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大地回春的时候,姚致远已经可以丢掉拐杖在院子里慢慢走动了。

    这天,支部书记周炳坤又来看他了,支书把他的腿从上到下轻轻按了一遍,问:“咋样,还疼不?”

    他说:“不太疼了。”支书说:“到底是年青人,恢复的这么快。”

    他说:“还说快呢,把我都急死了,两个多月了,还是不敢用劲。”

    支书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不是还没到一百天呢,急啥呢?”

    他说:“我不干活,队上一天还给记十分工,心里不是滋味。”

    支书说:“十分工算啥,那人命是能拿工分换来的?”支书拍了拍他的肩膀,“啥也别想了,安心养你的伤,等伤好了,就去学校教书吧。”

    姚致远一楞,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句:“叔,你说啥?让我到学校去教书?”

    支书说:“你这腿就是好了,一时半会也干不了重活,考虑到你是为救人负的伤,支部决定安排你到学校去教书,愿意不?”

    姚致远点点头:“行呵,我听支部的安排。”

    晌午吃饭的时候,姚致远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母亲说:“你是因祸得福。”父亲说:“炳坤还算有良心。”

    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生产队辛苦一年,能分多少钱和粮,就看工分挣的多少,“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就是那个时候农村的真实写照。

    社员在大田里干活,一个壮年男劳力一天最多十分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去刮风下雨,冰雪封地,累死累活也就挣三千分左右,而大队干部每年挣的工分都在三千六百五十分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四千,用社员们的话说“工分挣得都溢出来了。”至于溢出来的工分是怎么挣的,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敢问。

    民办教师挣的工分与大队干部不差上下,而且夏天没有日头暴晒,冬天没有寒风剌骨,如果没有权力欲望,民办教师比大队干部更实惠。

    谁有资格当民办教师呢?不用说,首先必须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再就是多少要有一点文化程度,毕竟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人太多,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后台或是关系,学校现有的三个教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姚生民:雇农,高小毕业,大队贫协主席的兄弟;

    高春菊:下中农,初小毕业(小学四年级),大队长的姑娘;

    周文秀:贫农,农中初六七级毕业生,支书的侄女。

    春节期间,高春菊出嫁到外村了,学校急需补充一名新教师,得知这个消息后,找周炳坤的人络绎不绝,有大队、小队的干部,也有那些在村里有头有脸、能说得上话的人,而且每个人手上都提着沉甸甸的礼物,尤其是在县煤矿当会计的赵强,专门从矿上拉了一卡车煤倒在了支书家的后院里。

    一卡车黑亮黑亮的煤呵,有五六千斤,周炳坤高兴地眉梢都开了花,当面就答应了赵强,让他的儿媳妇到学校去教书。过后冷静一想,他又后悔了,他想起了腿伤还没有好的姚致远,他是看着姚致远长大的,在他的印象里,姚致远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听话的好娃,村里人教育娃,都是拿姚致远作榜样:“你咋就不学学人家致远?”“你看人家致远,…..。”特别是这次舍己救人,更让他对姚致远刮目相看,年纪轻轻的,竟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试想,如果没有姚致远的奋不顾身,出了人命,他支书的位子还能不能保住?更不用说去争当什么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了,姚致远不仅化解了所有的矛盾,还让他得到了公社的表扬:培养教育知识青年的工作做得好。

    对这样的一个好娃,作为党的支部书记怎么忍心再让他拖着伤痛的腿去拉架子车,去掂锨把抡撅头?

    姚炳坤纠结了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最终,良心战胜了私心,他决定将这个名额给姚致远,当然,赵强的那一车煤也不能白倒,如果以后再有机会,他一定想办法满足赵强的要求。

    就这样,姚致远成了疙瘩小学的一位民办教师,在桃花盛开的时候,他拖着还未痊愈的腿到学校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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