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喆，我承认自己是个不同于常人的人，这种特质或许从我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
通常正常人的记忆不会早于三岁，大部分人在四到五岁开始对事物有模糊的印象，而真正的长期记忆应该大约从五岁左右开始形成。
但我不同，我的大脑发育速度比其他同龄婴儿快了一到两个阶段，这可能与我出生时就有十斤的体重有关。
94年6月15号下午两点五十，我的母亲柯彩杰在港岛通过剖腹产将我生下。
她青年时期一直在美国接受西式教育，认为来自新西兰的进口牛奶粉比母乳更加有益于婴儿成长，因此我没有喝过一滴母乳，在七个月会说话前也没有喝过一滴水。
大约在我两三个月大，力量还不足以支撑抬起脑袋的时候，就已经对那种强烈的口渴感，被裹在动弹不得的襁褓里的拘束感，被不熟悉的陌生人强行抱在怀里的不适感有了深刻的记忆。
不需要他人提醒我我也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妈妈，也不是任何抱过我的亲属称呼，而是——“给我水”。
抱我的保姆很惊讶，叫来了母亲，她们一起让我重复了很多遍同样的话后才谨慎地给我喂了大约三十毫升的温水，这一点水短暂的缓解了我长达几个月的极度干渴。
从此，我再也不愿意喝那些散发着恶心腥味的牛奶或是羊奶。如果让我选择世界上唯一一样我无法失去的东西，那我一定会选择水，这是我原始欲望的起点。
等我到了九个月，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力量，就意图扶着婴儿围栏站起来走路。我的母亲在育儿书上看到过早的走路会让婴儿腿部发生变形，吩咐照顾我的保姆看见我站起来就把我调整成爬行的姿势，我十分反感这样的行为，但由于体型所限，却无法反抗。
每天夜里等所有人都睡着，我才会站起来放肆地绕着房间走上几圈再安然入睡。一直等到我长大到十二个月，才被正式允许开始学习站立学步。
除了大脑发育过早外，我的感知神经也比一般人要发达不少，对于美食家或是音乐家来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种负担。
每个进入过屋子的人都会留下气味，有时候是刺鼻的香水味，有时是劳作过后的汗臭味，小孩身上的奶腥味，老人身上的腐草味，这些都让我感到烦躁不安。
当我长到了可以自由活动的年龄，比起呆在那栋洋房里，我更愿意呆在后院的玻璃房中，这里是我母亲一时兴起找专人搭建的植物温室，每天除了几个园丁鲜有人来，偶有想来偷懒的佣人也被我大声怒斥吓走。
我不允许任何人未经我的同意踏入这片领地，包括我的母亲。
到了晚上十一点钟我就要马上上床睡觉，早上五点再醒来，期间楼里的所有人都不许发出任何声音，后来我母亲干脆买下了隔壁的那栋房子，并带着大部分佣人搬了进去。
至于食物，肉类我只吃从日本运来的神户牛肉，不允许添加任何蒜，辣椒这些对味蕾有刺激的佐料，不吃任何海鲜，即便我并没有过敏的迹象，蔬菜倒是不挑剔，新鲜的就好。
我的母亲在这些方面从不拘束我，只要不会对我健康有害的事情，她都不在乎。古板的父亲一年只有几次从大陆前来探望我们，我对他印象不好。
就这样，我在港岛平静的度过了童年。后来在我父亲的强烈要求下搬回了深市，当时他在那里任职。
从这里开始所有事情开始发生巨变。
从搬回去的第一天起，我父亲就指责母亲对我过于溺爱，他不再允许客人来时我待在房间里，不允许我呵斥佣人，不允许我扔掉不想吃的食物。母亲请的家庭教师也被辞退，我被送去家附近的公立小学。第一天开学，一个教室里挤满了四十九个满地乱爬的小孩。所有的一切让我几近崩溃。
回到家后，又发现有女佣在我房间里随意挪动桌子上的模型，出离的愤怒让我操起旁边的英文词典就向她砸去，正中后脑勺。这个打扮朴素的中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似乎没想过自己会被如此对待，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随后跑下楼去。
晚上我父亲回来果然很生气，把正在看书的我强行从房间中扯出来，在客厅命令我跪在地上向那名女佣道歉，我自是不愿意，站着同他暗暗角力。
从小到大我都是同龄人里最高最壮实的小孩，一时半会他也奈何不了我，于是他叫来门外的保镖，一齐把我强行按倒在地，我母亲这时也出来了，我听见了她在一旁发出的尖叫，也看见了何铭宇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她想扑过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可惜被人轻易地就拦住。
我还是不肯屈服说出道歉的话，于是何铭宇用他穿的那双尖头皮鞋狠踹我几脚，又命人把我拖去他书房关了起来，钥匙只有他有。
第二天他也没来开门，我母亲的声音也消失了，书房里有卫生间，渴了我就喝水龙头里的水。直到第四天才有人来开门，这期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害，但身体到了极限，从这之后更是只要稍一饥饿就会低血糖晕倒。
母亲眼眶红着，劝说我一定要听从父亲的话。讽刺的是何铭宇也给我请来了家庭教师，不过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数学，而是国学。
半年的时间我不被允许踏出家里的门，从三字经学到论语，易经，孝经，礼记等，每天像洗脑一样的朗读，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需要做一个君子。
通常正常人的记忆不会早于三岁，大部分人在四到五岁开始对事物有模糊的印象，而真正的长期记忆应该大约从五岁左右开始形成。
但我不同，我的大脑发育速度比其他同龄婴儿快了一到两个阶段，这可能与我出生时就有十斤的体重有关。
94年6月15号下午两点五十，我的母亲柯彩杰在港岛通过剖腹产将我生下。
她青年时期一直在美国接受西式教育，认为来自新西兰的进口牛奶粉比母乳更加有益于婴儿成长，因此我没有喝过一滴母乳，在七个月会说话前也没有喝过一滴水。
大约在我两三个月大，力量还不足以支撑抬起脑袋的时候，就已经对那种强烈的口渴感，被裹在动弹不得的襁褓里的拘束感，被不熟悉的陌生人强行抱在怀里的不适感有了深刻的记忆。
不需要他人提醒我我也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妈妈，也不是任何抱过我的亲属称呼，而是——“给我水”。
抱我的保姆很惊讶，叫来了母亲，她们一起让我重复了很多遍同样的话后才谨慎地给我喂了大约三十毫升的温水，这一点水短暂的缓解了我长达几个月的极度干渴。
从此，我再也不愿意喝那些散发着恶心腥味的牛奶或是羊奶。如果让我选择世界上唯一一样我无法失去的东西，那我一定会选择水，这是我原始欲望的起点。
等我到了九个月，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力量，就意图扶着婴儿围栏站起来走路。我的母亲在育儿书上看到过早的走路会让婴儿腿部发生变形，吩咐照顾我的保姆看见我站起来就把我调整成爬行的姿势，我十分反感这样的行为，但由于体型所限，却无法反抗。
每天夜里等所有人都睡着，我才会站起来放肆地绕着房间走上几圈再安然入睡。一直等到我长大到十二个月，才被正式允许开始学习站立学步。
除了大脑发育过早外，我的感知神经也比一般人要发达不少，对于美食家或是音乐家来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种负担。
每个进入过屋子的人都会留下气味，有时候是刺鼻的香水味，有时是劳作过后的汗臭味，小孩身上的奶腥味，老人身上的腐草味，这些都让我感到烦躁不安。
当我长到了可以自由活动的年龄，比起呆在那栋洋房里，我更愿意呆在后院的玻璃房中，这里是我母亲一时兴起找专人搭建的植物温室，每天除了几个园丁鲜有人来，偶有想来偷懒的佣人也被我大声怒斥吓走。
我不允许任何人未经我的同意踏入这片领地，包括我的母亲。
到了晚上十一点钟我就要马上上床睡觉，早上五点再醒来，期间楼里的所有人都不许发出任何声音，后来我母亲干脆买下了隔壁的那栋房子，并带着大部分佣人搬了进去。
至于食物，肉类我只吃从日本运来的神户牛肉，不允许添加任何蒜，辣椒这些对味蕾有刺激的佐料，不吃任何海鲜，即便我并没有过敏的迹象，蔬菜倒是不挑剔，新鲜的就好。
我的母亲在这些方面从不拘束我，只要不会对我健康有害的事情，她都不在乎。古板的父亲一年只有几次从大陆前来探望我们，我对他印象不好。
就这样，我在港岛平静的度过了童年。后来在我父亲的强烈要求下搬回了深市，当时他在那里任职。
从这里开始所有事情开始发生巨变。
从搬回去的第一天起，我父亲就指责母亲对我过于溺爱，他不再允许客人来时我待在房间里，不允许我呵斥佣人，不允许我扔掉不想吃的食物。母亲请的家庭教师也被辞退，我被送去家附近的公立小学。第一天开学，一个教室里挤满了四十九个满地乱爬的小孩。所有的一切让我几近崩溃。
回到家后，又发现有女佣在我房间里随意挪动桌子上的模型，出离的愤怒让我操起旁边的英文词典就向她砸去，正中后脑勺。这个打扮朴素的中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似乎没想过自己会被如此对待，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随后跑下楼去。
晚上我父亲回来果然很生气，把正在看书的我强行从房间中扯出来，在客厅命令我跪在地上向那名女佣道歉，我自是不愿意，站着同他暗暗角力。
从小到大我都是同龄人里最高最壮实的小孩，一时半会他也奈何不了我，于是他叫来门外的保镖，一齐把我强行按倒在地，我母亲这时也出来了，我听见了她在一旁发出的尖叫，也看见了何铭宇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她想扑过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可惜被人轻易地就拦住。
我还是不肯屈服说出道歉的话，于是何铭宇用他穿的那双尖头皮鞋狠踹我几脚，又命人把我拖去他书房关了起来，钥匙只有他有。
第二天他也没来开门，我母亲的声音也消失了，书房里有卫生间，渴了我就喝水龙头里的水。直到第四天才有人来开门，这期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害，但身体到了极限，从这之后更是只要稍一饥饿就会低血糖晕倒。
母亲眼眶红着，劝说我一定要听从父亲的话。讽刺的是何铭宇也给我请来了家庭教师，不过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数学，而是国学。
半年的时间我不被允许踏出家里的门，从三字经学到论语，易经，孝经，礼记等，每天像洗脑一样的朗读，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需要做一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