产，哥哥把房产证办到我的名下，说这套房子是我买给父母居住的，这套房子自然不能算他和王慧二人的共有财产。
“柳岸春风”这套房子的面积和价值，和哥哥说的有较大出入，房子后面200多平米的花园平台，其实是公用阳台，这套房子位于三楼，一、二楼是商铺，平层面积做的要大一些，三楼以上是住宅，平层面积做的要小一些，三楼每个单元外面都多出来一块，实际上是公用阳台，未计算在三楼业主的房产证之内，哥哥利用开发商的权力，将这套房子后面那块阳台，用栏杆与外面隔开占为已有，种植了很多盆景与植物，作私家花园，为此还引来过其他业主的抗议，这套房的市场价值是三百六十多万元左右，与深圳近千万元的碧海湾房子相比，哥哥说把这套房子送给我，其实是弃卒保车。
“感谢哥哥的慷慨大方，但我真的不需要你‘柳岸春风’的房子，它不是我出的钱，不是我的财产，我想用你‘碧海港’的房子给作我贷款担保，解决我的燃眉之急，并不要和你算经济账，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兄弟情谊算得清吗？打断骨头还连着胫呢，你确为难就算了，我另想办法，‘柳岸春风’的房子，还是把它过户到你们名下吧，你为我留后路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这条信息我是通过短信发送给哥哥的，他没回，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通信录里把我设置成黑名单，如果设置了，这条信息会被屏蔽掉，他是看不到的。
我和哥哥之间有一个悖论，凡是我想做的事，他一定会反对，但只要我坚持做的事，一定会成功。
我和哥哥不同，他成绩出众，一直以来是一个被夸奖的好学生，我从小调皮捣蛋，学习成绩很差，是个“学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中毕业后，我在老家直接参加工作，单位是小镇文化馆，在文化馆我接触到相机，爱上了摄影，二年后，我听说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班在招生，便想报考，哥哥听说我要报考摄影班极力反对，他要我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摄影班是武大开办的成人教育班，二年大专文凭，通过成人高考录取，学校收钱赚学费，入学门槛低；插班生是武大中文系的正式本科生，面对有成果的社会人士进行招生，要在全国性刊物发表二篇以上的文学作品，才有报名资格，参加武汉大学自主的招生考试，录取后直接进入本科三年级读书，二年毕业拿本科文凭，有国营单位正式工作分配，插班生肯定层次更高，但对我来说难度很大，不现实，我没有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不具备报名资格，再者，我学习成绩差，参加插班生考试未必能通过，考摄影班难度对我来说低得多，有大专文凭对我也是一大进步，尽管哥哥反对，但我坚持报考了摄影班，正是因为有了摄影班大专文凭，我才能在深圳找到工作，立下足来。
2005年，我创立的天一传媒公司刚刚起步，出于自用的目的，我物色在福田区深南路边“艳阳蓝天”大厦，购买一套房子作办公室，我的想法很简单，即便公司不赚钱，省下来的房租也是自己的，不会让房东赚走，“艳阳蓝天”大厦已经售罄，售楼部被撤消了，买房只能找二手中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悉“艳阳蓝天”开发商市场部经理手中，还有几套房源，从他那里拿到的房屋价格，比从二手中介拿到的价格便宜十万块钱，我将这个情况告诉哥哥，其实，也是希望他能在经济上帮助我一下，当时我和黄莉刚结婚，手头很紧张，哥哥出任鼎盛地产公司总经理三年，尽管他还没有对公司私有化改组发迹，但他连续几年拿高薪，在经济上已比我强很多了，哥哥也是非常反对我购买那套房子，要我量力而行，我知道他是怕我给他增加负担找麻烦。
冲着我得到的房源，比二手市场便宜十万元的动力，我还是不顾哥哥的反对，用我的住宅向银行抵押借贷获得资金，来交“艳阳蓝天”房子的首期款，黄莉怀孕在家，没有工作和收入，靠我一个人养家，要还住宅和“艳阳蓝天”二套房子的贷款，令我感觉十分吃力，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我买那套房子时，深圳的房价正处于低谷期，“艳阳蓝天”一百一十平米的房子才六十多万元，第二年，深圳的房价开始领涨全国，此后一路高歌猛进，只涨不跌，现在这套“艳阳蓝天”房子的价格在八百万元左右，哥哥有一次出差来深圳，到“艳阳蓝天”我的办公室里坐，还问我当时为什么不多买几套。
买“艳阳蓝天”的房子作办公室，天一传媒公司的业务也有了起色，我又不安份了，不满足只做单一平面设计，我想将业务链拓展到影视制作领域，因为平面设计和影视制作的客户是重合的，影视制作是我没有涉足过的领域，我感觉无从下手，很茫然，哥哥知道后，以万科地产放弃万佳百货为例子，力劝我专精一门，不要冒然扩张，我没有听从他的告诫，那时，我买的“艳阳蓝天”的房子因房价上涨而增了值，我将增值的部分向银行增加贷款，用得到的贷款资金购买影视制作设备，聘请影视制作人员，在谷歌百度上开通“影视制作”搜索引擎，拓展影视制作业务，不久，在多媒体应用的推动下，各行各业对影视制作的需求旺盛，我很快成为影视制作方面的行家里手，公司得到了较大发展。
其实，哥哥不愿意将“碧海港”的房子借给我抵押贷款，除了不相信我的能力和信誉以外，就是他根本不想我过得比他好，令他丧失对我居高临下，优越的心态，我觉得这三点中但凡有一点不是，他都会帮助我一把，哥哥的行为，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情淡漠。
我和黄莉名下各有一套房子，分别是“艳阳蓝天”，与“云山海景高尔夫花园”，“艳阳蓝天”的房子，在我们没有投资金三角金矿前，就抵押给一家银行，贷了四百多万元的款，用于公司经营，或者说被公司慢慢亏损掉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转行投资金三角金矿的原因；“云山海景高尔夫花园”除了买房时的按揭款，后来又将买房后增值的部分，找银行加贷了五百多万元，来向金矿投资，二套房子的贷款加在一起，我们已负债一千多万元，没有可以向银行抵押的房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