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郑洞国的小女儿郑安玉满月，阮静秋获邀到郑家小坐。彼时正是一个微妙的时间点，一番“大鸣大放”之后，政治上的风向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此番无辜受牵连之人则大多集中在高等院校和党外人士之间，民革中也有如龙云这样的被打成了“坏分子”。与外头的风声鹤唳相比，郑家还算风平浪静，郑夫人顾贤娟闲聊时和阮静秋说，“大鸣大放”期间，政府那里来了两位处长请郑洞国提意见，他实在没有什么可说，当时甚至有些尴尬；现在看来，当时什么意见也没有提，既是他发自内心的回答，也使他们一家免于卷入这场风波，可算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保佑了他们一家平安。
前任郑夫人陈碧莲心系上海，不愿随夫迁往北京生活，因此在郑洞国北上到水利部任职那时选择和他离婚；而顾贤娟与阮静秋同岁，一九五六年才经人介绍嫁给了郑洞国。按郑氏夫妇的意思，满月酒只是图个吉利，不要大操大办引人注目，来家中拜访祝贺的亲友大多也只是说几句话就走。但当阮静秋放下礼物又寒暄几句，正要告辞的时候，却被他俩坚决地留了下来。
顾贤娟和她是第一次见面，连声说和她聊得投缘，甚至提出要亲自下厨为她做几道拿手好菜。郑洞国和阮静秋一齐对此表示反对，先是阮静秋说道：“嫂子才刚出了月子，无论如何不能劳累辛苦。”郑洞国旋即在旁补充：“但贤娟说得很有道理，你好容易到家里来，至少应当吃一顿饭再走。她不便劳累，只好勉强你来品评一下我的厨艺。”
阮静秋连忙说：“不敢、不敢！”语罢将怀里小小软软的婴儿交回她母亲怀中，自觉地跟着郑洞国去帮厨。他这位曾经万人之上的将军如今也颇习惯于洗手作羹汤了，她偷瞧着他洗菜切配的流程，感到他对此已非常熟练老道，甚至用不着多一个人在这里帮忙。她见缝插针，积极主动地清洗碗筷、收拾果皮，郑洞国看她一副想要帮忙又偏帮不上忙的样子，在旁笑着打趣道：“你在厨房里的样子，可没有抱孩子的时候自在。”
阮静秋闻言，短暂地回味了一下方才抱孩子时的内心活动，感到那确实比在厨房挥舞炒勺要好得多了。小婴儿香香软软，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地躺在她怀里睡大觉，她一点力气也不敢使，连拍抚她的力道也轻之又轻，真怕一个不慎弄碎了这件娇嫩脆弱的珍宝。她也承认自己多少有点儿羡慕——医院那边的体检结果总是模棱两可，她看着那些意义不明的报告想，也许自己此生真的已没有机会成为母亲。她发自内心地感叹：“谁叫我自己没有孩子呢？她那么轻、那么小，我能这样抱着她一整天！”
郑洞国又笑问：“你既然这么喜欢小孩，怎么还不尽早办妥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贤娟是个热心肠，之前听说你的事情，早就要给你张罗对象。只是我记得，上一回见到光亭，和他聊起你时，他曾叮嘱过不要我们干涉你的婚事，你自己早有主张。我正好借机问一问你，你这个‘主张’，到底有是没有？若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她那里可有一长串适龄青年等着给你推荐。”
阮静秋一愣，她没想到杜聿明细致到这种程度，竟然连这种事都特意关怀叮嘱。她尴尬地抓抓头，自觉也不好就这样告诉他自己和廖耀湘的事，只得敷衍道：“就算是有吧。我自己活得迷迷糊糊，也不好意思再拖哪个无辜青年来蹚我这趟浑水。再说，我一年到头几乎都住在功德林里，每天的日子就是看病和写病历，这时候忽然成个家，只怕要鸡飞狗跳、乱作一团呢！”
这话里漏洞百出，好在郑洞国并没追问，只是委婉地提醒道：“总之，你要为自己有个长远的打算。功德林里是有不少旧日的朋友可谈天作伴，但那毕竟不是一辈子的事情。对于国家来说，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不假，但正像你说的，对你个人的生活和日后的婚事只怕会成为一种负担。民革这里倒是一直很缺人手，你要是愿意来帮忙，我应当可以出面去说一声。”
后来许多天，她都想着郑洞国语重心长的这番劝告。倒不是说她也认为功德林的工作变成了一种负担，而是他的提醒让她意识到，许多事应该尽早做未雨绸缪的打算。往远了说，如果想要使廖耀湘免于遭受她梦中所见的命运，由黄伯溶和廖定一出面，在他特赦之后接他去美国定居就是当下最可行的一种办法；再说回近的，如果美国那边联系不上，而他又不愿意出国的话，他俩就要想法离这个政治漩涡的中心越远越好，比如在那场风暴之前搬到香港去。功德林的工作因此必然会成为其中最不稳定的一颗定时炸弹，上至管理所、市局和公安部的领导们，下到街头巷尾的街坊百姓，他们谁也不可能接受在押战犯特赦之后就立刻和管理所的医生走在了一起。要是这几年两个人偷偷摸摸搞地下情的事被翻出来作文章，那就更是一桩巨大的罪过，别说蹲号房，他俩被一起枪毙也不是不可能。
当一个人的年纪抵达三十五岁这样的分水岭，无法回头地要向衰老步步逼近的时候，变得惜命似乎是一种本能反应。阮静秋因此思索着，她或许应该在廖耀湘特赦之前设法调离功德林以回避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她又想到戴安澜和邱清泉——在他们两人的事情上，她没有条件、也没有意识去考虑“未雨绸缪”的可行性，当事情已经开始朝着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并进行到攸关生死的那个关键节点的时候，无论她干涉与否，都无法再改变既定的历史。她不知道未雨绸缪究竟能不能为未来的命运造成一点点影响，但她想，她总要试试看。
一九五八年的新春，飞雪带着大洋彼岸的一封信函飞进了功德林的高墙。带来喜讯的是刚从日内瓦返回的杨武之教授——经由杜致礼和杨振宁在美国多番询问打听，他们终于获知，廖定一这年刚刚从美国的医学院博士毕业，正要把母亲黄伯溶从台湾接来美国定居。听闻父亲尚在人世的消息，他激动万分，在这封长长的信件中详述了母子俩这些年来的生活，并随信附上了自己的毕业留影。信件与照片先是辗转寄到日内瓦，又由杨教授捎回国，最终平安抵达廖耀湘手中。他爱不释手地捧着廖定一身穿博士长袍的相片，喜滋滋地向每个路过的人介绍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在美国所取得的杰出成果；他又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收在怀中，时不时就拿出来反复地阅读，无论已读过了多少遍，他还是会在看到信中描写他们在台湾艰难地、几乎靠旧部同僚救济才能生存的那些岁月时流下泪水。他写了又改、改了又重来，在万般纠结与苦涩中也写下一封长长的回信，不具名地简要介绍了自己在功德林的两年生活、勉励儿子认真工作并叮嘱他尽心侍奉孝顺母亲。还有一些宽慰他们的话语，如自己争取早日去和他们团聚，或是欢迎他们回到大陆之类的话，他写过，最终又都删去了。
阮静秋和其他学员一样作为旁观者见证了这件喜讯，但她没去问廖耀湘在回信中写了什么，甚至也不知道廖定一随信还寄来了自己的相片。去年底杨教授来时，她曾托他将一封信转交给杜致礼，信中即是托她代为联络黄伯溶和廖定一的事情，没想到一切进展得这么顺利，短短两个多月后就有回音传来。假如双方能一直保持联络，日后由他们出面接廖耀湘去美国绝不是一个坏主意。
但对她来说，这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她再怎样宽宏无私、再怎样未雨绸缪，也做不到亲手将自己心爱的人往外推还不惆怅伤神。躲着廖耀湘走已是她能想出的唯一的办法，否则以他兵团司令的高度警觉及敏锐，三两句就能识破她的心中所想。那些日子，她叹气的频率呈指数级增长，甚至当杜聿明就在她身旁的时候，她也还是没忍住轻轻叹了声气。
每到冬日天气最冷的时候，医务室上下就要为这些老结核病人提心吊胆。杜聿明尤其是抵抗力较差的一位，他不见得会像旁人那样出现什么受凉感冒的症状，但只要一有不适，他的体温就能从半夜一直飙升到第二天清早。胡同里的几个单间正是为这些偶尔需要医生们贴身照料的学员们特别准备的，这晚杜聿明躺在单间的床上，阮静秋坐在一旁盯着吊瓶，在软管里滴下第三百六十五滴药液的时候，她又叹了一声气。
杜聿明在她的叹气声中翻了个身，眼眸掩藏在漆黑的深夜里，无声地望向她。阮静秋意识到吵醒了他，连忙摇摇头，抬手捂住嘴巴。他旋即开口问道：“你怎么了？”又说：“是为了建楚的事？”
阮静秋被他问得一愣，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才好。杜聿明大概是以为她正为美国来的那封信而吃醋，开口安慰她道：“我没有和他单独聊过这件事，并不太清楚他究竟怎样想。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既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人，也不会在给过你承诺之后无情无义地抛下你。他知道你正为这事发愁么？你怎么不去当面问问他？”
阮静秋忽然问他：“你愿意娶我吗？”
这回轮到杜聿明一动不动地发愣。在发愣期间，他快速地眨了眨眼睛，显然除却吃惊以外，也很为她这个无厘头的问题而感到困惑。过了许久，正在她窘迫得无所适从，打算开口收回问题的时候，他叹口气，答道：“我不能娶你。这不光是因为我现在的身份不允许结婚，更重要的是，你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恐怕并不是真心想要嫁给我。”
阮静秋苦笑道：“你说得是。对不起，我是脑子短路了，胡言乱语的。”
两个人相顾无言。阮静秋自己也不明白她刚才怎么能开口问他愿不愿意娶自己这种尴尬至极的问题，难道还指望着他回答“愿意”，然后承认自己打算撬好兄弟的墙角不成。她不打算再想下去了，也不打算再和他深谈下去，免得越描越黑。屋里还有张折叠床，她将它支在他床边，背向着他侧躺下去。或许是近来时常发愁导致睡眠不足，这几天她困乏得很，别说值夜熬通宵了，就算在白天她也是沾枕头就能睡着。杜聿明安静地盯着她的背脊看了片刻，见她确实闭着眼睡熟了，才悄悄起身，展开一床毯子轻轻盖住了她。
前任郑夫人陈碧莲心系上海，不愿随夫迁往北京生活，因此在郑洞国北上到水利部任职那时选择和他离婚；而顾贤娟与阮静秋同岁，一九五六年才经人介绍嫁给了郑洞国。按郑氏夫妇的意思，满月酒只是图个吉利，不要大操大办引人注目，来家中拜访祝贺的亲友大多也只是说几句话就走。但当阮静秋放下礼物又寒暄几句，正要告辞的时候，却被他俩坚决地留了下来。
顾贤娟和她是第一次见面，连声说和她聊得投缘，甚至提出要亲自下厨为她做几道拿手好菜。郑洞国和阮静秋一齐对此表示反对，先是阮静秋说道：“嫂子才刚出了月子，无论如何不能劳累辛苦。”郑洞国旋即在旁补充：“但贤娟说得很有道理，你好容易到家里来，至少应当吃一顿饭再走。她不便劳累，只好勉强你来品评一下我的厨艺。”
阮静秋连忙说：“不敢、不敢！”语罢将怀里小小软软的婴儿交回她母亲怀中，自觉地跟着郑洞国去帮厨。他这位曾经万人之上的将军如今也颇习惯于洗手作羹汤了，她偷瞧着他洗菜切配的流程，感到他对此已非常熟练老道，甚至用不着多一个人在这里帮忙。她见缝插针，积极主动地清洗碗筷、收拾果皮，郑洞国看她一副想要帮忙又偏帮不上忙的样子，在旁笑着打趣道：“你在厨房里的样子，可没有抱孩子的时候自在。”
阮静秋闻言，短暂地回味了一下方才抱孩子时的内心活动，感到那确实比在厨房挥舞炒勺要好得多了。小婴儿香香软软，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地躺在她怀里睡大觉，她一点力气也不敢使，连拍抚她的力道也轻之又轻，真怕一个不慎弄碎了这件娇嫩脆弱的珍宝。她也承认自己多少有点儿羡慕——医院那边的体检结果总是模棱两可，她看着那些意义不明的报告想，也许自己此生真的已没有机会成为母亲。她发自内心地感叹：“谁叫我自己没有孩子呢？她那么轻、那么小，我能这样抱着她一整天！”
郑洞国又笑问：“你既然这么喜欢小孩，怎么还不尽早办妥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贤娟是个热心肠，之前听说你的事情，早就要给你张罗对象。只是我记得，上一回见到光亭，和他聊起你时，他曾叮嘱过不要我们干涉你的婚事，你自己早有主张。我正好借机问一问你，你这个‘主张’，到底有是没有？若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她那里可有一长串适龄青年等着给你推荐。”
阮静秋一愣，她没想到杜聿明细致到这种程度，竟然连这种事都特意关怀叮嘱。她尴尬地抓抓头，自觉也不好就这样告诉他自己和廖耀湘的事，只得敷衍道：“就算是有吧。我自己活得迷迷糊糊，也不好意思再拖哪个无辜青年来蹚我这趟浑水。再说，我一年到头几乎都住在功德林里，每天的日子就是看病和写病历，这时候忽然成个家，只怕要鸡飞狗跳、乱作一团呢！”
这话里漏洞百出，好在郑洞国并没追问，只是委婉地提醒道：“总之，你要为自己有个长远的打算。功德林里是有不少旧日的朋友可谈天作伴，但那毕竟不是一辈子的事情。对于国家来说，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不假，但正像你说的，对你个人的生活和日后的婚事只怕会成为一种负担。民革这里倒是一直很缺人手，你要是愿意来帮忙，我应当可以出面去说一声。”
后来许多天，她都想着郑洞国语重心长的这番劝告。倒不是说她也认为功德林的工作变成了一种负担，而是他的提醒让她意识到，许多事应该尽早做未雨绸缪的打算。往远了说，如果想要使廖耀湘免于遭受她梦中所见的命运，由黄伯溶和廖定一出面，在他特赦之后接他去美国定居就是当下最可行的一种办法；再说回近的，如果美国那边联系不上，而他又不愿意出国的话，他俩就要想法离这个政治漩涡的中心越远越好，比如在那场风暴之前搬到香港去。功德林的工作因此必然会成为其中最不稳定的一颗定时炸弹，上至管理所、市局和公安部的领导们，下到街头巷尾的街坊百姓，他们谁也不可能接受在押战犯特赦之后就立刻和管理所的医生走在了一起。要是这几年两个人偷偷摸摸搞地下情的事被翻出来作文章，那就更是一桩巨大的罪过，别说蹲号房，他俩被一起枪毙也不是不可能。
当一个人的年纪抵达三十五岁这样的分水岭，无法回头地要向衰老步步逼近的时候，变得惜命似乎是一种本能反应。阮静秋因此思索着，她或许应该在廖耀湘特赦之前设法调离功德林以回避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她又想到戴安澜和邱清泉——在他们两人的事情上，她没有条件、也没有意识去考虑“未雨绸缪”的可行性，当事情已经开始朝着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并进行到攸关生死的那个关键节点的时候，无论她干涉与否，都无法再改变既定的历史。她不知道未雨绸缪究竟能不能为未来的命运造成一点点影响，但她想，她总要试试看。
一九五八年的新春，飞雪带着大洋彼岸的一封信函飞进了功德林的高墙。带来喜讯的是刚从日内瓦返回的杨武之教授——经由杜致礼和杨振宁在美国多番询问打听，他们终于获知，廖定一这年刚刚从美国的医学院博士毕业，正要把母亲黄伯溶从台湾接来美国定居。听闻父亲尚在人世的消息，他激动万分，在这封长长的信件中详述了母子俩这些年来的生活，并随信附上了自己的毕业留影。信件与照片先是辗转寄到日内瓦，又由杨教授捎回国，最终平安抵达廖耀湘手中。他爱不释手地捧着廖定一身穿博士长袍的相片，喜滋滋地向每个路过的人介绍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在美国所取得的杰出成果；他又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收在怀中，时不时就拿出来反复地阅读，无论已读过了多少遍，他还是会在看到信中描写他们在台湾艰难地、几乎靠旧部同僚救济才能生存的那些岁月时流下泪水。他写了又改、改了又重来，在万般纠结与苦涩中也写下一封长长的回信，不具名地简要介绍了自己在功德林的两年生活、勉励儿子认真工作并叮嘱他尽心侍奉孝顺母亲。还有一些宽慰他们的话语，如自己争取早日去和他们团聚，或是欢迎他们回到大陆之类的话，他写过，最终又都删去了。
阮静秋和其他学员一样作为旁观者见证了这件喜讯，但她没去问廖耀湘在回信中写了什么，甚至也不知道廖定一随信还寄来了自己的相片。去年底杨教授来时，她曾托他将一封信转交给杜致礼，信中即是托她代为联络黄伯溶和廖定一的事情，没想到一切进展得这么顺利，短短两个多月后就有回音传来。假如双方能一直保持联络，日后由他们出面接廖耀湘去美国绝不是一个坏主意。
但对她来说，这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她再怎样宽宏无私、再怎样未雨绸缪，也做不到亲手将自己心爱的人往外推还不惆怅伤神。躲着廖耀湘走已是她能想出的唯一的办法，否则以他兵团司令的高度警觉及敏锐，三两句就能识破她的心中所想。那些日子，她叹气的频率呈指数级增长，甚至当杜聿明就在她身旁的时候，她也还是没忍住轻轻叹了声气。
每到冬日天气最冷的时候，医务室上下就要为这些老结核病人提心吊胆。杜聿明尤其是抵抗力较差的一位，他不见得会像旁人那样出现什么受凉感冒的症状，但只要一有不适，他的体温就能从半夜一直飙升到第二天清早。胡同里的几个单间正是为这些偶尔需要医生们贴身照料的学员们特别准备的，这晚杜聿明躺在单间的床上，阮静秋坐在一旁盯着吊瓶，在软管里滴下第三百六十五滴药液的时候，她又叹了一声气。
杜聿明在她的叹气声中翻了个身，眼眸掩藏在漆黑的深夜里，无声地望向她。阮静秋意识到吵醒了他，连忙摇摇头，抬手捂住嘴巴。他旋即开口问道：“你怎么了？”又说：“是为了建楚的事？”
阮静秋被他问得一愣，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才好。杜聿明大概是以为她正为美国来的那封信而吃醋，开口安慰她道：“我没有和他单独聊过这件事，并不太清楚他究竟怎样想。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既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人，也不会在给过你承诺之后无情无义地抛下你。他知道你正为这事发愁么？你怎么不去当面问问他？”
阮静秋忽然问他：“你愿意娶我吗？”
这回轮到杜聿明一动不动地发愣。在发愣期间，他快速地眨了眨眼睛，显然除却吃惊以外，也很为她这个无厘头的问题而感到困惑。过了许久，正在她窘迫得无所适从，打算开口收回问题的时候，他叹口气，答道：“我不能娶你。这不光是因为我现在的身份不允许结婚，更重要的是，你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恐怕并不是真心想要嫁给我。”
阮静秋苦笑道：“你说得是。对不起，我是脑子短路了，胡言乱语的。”
两个人相顾无言。阮静秋自己也不明白她刚才怎么能开口问他愿不愿意娶自己这种尴尬至极的问题，难道还指望着他回答“愿意”，然后承认自己打算撬好兄弟的墙角不成。她不打算再想下去了，也不打算再和他深谈下去，免得越描越黑。屋里还有张折叠床，她将它支在他床边，背向着他侧躺下去。或许是近来时常发愁导致睡眠不足，这几天她困乏得很，别说值夜熬通宵了，就算在白天她也是沾枕头就能睡着。杜聿明安静地盯着她的背脊看了片刻，见她确实闭着眼睡熟了，才悄悄起身，展开一床毯子轻轻盖住了她。