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里面不知道谁扔了一包打碎的玻璃，身长只有七十多厘米的我，上半身正好扑在这包玻璃上面。
这样的伤害，对于任何人类来说都无异于酷刑。
好在，我是那种特别容易便死掉的体质。
恍惚之中，我回过神来。
这一次，我清楚地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
话确实是对母亲说的，却不是委屈或哭喊。
那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字眼，“外，外！”
这一次的“复活点”，在这个位置吗？
这么看来，我出门是必然成行的事件，想要通过改变行为模式避免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的母亲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
在我表达完外出的欲望之后，母亲只回答了一个好字，随后便举着我下了楼。
在此际的母亲眼中，自己穿着的清凉套装并没有任何不妥。
因为我的外婆从小就教育母亲：没结婚的姑娘是金个个，结了婚以后就是银个个，等到生完孩子，那就是狗个个，狗个个没有人稀得看。
母亲开始并不这么认为，在当众为我哺乳几次之后，也便接受了这种粗俗的逻辑。
更为重要的是，夏季对于母亲来说非常不友好。
她一方面要抱着我，另一方面还要爬楼梯，最重要的是需要和自己的体重做对抗。
与其任汗水打湿复杂的衣衫，倒不如穿得简单一点来的舒服。
为了让母亲能休息一下，我还是壮着胆子来回绕着居民楼转圈。
路过垃圾道出口的铁门时，我小心谨慎地一个一个仔细观察。
我单纯的认为，只要我观察到了那一包碎玻璃，我便不会重蹈覆辙。
我的举动被妈妈看在眼里，她开始没有在意，后来发现我每一个垃圾道都要观察一下，便开口问我。
“阿福，你在找什么？”
眼前，是我仔细观察的第六条垃圾道，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母亲，同时听到垃圾道里面滚落垃圾的声音。
单元房一共七个门洞，也就拥有七条垃圾道。
我此刻站的位置，距离母亲所在的房头，只隔了最后一条垃圾道。
母亲很明显也听到了垃圾道里面发出的碰撞声，她下意识地向我跑来。
我本能地转身回避，正打算跑，一头便撞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毫无悬念，垃圾道里滚落的正是那一包碎玻璃。
塑料袋包裹的碎玻璃，从垃圾道出来时，便摔了个七零八落。
一些碎片溅起，四散乱飞，将母亲保护我的胳膊擦伤了好几条浅浅的伤口。
其中一片较大的，刺进了我的皮肤。
虽然不深，却留了疤，长大以后一直有一道浅浅的印痕。
母亲看到我出血了，立即就慌了神，也顾不得找寻丢玻璃的罪魁祸首，赶忙抱着我去了旁边的医院。
好在，医院到我家，距离不过三百米。
医生安慰了慌张的母亲，表示只是皮肉伤，小孩子恢复快，大了不会影响活动。
母亲抱着我回家时，路过二号楼门，正好看见有一位师傅蹬三轮来送玻璃。
愤怒的母亲跟着送玻璃的师傅一起上了楼，与二楼的杨家妈妈发生了冲突。
原来，住在这里的是杨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小男孩。
在他家分房时他已出生，所以分到了被称为“偏单”的两居室。
杨光小哥哥今日顽皮，打碎了厨房的玻璃。
杨母为了不伤到家人，特意将玻璃收好，用塑料袋装着丢进了垃圾道。
而来送玻璃的师傅，就是她刚刚找来为厨房换新玻璃的师傅。
母亲和杨母之间的冲突，在一瞬间爆发。
杨母一开始还显得有些歉疚，见母亲语气不善，便耍起了无赖。
工厂家属楼的一大特色，便是什么样的热闹都有人来看。
杨母见楼上楼下渐渐聚集起人墙，自觉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
“哎～！”
这一声喊，杨母吐气开声，叫得是又长又尖。
不熟悉她的人，完全无法想象他那塌缩得和小男孩差不多的身材，居然能发出这么刺耳的声音。
当众人完全安静下来，集体将目光凝注在杨母身上时，杨母才开腔。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今儿个人也来了不少了，不如叫大家伙儿给评评理。
你说你孩子屁股给玻璃扎了，怎么就知道是我们家的玻璃？
碎玻璃我扔土道里了，你们家养活孩子在土道里面啊？
咋滴，单位分的房不够住啊？
你咋那么会占公家便宜呢？”
这一套连珠炮似的输出，在目前看来，既颠倒了黑白，又反扣了帽子。
偏偏，看热闹的群众还觉得这话说得在理。
母亲很不喜欢这种场面，只是为了我，她不得不冲在前面罢了。
她组织了一下语言，正要反击，杨母却抢先控制住了话语权。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们家愿意住土道底下，我正常扔垃圾有什么错呢？
你要找人打架，也应该是去找房管站，问问他们清垃圾的人为什么不关土道房的铁门！
你跑我这干什么来了？
咋滴，我们家是房管还是环卫啊？
你别瞅我，瞅我我家也变不成哪个衙门。”
母亲瞪杨母，是出于愤怒，她明显没有做好打这种嘴炮的准备。() ()
沉默了良久，待杨母尽情输出完毕之后，母亲只是冷冷地看着前者，不紧不慢地发声。
“无妨，咱们报个警，叫警察来看看带血的那块玻璃碴子，能不能跟土道里的玻璃拼成一整块。
顺便这换玻璃的师傅也在这，让师傅受累给量一下，看看拼好的玻璃跟你家的是不是一个尺寸。
住楼房顺着土道扔玻璃还有理了？
你家这是住的二楼，也就伤到了路过的我们娘俩。
若是你家住六楼，下面住的岂不是都不能倒垃圾了？”
母亲的反击，条理性很强，逻辑性优于情感上的输出，一下子便控制住了场面。
与此同时，楼长已经率先跑去居委会找来了主任。
主任是一名精明的中年妇女，有着劳动人民特有的肤色，精壮的身材搭配着精明的眼神。
那感觉，就好像是她专门为城乡结合部生就了自己一般。
主任一来，便大声呵斥：“在干什么？！
街里街坊的，还都是一个厂子里的家属，报警了你们自己家爷们脸上好看吗？
明个上班见了面，他们还说话吗？”
主任调解纠纷的角度非常新奇，也着实有效。
不管是我母亲，还是杨家妈妈，都有些不好意思再争执。
不过，母亲看了看怀里抱着的我，还是争辩了一句。
“我们家阿福就这么白挨扎了？”
居委会主任上前查看了一下我包扎着纱布的屁股，轻轻拍了拍母亲的肩膀，示意母亲稍安勿躁。
“这么点小事，怎么这么多人在这围着？
我说你们也都是自行车厂的家属，怎么就这么看热闹不嫌事大呢？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要是再聚在一起看热闹，没有人帮我压事，别怪我记着你们。”
被居委会主任记住，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她作为社区内最低级别的公务人员，并不会做出什么有损声威的事情。
就是吧，这年月无论办什么事，都少不了跑去居委会开证明。
你若是让她记住了你，见面就唠叨你几句，你想不想听都难受不是？
万一遇到可开可不开的证明或者材料，主任这边不配合，另一边又催着要。
折腾你来回来去跑不算什么，耽误了事情可怎么办？
刚才跑去请主任的楼长，也在一旁帮腔，组织人员疏散。
有些邻居或许敢不给主任面子，但楼长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只要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人会不给他面子。
当然，看热闹是国人的天性，你不让我围观，我就躲在家里听着。
尤其是同一层另外两间屋子里面的住户，几乎是趴在自家门背后屏气凝神，生怕错过了什么。
见人群散去，主任把母亲和杨母一起拉进了杨家。
三人在杨家的饭桌边落座，主任一手一个地拉住两位母亲。
“垃圾房没关门，这个责任街道和居委会不会逃避。
石家媳妇，等你爷们下了班，可以让他去居委会找我。”
两句话，首先为这件事情定下了勇于承担责任的基调。
“不过，你们两个，也不是没有问题。
杨家媳妇，你们现在进城了，不比在乡下，应该懂城里的规矩。
玻璃这东西，可以从土道往下扔吗？
你就算今天没有伤到阿福，明天环卫工人来了，伤到人家也不好啊？”
杨母显得很委屈，她表示自己是按照城里的规矩丢的垃圾，不应该但责任。
主任很生气地拍了下桌子。
“我现在跟你们讲道理，你跟我讲规矩。
那好办，规矩就是邻里和睦，团结友爱。
你扔玻璃之前考虑过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吗？
你若不这么自私，能有今天的事情吗？”
杨家妈妈低下了头，她知道在不骂街的前提下，自己不可能吵赢每日都在做调解工作的主任。
母亲觉得主任在为自己撑腰，也抬头挺胸，展示出得意的姿态。
不想，主任话锋一转，又批评起妈妈。
“还有你，石家媳妇。
你带孩子在哪玩不好，非要去垃圾房玩？
没出事时就不言声，出了事就找这个找内个的？”
主任“压事”的手段其实很朴实无华，就是各打五十大板。
在那个年代，却已经算得上工作手段强力。
为街区的和谐与稳定，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至少在她负责的范围内，民事纠纷的报案率非常低。
关于我受伤这件事，在主任的调解下，杨母最终拿出五块钱作为医药费赔偿。
主任大包大揽地表示，如果后面换药时发现钱不够用，随时可以去居委会找她实报实销。
母亲出于对街坊的维护，更因为她不是个讹人的人，便接受了这个调解意见。
只有杨母耿耿于怀一件事，她觉得赔偿给我的医药费，比她家换玻璃贵多了。
为此，当天晚上她就拎着自己四岁的儿子打了一顿。
在那个年代打自己家孩子，可没有人管闲事。
并且，也没有孩子知道，被自家家长打了，还能找警察叔叔撑腰。
那时还不太记事的我，却并不知道，这次的事件，也让话都说不利索的我，被人记恨了很长时间。
这样的伤害，对于任何人类来说都无异于酷刑。
好在，我是那种特别容易便死掉的体质。
恍惚之中，我回过神来。
这一次，我清楚地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
话确实是对母亲说的，却不是委屈或哭喊。
那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字眼，“外，外！”
这一次的“复活点”，在这个位置吗？
这么看来，我出门是必然成行的事件，想要通过改变行为模式避免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的母亲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
在我表达完外出的欲望之后，母亲只回答了一个好字，随后便举着我下了楼。
在此际的母亲眼中，自己穿着的清凉套装并没有任何不妥。
因为我的外婆从小就教育母亲：没结婚的姑娘是金个个，结了婚以后就是银个个，等到生完孩子，那就是狗个个，狗个个没有人稀得看。
母亲开始并不这么认为，在当众为我哺乳几次之后，也便接受了这种粗俗的逻辑。
更为重要的是，夏季对于母亲来说非常不友好。
她一方面要抱着我，另一方面还要爬楼梯，最重要的是需要和自己的体重做对抗。
与其任汗水打湿复杂的衣衫，倒不如穿得简单一点来的舒服。
为了让母亲能休息一下，我还是壮着胆子来回绕着居民楼转圈。
路过垃圾道出口的铁门时，我小心谨慎地一个一个仔细观察。
我单纯的认为，只要我观察到了那一包碎玻璃，我便不会重蹈覆辙。
我的举动被妈妈看在眼里，她开始没有在意，后来发现我每一个垃圾道都要观察一下，便开口问我。
“阿福，你在找什么？”
眼前，是我仔细观察的第六条垃圾道，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母亲，同时听到垃圾道里面滚落垃圾的声音。
单元房一共七个门洞，也就拥有七条垃圾道。
我此刻站的位置，距离母亲所在的房头，只隔了最后一条垃圾道。
母亲很明显也听到了垃圾道里面发出的碰撞声，她下意识地向我跑来。
我本能地转身回避，正打算跑，一头便撞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毫无悬念，垃圾道里滚落的正是那一包碎玻璃。
塑料袋包裹的碎玻璃，从垃圾道出来时，便摔了个七零八落。
一些碎片溅起，四散乱飞，将母亲保护我的胳膊擦伤了好几条浅浅的伤口。
其中一片较大的，刺进了我的皮肤。
虽然不深，却留了疤，长大以后一直有一道浅浅的印痕。
母亲看到我出血了，立即就慌了神，也顾不得找寻丢玻璃的罪魁祸首，赶忙抱着我去了旁边的医院。
好在，医院到我家，距离不过三百米。
医生安慰了慌张的母亲，表示只是皮肉伤，小孩子恢复快，大了不会影响活动。
母亲抱着我回家时，路过二号楼门，正好看见有一位师傅蹬三轮来送玻璃。
愤怒的母亲跟着送玻璃的师傅一起上了楼，与二楼的杨家妈妈发生了冲突。
原来，住在这里的是杨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小男孩。
在他家分房时他已出生，所以分到了被称为“偏单”的两居室。
杨光小哥哥今日顽皮，打碎了厨房的玻璃。
杨母为了不伤到家人，特意将玻璃收好，用塑料袋装着丢进了垃圾道。
而来送玻璃的师傅，就是她刚刚找来为厨房换新玻璃的师傅。
母亲和杨母之间的冲突，在一瞬间爆发。
杨母一开始还显得有些歉疚，见母亲语气不善，便耍起了无赖。
工厂家属楼的一大特色，便是什么样的热闹都有人来看。
杨母见楼上楼下渐渐聚集起人墙，自觉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
“哎～！”
这一声喊，杨母吐气开声，叫得是又长又尖。
不熟悉她的人，完全无法想象他那塌缩得和小男孩差不多的身材，居然能发出这么刺耳的声音。
当众人完全安静下来，集体将目光凝注在杨母身上时，杨母才开腔。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今儿个人也来了不少了，不如叫大家伙儿给评评理。
你说你孩子屁股给玻璃扎了，怎么就知道是我们家的玻璃？
碎玻璃我扔土道里了，你们家养活孩子在土道里面啊？
咋滴，单位分的房不够住啊？
你咋那么会占公家便宜呢？”
这一套连珠炮似的输出，在目前看来，既颠倒了黑白，又反扣了帽子。
偏偏，看热闹的群众还觉得这话说得在理。
母亲很不喜欢这种场面，只是为了我，她不得不冲在前面罢了。
她组织了一下语言，正要反击，杨母却抢先控制住了话语权。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们家愿意住土道底下，我正常扔垃圾有什么错呢？
你要找人打架，也应该是去找房管站，问问他们清垃圾的人为什么不关土道房的铁门！
你跑我这干什么来了？
咋滴，我们家是房管还是环卫啊？
你别瞅我，瞅我我家也变不成哪个衙门。”
母亲瞪杨母，是出于愤怒，她明显没有做好打这种嘴炮的准备。() ()
沉默了良久，待杨母尽情输出完毕之后，母亲只是冷冷地看着前者，不紧不慢地发声。
“无妨，咱们报个警，叫警察来看看带血的那块玻璃碴子，能不能跟土道里的玻璃拼成一整块。
顺便这换玻璃的师傅也在这，让师傅受累给量一下，看看拼好的玻璃跟你家的是不是一个尺寸。
住楼房顺着土道扔玻璃还有理了？
你家这是住的二楼，也就伤到了路过的我们娘俩。
若是你家住六楼，下面住的岂不是都不能倒垃圾了？”
母亲的反击，条理性很强，逻辑性优于情感上的输出，一下子便控制住了场面。
与此同时，楼长已经率先跑去居委会找来了主任。
主任是一名精明的中年妇女，有着劳动人民特有的肤色，精壮的身材搭配着精明的眼神。
那感觉，就好像是她专门为城乡结合部生就了自己一般。
主任一来，便大声呵斥：“在干什么？！
街里街坊的，还都是一个厂子里的家属，报警了你们自己家爷们脸上好看吗？
明个上班见了面，他们还说话吗？”
主任调解纠纷的角度非常新奇，也着实有效。
不管是我母亲，还是杨家妈妈，都有些不好意思再争执。
不过，母亲看了看怀里抱着的我，还是争辩了一句。
“我们家阿福就这么白挨扎了？”
居委会主任上前查看了一下我包扎着纱布的屁股，轻轻拍了拍母亲的肩膀，示意母亲稍安勿躁。
“这么点小事，怎么这么多人在这围着？
我说你们也都是自行车厂的家属，怎么就这么看热闹不嫌事大呢？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要是再聚在一起看热闹，没有人帮我压事，别怪我记着你们。”
被居委会主任记住，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她作为社区内最低级别的公务人员，并不会做出什么有损声威的事情。
就是吧，这年月无论办什么事，都少不了跑去居委会开证明。
你若是让她记住了你，见面就唠叨你几句，你想不想听都难受不是？
万一遇到可开可不开的证明或者材料，主任这边不配合，另一边又催着要。
折腾你来回来去跑不算什么，耽误了事情可怎么办？
刚才跑去请主任的楼长，也在一旁帮腔，组织人员疏散。
有些邻居或许敢不给主任面子，但楼长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只要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人会不给他面子。
当然，看热闹是国人的天性，你不让我围观，我就躲在家里听着。
尤其是同一层另外两间屋子里面的住户，几乎是趴在自家门背后屏气凝神，生怕错过了什么。
见人群散去，主任把母亲和杨母一起拉进了杨家。
三人在杨家的饭桌边落座，主任一手一个地拉住两位母亲。
“垃圾房没关门，这个责任街道和居委会不会逃避。
石家媳妇，等你爷们下了班，可以让他去居委会找我。”
两句话，首先为这件事情定下了勇于承担责任的基调。
“不过，你们两个，也不是没有问题。
杨家媳妇，你们现在进城了，不比在乡下，应该懂城里的规矩。
玻璃这东西，可以从土道往下扔吗？
你就算今天没有伤到阿福，明天环卫工人来了，伤到人家也不好啊？”
杨母显得很委屈，她表示自己是按照城里的规矩丢的垃圾，不应该但责任。
主任很生气地拍了下桌子。
“我现在跟你们讲道理，你跟我讲规矩。
那好办，规矩就是邻里和睦，团结友爱。
你扔玻璃之前考虑过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吗？
你若不这么自私，能有今天的事情吗？”
杨家妈妈低下了头，她知道在不骂街的前提下，自己不可能吵赢每日都在做调解工作的主任。
母亲觉得主任在为自己撑腰，也抬头挺胸，展示出得意的姿态。
不想，主任话锋一转，又批评起妈妈。
“还有你，石家媳妇。
你带孩子在哪玩不好，非要去垃圾房玩？
没出事时就不言声，出了事就找这个找内个的？”
主任“压事”的手段其实很朴实无华，就是各打五十大板。
在那个年代，却已经算得上工作手段强力。
为街区的和谐与稳定，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至少在她负责的范围内，民事纠纷的报案率非常低。
关于我受伤这件事，在主任的调解下，杨母最终拿出五块钱作为医药费赔偿。
主任大包大揽地表示，如果后面换药时发现钱不够用，随时可以去居委会找她实报实销。
母亲出于对街坊的维护，更因为她不是个讹人的人，便接受了这个调解意见。
只有杨母耿耿于怀一件事，她觉得赔偿给我的医药费，比她家换玻璃贵多了。
为此，当天晚上她就拎着自己四岁的儿子打了一顿。
在那个年代打自己家孩子，可没有人管闲事。
并且，也没有孩子知道，被自家家长打了，还能找警察叔叔撑腰。
那时还不太记事的我，却并不知道，这次的事件，也让话都说不利索的我，被人记恨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