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着，两个人无处可去，更不想被淋成落汤鸡，于是仍在花房中靠坐在一起。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中，天气正在回暖，阮静秋身上的水渍没多久已干得七七八八。她散下一头长发，廖耀湘则用干净的帕子和毛巾裹着她湿漉漉的发丝摩擦，温柔而耐心地吸走她发间多余的水分。他早放下了诗集，此刻专注于手中的活计，不知是不是他老眼昏花，他忽然觉得指间纠缠的青丝不像南京时那样浓密而厚实了，再定睛细看，她的乌发间确实混入了几根不起眼的银白。他默默地想道，就在这几天，他就要迎来自己五十一岁的生日，而他面前的姑娘也要满三十五岁了。从十四岁那年在巴黎的街头撞见他，她已经如此和他并肩共度了二十一年岁月，她最好的年华一半随他奔波颠沛在国内外的战场上，一半又为他空耗在无谓的等待里，他真不知道这高墙中的岁月要到何时才算个头，他何时才能向她偿还这些年她为他付出、牺牲的一切。他无声地叹息着，而她背靠他的怀抱，在他轻柔的抚摸中昏昏欲睡，未曾察觉他的心事。想起在上海瞧见的种种状况，她闭着眼问他：“我休假这半个月，功德林有没有什么新闻？”
“新闻？”廖耀湘想了想，“还不是老样子，从早到晚一半学习一半劳作。鸡毛蒜皮的琐事固然多，可没有几件能称得上新闻。”他偏头瞧了瞧她，似乎察觉到她话里有话：“你想问什么？”
阮静秋强装镇定地回答：“我在路上看了报纸，沿途也听到了一些议论，说是党内要进行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一次全面整顿，也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提出批评意见。”
廖耀湘答道：“噢，你说的是四月底的那篇报道。学委会每天清早都组织学员们读报，这篇报道我们也看了。不过，这好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功德林里，对这些‘主义’并没有切实的感受，作为在押改造的战犯，更没有立场对政府和执政党提出批评意见呀。”他蹙眉道：“这事很严重么？外头的人怎么说？”
阮静秋谨慎地道：“说什么的都有，大部分当然乐意响应号召去提意见，但好像也有一些不理智的观点。”她忽然抓住他的手：“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要是哪里说得不对，你只当没听过。我知道你是最不爱说假话的，你有一肚子的墨水、一脑袋的知识，可你一向不喜欢像有些学员那样装作很积极进步的姿态来哗众取宠。我想提醒的是，如果遇到这类你不喜欢的场合，宁可什么也不说，也好过和人争执起来，一不小心落下话柄。”
廖耀湘露出困惑的表情，但应声道：“我知道了。”又忍不住问：“奇怪，这话可不像你以往的风格。你不一贯是有一说一、直来直往的人么？怎么忽然转性了，要劝我做一只没嘴葫芦？”
阮静秋仍背向着他说：“年纪大了，越来越胆小也是常理。我不知道有一说一能带来什么切实的好处，只知道有些话多说多错，只要不说，就不至于惹出祸端。”
廖耀湘叹口气，从后揽住了她：“我的好姑娘，你是近来操心过头了。”说着又抬起两手，将指尖轻轻抵住她额角，边打着圈按揉，边柔声哄劝道：“这里只有你我，不论说什么都不会落下话柄，更不会惹出祸端。听我的，什么都不要想，靠着我歇一会儿……”
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自打休假归来，她越来越少笑，每逢他撞见她一个人的场合，她总蹙着眉头，满脸满眼都是道不尽的愁，可每每开口追问，她又总推说什么事也没有。尽管一头雾水，但他仍然听从了她的劝告，除却学习中一些必要的讨论，他越来越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尽量避免与别的学员谈论当下的时事或产生无谓的矛盾。时节入秋，功德林管理所破天荒地组织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参观游览，北至长春、南达武汉，总共囊括五六个城市，身体健康的学员均可以外出参与。碍于处分期尚未结束，阮静秋主动提出留守在管理所，廖耀湘有些遗憾不能与她一同外出游览，但新换的秋装、新式的客车和一路所见的新面貌很快使他把这点遗憾忘去了脑后。
对于曾参与这趟旅程的学员来说，没有什么比亲眼目睹国家崭新的面貌更能令人切身感受到两种制度之间的鲜明对比。途经的每一座城市都为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证的每一个变化都引起了他们真心实意的惊叹。在长春汽车制造厂里，曾经执掌东北九省的杜聿明以他那久违的机械工程师的劲头跳进了一辆刚下流水线的“解放”牌卡车，无比骄傲地开着它在大院里转过了一个又一个来回；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天津市长杜建时则走过海河的堤岸、走过金汤桥下的夕阳，带着怅惘的回忆走进南开大学的礼堂。在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的前一天，这些国民党将军们还有幸踏上了这座工程的桥头堡，争相留下自己到此一游的相片。廖耀湘和杜聿明出现在同一张相片之中，不知是二人自然达成了默契还是冥冥中自有天意，这张合影恰好留出了足够一左一右再站下两个人的空位，就像在某个理想国中，戴安澜和邱清泉本应该活着，他们本应该也出现在这里。
对于廖耀湘来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沈阳某一日参观结束后的一个片段。返回住处以后，王耀武指着楼下的水泥地，人们于是发现那里被画了一群大大小小、被关在铁笼子里的老虎。其中最大的那一只正挥舞利爪、凶相毕露；小老虎们也不甘示弱，伺机而动、跃跃欲试。作画之人借虎喻人，含义不言自明；而学员们竟也真如同画中的神态一般，开展了一番争相认虎的比试。杜聿明作为东北曾经的最高军事长官，当之无愧地首先指认自己是那只最大、最凶恶的老虎，老虎的体格代表着他最为深重的罪恶；范汉杰则争当大老虎身旁的另一只老虎，慷慨激昂地陈述这只老虎所描绘的神态有多么符合自己镇守锦州时狂妄傲慢的形象。东北战场的卢浚泉、郑庭笈等随后发言，分别选取了外围两只较小的老虎代表自己，而后就连没来过东北的邱行湘也争抢着说，这些老虎必定要有他一份，因他多年的绰号就叫做“邱老虎”。
最可笑的是，地上所画的老虎只需一双手就能数得清，居住在这里的一百多名学员却急不可耐地争相认领，每个人都觉得某一只老虎影射的正是自己，每个人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座谈会中口若悬河地生拉硬扯一番，好似不与地上的老虎扯上关系，便有失改造的积极性和认罪的主动性。像沈醉这样懒得装模作样，宁可歪在一旁打瞌睡的，还受到了一些自以为“进步分子”的人士的攻击，大声叱骂着他作为旧社会最凶恶的这只老虎，怎么还在装聋作哑而不主动出来反省。
沈醉以他特务人员的高明口才敷衍过这番攻讦之后，与坐在人群另一角的廖耀湘正好对上了一个眼神。他们不属于同个学习小组，往日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但在目光交汇的这一刹那，他们无不意识到对方和自己是“同道中人”，心中为此有着一样的无可奈何。廖耀湘谨记着阮静秋的提醒——好在这次与南京时的状况不同，没有滕骥这种不稳定因素来试图打破他摇摇欲坠的理性。他知道自己应该牢牢缝住嘴巴，就算眼前所见所感的一切吊诡又讽刺到了极点，简直与一个笑话无异，他也不能够说出批判的话。
但作为东北战场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在沈阳城中这项围绕老虎所进行的座谈会上，他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不配有。在东北诸将领均陈述了一番自己与老虎的关联之后，人们开始若有若无地将目光投向他，有的带着些鄙夷的神色，仿佛是在对他的不够“进步”而表达谴责；有的冷眼观望着他是要顽抗到底还是要束手就擒，巴不得他暴跳起来怒骂一场，好叫他们有热闹可看；极少数如郑庭笈那样真心关切他的则悄声提醒，要他无论如何说几句话，否则今日绝过不了这一关，还会落下消极抵抗、拒绝改造的话柄。
廖耀湘想，这状况必然是阮静秋没有想过的，她所说的“多说多错”固然很有道理，但她并不知道，在功德林的学员队伍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有时沉默不语也会成为一个人无可辩解的罪责。他眼见杜聿明带头投身于这场荒诞的发言，已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和他倾诉这些苦闷；出了功德林的大院高墙，外头的这片自由世界里也没有了那座清幽静谧的花房，可让他暂时躲藏栖身。如今的他何尝不是仍在溃败逃亡的路上？友人与部下一个个与他失散，他渡不过遥远的、辽河上的浮桥，最终还是要沦为俘虏。他不得不暂时屈服、低头认罪，将难以言说的情绪化作无声的苦笑，而后指着某一只背对画面的小老虎告诉众人，那无疑就是辽西溃败后没头苍蝇似的到处逃窜的自己。
人们满意地看到他加入争相认罪、积极进步的主旋律当中，一些人甚至为与他争抢着同一只老虎而感到了沾沾自喜。天色渐晚，他的投降为这场言语的战斗吹响了全面胜利的号角，小组长们与学委成员先后上台做总结发言并鸣金收兵。廖耀湘双目放空，无神地望向那些来往的身影，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连真假对错都不能够辨识分明。他不明白，难道这一百多人全都是积极的、进步的，只有他和沈醉冥顽不灵吗？又或者，是这一百多人全部陷于了一种群体性的狂热，而唯独他和沈醉尚算清醒？
身旁的鼾声如雷、窗外的月色如水，他在这个难眠之夜里辗转反侧，心中茫然、困惑与孤独交织。他多希望他的小秋此时就在身旁，她不光会愿意听他倾诉一番今日的苦闷，也必然能用巧妙的语言化解他的惆怅、抚平他的波澜。但想起她近来紧锁的眉与疲惫的眼，他又不忍心再将这件事说给她，成为她心头的又一分忧愁。借着微茫的月色，他披着外衣悄悄坐起了身，摸索着在记事本上写下：
“亲爱的小秋：
这是一封我暂不打算寄出的信件。它并非包含了什么难以启齿的秘密，而只是有关于我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困惑。我既盼望能将它们说给你听，又不愿它徒增你的忧愁，故而暂时记在这里……”
秋意正浓，一则喜讯与将军们返回功德林的步伐前后脚踏入这座高墙：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更值得惊喜的是，他不但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还是杜致礼的丈夫、杜聿明的女婿。中科院的张院士亲自来向杜聿明传达这一喜讯，并告知他，此前的那封书信已经顺利送到了杜致礼手中，在动身前往瑞典参加颁奖典礼之际，他来请杜聿明向杨振宁写一封简短的贺信。
这是去年听闻噩耗以来，杜聿明的脸上第一次露出喜悦和开怀的笑容，眼中第一次流下欣慰和感慨的泪水。学员们纷纷来向他表示祝贺，他面带微笑，一一抱拳还礼。他的亲家，杨振宁博士的父亲杨武之教授不久后也来造访功德林，他此行是要去日内瓦探望儿子儿媳一家，理应再捎带一份亲家的书信。
杜聿明将这两份书信都写得简短而认真。杨武之离开会客室时，廖耀湘正好从附近经过，外出参观归来以后，他与杜聿明之间似乎生出了一些微妙的距离，听闻喜讯传来，他只是和其他学员一样去和他礼节性地道了贺，没再就此进行个人之间的交流。他听说今日来的这位杨教授是他的亲家，于是当看见阮静秋悄悄向他走去，并将什么东西交给他的时候，就不由得感到了一些困惑，但她又好像躲着他似的，既不去花房里等他，也不在医务室做理疗，直到入冬他也没有找到机会追问。天气越来越冷，他身着厚实的棉衣，行走在高墙与胡同之间，越发感到彻骨严寒向自己逼近。他的心中回响着苍凉的悲号：他的友人已不复过往，难道爱人也要离他而去吗？
“新闻？”廖耀湘想了想，“还不是老样子，从早到晚一半学习一半劳作。鸡毛蒜皮的琐事固然多，可没有几件能称得上新闻。”他偏头瞧了瞧她，似乎察觉到她话里有话：“你想问什么？”
阮静秋强装镇定地回答：“我在路上看了报纸，沿途也听到了一些议论，说是党内要进行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一次全面整顿，也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提出批评意见。”
廖耀湘答道：“噢，你说的是四月底的那篇报道。学委会每天清早都组织学员们读报，这篇报道我们也看了。不过，这好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功德林里，对这些‘主义’并没有切实的感受，作为在押改造的战犯，更没有立场对政府和执政党提出批评意见呀。”他蹙眉道：“这事很严重么？外头的人怎么说？”
阮静秋谨慎地道：“说什么的都有，大部分当然乐意响应号召去提意见，但好像也有一些不理智的观点。”她忽然抓住他的手：“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要是哪里说得不对，你只当没听过。我知道你是最不爱说假话的，你有一肚子的墨水、一脑袋的知识，可你一向不喜欢像有些学员那样装作很积极进步的姿态来哗众取宠。我想提醒的是，如果遇到这类你不喜欢的场合，宁可什么也不说，也好过和人争执起来，一不小心落下话柄。”
廖耀湘露出困惑的表情，但应声道：“我知道了。”又忍不住问：“奇怪，这话可不像你以往的风格。你不一贯是有一说一、直来直往的人么？怎么忽然转性了，要劝我做一只没嘴葫芦？”
阮静秋仍背向着他说：“年纪大了，越来越胆小也是常理。我不知道有一说一能带来什么切实的好处，只知道有些话多说多错，只要不说，就不至于惹出祸端。”
廖耀湘叹口气，从后揽住了她：“我的好姑娘，你是近来操心过头了。”说着又抬起两手，将指尖轻轻抵住她额角，边打着圈按揉，边柔声哄劝道：“这里只有你我，不论说什么都不会落下话柄，更不会惹出祸端。听我的，什么都不要想，靠着我歇一会儿……”
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自打休假归来，她越来越少笑，每逢他撞见她一个人的场合，她总蹙着眉头，满脸满眼都是道不尽的愁，可每每开口追问，她又总推说什么事也没有。尽管一头雾水，但他仍然听从了她的劝告，除却学习中一些必要的讨论，他越来越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尽量避免与别的学员谈论当下的时事或产生无谓的矛盾。时节入秋，功德林管理所破天荒地组织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参观游览，北至长春、南达武汉，总共囊括五六个城市，身体健康的学员均可以外出参与。碍于处分期尚未结束，阮静秋主动提出留守在管理所，廖耀湘有些遗憾不能与她一同外出游览，但新换的秋装、新式的客车和一路所见的新面貌很快使他把这点遗憾忘去了脑后。
对于曾参与这趟旅程的学员来说，没有什么比亲眼目睹国家崭新的面貌更能令人切身感受到两种制度之间的鲜明对比。途经的每一座城市都为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证的每一个变化都引起了他们真心实意的惊叹。在长春汽车制造厂里，曾经执掌东北九省的杜聿明以他那久违的机械工程师的劲头跳进了一辆刚下流水线的“解放”牌卡车，无比骄傲地开着它在大院里转过了一个又一个来回；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天津市长杜建时则走过海河的堤岸、走过金汤桥下的夕阳，带着怅惘的回忆走进南开大学的礼堂。在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的前一天，这些国民党将军们还有幸踏上了这座工程的桥头堡，争相留下自己到此一游的相片。廖耀湘和杜聿明出现在同一张相片之中，不知是二人自然达成了默契还是冥冥中自有天意，这张合影恰好留出了足够一左一右再站下两个人的空位，就像在某个理想国中，戴安澜和邱清泉本应该活着，他们本应该也出现在这里。
对于廖耀湘来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沈阳某一日参观结束后的一个片段。返回住处以后，王耀武指着楼下的水泥地，人们于是发现那里被画了一群大大小小、被关在铁笼子里的老虎。其中最大的那一只正挥舞利爪、凶相毕露；小老虎们也不甘示弱，伺机而动、跃跃欲试。作画之人借虎喻人，含义不言自明；而学员们竟也真如同画中的神态一般，开展了一番争相认虎的比试。杜聿明作为东北曾经的最高军事长官，当之无愧地首先指认自己是那只最大、最凶恶的老虎，老虎的体格代表着他最为深重的罪恶；范汉杰则争当大老虎身旁的另一只老虎，慷慨激昂地陈述这只老虎所描绘的神态有多么符合自己镇守锦州时狂妄傲慢的形象。东北战场的卢浚泉、郑庭笈等随后发言，分别选取了外围两只较小的老虎代表自己，而后就连没来过东北的邱行湘也争抢着说，这些老虎必定要有他一份，因他多年的绰号就叫做“邱老虎”。
最可笑的是，地上所画的老虎只需一双手就能数得清，居住在这里的一百多名学员却急不可耐地争相认领，每个人都觉得某一只老虎影射的正是自己，每个人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座谈会中口若悬河地生拉硬扯一番，好似不与地上的老虎扯上关系，便有失改造的积极性和认罪的主动性。像沈醉这样懒得装模作样，宁可歪在一旁打瞌睡的，还受到了一些自以为“进步分子”的人士的攻击，大声叱骂着他作为旧社会最凶恶的这只老虎，怎么还在装聋作哑而不主动出来反省。
沈醉以他特务人员的高明口才敷衍过这番攻讦之后，与坐在人群另一角的廖耀湘正好对上了一个眼神。他们不属于同个学习小组，往日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但在目光交汇的这一刹那，他们无不意识到对方和自己是“同道中人”，心中为此有着一样的无可奈何。廖耀湘谨记着阮静秋的提醒——好在这次与南京时的状况不同，没有滕骥这种不稳定因素来试图打破他摇摇欲坠的理性。他知道自己应该牢牢缝住嘴巴，就算眼前所见所感的一切吊诡又讽刺到了极点，简直与一个笑话无异，他也不能够说出批判的话。
但作为东北战场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在沈阳城中这项围绕老虎所进行的座谈会上，他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不配有。在东北诸将领均陈述了一番自己与老虎的关联之后，人们开始若有若无地将目光投向他，有的带着些鄙夷的神色，仿佛是在对他的不够“进步”而表达谴责；有的冷眼观望着他是要顽抗到底还是要束手就擒，巴不得他暴跳起来怒骂一场，好叫他们有热闹可看；极少数如郑庭笈那样真心关切他的则悄声提醒，要他无论如何说几句话，否则今日绝过不了这一关，还会落下消极抵抗、拒绝改造的话柄。
廖耀湘想，这状况必然是阮静秋没有想过的，她所说的“多说多错”固然很有道理，但她并不知道，在功德林的学员队伍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有时沉默不语也会成为一个人无可辩解的罪责。他眼见杜聿明带头投身于这场荒诞的发言，已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和他倾诉这些苦闷；出了功德林的大院高墙，外头的这片自由世界里也没有了那座清幽静谧的花房，可让他暂时躲藏栖身。如今的他何尝不是仍在溃败逃亡的路上？友人与部下一个个与他失散，他渡不过遥远的、辽河上的浮桥，最终还是要沦为俘虏。他不得不暂时屈服、低头认罪，将难以言说的情绪化作无声的苦笑，而后指着某一只背对画面的小老虎告诉众人，那无疑就是辽西溃败后没头苍蝇似的到处逃窜的自己。
人们满意地看到他加入争相认罪、积极进步的主旋律当中，一些人甚至为与他争抢着同一只老虎而感到了沾沾自喜。天色渐晚，他的投降为这场言语的战斗吹响了全面胜利的号角，小组长们与学委成员先后上台做总结发言并鸣金收兵。廖耀湘双目放空，无神地望向那些来往的身影，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连真假对错都不能够辨识分明。他不明白，难道这一百多人全都是积极的、进步的，只有他和沈醉冥顽不灵吗？又或者，是这一百多人全部陷于了一种群体性的狂热，而唯独他和沈醉尚算清醒？
身旁的鼾声如雷、窗外的月色如水，他在这个难眠之夜里辗转反侧，心中茫然、困惑与孤独交织。他多希望他的小秋此时就在身旁，她不光会愿意听他倾诉一番今日的苦闷，也必然能用巧妙的语言化解他的惆怅、抚平他的波澜。但想起她近来紧锁的眉与疲惫的眼，他又不忍心再将这件事说给她，成为她心头的又一分忧愁。借着微茫的月色，他披着外衣悄悄坐起了身，摸索着在记事本上写下：
“亲爱的小秋：
这是一封我暂不打算寄出的信件。它并非包含了什么难以启齿的秘密，而只是有关于我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困惑。我既盼望能将它们说给你听，又不愿它徒增你的忧愁，故而暂时记在这里……”
秋意正浓，一则喜讯与将军们返回功德林的步伐前后脚踏入这座高墙：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更值得惊喜的是，他不但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还是杜致礼的丈夫、杜聿明的女婿。中科院的张院士亲自来向杜聿明传达这一喜讯，并告知他，此前的那封书信已经顺利送到了杜致礼手中，在动身前往瑞典参加颁奖典礼之际，他来请杜聿明向杨振宁写一封简短的贺信。
这是去年听闻噩耗以来，杜聿明的脸上第一次露出喜悦和开怀的笑容，眼中第一次流下欣慰和感慨的泪水。学员们纷纷来向他表示祝贺，他面带微笑，一一抱拳还礼。他的亲家，杨振宁博士的父亲杨武之教授不久后也来造访功德林，他此行是要去日内瓦探望儿子儿媳一家，理应再捎带一份亲家的书信。
杜聿明将这两份书信都写得简短而认真。杨武之离开会客室时，廖耀湘正好从附近经过，外出参观归来以后，他与杜聿明之间似乎生出了一些微妙的距离，听闻喜讯传来，他只是和其他学员一样去和他礼节性地道了贺，没再就此进行个人之间的交流。他听说今日来的这位杨教授是他的亲家，于是当看见阮静秋悄悄向他走去，并将什么东西交给他的时候，就不由得感到了一些困惑，但她又好像躲着他似的，既不去花房里等他，也不在医务室做理疗，直到入冬他也没有找到机会追问。天气越来越冷，他身着厚实的棉衣，行走在高墙与胡同之间，越发感到彻骨严寒向自己逼近。他的心中回响着苍凉的悲号：他的友人已不复过往，难道爱人也要离他而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