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胡子意犹未尽地讲：
“再一个，元曲的韵脚稠密，甚至有的句句都押韵。其实，说白了，也就类似现在的顺口溜。而宋词却不同，因为是严格的格律体，断句，必然有平仄变换，绝对不会出现句句押韵的格式。
另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宋词格式虽然有变体，但在每个体式中，限定都是死的，字数不能改变的；元曲却不同，可以随便地加上很多衬字、虚字，让句式拉长，更符合演唱。也就是说，唱的时候，怎么舒服怎么来。
演唱的内容，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了。
因为，全是大白话，很少用典。元曲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懂，看戏的老百姓文化程度都不高，而蒙古统治者也是文化素质不高的一群人。写得高深了，别人看不懂，看不懂就没人打赏。
所以，元曲实际上是市场倒逼的产物。
更有意思的是，元曲不但文字浅白，内容也必须直白。
而这种文字和内容都浅白，加上高层对意识形态没有监管意识，也可以说，我们蒙古人心胸本就宽广，对于汉人的辱骂，根本不在意。
于是乎，就导致元曲，呈现出一种既俗气又泼辣的特色。这就让编曲的唱戏的，什么都敢说，什么也敢唱。
比如，有的歌姬唱的《醉太平.堂堂大元》：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就是指着统治者鼻子在骂了，元剧散曲的泼辣劲可见一斑。
除了这种批判社会的作品，更多的是流俗，类似于前些年的东北二人转，在社会底层演出，打着‘色’的擦边球。
其实，那时候的歌姬可不简单，她们的演唱大都是‘现挂’，类似于台湾的机智歌王---张帝。
比方，明朝戏曲家冯梦龙记载过元朝京城名妓王巧儿的一次演出----
下边听曲的男子为难台上的王巧儿：‘巧儿呀，昨天晚上，我一夜未眠……”
王巧儿装作不知地问道：‘为什么呀！”
那人又说：‘有一对猫儿，哎呀，吱哇乱叫了一晚上……’
巧儿更加神奇地歪着脑袋问：‘为什么呀！’
那人佯作生气地说:‘你十万个为什么！？我就是问你，它俩为什么叫？！’
这一题，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地难，难就难在----它的答案是任何女子都讲不出口的！
王巧儿想了一会儿，随即不紧不慢地唱道：
[歌曲]‘绣房中忽听得猫儿叫。高一声，低一声，（叫上）几百遭（几百遭）。一个是不肯，一个是非得要！’
观众也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耍笑起女人来，总觉得话不够骚！于是乎，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不停地追问：
‘那个为何不肯？！’
‘关键是，另一个为什么非得要！？’
司鼓也好像替着巧儿着急，小鼓是敲打得飞快，可就是不见巧儿出声。
醉公子好像也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便说道：‘我去方便一下！’说罢，起身走下了舞台。
他这‘一起身、一方便’，仿佛给王巧儿带来了灵感，只听她脆生生地唱道：
[歌曲]‘奴儿我抽身起，偷把眼儿瞧。瞧散了那猫儿也，撒下一把疥虫窠。痒透（奴的）花心儿。（不觉）罗裈儿湿透了。’
随着观众浪荡的大笑，醉公子端着把茶壶又从后台大摇大摆地走上了舞台……”
淳于溷听后，也哈哈大笑。
白胡子接着说：“当散曲在高级文人手中逐渐雅致起来，元曲反而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唐诗宋词元曲’时候，大都用‘京剧’来占住‘元曲’这个坑了。
当然，京剧初现[清乾隆年间]，也是很荤的！就是到了民国时期，京剧中还保留着不少‘粉活儿’。
所谓‘粉’，就是卖弄风情、甚至穿着暴露……上台表演，其香艳程度，不亚于如今某些小电影的水准。原因无他，也不过是下九流的艺人们要谋生而已。
京剧发展到60年代，被某些人改变成‘高大上’的八大‘样板戏’，从此，京剧便没落了。
所以说，任何一种文艺形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可以的。但，不能去的太净，割的跟明朝‘太监’似的，一点儿不剩……那不就失去了他的灵魂，让其似鬼似妖，就是不像人！
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要让一门艺术长足地发展，都要给它留有一定的发挥空间。就说郭德纲的相声吧，他如果在小园子里表演，他可以尽情地用‘于谦的父亲’、‘于谦的媳妇’砸现挂；但是，要是登上全国性质的大舞台，他的表演，不是还是很中规中矩的么……”
只听任飘飘“噔噔噔”地跑上楼来，问道：“师父，还说呐，都几点了？坐了一天的火车，不累么？”
淳于溷抬起朦胧的眼说：“不累。”
任飘飘又道：“可不，你坐了人家青岛小哥座位，不累呢！我们可是站了一路。”
见师父不再理睬她，任飘飘又问：“今晚我们住哪儿？难道，您真的想去敕勒川，躺草地上数星星？”
“是啊！”淳于溷说， “不是说好了么，怎么，又变卦了？”
任飘飘说：“人家今晚吃的有点多，不爱动弹了么！”
白胡子道：“今晚，你们哪儿也别去，就住我家。”
淳于溷问：“方便吗？”
白胡子说：“怎不方便？家里没别人，就我和老伴两人，住的地方又大。正好，这两天我陪着你，到处转转。”
淳于溷道：“可是，我准备明天就走。”
白胡子问：“走？去哪儿？”
淳于溷说：“想去一趟吉林松原……”
“哎呀，师父，您别急着走呀~”任飘飘忙道，“那10万块钱…还没到手呢……”
“再一个，元曲的韵脚稠密，甚至有的句句都押韵。其实，说白了，也就类似现在的顺口溜。而宋词却不同，因为是严格的格律体，断句，必然有平仄变换，绝对不会出现句句押韵的格式。
另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宋词格式虽然有变体，但在每个体式中，限定都是死的，字数不能改变的；元曲却不同，可以随便地加上很多衬字、虚字，让句式拉长，更符合演唱。也就是说，唱的时候，怎么舒服怎么来。
演唱的内容，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了。
因为，全是大白话，很少用典。元曲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懂，看戏的老百姓文化程度都不高，而蒙古统治者也是文化素质不高的一群人。写得高深了，别人看不懂，看不懂就没人打赏。
所以，元曲实际上是市场倒逼的产物。
更有意思的是，元曲不但文字浅白，内容也必须直白。
而这种文字和内容都浅白，加上高层对意识形态没有监管意识，也可以说，我们蒙古人心胸本就宽广，对于汉人的辱骂，根本不在意。
于是乎，就导致元曲，呈现出一种既俗气又泼辣的特色。这就让编曲的唱戏的，什么都敢说，什么也敢唱。
比如，有的歌姬唱的《醉太平.堂堂大元》：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就是指着统治者鼻子在骂了，元剧散曲的泼辣劲可见一斑。
除了这种批判社会的作品，更多的是流俗，类似于前些年的东北二人转，在社会底层演出，打着‘色’的擦边球。
其实，那时候的歌姬可不简单，她们的演唱大都是‘现挂’，类似于台湾的机智歌王---张帝。
比方，明朝戏曲家冯梦龙记载过元朝京城名妓王巧儿的一次演出----
下边听曲的男子为难台上的王巧儿：‘巧儿呀，昨天晚上，我一夜未眠……”
王巧儿装作不知地问道：‘为什么呀！”
那人又说：‘有一对猫儿，哎呀，吱哇乱叫了一晚上……’
巧儿更加神奇地歪着脑袋问：‘为什么呀！’
那人佯作生气地说:‘你十万个为什么！？我就是问你，它俩为什么叫？！’
这一题，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地难，难就难在----它的答案是任何女子都讲不出口的！
王巧儿想了一会儿，随即不紧不慢地唱道：
[歌曲]‘绣房中忽听得猫儿叫。高一声，低一声，（叫上）几百遭（几百遭）。一个是不肯，一个是非得要！’
观众也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耍笑起女人来，总觉得话不够骚！于是乎，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不停地追问：
‘那个为何不肯？！’
‘关键是，另一个为什么非得要！？’
司鼓也好像替着巧儿着急，小鼓是敲打得飞快，可就是不见巧儿出声。
醉公子好像也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便说道：‘我去方便一下！’说罢，起身走下了舞台。
他这‘一起身、一方便’，仿佛给王巧儿带来了灵感，只听她脆生生地唱道：
[歌曲]‘奴儿我抽身起，偷把眼儿瞧。瞧散了那猫儿也，撒下一把疥虫窠。痒透（奴的）花心儿。（不觉）罗裈儿湿透了。’
随着观众浪荡的大笑，醉公子端着把茶壶又从后台大摇大摆地走上了舞台……”
淳于溷听后，也哈哈大笑。
白胡子接着说：“当散曲在高级文人手中逐渐雅致起来，元曲反而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唐诗宋词元曲’时候，大都用‘京剧’来占住‘元曲’这个坑了。
当然，京剧初现[清乾隆年间]，也是很荤的！就是到了民国时期，京剧中还保留着不少‘粉活儿’。
所谓‘粉’，就是卖弄风情、甚至穿着暴露……上台表演，其香艳程度，不亚于如今某些小电影的水准。原因无他，也不过是下九流的艺人们要谋生而已。
京剧发展到60年代，被某些人改变成‘高大上’的八大‘样板戏’，从此，京剧便没落了。
所以说，任何一种文艺形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可以的。但，不能去的太净，割的跟明朝‘太监’似的，一点儿不剩……那不就失去了他的灵魂，让其似鬼似妖，就是不像人！
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要让一门艺术长足地发展，都要给它留有一定的发挥空间。就说郭德纲的相声吧，他如果在小园子里表演，他可以尽情地用‘于谦的父亲’、‘于谦的媳妇’砸现挂；但是，要是登上全国性质的大舞台，他的表演，不是还是很中规中矩的么……”
只听任飘飘“噔噔噔”地跑上楼来，问道：“师父，还说呐，都几点了？坐了一天的火车，不累么？”
淳于溷抬起朦胧的眼说：“不累。”
任飘飘又道：“可不，你坐了人家青岛小哥座位，不累呢！我们可是站了一路。”
见师父不再理睬她，任飘飘又问：“今晚我们住哪儿？难道，您真的想去敕勒川，躺草地上数星星？”
“是啊！”淳于溷说， “不是说好了么，怎么，又变卦了？”
任飘飘说：“人家今晚吃的有点多，不爱动弹了么！”
白胡子道：“今晚，你们哪儿也别去，就住我家。”
淳于溷问：“方便吗？”
白胡子说：“怎不方便？家里没别人，就我和老伴两人，住的地方又大。正好，这两天我陪着你，到处转转。”
淳于溷道：“可是，我准备明天就走。”
白胡子问：“走？去哪儿？”
淳于溷说：“想去一趟吉林松原……”
“哎呀，师父，您别急着走呀~”任飘飘忙道，“那10万块钱…还没到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