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遭遇了与我父亲当年的遭遇差不多的情形，就是家里的饭恐怕不够我吃。
好在我从小就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一直是苦着过来的。
只需要在平时吃得菜里多放两勺盐，我就可以以多吃两个馒头为代价，将自己喂饱。
母亲每次看到我吃饭的样子，都安慰父亲说：“能吃是福！”
父亲也知道，我家虽然穷，但只有一个孩子，其实在吃穿上比他小时候富裕太多了。
两相努力之下，父亲便接受了我多吃的事实，决定从他和母亲那里多省下一点。
我印象最深的表现就是，父亲连续几年都没有去“换啤酒”。
前文咱们说过，当时为父亲买啤酒，我需要拎着一个玻璃瓶过去，到那才能不需要酒瓶押金便带走一瓶啤酒。
父亲戒掉啤酒的时间太久，久到我再次为他打啤酒时，小卖部已经不要啤酒瓶的押金，更不需要拿啤酒瓶去交换了。
父亲戒了啤酒之后，改为喝散装白酒。
他从车间里拿来一个装机油的塑料桶，前端有个可以旋转的盖子，后面有一个拎手。
据说，这个桶装满了是五升的容量，父亲说一次可以打九斤酒。
父亲把塑料桶仔细刷干净，确认没有机油味道之后，才拿着出去打散酒。
也不知道是父亲计算有误，还是散酒分量不足，父亲每次打完九斤酒，这个桶都不会装满。
后来我长大了一些才知道，父亲是故意这样做，因为酒打太满了不好往外倒。
等我完全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酒就是缺斤短两。
因为，五升五十度的白酒，它就应该是九斤重。
后来我问父亲为什么不揭穿商家，父亲韩憨厚一笑，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觉得有道理的话：“他要价低，谁都不容易。”
父亲的话有些词不达意，我理解主要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本地流行民谚“便宜就是当”。
父亲说了，那家白酒的单价比别人家低一些，在打价格战拉客的同时，自然要搞一些“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小手段。
缺斤短两自然就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小手段。
第二层就是，当时正处于“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初见成效的阶段。
大部分恶意打价格战的商品，其实都是假冒伪劣商品。
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有人因为喝了假酒导致失明或者死亡。
而一家散酒店不卖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还愿意依靠价格优势拉生意。
父亲觉得，即便分量有些不足，他也能接受。
毕竟，那些不肯降价的，在称重上也不一定能做到足斤足两。
最后一层就是，店家虽然用约定俗成的说法，称呼四升半酒液为九斤酒，实际上却并不会真的过称。
他只是依靠一个固定容量的不锈钢酒提，简单粗暴的认为一提就是一斤。
若是一提水，自然就是一市斤。
一提低度酒，比如度以下的白酒，重量自然也与一市斤相差无几。
但越是高度的白酒，其密度越低。() ()
度以上，一提白酒的重量只有九两多一点点。
若是度往上，一提白酒甚至不足九两重。
父亲是觉得，卖酒的店家，有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细微的差别。
毕竟，度数越高的白酒，需要蒸馏的次数越多，相对来说就等于会消耗更多的粮食和酒糟。
卖酒的店家也不一定就舍得用高度白酒测试酒提，搞清楚体积与质量之间的关系。
如今回想起那段岁月，父亲喝了这么多年的散酒，一直没有翻车，没有遇到过假酒。
除了父亲运气很好以外，或许也是父亲对这家小店的包容，给了一个不得不向价格战低头，在变通之余又能守住底线的小店一个生存机会，所换回来的福报。
当然，全指望父亲这样一天只喝二两的人养活这个小店也很难。
事实上还是店家的经营策略，在那个经商环境恶劣的年代，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血路。
让父亲如此控制自己目前唯一的爱好的，还有母亲也突然变大的食量。
起先我的父母并不在意，母亲觉得或许是我吃饭太香了，导致她也胃口大开。
父亲则是用母亲劝解他的话反过来劝解母亲。
更为重要的是，母亲吃饭变多以后，身材却变好了。
逐渐从被姑姑嘲笑的“大纸包”，变成了刚结婚时那个被邻居艳羡的电影明星。
姑姑也从每到过年都要例行嘲笑母亲身体不好还很胖，逐渐变成羡慕母亲有一双又长又直的大长腿。
母亲固然觉得很有面子，却本能地觉得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
当时的人们，对于疾病的认知很有限。
母亲只是担心自己营养不良，所以去家附近的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
这家医院曾经见证了我的出生，也不止一次挽救过母亲脆弱的生命。
但这家医院的科室设置其实很简陋，妇科与产科是一家，内科是一个综合型科室，甚至兼着儿科的职责。
母亲就是在这家医院的内科，检查出来异常。
当时的大夫也有些不敢确定，不住怀疑自家医院出具的检查结果。
末了，医生给出一个我们听过不止一次发建议：“去医大总院看看吧。”
其实，从家门口医院的检验报告上看，母亲只是得了糖尿病。
不过，这里的医生认为，糖尿病一般多发于中老年，他们不肯相信只有三十出头的母亲会得这种病。
为了不误诊，他们便迟迟不肯下结论，只好让母亲去医大总院检查一下。
因为，海津市的医大总院，有当时全国“唯三”的内分泌科。
除了这三个内分泌科以外，其它地方最早的内分泌科，都要在当年的月份才独立成为单独的科室。
医大总院的内分泌科极为权威，轻易就做出了诊断。
“您爱人得了糖尿病，这是一种富贵病，主要得靠养，目前治疗无法除根。”
年轻的女医生据说经过名医指导，说话很直接，但不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好在我从小就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一直是苦着过来的。
只需要在平时吃得菜里多放两勺盐，我就可以以多吃两个馒头为代价，将自己喂饱。
母亲每次看到我吃饭的样子，都安慰父亲说：“能吃是福！”
父亲也知道，我家虽然穷，但只有一个孩子，其实在吃穿上比他小时候富裕太多了。
两相努力之下，父亲便接受了我多吃的事实，决定从他和母亲那里多省下一点。
我印象最深的表现就是，父亲连续几年都没有去“换啤酒”。
前文咱们说过，当时为父亲买啤酒，我需要拎着一个玻璃瓶过去，到那才能不需要酒瓶押金便带走一瓶啤酒。
父亲戒掉啤酒的时间太久，久到我再次为他打啤酒时，小卖部已经不要啤酒瓶的押金，更不需要拿啤酒瓶去交换了。
父亲戒了啤酒之后，改为喝散装白酒。
他从车间里拿来一个装机油的塑料桶，前端有个可以旋转的盖子，后面有一个拎手。
据说，这个桶装满了是五升的容量，父亲说一次可以打九斤酒。
父亲把塑料桶仔细刷干净，确认没有机油味道之后，才拿着出去打散酒。
也不知道是父亲计算有误，还是散酒分量不足，父亲每次打完九斤酒，这个桶都不会装满。
后来我长大了一些才知道，父亲是故意这样做，因为酒打太满了不好往外倒。
等我完全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酒就是缺斤短两。
因为，五升五十度的白酒，它就应该是九斤重。
后来我问父亲为什么不揭穿商家，父亲韩憨厚一笑，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觉得有道理的话：“他要价低，谁都不容易。”
父亲的话有些词不达意，我理解主要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本地流行民谚“便宜就是当”。
父亲说了，那家白酒的单价比别人家低一些，在打价格战拉客的同时，自然要搞一些“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小手段。
缺斤短两自然就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小手段。
第二层就是，当时正处于“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初见成效的阶段。
大部分恶意打价格战的商品，其实都是假冒伪劣商品。
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有人因为喝了假酒导致失明或者死亡。
而一家散酒店不卖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还愿意依靠价格优势拉生意。
父亲觉得，即便分量有些不足，他也能接受。
毕竟，那些不肯降价的，在称重上也不一定能做到足斤足两。
最后一层就是，店家虽然用约定俗成的说法，称呼四升半酒液为九斤酒，实际上却并不会真的过称。
他只是依靠一个固定容量的不锈钢酒提，简单粗暴的认为一提就是一斤。
若是一提水，自然就是一市斤。
一提低度酒，比如度以下的白酒，重量自然也与一市斤相差无几。
但越是高度的白酒，其密度越低。() ()
度以上，一提白酒的重量只有九两多一点点。
若是度往上，一提白酒甚至不足九两重。
父亲是觉得，卖酒的店家，有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细微的差别。
毕竟，度数越高的白酒，需要蒸馏的次数越多，相对来说就等于会消耗更多的粮食和酒糟。
卖酒的店家也不一定就舍得用高度白酒测试酒提，搞清楚体积与质量之间的关系。
如今回想起那段岁月，父亲喝了这么多年的散酒，一直没有翻车，没有遇到过假酒。
除了父亲运气很好以外，或许也是父亲对这家小店的包容，给了一个不得不向价格战低头，在变通之余又能守住底线的小店一个生存机会，所换回来的福报。
当然，全指望父亲这样一天只喝二两的人养活这个小店也很难。
事实上还是店家的经营策略，在那个经商环境恶劣的年代，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血路。
让父亲如此控制自己目前唯一的爱好的，还有母亲也突然变大的食量。
起先我的父母并不在意，母亲觉得或许是我吃饭太香了，导致她也胃口大开。
父亲则是用母亲劝解他的话反过来劝解母亲。
更为重要的是，母亲吃饭变多以后，身材却变好了。
逐渐从被姑姑嘲笑的“大纸包”，变成了刚结婚时那个被邻居艳羡的电影明星。
姑姑也从每到过年都要例行嘲笑母亲身体不好还很胖，逐渐变成羡慕母亲有一双又长又直的大长腿。
母亲固然觉得很有面子，却本能地觉得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
当时的人们，对于疾病的认知很有限。
母亲只是担心自己营养不良，所以去家附近的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
这家医院曾经见证了我的出生，也不止一次挽救过母亲脆弱的生命。
但这家医院的科室设置其实很简陋，妇科与产科是一家，内科是一个综合型科室，甚至兼着儿科的职责。
母亲就是在这家医院的内科，检查出来异常。
当时的大夫也有些不敢确定，不住怀疑自家医院出具的检查结果。
末了，医生给出一个我们听过不止一次发建议：“去医大总院看看吧。”
其实，从家门口医院的检验报告上看，母亲只是得了糖尿病。
不过，这里的医生认为，糖尿病一般多发于中老年，他们不肯相信只有三十出头的母亲会得这种病。
为了不误诊，他们便迟迟不肯下结论，只好让母亲去医大总院检查一下。
因为，海津市的医大总院，有当时全国“唯三”的内分泌科。
除了这三个内分泌科以外，其它地方最早的内分泌科，都要在当年的月份才独立成为单独的科室。
医大总院的内分泌科极为权威，轻易就做出了诊断。
“您爱人得了糖尿病，这是一种富贵病，主要得靠养，目前治疗无法除根。”
年轻的女医生据说经过名医指导，说话很直接，但不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